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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朱光潜是我国现代美学的奠基人之一，他的美学成就至今还影响国内的美学研究。除此之外，他在翻译领域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如果从他的整个学术生涯来看，则朱光潜的学术成就是与其将翻译与研究相结合的学术路径分不开的。本文在梳理国内近十年来对朱光潜美学思想和翻译思想研究的同时，指出了当前朱光潜研究的不足之处，旨在为今后的朱光潜研究开辟新的视角。
关键词： 朱光潜研究 翻译观 美学思想
朱光潜先生（1897—1986年）是我国著名的翻译家、美学家和教育家。受父亲和国文老师的影响，在就读于家乡桐城中学时，他对中国旧诗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弃时文而从古文”。中学毕业后，朱光潜求学于武昌高等师范学校中文系，并于一年后考取香港大学。在这期间，他不仅学习了英国语言、英国文学和心理学，而且学习了教育学、生物学等课程，为其一生的学术和教育活动指明了方向。1922年，他在《怎样改造学术界》中倡导培养“爱真理的精神”、“科学的批评精神”、“创造精神”和“实证精神”，这些观点一直影响着他。
一、朱光潜翻译观研究
翻译作为了解西方文化、沟通中西文化的必要工具和手段一直受到朱光潜先生的重视。欧洲留学8年中，朱光潜先后获得英国文学硕士和法国国家博士学位，并熟练掌握英、法、德语。几十年来，他翻译了300多万字的作品。
高金岭认为朱光潜的翻译生涯可以划分为新中国成立前和新中国成立后两个阶段，他的翻译工作的开展受到所处政治环境的深刻影响[1]。新中国成立前，朱光潜以克罗齐的直觉说为主要理论来源，综合心理距离说与移情说等各种当时最新的理论成果，形成了中国第一个唯心主义美学体系；其此一阶段的翻译为学术服务，是辅助性的。后期则以打通马克思主义美学与西方美学的关联为要务，翻译引进了一大批美学经典与哲学经典著作，其研究成果以序、跋或前言的形式出现，为翻译服务。而这种研究方式的巨大转变如果单纯从学术角度加以解释则在高金岭看来是牵强的，政治因素在其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他认为朱光潜翻译事业的这种N型转变是受到不同时期政治势力对其定位不同造成的直接结果。
高金岭总结出在朱光潜的翻译生涯中，翻译实践与其科学研究始终是相互贯穿、互为依托的[2]。一方面，翻译促进了科研，发展了创造性的思想。另一方面，科研推动着翻译，是做好翻译的前提和保证，能提高翻译的质与量。正是这种翻译与科研相结合的独特治学方法才使得朱光潜先生成为二十世纪中国著名美学家。
刘全福认为朱光潜一生的翻译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结出了累累硕果，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不通一艺莫谈艺”。翻译工作，无论是美学翻译还是文学翻译，不是仅仅懂得外国语言就可以胜任的。译者对原作涉及的知识领域有足够深刻的认识，才能准确理解原作，才能译出上乘之作。“一个人要想在学问上有所建树，不断更新的广博的学识是取得成功的根本前提，创作上如此，做翻译也不例外”[3]。博学并非最终目的，而是“专”的前提。刘全福认为朱光潜的学术生涯与其一生经历是紧密相关的。儿时受到的传统教育及后来在香港和欧洲留学时的经历对他日后从事翻译和美学及心理学研究工作都有重要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后，朱光潜的翻译工作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无论是翻译的数量还是翻译的作品题材上都有很大的不同。对此，刘全福总结：“以此来观照朱光潜毕生的译介生涯，我们不妨说他于前期所表现的就是一种略带稚气的‘浪漫的酒神精神’，后期则明显具有成熟的‘古典的日神精神’。”
