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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屠杀是日本侵华战争初期在中国古城南京制造的一个特大惨案。从1937年12月13日，全面攻入南京城的日军开始对平民和解除了武装的军警人员实施长达40多天惨绝人寰的大屠杀，30多万人惨遭杀戮。南京这座被称为“六朝古都”的城市，约1/3的建筑被毁，财产损失不计其数。
有人说，南京大屠杀是二战中与波兰奥斯威辛大屠杀、日本广岛原子弹爆炸（对人类使用的第一颗原子弹）并列的三个特大惨案之一；也有人说南京大屠杀是亚洲版的奥斯威辛大屠杀。
一座城市的记忆
85岁的夏淑琴就是这场屠杀的见证者之一。19 37年她只有8岁，12月13日，日军攻入南京城，仅仅一上午的时间，就将她全家祖孙9口人中的7人残忍杀害。夏淑琴在身中3刀后，因昏死过去幸免于难。夏家的悲惨经历被当时南京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主席约翰·马吉用摄影机记录了下来。
在当时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平均每12秒就有一个生命消失，这是所有南京人乃至中国人的噩梦。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通过广播发表《停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二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同盟国之一的南京军事法庭，以南京大屠杀作为特例，设立专案审判。其中，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作出庄严的判定：日军集体屠杀有28案，屠杀人数有19万多人；零散屠杀有858案，尸体达15万多具，死亡人数达30多万。
但是日本方面对这段历史却时常有所回避。1982年，日本发生了文部省修改教科书事件，把“侵略”中国改为“进入”中国，此举激起了南京民众的无比愤怒。在南京大屠杀江东门集体屠杀和万余名死难者丛葬地遗址上，南京市于1983年12月13日立碑，1985年建成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1992年5月，朱成山担任纪念馆负责人，当时纪念馆内馆藏文物不足100件，史料也非常少，基本限于简单的图片。朱成山组织国内国外各种力量加大文物收集工作，并着手制作遇难者名单墙，同时对全南京市70岁以上的老人进行地毯式的普查，积极抢救幸存者证言。
在朱成山抢救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的同时，日本右翼分子也在不断否定南京大屠杀的史实。作为活着的历史证人，幸存者夏淑琴决定站出来，她希望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还原真实的历史。
1994年8月，朱成山与夏淑琴受日本民间团体邀请赴日，向日本公众揭露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真相。在广岛和长崎，他们看到了日本举行的对当年原子弹爆炸的纪念活动，集会最大规模超过10万人，日本首相、各大党派领袖、议会议长等国家核心人物都参加，首相还发表简短讲话。
“我当时很感慨，日本可以纪念广岛、长崎遇难者，我们国家竟然没有任何形式的纪念活动。”朱成山回来之后立即向省市有关部门提出建议。
他的建议很快得到回应，几个月后，当年的12月13日，南京市社会各界人士在纪念馆举行悼念活动，全城拉响警报，放飞和平鸽。这一举动，不仅在南京历史上是第一次，在中国也是首创。
此后数年，悼念活动日益扩大，包括举行和平集会、向遇难者敬献花圈、撞响和平大钟、宣读和平宣言等。
连接历史与和平的纽带
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是举办这些活动的重要平台，经过多次扩建，目前纪念馆占地面积7.4公顷，建筑面积有2.5万平方米，馆藏品达15万多件，名单墙上刻有1万多名遇难者的姓名，年接待观众量在600万人次以上。
纪念馆也成了国际和平交流的纽带。截至目前，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先后在国外50多个城市举办过展览，组织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赴日本各地参加证言集会，维护历史真相，传播历史记忆。
该馆建馆29年来，日本日中协会每年组织访华团，前来南京植树，称之“绿的赎罪”；日本多家和平组织，也会每年来南京举行反侵略战争国际和平集会，年年如此，从未间断。在该馆保存的100多本中外观众留言集中，许多观众的留言十分深刻感人。美国前总统杰米·卡特题词写道：“这里是世界各国憎恶战争与渴望和平的最佳诠释”。
许多来自日本的观众也纷纷留下观后感言。日本长崎大学教授高实康稔在2013年12月13日参观该馆后说：“这里所有的历史照片都让我震惊。以前，在日本国内主要听到的是日本在战争中受到伤害的情况，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知道日本是二战加害者是必须的，更重要的是知道日本曾经对中国人民犯下非常残忍的罪行。”
公祭，不是为了仇恨
尽管不少日本民众对南京大屠杀的罪行表示忏悔，但在加害国日本，一直存在着南京大屠杀虚构论、南京大屠杀根本没有发生过、南京大屠杀是20世纪最大的谎言等种种奇谈怪论。
1998年，日本亚细亚大学教授东中野修道公然指出：夏淑琴是“假证人”。他在著书《南京大屠杀的彻底检证》中，指责夏淑琴“故意编造事实，欺世盗名”，认为“其证词是某个人在某个时间里想象出来的”，他们“只是被政府特意培育成那样”。
这样的指责，令夏淑琴悲愤交加。为了捍卫自己的名誉权和中国人的尊严，2000年，她决定采取法律手段，要求对方停止对她的侵害行为，朱成山为夏淑琴的诉讼案向东京地方法院出具书面证词，并陪同她去日本应诉。7年后，日本东京法庭判定夏淑琴胜诉，获赔400万日元（约合26万元人民币）。
