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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曾遇到一些投资矿产，但由于当地政府政策变化，而面临损失的温州商人。但双方聊起来，他们最关心的反倒不是事件本身了，而是如何面对老家的投资人。因为其中有亲属，有朋友，也有从银行及民间融来的钱。
温州商人为什么没有乘势而上，进入一些不会受政策影响太大的高端产业，以及能创造更多附加值的商业模式中去呢？
此后，每一次见到温州人，这始终是我最感趣的一个问题，但也始终未曾获得满意答案。温州人一直在变，而且每一次改变，都在某种程度上具有标志性意义，但似乎又万变不离其宗。因为在温州人对自身商业行为的改变和调整中，伴随着一些人的财富增加，另一些温州人却往往血本无归，作为一个整体，温州商人几乎无法抵抗来自市场上的任何一次大的风浪。
说到温州商人的善于应变，有一个明显的分界线。1990年代，尤其是2000年以前，温州商人给世界留下深刻的印象是：打火机、鞋子、钥匙扣等等的小玩意也能做到极致，做到全球各地，比别人赚到更多钱。这个时期，外界盛传的温州商会“四千精神”确实符合当时的情况，也是温州商人距离实业最近的一个时期。
观察这个时期温州商人开创的“温州模式“，以及支撑”温州模式“持续扩张的各种细节，不由人不发出惊叹：这些东西居然也能赚大钱？工厂还可以这样办？销售还可以这样搞？
诸如上述，每一个问题的温州式解答，都会让人眼前一亮。温州人自已说，从眼镜、皮革、服装、甚至包括欧州经济危机期间忽然需求增加的储钱罐等日用品，到各种仿制的工业仪表、低压电器等小五金，只要能赚钱的小东西，几乎没有什么是温州人不能及时发现，立即掌控，快速转化为现金流的。
温州商人从生产到销售迅速控制低端产业链的模式大致如下：
就某种小商品的生产过程来说，在温州本土，自1980年代以来，稍微有点小资本的，是家家开办手工作坊。这些家庭作坊遍布温州的城镇和乡村，而且呈现出明显的产业聚合特色。这个镇可能是搞五金的，那个镇则是专业加工服装的。一只打火机，几个家庭做坊，依照他们独有的专业分工模式可以很快搞定。甚至一些大的变压器，居然也有人可以带几个人在简陋的家庭工厂加以翻新并销售到更加落后的地区。这种家家设厂的经济活力进一步释放，出现了今天温州当地以及扩张到全国各地的温州企业。
在全球各地的产业发展过程中，一些地方很难同时具备生产和销售两方面的优势，但温州人成功解决了这个问题。当温州当地还是家庭做坊的天下时，没条件开办工厂和店面的温州人纷纷背井离乡，加入到十万销售大军中，走遍中国的千山万水，说遍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把家乡的产品推销到中国各地。
当温州本土产业经济进一步升级，一些规模更大的现代工厂出现之后，则有更多的温州人走顺着前辈的足迹，走向全球各地，世界各国，想尽各种办法释放来自家乡的强大产能。据一些公开的数据，如今有60万温州商人分布在全国各地，从事温州特色的商业活动。
从生产到销售的强大组织和动员能力，足以使来自温州的小商品在任何一个地区占据绝对的市场优势和份额。以温州的标志性产品打火机和鞋子来说，据说温州每年向全球的出口量高达8亿双鞋、1.6亿只打火机……
温州商人，就这样成为一个全球各地商业群体无法忽视的实业力量，他们的商业行为和商机选择，也自然而然成为考察某个地区经济形势的方向标。比如说，当欧州各国，世界各地的政治和经济精英们为了欧州经济究竟什么时候开始复苏而吵得不可开交时。不妨从他们眼中“缺乏人文涵养的土包子“身上寻找答案：调查一下，欧州居民每个季度从温州商人手中买走的储钱罐数量，就可以推知社会公众对经济前景的信心和预测了。
但是，当全球各地被“强大的温州商人”搅得头灰脑涨，甚至有很多国家的商人群体和居民由于一种莫名的恐惧感而对温州商人采取极端敌视态度时，很少有人注意到温州商人和“温州模式”并非总是被成功故事所围绕，他们也曾经赔得血本无归，而且至今还在沿续。
