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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流浪过的人，不懂得回家的滋味。因为我们流浪过，多少次曾长夜痛哭，所以我们的人生跟一般人感觉不太一样，回家，是心灵的一个归依吧
他匆匆赶到医院，躺在病床上的老兵已经不会说话了，但眼睛瞪得大大的看着高秉涵。高秉涵俯首对他说，“老哥，我说话算话，我一定抱你回家。”听到这话，老兵的眼泪唰唰往下流。就在高秉涵扭头与医生交谈的那一刻，老兵去世了。护士说，这位老先生等到了您的这一句话才放心离去。
10月29日，81歲的高秉涵做客上海图书馆，为大家讲述了数十年间，他一次次怀抱着台湾老兵们的乡愁，送他们回家的感人故事。（摄影：韦贵莲）
“未曾长夜痛哭的人，不足以谈人生。”10月29日，81岁的高秉涵老先生做客上海图书馆，为大家讲述了海峡两岸开放的数十年间，他一次次怀抱着台湾老兵们的乡愁，送他们回家的感人故事。
高秉涵老先生一生命运多舛、颠沛流离，13岁逃亡台湾，尝尽世间疾苦，后来通过学习改变命运，在跌宕起伏的人生中活出了自己的精彩，还尽自己所能给很多身边的人带来温暖和希望。
法律系毕业的他，在台湾地区法律界工作50年，先后荣获法官界的“忠勤勋章”、“杰出律师服务奖”。年近花甲，他开始奔波两岸，护送台湾老兵骨灰回家，并当选为“2012感动中国年度人物”。
想娘
2012年，在“感动中国”十大人物颁奖现场，有一位记者采访高秉涵先生，“高老，您现在最想说的一句话是什么？” 高秉涵脱口而出，“想娘！”当时，他是用菏泽方言说出来的，怕记者听不清楚，用普通话又重复了一遍：“我想妈妈。”年轻的记者想不到，近80岁的老人还像孩子一样说“想妈妈”，被感动得当场流泪。
“直到现在我还想妈妈！”高秉涵说，在深夜里，他不知多少次痛哭，想念妈妈，想念家人，想念故乡。然而，海峡浅浅，明月弯弯，都了却不了他一辈子的遗憾。
高秉涵的外祖父叫宋绍唐，清末最后一批公费留学生，在日本追随孙中山加入同盟会，是资深的国民党元老派，后任东昌府知府。
高秉涵母亲叫宋书玉，毕业于济南第一女子高等师范学堂，与丈夫高金锡在山东菏泽农村创办新式小学，共同任教，发展乡村教育。1947年5月4日，高秉涵的父亲在地方冲突中被枪杀。两个姐姐失踪，后来才知道是去了延安，成为模范女青年。
1948年，母亲宋书玉担心13岁的儿子高秉涵的生命安危，让他离开家乡逃命，去投奔国民党设在南京的流亡学校。离家那天，他坐上马车，低头啃着石榴，同学提醒他：“高秉涵，你娘给你挥手呢。”他想多啃一口再抬头，结果马车一拐弯儿，就看不到娘了。“从那以后，再也没有见过我娘。以后，我再也不吃石榴了，想起来就难受。 ”
到学校没有多久，学校就解散了。高秉涵跟着比自己稍大一点的学生随着人群往南流亡。由于年龄小，他不知道所到之处是哪里，也不知道要去哪里。他只记得妈妈说的话，跟着人流走，一定要活下去。六个月，他走了六个省，2000多里路，到达厦门。
1949年10月，他挤上了一艘开往台湾的登陆艇。“当时差一点被挤死，真是九死一生。”高老回忆说。他跟着人群到了台湾，他睡在火车站的凳子上，和野狗在垃圾堆里抢吃的，他又成了孤儿流落于台北街头。幸运的是，后来，高秉涵遇到了小学校长，校长劝他读书，高秉涵说：“我不想读书，我想妈妈。”校长说：“傻孩子，我们这一辈子可能都回不了大陆了。你要勤奋读书，读书有出息了才是孝顺妈妈。”
新年到了，到处燃起鞭炮声，14岁的高秉涵独自跑到山顶，对着大陆方向，一声又一声呼喊着：“娘——娘——”喊到嗓子哑，哭到泪水干。
高秉涵勤奋苦读，经过十年寒窗，考上台湾国防管理学院的法律系，1963年毕业后被派往金门任审判员。