在陈文慧看来，朱光潜的文学翻译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其深厚的美学造诣[4]。在《文艺心理学》一书中，朱光潜提到了“美感经验”，并将其运用于诗的翻译之中。诗所使用的媒介是文字，表现的是存于时间的动作，因此诗暗示物体美的办法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描写美所产生的影响；另一种就是化美为媚，诗描写的不是静止的美而是流动的媚[5]。无论是“诗中有画”抑或是“诗为有声画”都印证了这种美感经验生发出的意境。而这种美感经验实际上是一种审美心理过程，具体包括凝神欣赏、不即不离的理想距离、移情、内模仿、再创造五个阶段。它们彼此合作，相互制约。在整个翻译过程中，译者在翻译原作之前要对原作凝神欣赏，然后将自己的这种获取美感经验的心理活动呈现到译作之中去。从译者开始的审美欣赏直到最终的审美再现，或者说译文创作，无不体现出美感经验的特征。
高玉兰从多个角度对朱光潜的翻译观作了分析。她认为在朱光潜看来，对原文忠实是翻译的唯一标准。一个“信”字是历来各派翻译标准中最不易办到的事。所谓“信”是对原文忠实，恰如其分地把它的意思用中文表达出来。
在翻译方法上，自古就有直译和意译之争。“直译与意译的分别根本不应存在”，“直译不能不是意译，而意译也不能不是直译”，“理想的翻译应该是文从字顺的直译”[6]。据此，高玉兰认为朱光潜在翻译西方美学经典作品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和他的翻译方法不无关系。同时，她也认为朱光潜是从文学语言的美学功能角度来看待文学作品的可译性的，因此，对于朱光潜诗歌不可译的观点颇为赞同。
毫无疑问，在近现代中国文学史上，翻译和创作互相配合，相得益彰。“在现代研究文学，不精通一两种外国文是一个大缺陷。……最好我们学文学的人都能精通一两种外国文，直接阅读外国文学名著。为多数人设想，这一层或不易办到，不得已而思其次，我们必须做大规模的有系统的翻译”[7]。高玉兰认为朱光潜关于翻译与创作关系的上述观点和他的学术背景有很大的关系。在学术生涯中，他始终边翻译边创作，翻译和创作互相依托，才在学术领域和翻译领域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
二、朱光潜美学思想研究
作为中国二十世纪现代美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朱光潜对我国现代美学事业的兴起和发展功不可没。西方美学的翻译实践和作品引进使得他在美学研究方面取得了卓越成就，这成为中国现代美学发展的一个缩影。《西方美学史》是朱光潜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最重要的一部著作，也是我国学者撰写的第一部美学史著作，代表了中国研究西方美学思想的水平，具有开创性的学术价值。 尽管朱光潜在美学研究上取得的巨大成就是建立在他丰富的西方美学知识基础之上的，但他本人的审美主义和审美观点却根植于传统的中华儒家文化土壤之中。刘悦笛就认为朱光潜的美学思想看重“想象”的提升，并且推崇“静穆”的风格。而这种风格恰好包含儒家的庄严和达观，即认真中透出严肃，摆脱时可见豁达。艺术和伟大的人生都要“同时并有严肃与豁达之胜”。同时，朱光潜从诗的角度运用西方美学话语，分析意象的构成和境界的本质，并提出著名的“诗境论”。刘悦笛认为朱光潜的主要贡献在于“从尼采的酒神/日神分立出发，把诗的境界理解为情趣与意象，情与景的统一”[8]。
许江也从静穆的角度对朱光潜的美学体系进行了分析。他认为，“静穆”是一种艺术审美观念，在朱光潜的文学批评及美学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9]。通过对温克尔曼、歌德、华兹华斯、黑格尔与尼采等人美学思想的分析，他探讨了朱光潜“静穆”观念的理论来源于思想背景，并认为朱光潜的“静穆”源自于对欧洲近代美学，特别是德国古典美学思想的吸收与借鉴。
