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成员之一的蒙古族，在历史上曾经统治华夏一百零四年。在有些史学家目光中，历来认为这个历史阶段是“异族统治”，导致历史的曲笔，长期以来真相湮没或被蒙上一层尘埃。
　　回顾《元史》、《新元史》都从公元一二○六年铁木真统一大漠南北蒙古各部落，即位成吉思汗的时代写起，以迄一三六八年元惠宗脱欢帖木儿北狩为止的一百六十二年这一历史阶段。实际上，自一二○六——一二六○年，忽必烈即帝位于开平(上都)，建元中统，或晚至一二六四年定都燕京(大都)，建立国号大元之前，应称大蒙古国这个阶段为时五十八年。蒙古在中原的实际统治时期，约计一百零四年。但是，惠宗撤出大都，并不能称为元朝的灭亡。明洪武初，惠宗仍在上都称大元皇帝，继续对抗明廷。元将扩廓帖木儿(王保保)仍据太原，拥有晋、陕、甘的元军余部，企图反攻：元宗室梁王巴匝刺尔密，仍据云南。同时，在一三六九年(明洪武二年)，新疆以西原察合台汗国的帖木儿，又建成一个强大的军事集团，即所谓“帖木儿帝国”(建都撒马尔罕)，先后兼并伊尔汗国(葱岭、阿姆河以西的中亚地区，在今乌兹别克一带)、印度德里、波斯、俄罗斯和匈牙利等地，国土比蒙古统治华夏中原时还广大。元主爱猷识里达腊死后，他的儿子脱古思帖木儿继位。帖木儿殂，蒙古分裂为鞑靼、瓦刺二部。元室后裔本雅失里称鞑靼靼可汗。本雅失里被弑，答里巴立。明成祖朱棣亲自率军北征，死于榆木川。嗣后，鞑靼、瓦刺二部火并，瓦刺先盛后衰。瓦刺盛时，也先一度兵临京都城下，生俘明英宗北去。也先于一四五三年自立为大元天圣可汗。瓦刺衰败后，成吉思汗后裔伯颜，又统一大漠南北，一四七○年自称大元可汗(即达延汗)。达延汗的孙子俺答汗，于嘉靖年间，且兵逼北京，直到一五七○年俺答归顺明廷，蒙古才算内附。这已经是穆宗朱载隆庆四年，距朱元璋创建明朝已经两个世纪了。我们姑且称这时经二百零二年的历史阶段为“后元”吧？
　　可惜至今还没有一部完整而精确的元史，更无论全部蒙古史了。明初宋濂、危素的《元史》，成书仓卒，缺漏和舛误不少，而且蒙古初时并无自己的文字，早期的历史多从口头传说递延下来，没有档案可资稽考，自征服吐蕃(西藏)，携回红教教主八思巴，才创立独立的方块拚音文字，它和现行的蒙文有别。从事元史的史学家又多半不识八思巴文字和现行蒙文，更少兼通波斯文、突厥文、俄文以至被当时蒙古征服的欧洲各国文字。柯绍的《新元史》，虽弥补了旧史的某些缺点，却仍不免有含糊和自相矛盾的记载，不能称为完善的著作。现在流行的一些《中国通史》有关元代的部分，在“左”的思想路线影响下，多少抱有民族偏见或以讹传讹。因此，我热烈希望有人能写出正确而详赡的元史和蒙古史。
　　成吉思汗和他的儿孙窝阔台、蒙哥建立了世界上有史以来疆域最广，横跨亚欧大陆的蒙古帝国。嗣后，在忽必烈兴建元朝时，元帝国的版图，除蒙古是“陪嫁”而来之外，已经包括如今的辽、吉、黑三省(金上京路)，中原各省(金在淮河以北地区和南宋故地)，新疆(西辽)、宁夏(西夏)、西藏和青海(吐蕃)以及云南(大理国)。正如《元史·地理志》所载：“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极海表”。这是自唐末五代开始，中国处于分裂状态达三百数十年之久，重新组合，超迈汉、唐盛世的大一统帝国。而在元之前，金与南宋的国土，西边仅止于延安、临洮、成都、贵阳一带。应当感谢元朝的开拓并奠定了今天我们祖国的疆域。在元廷供职的官吏除蒙古人外，还有众多的汉人和西域、中亚、欧洲……人等，即所谓色目人。连朱元璋也不得不承认，元初用人的不分畛域，唯才是录，是旷古所无的。
