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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繁华大气的钱江新城沿着凤起东路，一路向北，过了彭埠大桥，景色瞬间没落下来。
四周没有高楼大厦，有的是稀稀拉拉的绿色树木和路灯杆，四周是杂生的野草堆。不过，中间红色醒目的城中村改造的条幅，提醒着这个区域将要焕发的生机。
五堡、六堡、七堡、红五月、牛田和蚕桑社区“六社联动”的征迁就这么浩浩荡荡地拉开了序幕，而一个充满魅力的钱江新城2.0也将在此崛起。
一个城中村的最后背影
拆房子这一天，64岁的包天顺一早就等在了家门口。他还清楚记得，2001年，楼房盖好的时候，因为设计精美、装修精致，村子里的人都来参观的场景。如今，也是这样的人头攒动、机器轰鸣，却晃眼过了十六年。包天顺什么话也没有说，但心底把这个目睹的仪式当作告别。
说不伤感，那是骗人的，只是他心里也再明白不过，这次最后的告别，其实也是最好的告别。
对于五堡的居民来说，这里需要的改变迫在眉睫。合计1.1平方公里的五堡，藏了4200多常住人口和接近5万的外来人口。外来人口密集，这与其中集聚的六七百家的服装加工厂不无关系。2007年前后，随着杭州城区扩展和地铁一号线开建，彭埠街道撤村建居，而五堡、六堡、七堡等暂未列入拆迁计划。因着房租便宜、交通便利等的优势，大量需要移址的服装加工厂纷纷把目光瞄向了这些未拆迁的区域。这其中，五堡的服装加工厂所占的比例最高。蜂拥而至的服装加工厂带来了较为可观的租金，也为种种问题埋下了隐患。
包天顺已经习惯在家里多备几个盛满水的水桶，用水高峰期的时候，干脆直接从里面舀水。他摇摇头，“用水的人太多，自来水的水压上不去，急着用水的时候，可不能用水龙头。”但这些都是小问题，更让包天顺头痛的是，走到屋外，远远地就能闻到小溪沟飘来的味道。服装加工厂的工人冲洗染料桶、制革及毛皮加工等工业废水的排放等行为不可避免地让水质发生着变化。
住在六堡的71岁的高尔法每当听到消防车呼啸而过的声音，就感觉心里有些发寒。“我啊，老担心是不是自己一楼出租出去的服装加工厂失火了。”还真不是高尔法杞人忧天，数据显示，彭埠街道的着火率在杭州“名列前茅”。厂房内堆放的布料边角、空气中漂浮的衣物纤维飞絮，和藏身于社区的早餐店、烧烤店的煤饼炉火星子，一个随意未掐灭的烟头都会组合成一场难以预见的灾难。而这里前后不超过两三米的街巷，拉货的车子却来来往往，以狭窄的姿态拦下了消防车。
在城中村消失前，有一些年轻人早已率先逃离。85后的周东坦言，环境问题导致的生活品质下降，是他后来不住在五堡的主要原因。他当然对这片生养他的土地怀有感情，“小时候，我常常在钱塘江边的沙堆上看潮水，现在的我依然喜欢钱塘江。我依然选择住在钱塘江边，只是不会是五堡。”
江干区指挥部的阮俊杰说，“五水共治、消防安全、环境整治、流动人口管理等，这里的问题太大，综合整治的成本太高，拆迁往往其实是最好的选择。”
一次雷厲风行的突围奇迹
短短10天，完成1062户的签约，实现五堡99%的拆房率。
38岁的王惠刚先后参加过4次城中村改造，有10多年的征迁工作经验，是这次五堡动迁第四大组的组长，他从来没有想到自己这次参加的拆迁能创造这样的奇迹。