克罗齐对朱光潜的美学思想的形成有着重要影响。夏中义与曹谦正是从这一角度入手，以二十世纪中国历史作为背景，把朱光潜在不同时期有关克罗齐的作品和克罗齐经典美学、哲学著作进行比较，并将其分为四个阶段，完整地展示朱光潜美学思想与克罗齐思想的关系史，折射出朱光潜对克罗齐哲学美学不断深化认识与理解的过程[10]。
美感经验是朱光潜美学思想中重要的一环。胡坤玉认为朱光潜在吸收、借鉴与批判克罗齐等西方美学思想的基础上，以艺术为中心，最终形成了他所特有的美感经验理论[11]。这一理论主要分为审美直觉、心理距离和审美移情三个部分。如果比较他的美学观点和西方的美学思想，朱光潜美感经验理论的独特性将充分显现。同时，他的美感经验理论的内容也会更加明确化、系统化。
在《悲剧心理学》的《中译本自序》中，朱光潜写道：“一般读者都认为我是克罗齐式的唯心主义信徒，现在我自己才认识到我实在是尼采式的唯心主义信徒。在我心灵里植根的倒不是克罗齐的《美学原理》中的直觉说，而是尼采的《悲剧的诞生》中的酒神精神和日神精神。”肖鹰认为克罗齐与尼采是矛盾的，朱光潜既不能舍弃克罗齐又不会割舍尼采，皆因为他的思想本身处于这个二律背反的立场。他并不是想做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尝试折中调和两者[12]。事实上，克罗齐和尼采并不仅仅是对立的，二者之间仍然有统一点：审美形象。朱光潜正是把握住了这个统一点，并且有机地把两者结合成为自己的美学思想。克罗齐美学把艺术归为认识问题，这属于认识论的美学传统；而尼采的美学则把艺术归类为存在问题，其实这是反认识论美学的开端。这恰恰是两者的根本区别。朱光潜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因为他长期浸淫于认识论的美学传统中，这一点也让他更多地表现出克罗齐的趋向；但是，正如他在上述《序》中所写的一样，在心灵根底上，他是以艺术为存在的解放形式的，他又是尼采主义的。
三、结语
近年来国内对于朱光潜的研究不可谓不多，得出的结论亦是硕果累累，对朱光潜翻译思想和美学思想的研究定位准确，角度合理。但是，这之中对朱光潜翻译思想的研究虽然从多角度进行了系统的阐述，但大部分都是直接引用朱光潜的原话，缺乏有力的实证对其研究进行证明，没有足够的说服力。另外，正如前文所述，朱光潜不仅仅是一个美学翻译家，对于文学翻译也涉猎颇多。而这恰是当前朱光潜研究的不足之处。诚然，这一跨专业、跨领域的研究极具挑战性，对研究者本人也提出了极高的要求。只有具备一定的专业素养，研究者才能深刻阐释翻译、文学及美学三者之间的联系。
参考文献：
[1]高金岭.翻译与政治[J].上海翻译，2008（2）：67-69.
[2]高金岭.朱光潜独特的治学方法浅析[J].理论学刊，2005（2）：123.
[3]刘全福.筚路蓝缕以启山林[J].东南大学学报，2005（3）：70-74.
[4]陈文慧.从朱光潜“美感经验的特征”看诗歌翻译[J].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9（7）：96.
[5]范方俊.试析朱光潜和钱锺书对于莱辛“诗画异质说”的比较[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7（2）：130.
[6]高玉兰.朱光潜翻译思想探析[J].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5）：384-385.
[7]朱光潜.朱光潜全集（第4卷）[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8：288.
[8]刘悦笛.比较美学视野中的“意境说”[J].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9）：16.
[9]许江.朱光潜“静穆”观念与欧洲近代美学思想的关系[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8（5）：94.
[10]夏中义，曹谦.论朱光潜美学与克罗齐的关系[J].文艺研究，2008（11）：31.
[11]胡坤玉.关于朱光潜美感经验论的探析[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4）：92.