　　当然，我们也不必避讳，蒙古的对外侵略战争的破坏性，给被占领区的人民带来灾难——震动欧洲的所谓“黄祸”。历史上曾留下蒙古军“到处大杀、大抢、大烧”的残暴纪录。同时代的波斯历史学家阿老丁·志费尼(A.Juvani)，在他的著作中提到从蒙古军占领区死里逃生的幸存者的口述：“他们到来，他们破坏，他们焚烧，他们杀戮，他们劫掠，然后他们离去。”简短的几句话，反映了当时战争的残酷破坏和人们的恐惧心理。这段惨痛的历史，大约从十三世纪二十年代延续到八十年代。一二六○年，忽必烈在中原建立元朝，在诏书中也承认，自成吉思汗创业以来的五十余年中，“武功迭兴，文治多缺”，决意“建极体元，与民更始。”在这之前，连效忠成吉思汗的汉族谋士与国师丘处机，也在他的诗中说：“十年兵火万民愁，千万中无一二留。”这虽是文学的夸张，也证明了当时杀掠是惨重的。这种情况，即使蒙古军大将中的有识之士如史天倪，也向主帅木华黎进言：“今中原初定，而所过犹纵抄掠，非王者吊民伐罪之意，且王(木华黎)奉天子命，为天下除暴，岂可效他将所为？”开国元勋，官爵拜太保，参领中书省事的汉人刘秉忠，上书忽必烈：“以马上取天下，不可以马上治天下”的道理，又说：他自己的家乡邢州，“旧万余户，兵兴以来，不满数百，凋坏曰甚”；当他随忽必烈征大理和伐宋时，屡陈止杀之议，因而“克城之日，不妄杀一人。”另一重臣，官拜太子太师的姚枢，也以宋初曹彬取南唐，不妄杀人，市肆照常营业的故事，条陈忽必烈。汉人中唯一的右丞相史天泽，临终时也奏请元世祖：“但愿天兵渡江(伐襄阳)，慎勿杀掠。”忽必烈对这些奏议，不以为忤，而且一一照办。所以蒙古伐宋，分布止杀之令，“自古平江南，未有如此之速者。”应当说，认为在蒙古人统治中原时期，始终杀掠不已，这是一个误解。数字证明，元朝建立后，经过三十多年的生养休息，全国户口已繁衍到将八千万人了。
　　其次，关于蒙古统治时期的民族关系，确实存在等次的歧异。《元史》、《新元史》保存了真相的纪录，而现行的某些中国通史类著作称：“自元廷明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以至地方行省的行台、宣慰使、廉访使及地方的主官，都由蒙人充任。蒙人自己干不了的，以及各种副职，才尽量使用色目人，汉人只能充任属员，他们认为最忠实可靠的，也大都只能任副职”云云。其实，这并不完全符合事实。
　　远溯成吉思汗时，已任用汉人刘敏、王德真等人。刘敏累从成吉思汗征伐，统率军前两总管府并历官行尚书省事。窝阔台时，用杨惟中，出使西域三十余国，行中书省事，曾经代耶律楚材为中书令：忽必烈时，凡蒙古、汉军诸帅并听杨惟中的节制。忽必烈即帝位前后，更大量使用汉人，其中以刘秉忠最为突出，爵尊太保历十有一年，官居宰辅，举凡有元一代开国时期的典章制度、朝仪、章服，都由刘秉忠拟订颁行，“为一代成宪”；他后来参领中书省事，死后追封常山王，赐予“文正”这样最高的谥号。元代自中书令、右左丞相、平章政事、右左丞以至参知政事，都属于宰相的行列。世祖时，汉人史天泽是首任右丞相，以次的副相有王文统、赵璧、张文谦、宋子贞、张易、卢世荣、姚枢、许衡、吕文焕等二十四人，占开国时期身居相位的七十八人中的三分之一左右。而史天泽、王文统、姚枢、许衡等人，又确实是掌握实权的大吏。嗣位的成宗时期，也有汉相二十五人。以后每朝不断都有汉相。降至惠宗在位的二十八年中，除汉族左丞十三人外，参知政事就有汉人四十八名之多。而这些汉族重臣却被有些通史指为“内奸”和“完全蒙古奴主化了的忠顺奴才”。这些被斥为“帮凶”的人，恰恰个中不乏贤良方正之士。
　　刘秉忠虽位极人臣，而斋居蔬食(他原已出家为僧)，“终日淡然，不异平昔”；其弟秉恕并官礼部尚书。翰林侍讲学士窦默，“面持廷诤，不少挠屈”；其子窦履累官中书左丞、集贤大学士，“方正有父风”。姚枢封爵太子太师、大司农、中书左丞、昭文馆大学士；他从忽必烈伐大理，力谏戒杀，重申曹彬故事。右丞相史天泽，“平居未尝矜其能，拜相之日，门庭悄然。”他出入将相垂五十年，“上不疑而下不怨，人比之郭子仪、曹彬。”史氏父子一门都属河北豪强士族。父秉直从木华黎南征，受命管领降人，“循附有方，远近附者千余万家。降人道饥，秉直将所赐牛羊，悉分食之，全活甚众。”天泽的三个兄弟：天倪累官河北西路兵马都元帅、行府事；天安以军功授行北京元帅府事；天祥也授兵部都元帅，“每攻城，不嗜杀人，忧国爱民之心，老而不忘。”