时间是凌晨12点半，朦胧的月光洒在地面上，却不敌指挥部大楼通明的灯光。刚开完征迁讨论例会，楼前的院子里显得闹哄哄。例会上抛出的重点问题和方向，需要再消化吃透。王惠刚拉着组员顺势就在花坛围砌的地砖上坐下，讨论起明天的工作方案。“白天忙着和老百姓沟通都来不及，趁着晚上他们睡觉，我们才可以开会安排点事情。”王惠刚回忆起五堡征迁的那段日子，充满了干劲。他说，那段日子忙到凌晨两三点也是常态。在办公室咪一会，早上五六点，他们就要开始新一天的忙碌。
“签约、腾空、拆除滚轴式的同步，是这次城中村改造的亮点，也是跑出这样加速度的秘诀。”阮俊杰充满自豪，“过去我们搞征迁，这三步都是按照顺序来。所以有时候签约谈不下来，耗上个一年半载，也是有的，这样征迁工作就一下子陷入僵局。”口径之外无口径，政策之外无政策。王惠刚介绍说，所有的人在政策下一视同仁，“一把尺子量到底”是保证这次征迁工作公平、公正、公开的法宝。
这张近乎完美的成绩单，既有刀光剑影的速度，更不乏如沐春风的守候。80岁的被征迁户徐福兴因为年纪大、身体不好，花了一个月找房子，都没有人愿意租。动迁第二大组组长杨月才二话没说，打了20个电话，跑遍周边所有房源，最终为其租到了一套130平米的大房子。下派征迁的驻点干部俞梅芳说，“政策的执行决不能冷冰冰，而是应该体现我们的态度，把我们的温情带给老百姓。”在她的创新下，江干二十余家区级部门联合公益组织成立了城中村改造爱心帮帮团，将义务搬家、房屋租赁、矛盾调解等20项志愿服务制作成菜单，老百姓只需勾选自己需要的项目，就会有志愿者上门服务。
阮俊杰说，五堡的这份征迁“开门红”，既给即将被征迁的老百姓心里预留了一个足够长的缓冲期，也给了工作人员对接下来的社区征迁工作的无限信心，“大家有一个普遍感觉，啃下了五堡的硬骨头，剩下的都不是‘事’。”
一个冉冉升起的城市地标
“万象城，你知道吧。你能想象吗，那个地方是我小时候抓泥鳅和抓青蛙的。”阮俊杰笑着转述他一个朋友的原话，现在的解放东路，过去从这里延伸开去，不过是一条河，而附近也只是个菜地。
城市化让钱江新城从菜地变成了CBD，日新月异的城市发展速度让我们不敢对比过去城市的界限。现在我们如何看待钱江新城，以后，我们可以以更大的期待来憧憬钱江新城2.0。阮俊杰直言，现在钱江新城的发展现状无形中给了老百姓相当大的鼓舞。
周东说，“过去，我如果要去萧山看望奶奶，都是走到五堡渡口乘船的。而现在，说起五堡渡口，知道的人是越来越少了。”周东坦言，城市发展太快必然会带来改变，而他可以肯定的是，城市的发展会让生活越来越好。包天顺虽然还没从房子被拆迁缓过劲来，但行动上依旧是整个组配合征迁的“领头羊”。因为他深知，只有大环境越来越好，老百姓的日子才会越过越舒坦。高尔法把对六堡的征迁进度时间记得特别牢，“我是老党员，非常支持社区工作，虽然征迁工作还没有开始，不过我在思想上已经做好了准备。”他一边自觉清退了出租户，一边开始物色过渡期的租房。“我自己心态上也要实现转变，要从农村人转换为城市人。”
如高尔法所言，城中村改造模式真正的核心在于，新的城市化观念的树立，背后折射的是城乡权利的平等和公共福利的均等化。一个试图与城市突围无数次的城中村倒下了，混沌与秩序，过去与未来，农村与城市，冲突与和解，城中村包含的种种信息正等待被一一打开、化解、融合。
曾经有人问建筑师孟岩：“你认为城中村有未来吗？城中村的未来是什么样的？”孟岩回答：“城中村的未来是什么样我不清楚，但我知道城中村的未来一定不是什么样。”
五堡四区13号，周东打开谷歌地图，认真地标注了这个地点。“这是我的根基所在，我不会忘记。”城中村拆迁带来的城市空间有机更新，燃起了他归来的期待，“如果这个地方，以后变成了商品房，我会把房子买到这里。如果这个地方是写字楼，那我也会考虑把我的公司搬到这里。”他的谷歌地图中，一个城中村正在消失，一个有梦想的生活在款款而来。