[12]肖鹰.直观与解脱：在尼采与克罗齐之间的朱光潜美学[J].中外文化与文论，2009（1）：130.
基金项目：本文为2013年度安徽省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美学视阈下的朱光潜诗歌翻译研究”（项目编号：SK2013B192）阶段成果。
关键词： 朱光潜研究 翻译观 美学思想
朱光潜先生（1897—1986年）是我国著名的翻译家、美学家和教育家。受父亲和国文老师的影响，在就读于家乡桐城中学时，他对中国旧诗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弃时文而从古文”。中学毕业后，朱光潜求学于武昌高等师范学校中文系，并于一年后考取香港大学。在这期间，他不仅学习了英国语言、英国文学和心理学，而且学习了教育学、生物学等课程，为其一生的学术和教育活动指明了方向。1922年，他在《怎样改造学术界》中倡导培养“爱真理的精神”、“科学的批评精神”、“创造精神”和“实证精神”，这些观点一直影响着他。
一、朱光潜翻译观研究
翻译作为了解西方文化、沟通中西文化的必要工具和手段一直受到朱光潜先生的重视。欧洲留学8年中，朱光潜先后获得英国文学硕士和法国国家博士学位，并熟练掌握英、法、德语。几十年来，他翻译了300多万字的作品。
高金岭认为朱光潜的翻译生涯可以划分为新中国成立前和新中国成立后两个阶段，他的翻译工作的开展受到所处政治环境的深刻影响[1]。新中国成立前，朱光潜以克罗齐的直觉说为主要理论来源，综合心理距离说与移情说等各种当时最新的理论成果，形成了中国第一个唯心主义美学体系；其此一阶段的翻译为学术服务，是辅助性的。后期则以打通马克思主义美学与西方美学的关联为要务，翻译引进了一大批美学经典与哲学经典著作，其研究成果以序、跋或前言的形式出现，为翻译服务。而这种研究方式的巨大转变如果单纯从学术角度加以解释则在高金岭看来是牵强的，政治因素在其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他认为朱光潜翻译事业的这种N型转变是受到不同时期政治势力对其定位不同造成的直接结果。
高金岭总结出在朱光潜的翻译生涯中，翻译实践与其科学研究始终是相互贯穿、互为依托的[2]。一方面，翻译促进了科研，发展了创造性的思想。另一方面，科研推动着翻译，是做好翻译的前提和保证，能提高翻译的质与量。正是这种翻译与科研相结合的独特治学方法才使得朱光潜先生成为二十世纪中国著名美学家。
刘全福认为朱光潜一生的翻译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结出了累累硕果，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不通一艺莫谈艺”。翻译工作，无论是美学翻译还是文学翻译，不是仅仅懂得外国语言就可以胜任的。译者对原作涉及的知识领域有足够深刻的认识，才能准确理解原作，才能译出上乘之作。“一个人要想在学问上有所建树，不断更新的广博的学识是取得成功的根本前提，创作上如此，做翻译也不例外”[3]。博学并非最终目的，而是“专”的前提。刘全福认为朱光潜的学术生涯与其一生经历是紧密相关的。儿时受到的传统教育及后来在香港和欧洲留学时的经历对他日后从事翻译和美学及心理学研究工作都有重要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后，朱光潜的翻译工作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无论是翻译的数量还是翻译的作品题材上都有很大的不同。对此，刘全福总结：“以此来观照朱光潜毕生的译介生涯，我们不妨说他于前期所表现的就是一种略带稚气的‘浪漫的酒神精神’，后期则明显具有成熟的‘古典的日神精神’。”