此时的朱成山，在为另外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奔走着：他希望将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祭日12月13日定为“国家公祭日”，这一想法被一些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在国家议事平台上提出，并受到媒体的广泛报道和民众的广泛支持。
“目前幸存者的年龄已经很大，近年来相继离开人世，健在的幸存者只有100多人。对于夏淑琴老人，尽管官司打赢了，却仍不断遭受日本右翼的指责，一再忍受二次加害。设立国家公祭日，对在世的幸存者和死难者遗属们来说，是一种极大的精神慰藉。”朱成山说。
朱成山认为，南京大屠杀绝不是南京一个城市的灾难，而是整个日军侵华战争期间诸多暴行中最集中、最典型、最有代表性意义的一例。南京之悼，理应也是民族之悼！
2014年2月底，中国依照国际惯例决定将12月13日确定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2014年12月13日，第一次国家公祭将在南京举行，祭奠活动将首次上升到国家层面。
“忘记历史是对和平的挑战。”朱成山表示，“我们要维护和平，就要以史为鉴，启迪人们为了亚洲和平、世界和平不要再发生像南京大屠杀这样的人类浩劫。现在，越来越多的海内外人士了解了南京大屠杀的历史真相。”
申请世界记忆遗产
朱成山的另外一个愿望，是把南京大屠杀这一南京的记忆、中国的记忆，变成世界的记忆。
2009年，他和其他10名南京市人大代表联名提出《关于申报世界记忆遗产名录》的议案。2014年3月，国家档案局正式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递交了《南京大屠杀档案》和《“慰安妇”—日军性奴隶档案》提名表，将有11组南京大屠杀档案申报世界记忆遗产。
据朱成山介绍，此次申报的南京大屠杀档案，包括身处国际安全区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舍监程瑞芳日记；美国牧师约翰·马吉16毫米摄影机及其胶片母片；南京市民罗瑾冒死保存下来16张侵华日军自拍的屠杀平民及调戏、强奸妇女的照片。此外，还有战后中国政府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调查资料，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南京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档案，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机构侦查、起诉、审判日本战犯档案等。
朱成山表示，这批档案形成于1937年-1948年间，历史线索清晰、记录真实可信，档案资料互补互证，构成了完整的证据链，从不同角度真实地记录了日军在占领南京期间对放下武器的中国军人和平民百姓的大肆杀戮、抢掠财物、奸污妇女的大量罪行，对于研究当年历史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
有人说，南京大屠杀是二战中与波兰奥斯威辛大屠杀、日本广岛原子弹爆炸（对人类使用的第一颗原子弹）并列的三个特大惨案之一；也有人说南京大屠杀是亚洲版的奥斯威辛大屠杀。
一座城市的记忆
85岁的夏淑琴就是这场屠杀的见证者之一。19 37年她只有8岁，12月13日，日军攻入南京城，仅仅一上午的时间，就将她全家祖孙9口人中的7人残忍杀害。夏淑琴在身中3刀后，因昏死过去幸免于难。夏家的悲惨经历被当时南京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主席约翰·马吉用摄影机记录了下来。
在当时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平均每12秒就有一个生命消失，这是所有南京人乃至中国人的噩梦。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通过广播发表《停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二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同盟国之一的南京军事法庭，以南京大屠杀作为特例，设立专案审判。其中，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作出庄严的判定：日军集体屠杀有28案，屠杀人数有19万多人；零散屠杀有858案，尸体达15万多具，死亡人数达30多万。
但是日本方面对这段历史却时常有所回避。1982年，日本发生了文部省修改教科书事件，把“侵略”中国改为“进入”中国，此举激起了南京民众的无比愤怒。在南京大屠杀江东门集体屠杀和万余名死难者丛葬地遗址上，南京市于1983年12月13日立碑，1985年建成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1992年5月，朱成山担任纪念馆负责人，当时纪念馆内馆藏文物不足100件，史料也非常少，基本限于简单的图片。朱成山组织国内国外各种力量加大文物收集工作，并着手制作遇难者名单墙，同时对全南京市70岁以上的老人进行地毯式的普查，积极抢救幸存者证言。
在朱成山抢救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的同时，日本右翼分子也在不断否定南京大屠杀的史实。作为活着的历史证人，幸存者夏淑琴决定站出来，她希望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还原真实的历史。
1994年8月，朱成山与夏淑琴受日本民间团体邀请赴日，向日本公众揭露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真相。在广岛和长崎，他们看到了日本举行的对当年原子弹爆炸的纪念活动，集会最大规模超过10万人，日本首相、各大党派领袖、议会议长等国家核心人物都参加，首相还发表简短讲话。