四周没有高楼大厦，有的是稀稀拉拉的绿色树木和路灯杆，四周是杂生的野草堆。不过，中间红色醒目的城中村改造的条幅，提醒着这个区域将要焕发的生机。
五堡、六堡、七堡、红五月、牛田和蚕桑社区“六社联动”的征迁就这么浩浩荡荡地拉开了序幕，而一个充满魅力的钱江新城2.0也将在此崛起。
一个城中村的最后背影
拆房子这一天，64岁的包天顺一早就等在了家门口。他还清楚记得，2001年，楼房盖好的时候，因为设计精美、装修精致，村子里的人都来参观的场景。如今，也是这样的人头攒动、机器轰鸣，却晃眼过了十六年。包天顺什么话也没有说，但心底把这个目睹的仪式当作告别。
说不伤感，那是骗人的，只是他心里也再明白不过，这次最后的告别，其实也是最好的告别。
对于五堡的居民来说，这里需要的改变迫在眉睫。合计1.1平方公里的五堡，藏了4200多常住人口和接近5万的外来人口。外来人口密集，这与其中集聚的六七百家的服装加工厂不无关系。2007年前后，随着杭州城区扩展和地铁一号线开建，彭埠街道撤村建居，而五堡、六堡、七堡等暂未列入拆迁计划。因着房租便宜、交通便利等的优势，大量需要移址的服装加工厂纷纷把目光瞄向了这些未拆迁的区域。这其中，五堡的服装加工厂所占的比例最高。蜂拥而至的服装加工厂带来了较为可观的租金，也为种种问题埋下了隐患。
包天顺已经习惯在家里多备几个盛满水的水桶，用水高峰期的时候，干脆直接从里面舀水。他摇摇头，“用水的人太多，自来水的水压上不去，急着用水的时候，可不能用水龙头。”但这些都是小问题，更让包天顺头痛的是，走到屋外，远远地就能闻到小溪沟飘来的味道。服装加工厂的工人冲洗染料桶、制革及毛皮加工等工业废水的排放等行为不可避免地让水质发生着变化。
住在六堡的71岁的高尔法每当听到消防车呼啸而过的声音，就感觉心里有些发寒。“我啊，老担心是不是自己一楼出租出去的服装加工厂失火了。”还真不是高尔法杞人忧天，数据显示，彭埠街道的着火率在杭州“名列前茅”。厂房内堆放的布料边角、空气中漂浮的衣物纤维飞絮，和藏身于社区的早餐店、烧烤店的煤饼炉火星子，一个随意未掐灭的烟头都会组合成一场难以预见的灾难。而这里前后不超过两三米的街巷，拉货的车子却来来往往，以狭窄的姿态拦下了消防车。
在城中村消失前，有一些年轻人早已率先逃离。85后的周东坦言，环境问题导致的生活品质下降，是他后来不住在五堡的主要原因。他当然对这片生养他的土地怀有感情，“小时候，我常常在钱塘江边的沙堆上看潮水，现在的我依然喜欢钱塘江。我依然选择住在钱塘江边，只是不会是五堡。”
江干区指挥部的阮俊杰说，“五水共治、消防安全、环境整治、流动人口管理等，这里的问题太大，综合整治的成本太高，拆迁往往其实是最好的选择。”
一次雷厲风行的突围奇迹
短短10天，完成1062户的签约，实现五堡99%的拆房率。
38岁的王惠刚先后参加过4次城中村改造，有10多年的征迁工作经验，是这次五堡动迁第四大组的组长，他从来没有想到自己这次参加的拆迁能创造这样的奇迹。
时间是凌晨12点半，朦胧的月光洒在地面上，却不敌指挥部大楼通明的灯光。刚开完征迁讨论例会，楼前的院子里显得闹哄哄。例会上抛出的重点问题和方向，需要再消化吃透。王惠刚拉着组员顺势就在花坛围砌的地砖上坐下，讨论起明天的工作方案。“白天忙着和老百姓沟通都来不及，趁着晚上他们睡觉，我们才可以开会安排点事情。”王惠刚回忆起五堡征迁的那段日子，充满了干劲。他说，那段日子忙到凌晨两三点也是常态。在办公室咪一会，早上五六点，他们就要开始新一天的忙碌。