直到1979年，高秉涵去国外开会，当时有大陆代表与会，他才写了封家信托人捎给母亲，这封信经过委托同学，经由英国，到美国，终于寄到山东菏泽。信中写：“娘，这么几十年，我还有这个毅力，还要活着，就是为了最后能够活着见您一面，娘，您要等我活着回来。”
第二年5月12日，高秉涵收到来自故乡的第一封家书，信中说，妈妈已经去世一年了。妈妈去世时，在她枕头底下有两件东西，一个是高秉涵幼年的小照片，一个是为他做过的小棉袄。
高秉涵说，有生之年没有见到母亲，就把母亲的遗物珍藏起来。他把母亲用过的镶金的胸针、滴玉小耳环、已经粉化的眼镜、用来捣蒜的小钵子，都装在小盒子里，留在身边。
母亲穿过的湖蓝色绸衣，一直挂在他家中一间屋子的墙上。他说：“我是每天都用头顶顶着我母亲那个衣服，这样等于在她怀里一样。我现在已经80岁的人了，还是像小孩儿一样，想念妈妈。”
思乡
没有了母亲，高秉涵能够寄托思念的只有故土。
刚开始，与高秉涵一起到台湾的部分人对蒋介石“反攻”大陆还抱有幻想，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希望慢慢变成无望。高秉涵觉得自己永远也回不去了，就决定在台湾结婚，结婚的条件是找一个有“铁饭碗”的姑娘。他说，那个时候害怕有战争，他在逃亡路上看到了太多的死亡，他要找一个有工作的女人，万一自己死了，妻子可以独自把孩子带大。
结婚生子后，有了稳定的家庭和工作，但是在高秉涵的内心深处，依然牵挂着故土。他常常回忆起童年一起的玩伴，一起做的游戏，村子里的一草一木。
上个世纪80年代初，曾有一位已经移民阿根廷的菏泽老乡回乡探亲，途经台湾，带了一些家乡的泥土和小吃来，三公斤的土，分给一百多个菏泽老乡。“泥土何其多，唯独故乡贵。”大家信任高秉涵，让他来分。高秉涵分到了3个柿饼和2勺故乡泥土。高秉涵怕小偷把“宝贝”偷走，就把一半土拿塑料布包起来锁到保险箱里，与他夫人的金银首饰放在一起。另一半分七次冲水喝下。高老说：“水是从我嘴里面进去了，但是水一刹那之间又从我眼里出来了，掉的泪呀何止七壶呀。”
他匆匆赶到医院，躺在病床上的老兵已经不会说话了，但眼睛瞪得大大的看着高秉涵。高秉涵俯首对他说，“老哥，我说话算话，我一定抱你回家。”听到这话，老兵的眼泪唰唰往下流。就在高秉涵扭头与医生交谈的那一刻，老兵去世了。护士说，这位老先生等到了您的这一句话才放心离去。
“未曾长夜痛哭的人，不足以谈人生。”10月29日，81岁的高秉涵老先生做客上海图书馆，为大家讲述了海峡两岸开放的数十年间，他一次次怀抱着台湾老兵们的乡愁，送他们回家的感人故事。
高秉涵老先生一生命运多舛、颠沛流离，13岁逃亡台湾，尝尽世间疾苦，后来通过学习改变命运，在跌宕起伏的人生中活出了自己的精彩，还尽自己所能给很多身边的人带来温暖和希望。
法律系毕业的他，在台湾地区法律界工作50年，先后荣获法官界的“忠勤勋章”、“杰出律师服务奖”。年近花甲，他开始奔波两岸，护送台湾老兵骨灰回家，并当选为“2012感动中国年度人物”。
想娘
2012年，在“感动中国”十大人物颁奖现场，有一位记者采访高秉涵先生，“高老，您现在最想说的一句话是什么？” 高秉涵脱口而出，“想娘！”当时，他是用菏泽方言说出来的，怕记者听不清楚，用普通话又重复了一遍：“我想妈妈。”年轻的记者想不到，近80岁的老人还像孩子一样说“想妈妈”，被感动得当场流泪。
“直到现在我还想妈妈！”高秉涵说，在深夜里，他不知多少次痛哭，想念妈妈，想念家人，想念故乡。然而，海峡浅浅，明月弯弯，都了却不了他一辈子的遗憾。
高秉涵的外祖父叫宋绍唐，清末最后一批公费留学生，在日本追随孙中山加入同盟会，是资深的国民党元老派，后任东昌府知府。
