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胡兰畦考入川南师范学校读书，并加入恽代英在泸州组织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发起组织四川妇女联合会。这一年，陈毅从法国勤工俭学回来担任重庆《新蜀报》的主笔，写出了大量思想激进的诗文，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抨击时政，激浊扬清，她每每读来，都激情澎湃，不能自已，成了他最忠实的超级粉丝。最后，她干脆直接到报馆寻找陈毅。虽是初次见面，但共同的志向和相同的志趣，让他们从一开始就没有隔阂，很快就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由仰慕而爱，似乎只是一纸之隔，但他们谁也没有捅破这层纸。
　　那时的她，还有婚约在身，即便爱，也不敢说出口。这一迟疑，就是四年，再见他时，她是武汉中央军校学员，他是校内共产党书记，公开职务是校政治部的准尉文书。这样的重逢，她无疑是惊喜的，可是，不久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武汉中央军校就地解散了。陈毅奉命东征讨蒋，临行前，他来向她和友好们辞行，红颜素心的她精心备了酒菜为他饯行，并特意做了他最爱的四川回锅肉。前路是枪林弹雨，酒酣耳热处难免有些伤感，但革命的豪情和对时局的关注很快冲淡了离情别绪，年轻的人们举杯后各奔征途。
　　大革命失败后，胡兰畦代理汉口市特别党部妇女部长和武汉总工会女工运动委员会主任，同时兼任湘鄂赣妇女运动指导委员，她的“激进和新潮”遭到蒋介石亲自点名驱逐，她只好以江西省救济院孤儿所兼妇女教养所主任的名义，赴欧洲考察社会救济事业，只身去了德国。希特勒上台后，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胡兰畦同德共中央机关报《红旗日报》的工作人员合作，印发传单，因而被捕，关入女牢。经多方营救，三个月后，幸运获释。不久，她又被驱逐出境，去了法国，迫于生计，胡兰畦在巴黎一家犹太人办的园艺学校半工半读。其间，她写出《在德国女牢中》，陆续刊登在亨利·巴比塞主编的《世界报》上，她以亲身经历著文揭露德国法西斯对进步人士和无辜群众的残酷迫害，也记述了来自社会各阶层的女囚对法西斯的仇恨和机智顽强的斗争，文章立即被译成俄、英、德、西4种文字，引起国际上广泛关注和普遍赞扬，她的声名也传遍欧洲。
　　1936年7月，胡兰畦回国来到上海。全面抗战爆发后，她自告奋勇在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开办的女工补习学校中招募了10位女青年，成立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从事宣传教育和战地救护，胡兰畦和她的服务团足迹遍布九大战区前线，救伤兵、运弹药，甚至帮老百姓在前沿阵地抢割水稻。为此，她被国民政府军委会授予将军军衔。
　　1938年初，战地服务团来到南昌。刚好，项英和陈毅等新四军领导人在南昌组建新四军。自大革命失败后，胡兰畦与陈毅已经有十年没有见面了。十年间，世事沧桑，他们出生入死，几次三番在鬼门关前徘徊。感情生活也倍受煎熬。胡兰畦的第二次婚姻无疾而终，陈毅也有过两次短暂婚姻，两任妻子都惨遭敌人杀害。久别重逢，喜悦之情难以言表，几次相对傻笑，眼中却泛出泪花。这一次，她不想再错过了。她不知道风雨如磐的时局下，他们还经得起多少错过。他和她订下白首之盟，陈毅还禀告父母。父母自是欣然同意。然而组织上却不答应。新四军大当家的项英，亲自找胡兰畦谈话，谆谆告诫，说俩人倘若结婚，她的共产党员身份就暴露了，她这个国民党的少将，还是留在国民党部队里，对革命贡献更大。他们只好洒泪而别，互道珍重，临行前，陈毅写信给胡兰畦说：“马革裹尸是壮烈牺牲，从容就义是沉默牺牲，为了革命，我们就吃下这杯苦酒吧。假如我们三年内不能结合，就各人自由，互不干涉。”