张文谦，历任左丞、御史中丞，领太史院事，后拜枢密副使，是忽必烈的近臣，为人“数忤权，不以为意。”许衡，召为国子监祭酒，议事中书省，拜左丞，尝奏世祖：“前代之有中爱者，必行汉法，乃可长久，”为人“犯颜谏诤，刚毅不屈”，当时名公卿多出于他的门下，丞相安童(木华黎的四世孙)且以师礼尊敬他，人称一代贤相。许衡的儿子师敬，官至参知政事、翰林承旨，“尚节慨，有父风。”徐世隆在世祖中统年间官集贤院学士，“元室典章制度，多出其手。”著名水利、历法学家郭守敬，官拜太史令，迁昭文馆大学士。赵璧，官至大都督，统率蒙汉大军，劝世祖“诛近侍之尤不善者”，被称作“浑身是胆”。张九思在世祖时任工部尚书，累官中书平章政事，加大司徒。宋子贞，中统时拜右三部尚书，典章制度，多所裁定，后来擢升中书平章政事，退休之后，依然“凡有大事，即其家访问”；忽必烈南征，召子贞询以方略。子贞率直陈言：“本朝威武有余，仁德未洽。”何荣祖，官尚书省右丞相、参知政事，当时桑哥专权，“人受其害，荣祖数请罢之，”致桑哥事败伏诛。郝彬，在世祖时先后任工部和户部尚书，拜中书参知政事；仁宗时任大司农卿。许有壬于惠宗时，累官集贤大学士、枢密副使，拜中书左丞，“历事七朝垂五十年，遇国家大事，无不尽言。”丁好礼，精通历法，官京畿漕运使，立漕运成法，便利人民，后升户部尚书，“摞节浮费，以足国用”，后拜参知政事。明军入京师，丁为元室死难。我列举以上若干人，已足验证前代史家论述的谬误了。
　　事实说明，忽必烈在建国之初，采纳施行汉法的意见，励精图治，大量任用汉人、南人居重要职位。他在帝位时期，豁然大度，用人不疑，甚且不拘一格提拔人才，有以布衣陟擢卿相的。我们以往只宣扬成吉思汗，而对忽必烈的评价很不够。这是一个应行弥补的缺陷。忽必烈自从发觉江淮大都督李谋叛事件牵涉平章政事王文统之后，用人才存戒心，怀疑汉书生不可信任，因而佞臣阿合马、桑哥因而得以进用。在忽必烈后期，回回、畏兀儿的官僚势力方才得势，逐渐掌握了朝政。
　　我连带想到元代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问题。传闻当时知识分子的地位很低，仅略高于最末流的乞丐，有所谓“九儒十丐”之说。清乾隆时人赵翼在《陔馀丛考》中记载：“郑所南又谓元制：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民、九儒、十丐。”从道理上论，儒生难道不及普通老百姓？显然这由于郑所南(思肖)是南宋遗民，自然对新朝多所诬罔。赵翼是史学家，不应摭拾浮言，致使真相不明迄今。
　　汉化的契丹人、宿儒耶律楚材，精通天文、地理、律历、术数、释老、医卜的学问。他在金代，充任开州同知，元太宗窝阔台平定燕京，召见耶律，留置左右备谘询，凡军国庶政大都委任楚材参议，后来官拜首辅中书令，“事无巨细，皆先白之。”元朝立国的规模，大抵由耶律厘定。耶律常向太宗进说孔、孟、周敦颐和二程(颢、颐兄弟)纲常名教的道学。金遗民元好问曾函请楚材珍视南中士大夫。楚材即奏准，凡流散河朔的儒士，由官方赡养，订为定例，并在大都设立编修所，在平阳(晋州临汾)设经藉所，编刊经史。楚材又奏请考试儒生，得四千人，凡登高榜的一律委派官职。
　　青年时代的忽必烈，“思大有为于天下”，一二四二年在藩邸召海云禅师去漠北问计。禅师告诉忽必烈：“应求天下大贤硕儒，请教古今兴亡之道。”海云把随行的徒弟刘秉忠(法号子聪)留下来，以后成为忽必烈的左右手。同年，大同儒士赵璧也应召前来，忽必汗称之为“秀才”而不名。从此不断延聘各地硕儒，次弟来归的有窦默、姚枢、许衡、杨惟中等人，他们为忽必烈讲解经、传、子、史和伊洛程、朱(熹)理学，并建立太极书院，延揽名儒讲学。这样，在忽必烈周围便逐渐形成一个汉儒的幕僚集团，巩固了建立元朝的封建统治。嗣后，终元之世，每朝都有汉族儒生参政，不过没有建国之初的枝繁叶茂罢了。
　　
　　一九九二年立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