“签约、腾空、拆除滚轴式的同步，是这次城中村改造的亮点，也是跑出这样加速度的秘诀。”阮俊杰充满自豪，“过去我们搞征迁，这三步都是按照顺序来。所以有时候签约谈不下来，耗上个一年半载，也是有的，这样征迁工作就一下子陷入僵局。”口径之外无口径，政策之外无政策。王惠刚介绍说，所有的人在政策下一视同仁，“一把尺子量到底”是保证这次征迁工作公平、公正、公开的法宝。
这张近乎完美的成绩单，既有刀光剑影的速度，更不乏如沐春风的守候。80岁的被征迁户徐福兴因为年纪大、身体不好，花了一个月找房子，都没有人愿意租。动迁第二大组组长杨月才二话没说，打了20个电话，跑遍周边所有房源，最终为其租到了一套130平米的大房子。下派征迁的驻点干部俞梅芳说，“政策的执行决不能冷冰冰，而是应该体现我们的态度，把我们的温情带给老百姓。”在她的创新下，江干二十余家区级部门联合公益组织成立了城中村改造爱心帮帮团，将义务搬家、房屋租赁、矛盾调解等20项志愿服务制作成菜单，老百姓只需勾选自己需要的项目，就会有志愿者上门服务。
阮俊杰说，五堡的这份征迁“开门红”，既给即将被征迁的老百姓心里预留了一个足够长的缓冲期，也给了工作人员对接下来的社区征迁工作的无限信心，“大家有一个普遍感觉，啃下了五堡的硬骨头，剩下的都不是‘事’。”
一个冉冉升起的城市地标
“万象城，你知道吧。你能想象吗，那个地方是我小时候抓泥鳅和抓青蛙的。”阮俊杰笑着转述他一个朋友的原话，现在的解放东路，过去从这里延伸开去，不过是一条河，而附近也只是个菜地。
城市化让钱江新城从菜地变成了CBD，日新月异的城市发展速度让我们不敢对比过去城市的界限。现在我们如何看待钱江新城，以后，我们可以以更大的期待来憧憬钱江新城2.0。阮俊杰直言，现在钱江新城的发展现状无形中给了老百姓相当大的鼓舞。
周东说，“过去，我如果要去萧山看望奶奶，都是走到五堡渡口乘船的。而现在，说起五堡渡口，知道的人是越来越少了。”周东坦言，城市发展太快必然会带来改变，而他可以肯定的是，城市的发展会让生活越来越好。包天顺虽然还没从房子被拆迁缓过劲来，但行动上依旧是整个组配合征迁的“领头羊”。因为他深知，只有大环境越来越好，老百姓的日子才会越过越舒坦。高尔法把对六堡的征迁进度时间记得特别牢，“我是老党员，非常支持社区工作，虽然征迁工作还没有开始，不过我在思想上已经做好了准备。”他一边自觉清退了出租户，一边开始物色过渡期的租房。“我自己心态上也要实现转变，要从农村人转换为城市人。”
如高尔法所言，城中村改造模式真正的核心在于，新的城市化观念的树立，背后折射的是城乡权利的平等和公共福利的均等化。一个试图与城市突围无数次的城中村倒下了，混沌与秩序，过去与未来，农村与城市，冲突与和解，城中村包含的种种信息正等待被一一打开、化解、融合。
曾经有人问建筑师孟岩：“你认为城中村有未来吗？城中村的未来是什么样的？”孟岩回答：“城中村的未来是什么样我不清楚，但我知道城中村的未来一定不是什么样。”
五堡四区13号，周东打开谷歌地图，认真地标注了这个地点。“这是我的根基所在，我不会忘记。”城中村拆迁带来的城市空间有机更新，燃起了他归来的期待，“如果这个地方，以后变成了商品房，我会把房子买到这里。如果这个地方是写字楼，那我也会考虑把我的公司搬到这里。”他的谷歌地图中，一个城中村正在消失，一个有梦想的生活在款款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