　　为爱等待，于胡兰畦，是苦涩的甜蜜。对陈毅安危的担忧，她一刻也没有放下过。由于当时严峻的革命形势和环境所致，胡兰畦和陈毅失去了联系，彼此生死未卜，杳无音信。三年后，陈毅才与武汉姑娘张茜结婚。
　　离开新四军后，胡兰畦任贵州日报社社长。1947年6月，国民党的报纸用触目惊心的大幅标题刊登“陈毅阵亡”、“陈毅毙命”的“好消息”，甚至别有用心地用大幅版面详细描述“陈毅追悼会”的经过。胡兰畦信以为真，悲痛万分。这时，她接到陈毅父母来信询问，这个痴情女子，便决心以儿媳的名义赡养二老，她把成都东门外的一处果园、田地、房屋，全部给“公婆”做养老之用。
　　上海解放后，陈毅担任市长。他还活着。分别12年，这是胡兰畦第一次得到他的确切消息，她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思念如潮，汹涌而来，她立即写信给陈毅，纸短情长，她想见他一面。谁知当她兴冲冲来到上海，时任上海副市长的潘汉年接待了她。或许是出于对陈毅的保护，或许是出于政治的需要，更因为他深知陈毅的心里并没有放下这段感情，战斗在敌人心脏，时常与特务和上流社会人物交往甚密，社会关系复杂的胡兰畦，让他心生忧虑，他粗暴地掐断了胡兰畦的万千情丝：“陈毅结婚了，如今儿女成群了，你还找人家干啥？”
　　12年的苦苦等待，等来这样一句伤心绝情的话，胡兰畦只觉心里有一样东西碎了，痛得泪都流不出来。她知道陈毅另娶，并不是不爱她，只是有太多无奈，他们这一代革命者，只要感情与革命冲突，毫不犹豫被牺牲掉的，都是感情。
　　陈毅得知潘汉年接待胡兰畦的情况后，连忙约见了她。她轻轻缓缓地说，他细细慢慢地听，胡兰畦谈了自己的情况，也谈到她还没有恢复党籍，却绝口不提感情。想起当初以为他阵亡时的痛彻心扉，他活着，就是老天对她莫大的恩赐。那天，她收下了陈毅亲笔为她写的介绍信，推荐她到北京工学院工作。后来，胡兰畦担任北京工学院图书馆副馆长、总务处处长。她关上了心扉，只在心底默默地以爱织锦，这样的爱，是她一个人的狂欢，别有一番惆怅和美好。她爱他，却再与他无关了。
　　后来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她的复杂历史，让她一次次成为运动中的“急先锋”和“牺牲品”，精神和肉体饱受摧残，但她柔弱的身体里蕴含的强大内心，却是没有人可以摧毁的。那些苦难的日子里，她学会了烧窑，学会了农活，还自学针灸医术，替缺衣少药的农民治病。她那风霜雨雪后依然清澈的眼眸和恬淡的笑容，总如三月春风般，柔软了众人的心。
　　1978年，胡兰畦获得平反，她主动要求回成都老家养老。但她仍不忘为一些同志的冤假错案奔走，为一些含冤而死的人呼吁，甚至不顾自己年老多病，先后办起了老年大学、老年康乐园，让无依无靠的老人有个安身之所。千帆过尽，她仍把生命过得兴味盎然。而她爱的那个人，在“文革”中遭受致命摧残，已于1972年含冤病逝。但是，只要她还活着，爱就不会凋谢。
　　1994年12月13日，93岁的她在故乡成都悄然溘逝。窗外黄桷兰的枝丫间，隐隐的春天轻声叹息，薄凉，疼痛，又唯美。这个日子用现今流行的谐音念来，就是“一爱一生”，冥冥中，这也是一种生命的暗喻吧。
　　（编辑/袁恒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