“我当时很感慨，日本可以纪念广岛、长崎遇难者，我们国家竟然没有任何形式的纪念活动。”朱成山回来之后立即向省市有关部门提出建议。
他的建议很快得到回应，几个月后，当年的12月13日，南京市社会各界人士在纪念馆举行悼念活动，全城拉响警报，放飞和平鸽。这一举动，不仅在南京历史上是第一次，在中国也是首创。
此后数年，悼念活动日益扩大，包括举行和平集会、向遇难者敬献花圈、撞响和平大钟、宣读和平宣言等。
连接历史与和平的纽带
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是举办这些活动的重要平台，经过多次扩建，目前纪念馆占地面积7.4公顷，建筑面积有2.5万平方米，馆藏品达15万多件，名单墙上刻有1万多名遇难者的姓名，年接待观众量在600万人次以上。
纪念馆也成了国际和平交流的纽带。截至目前，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先后在国外50多个城市举办过展览，组织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赴日本各地参加证言集会，维护历史真相，传播历史记忆。
该馆建馆29年来，日本日中协会每年组织访华团，前来南京植树，称之“绿的赎罪”；日本多家和平组织，也会每年来南京举行反侵略战争国际和平集会，年年如此，从未间断。在该馆保存的100多本中外观众留言集中，许多观众的留言十分深刻感人。美国前总统杰米·卡特题词写道：“这里是世界各国憎恶战争与渴望和平的最佳诠释”。
许多来自日本的观众也纷纷留下观后感言。日本长崎大学教授高实康稔在2013年12月13日参观该馆后说：“这里所有的历史照片都让我震惊。以前，在日本国内主要听到的是日本在战争中受到伤害的情况，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知道日本是二战加害者是必须的，更重要的是知道日本曾经对中国人民犯下非常残忍的罪行。”
公祭，不是为了仇恨
尽管不少日本民众对南京大屠杀的罪行表示忏悔，但在加害国日本，一直存在着南京大屠杀虚构论、南京大屠杀根本没有发生过、南京大屠杀是20世纪最大的谎言等种种奇谈怪论。
1998年，日本亚细亚大学教授东中野修道公然指出：夏淑琴是“假证人”。他在著书《南京大屠杀的彻底检证》中，指责夏淑琴“故意编造事实，欺世盗名”，认为“其证词是某个人在某个时间里想象出来的”，他们“只是被政府特意培育成那样”。
这样的指责，令夏淑琴悲愤交加。为了捍卫自己的名誉权和中国人的尊严，2000年，她决定采取法律手段，要求对方停止对她的侵害行为，朱成山为夏淑琴的诉讼案向东京地方法院出具书面证词，并陪同她去日本应诉。7年后，日本东京法庭判定夏淑琴胜诉，获赔400万日元（约合26万元人民币）。
此时的朱成山，在为另外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奔走着：他希望将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祭日12月13日定为“国家公祭日”，这一想法被一些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在国家议事平台上提出，并受到媒体的广泛报道和民众的广泛支持。
“目前幸存者的年龄已经很大，近年来相继离开人世，健在的幸存者只有100多人。对于夏淑琴老人，尽管官司打赢了，却仍不断遭受日本右翼的指责，一再忍受二次加害。设立国家公祭日，对在世的幸存者和死难者遗属们来说，是一种极大的精神慰藉。”朱成山说。
朱成山认为，南京大屠杀绝不是南京一个城市的灾难，而是整个日军侵华战争期间诸多暴行中最集中、最典型、最有代表性意义的一例。南京之悼，理应也是民族之悼！
2014年2月底，中国依照国际惯例决定将12月13日确定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2014年12月13日，第一次国家公祭将在南京举行，祭奠活动将首次上升到国家层面。
“忘记历史是对和平的挑战。”朱成山表示，“我们要维护和平，就要以史为鉴，启迪人们为了亚洲和平、世界和平不要再发生像南京大屠杀这样的人类浩劫。现在，越来越多的海内外人士了解了南京大屠杀的历史真相。”
申请世界记忆遗产
朱成山的另外一个愿望，是把南京大屠杀这一南京的记忆、中国的记忆，变成世界的记忆。
2009年，他和其他10名南京市人大代表联名提出《关于申报世界记忆遗产名录》的议案。2014年3月，国家档案局正式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递交了《南京大屠杀档案》和《“慰安妇”—日军性奴隶档案》提名表，将有11组南京大屠杀档案申报世界记忆遗产。
据朱成山介绍，此次申报的南京大屠杀档案，包括身处国际安全区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舍监程瑞芳日记；美国牧师约翰·马吉16毫米摄影机及其胶片母片；南京市民罗瑾冒死保存下来16张侵华日军自拍的屠杀平民及调戏、强奸妇女的照片。此外，还有战后中国政府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调查资料，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南京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档案，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机构侦查、起诉、审判日本战犯档案等。
朱成山表示，这批档案形成于1937年-1948年间，历史线索清晰、记录真实可信，档案资料互补互证，构成了完整的证据链，从不同角度真实地记录了日军在占领南京期间对放下武器的中国军人和平民百姓的大肆杀戮、抢掠财物、奸污妇女的大量罪行，对于研究当年历史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