在陈文慧看来，朱光潜的文学翻译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其深厚的美学造诣[4]。在《文艺心理学》一书中，朱光潜提到了“美感经验”，并将其运用于诗的翻译之中。诗所使用的媒介是文字，表现的是存于时间的动作，因此诗暗示物体美的办法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描写美所产生的影响；另一种就是化美为媚，诗描写的不是静止的美而是流动的媚[5]。无论是“诗中有画”抑或是“诗为有声画”都印证了这种美感经验生发出的意境。而这种美感经验实际上是一种审美心理过程，具体包括凝神欣赏、不即不离的理想距离、移情、内模仿、再创造五个阶段。它们彼此合作，相互制约。在整个翻译过程中，译者在翻译原作之前要对原作凝神欣赏，然后将自己的这种获取美感经验的心理活动呈现到译作之中去。从译者开始的审美欣赏直到最终的审美再现，或者说译文创作，无不体现出美感经验的特征。
高玉兰从多个角度对朱光潜的翻译观作了分析。她认为在朱光潜看来，对原文忠实是翻译的唯一标准。一个“信”字是历来各派翻译标准中最不易办到的事。所谓“信”是对原文忠实，恰如其分地把它的意思用中文表达出来。
在翻译方法上，自古就有直译和意译之争。“直译与意译的分别根本不应存在”，“直译不能不是意译，而意译也不能不是直译”，“理想的翻译应该是文从字顺的直译”[6]。据此，高玉兰认为朱光潜在翻译西方美学经典作品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和他的翻译方法不无关系。同时，她也认为朱光潜是从文学语言的美学功能角度来看待文学作品的可译性的，因此，对于朱光潜诗歌不可译的观点颇为赞同。
毫无疑问，在近现代中国文学史上，翻译和创作互相配合，相得益彰。“在现代研究文学，不精通一两种外国文是一个大缺陷。……最好我们学文学的人都能精通一两种外国文，直接阅读外国文学名著。为多数人设想，这一层或不易办到，不得已而思其次，我们必须做大规模的有系统的翻译”[7]。高玉兰认为朱光潜关于翻译与创作关系的上述观点和他的学术背景有很大的关系。在学术生涯中，他始终边翻译边创作，翻译和创作互相依托，才在学术领域和翻译领域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
二、朱光潜美学思想研究
作为中国二十世纪现代美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朱光潜对我国现代美学事业的兴起和发展功不可没。西方美学的翻译实践和作品引进使得他在美学研究方面取得了卓越成就，这成为中国现代美学发展的一个缩影。《西方美学史》是朱光潜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最重要的一部著作，也是我国学者撰写的第一部美学史著作，代表了中国研究西方美学思想的水平，具有开创性的学术价值。 尽管朱光潜在美学研究上取得的巨大成就是建立在他丰富的西方美学知识基础之上的，但他本人的审美主义和审美观点却根植于传统的中华儒家文化土壤之中。刘悦笛就认为朱光潜的美学思想看重“想象”的提升，并且推崇“静穆”的风格。而这种风格恰好包含儒家的庄严和达观，即认真中透出严肃，摆脱时可见豁达。艺术和伟大的人生都要“同时并有严肃与豁达之胜”。同时，朱光潜从诗的角度运用西方美学话语，分析意象的构成和境界的本质，并提出著名的“诗境论”。刘悦笛认为朱光潜的主要贡献在于“从尼采的酒神/日神分立出发，把诗的境界理解为情趣与意象，情与景的统一”[8]。
许江也从静穆的角度对朱光潜的美学体系进行了分析。他认为，“静穆”是一种艺术审美观念，在朱光潜的文学批评及美学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9]。通过对温克尔曼、歌德、华兹华斯、黑格尔与尼采等人美学思想的分析，他探讨了朱光潜“静穆”观念的理论来源于思想背景，并认为朱光潜的“静穆”源自于对欧洲近代美学，特别是德国古典美学思想的吸收与借鉴。
克罗齐对朱光潜的美学思想的形成有着重要影响。夏中义与曹谦正是从这一角度入手，以二十世纪中国历史作为背景，把朱光潜在不同时期有关克罗齐的作品和克罗齐经典美学、哲学著作进行比较，并将其分为四个阶段，完整地展示朱光潜美学思想与克罗齐思想的关系史，折射出朱光潜对克罗齐哲学美学不断深化认识与理解的过程[10]。
美感经验是朱光潜美学思想中重要的一环。胡坤玉认为朱光潜在吸收、借鉴与批判克罗齐等西方美学思想的基础上，以艺术为中心，最终形成了他所特有的美感经验理论[11]。这一理论主要分为审美直觉、心理距离和审美移情三个部分。如果比较他的美学观点和西方的美学思想，朱光潜美感经验理论的独特性将充分显现。同时，他的美感经验理论的内容也会更加明确化、系统化。