这一切温州商人群体的悲情故事，起源于温州人“玩够了实业”，开始以短期利润为目标的“炒卖”之后。
作为一个强大的炒卖群体出现，是温州商人自1990年代之后的又一次群体性战略选择。起初，他们瞄准了楼市和商业地产，以致于所到之处，“温州炒房团”这个标签总是颇受房地产开发商的欢迎，而遭到一般民众的反感——因为温州人的到来，意味着房价涨得更快了。
在温州商人的炒卖潮中，被一些媒体报道过的黄伟建是一个典型。早在1980年代，还是个孩子的黄伟建就跟着老乡们炒卖过一五针松和君子兰。黄伟建和邻居种了一院子五针松，认为其价值将会超过一座楼。但最终，他们成为市场泡沫破裂的接盘人，最终血本无归。
在各种各样的炒卖活动中，虽然先下手为强的一些温州人有可能赚，而更多的温州商人则沦为失败者。外界的感受却不一样，温州商人炒卖每一种商品时，都会对局部市场发生明显的影响力。
这是因为温州商人群体有几个特点：民间资本存量庞大，据说有近7000亿之多的流动资金。其次，温州人又有一个特点，不愿意让钱在家里闲着，有钱的把钱借给别人生利息，缺钱的则四处想法弄来钱炒各种商品。只要它们觉得某个生意能够赚钱，很快就有大量资金进入市场。
这样在炒卖的过程中，起初看起来是一般消费者承受越来越高的价格压力，而最后当市场局势变化，尤期是遇到各种各样的调控时，受害的往往是温州商人自己。比如温州人曾经热炒过迪拜的商业地产，结果迪拜楼市崩溃，温州商人大量资金被套牢。而香港豪宅和楼市，也随着2011年底热闹过一陈的温州企业倒闭潮和出逃风，而趋于暗淡。
近期，温州商人把古建筑列入了炒卖的对象。其中温州人邱学凡据说是个大玩家，仅江苏等地古镇的古民居，他就收藏了8套，每套以1000万的价格，他也不愿意出手。
邱学凡等人炒卖的古建筑中，曾经大名远扬的十大商帮之一徽商老宅也是其炒卖的对象。这样的故事，对于如今的徽商群体应该是相当刺激的，因为这无形中传递出一个信息：徽商尚无能力保护自己的商帮遗产。
但是，当一波又波的炒卖潮，跟温州当地一些标杆性企业、著名商人的破产故事混合在一起时，“温州模式”和温州商人给世界展示了温州未来的另一面：炒遍千山和万水，大难来时各自飞。
这两个版本的温州故事，随同三十年来的温州奇迹载沉载浮，至今未曾见到温州资本和商人群体，在国际上的主流产业领域创造出属于他们的“温州模式”。
温州商人为什么没有乘势而上，进入一些不会受政策影响太大的高端产业，以及能创造更多附加值的商业模式中去呢？
此后，每一次见到温州人，这始终是我最感趣的一个问题，但也始终未曾获得满意答案。温州人一直在变，而且每一次改变，都在某种程度上具有标志性意义，但似乎又万变不离其宗。因为在温州人对自身商业行为的改变和调整中，伴随着一些人的财富增加，另一些温州人却往往血本无归，作为一个整体，温州商人几乎无法抵抗来自市场上的任何一次大的风浪。
说到温州商人的善于应变，有一个明显的分界线。1990年代，尤其是2000年以前，温州商人给世界留下深刻的印象是：打火机、鞋子、钥匙扣等等的小玩意也能做到极致，做到全球各地，比别人赚到更多钱。这个时期，外界盛传的温州商会“四千精神”确实符合当时的情况，也是温州商人距离实业最近的一个时期。
观察这个时期温州商人开创的“温州模式“，以及支撑”温州模式“持续扩张的各种细节，不由人不发出惊叹：这些东西居然也能赚大钱？工厂还可以这样办？销售还可以这样搞？
诸如上述，每一个问题的温州式解答，都会让人眼前一亮。温州人自已说，从眼镜、皮革、服装、甚至包括欧州经济危机期间忽然需求增加的储钱罐等日用品，到各种仿制的工业仪表、低压电器等小五金，只要能赚钱的小东西，几乎没有什么是温州人不能及时发现，立即掌控，快速转化为现金流的。
温州商人从生产到销售迅速控制低端产业链的模式大致如下：
就某种小商品的生产过程来说，在温州本土，自1980年代以来，稍微有点小资本的，是家家开办手工作坊。这些家庭作坊遍布温州的城镇和乡村，而且呈现出明显的产业聚合特色。这个镇可能是搞五金的，那个镇则是专业加工服装的。一只打火机，几个家庭做坊，依照他们独有的专业分工模式可以很快搞定。甚至一些大的变压器，居然也有人可以带几个人在简陋的家庭工厂加以翻新并销售到更加落后的地区。这种家家设厂的经济活力进一步释放，出现了今天温州当地以及扩张到全国各地的温州企业。