高秉涵母亲叫宋书玉，毕业于济南第一女子高等师范学堂，与丈夫高金锡在山东菏泽农村创办新式小学，共同任教，发展乡村教育。1947年5月4日，高秉涵的父亲在地方冲突中被枪杀。两个姐姐失踪，后来才知道是去了延安，成为模范女青年。
1948年，母亲宋书玉担心13岁的儿子高秉涵的生命安危，让他离开家乡逃命，去投奔国民党设在南京的流亡学校。离家那天，他坐上马车，低头啃着石榴，同学提醒他：“高秉涵，你娘给你挥手呢。”他想多啃一口再抬头，结果马车一拐弯儿，就看不到娘了。“从那以后，再也没有见过我娘。以后，我再也不吃石榴了，想起来就难受。 ”
到学校没有多久，学校就解散了。高秉涵跟着比自己稍大一点的学生随着人群往南流亡。由于年龄小，他不知道所到之处是哪里，也不知道要去哪里。他只记得妈妈说的话，跟着人流走，一定要活下去。六个月，他走了六个省，2000多里路，到达厦门。
1949年10月，他挤上了一艘开往台湾的登陆艇。“当时差一点被挤死，真是九死一生。”高老回忆说。他跟着人群到了台湾，他睡在火车站的凳子上，和野狗在垃圾堆里抢吃的，他又成了孤儿流落于台北街头。幸运的是，后来，高秉涵遇到了小学校长，校长劝他读书，高秉涵说：“我不想读书，我想妈妈。”校长说：“傻孩子，我们这一辈子可能都回不了大陆了。你要勤奋读书，读书有出息了才是孝顺妈妈。”
新年到了，到处燃起鞭炮声，14岁的高秉涵独自跑到山顶，对着大陆方向，一声又一声呼喊着：“娘——娘——”喊到嗓子哑，哭到泪水干。
高秉涵勤奋苦读，经过十年寒窗，考上台湾国防管理学院的法律系，1963年毕业后被派往金门任审判员。
直到1979年，高秉涵去国外开会，当时有大陆代表与会，他才写了封家信托人捎给母亲，这封信经过委托同学，经由英国，到美国，终于寄到山东菏泽。信中写：“娘，这么几十年，我还有这个毅力，还要活着，就是为了最后能够活着见您一面，娘，您要等我活着回来。”
第二年5月12日，高秉涵收到来自故乡的第一封家书，信中说，妈妈已经去世一年了。妈妈去世时，在她枕头底下有两件东西，一个是高秉涵幼年的小照片，一个是为他做过的小棉袄。
高秉涵说，有生之年没有见到母亲，就把母亲的遗物珍藏起来。他把母亲用过的镶金的胸针、滴玉小耳环、已经粉化的眼镜、用来捣蒜的小钵子，都装在小盒子里，留在身边。
母亲穿过的湖蓝色绸衣，一直挂在他家中一间屋子的墙上。他说：“我是每天都用头顶顶着我母亲那个衣服，这样等于在她怀里一样。我现在已经80岁的人了，还是像小孩儿一样，想念妈妈。”
思乡
没有了母亲，高秉涵能够寄托思念的只有故土。
刚开始，与高秉涵一起到台湾的部分人对蒋介石“反攻”大陆还抱有幻想，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希望慢慢变成无望。高秉涵觉得自己永远也回不去了，就决定在台湾结婚，结婚的条件是找一个有“铁饭碗”的姑娘。他说，那个时候害怕有战争，他在逃亡路上看到了太多的死亡，他要找一个有工作的女人，万一自己死了，妻子可以独自把孩子带大。
结婚生子后，有了稳定的家庭和工作，但是在高秉涵的内心深处，依然牵挂着故土。他常常回忆起童年一起的玩伴，一起做的游戏，村子里的一草一木。
上个世纪80年代初，曾有一位已经移民阿根廷的菏泽老乡回乡探亲，途经台湾，带了一些家乡的泥土和小吃来，三公斤的土，分给一百多个菏泽老乡。“泥土何其多，唯独故乡贵。”大家信任高秉涵，让他来分。高秉涵分到了3个柿饼和2勺故乡泥土。高秉涵怕小偷把“宝贝”偷走，就把一半土拿塑料布包起来锁到保险箱里，与他夫人的金银首饰放在一起。另一半分七次冲水喝下。高老说：“水是从我嘴里面进去了，但是水一刹那之间又从我眼里出来了，掉的泪呀何止七壶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