在《悲剧心理学》的《中译本自序》中，朱光潜写道：“一般读者都认为我是克罗齐式的唯心主义信徒，现在我自己才认识到我实在是尼采式的唯心主义信徒。在我心灵里植根的倒不是克罗齐的《美学原理》中的直觉说，而是尼采的《悲剧的诞生》中的酒神精神和日神精神。”肖鹰认为克罗齐与尼采是矛盾的，朱光潜既不能舍弃克罗齐又不会割舍尼采，皆因为他的思想本身处于这个二律背反的立场。他并不是想做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尝试折中调和两者[12]。事实上，克罗齐和尼采并不仅仅是对立的，二者之间仍然有统一点：审美形象。朱光潜正是把握住了这个统一点，并且有机地把两者结合成为自己的美学思想。克罗齐美学把艺术归为认识问题，这属于认识论的美学传统；而尼采的美学则把艺术归类为存在问题，其实这是反认识论美学的开端。这恰恰是两者的根本区别。朱光潜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因为他长期浸淫于认识论的美学传统中，这一点也让他更多地表现出克罗齐的趋向；但是，正如他在上述《序》中所写的一样，在心灵根底上，他是以艺术为存在的解放形式的，他又是尼采主义的。
三、结语
近年来国内对于朱光潜的研究不可谓不多，得出的结论亦是硕果累累，对朱光潜翻译思想和美学思想的研究定位准确，角度合理。但是，这之中对朱光潜翻译思想的研究虽然从多角度进行了系统的阐述，但大部分都是直接引用朱光潜的原话，缺乏有力的实证对其研究进行证明，没有足够的说服力。另外，正如前文所述，朱光潜不仅仅是一个美学翻译家，对于文学翻译也涉猎颇多。而这恰是当前朱光潜研究的不足之处。诚然，这一跨专业、跨领域的研究极具挑战性，对研究者本人也提出了极高的要求。只有具备一定的专业素养，研究者才能深刻阐释翻译、文学及美学三者之间的联系。
参考文献：
[1]高金岭.翻译与政治[J].上海翻译，2008（2）：67-69.
[2]高金岭.朱光潜独特的治学方法浅析[J].理论学刊，2005（2）：123.
[3]刘全福.筚路蓝缕以启山林[J].东南大学学报，2005（3）：70-74.
[4]陈文慧.从朱光潜“美感经验的特征”看诗歌翻译[J].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9（7）：96.
[5]范方俊.试析朱光潜和钱锺书对于莱辛“诗画异质说”的比较[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7（2）：130.
[6]高玉兰.朱光潜翻译思想探析[J].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5）：384-385.
[7]朱光潜.朱光潜全集（第4卷）[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8：288.
[8]刘悦笛.比较美学视野中的“意境说”[J].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9）：16.
[9]许江.朱光潜“静穆”观念与欧洲近代美学思想的关系[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8（5）：94.
[10]夏中义，曹谦.论朱光潜美学与克罗齐的关系[J].文艺研究，2008（11）：31.
[11]胡坤玉.关于朱光潜美感经验论的探析[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4）：92.
[12]肖鹰.直观与解脱：在尼采与克罗齐之间的朱光潜美学[J].中外文化与文论，2009（1）：130.
基金项目：本文为2013年度安徽省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美学视阈下的朱光潜诗歌翻译研究”（项目编号：SK2013B192）阶段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