在全球各地的产业发展过程中，一些地方很难同时具备生产和销售两方面的优势，但温州人成功解决了这个问题。当温州当地还是家庭做坊的天下时，没条件开办工厂和店面的温州人纷纷背井离乡，加入到十万销售大军中，走遍中国的千山万水，说遍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把家乡的产品推销到中国各地。
当温州本土产业经济进一步升级，一些规模更大的现代工厂出现之后，则有更多的温州人走顺着前辈的足迹，走向全球各地，世界各国，想尽各种办法释放来自家乡的强大产能。据一些公开的数据，如今有60万温州商人分布在全国各地，从事温州特色的商业活动。
从生产到销售的强大组织和动员能力，足以使来自温州的小商品在任何一个地区占据绝对的市场优势和份额。以温州的标志性产品打火机和鞋子来说，据说温州每年向全球的出口量高达8亿双鞋、1.6亿只打火机……
温州商人，就这样成为一个全球各地商业群体无法忽视的实业力量，他们的商业行为和商机选择，也自然而然成为考察某个地区经济形势的方向标。比如说，当欧州各国，世界各地的政治和经济精英们为了欧州经济究竟什么时候开始复苏而吵得不可开交时。不妨从他们眼中“缺乏人文涵养的土包子“身上寻找答案：调查一下，欧州居民每个季度从温州商人手中买走的储钱罐数量，就可以推知社会公众对经济前景的信心和预测了。
但是，当全球各地被“强大的温州商人”搅得头灰脑涨，甚至有很多国家的商人群体和居民由于一种莫名的恐惧感而对温州商人采取极端敌视态度时，很少有人注意到温州商人和“温州模式”并非总是被成功故事所围绕，他们也曾经赔得血本无归，而且至今还在沿续。
这一切温州商人群体的悲情故事，起源于温州人“玩够了实业”，开始以短期利润为目标的“炒卖”之后。
作为一个强大的炒卖群体出现，是温州商人自1990年代之后的又一次群体性战略选择。起初，他们瞄准了楼市和商业地产，以致于所到之处，“温州炒房团”这个标签总是颇受房地产开发商的欢迎，而遭到一般民众的反感——因为温州人的到来，意味着房价涨得更快了。
在温州商人的炒卖潮中，被一些媒体报道过的黄伟建是一个典型。早在1980年代，还是个孩子的黄伟建就跟着老乡们炒卖过一五针松和君子兰。黄伟建和邻居种了一院子五针松，认为其价值将会超过一座楼。但最终，他们成为市场泡沫破裂的接盘人，最终血本无归。
在各种各样的炒卖活动中，虽然先下手为强的一些温州人有可能赚，而更多的温州商人则沦为失败者。外界的感受却不一样，温州商人炒卖每一种商品时，都会对局部市场发生明显的影响力。
这是因为温州商人群体有几个特点：民间资本存量庞大，据说有近7000亿之多的流动资金。其次，温州人又有一个特点，不愿意让钱在家里闲着，有钱的把钱借给别人生利息，缺钱的则四处想法弄来钱炒各种商品。只要它们觉得某个生意能够赚钱，很快就有大量资金进入市场。
这样在炒卖的过程中，起初看起来是一般消费者承受越来越高的价格压力，而最后当市场局势变化，尤期是遇到各种各样的调控时，受害的往往是温州商人自己。比如温州人曾经热炒过迪拜的商业地产，结果迪拜楼市崩溃，温州商人大量资金被套牢。而香港豪宅和楼市，也随着2011年底热闹过一陈的温州企业倒闭潮和出逃风，而趋于暗淡。
近期，温州商人把古建筑列入了炒卖的对象。其中温州人邱学凡据说是个大玩家，仅江苏等地古镇的古民居，他就收藏了8套，每套以1000万的价格，他也不愿意出手。
邱学凡等人炒卖的古建筑中，曾经大名远扬的十大商帮之一徽商老宅也是其炒卖的对象。这样的故事，对于如今的徽商群体应该是相当刺激的，因为这无形中传递出一个信息：徽商尚无能力保护自己的商帮遗产。
但是，当一波又波的炒卖潮，跟温州当地一些标杆性企业、著名商人的破产故事混合在一起时，“温州模式”和温州商人给世界展示了温州未来的另一面：炒遍千山和万水，大难来时各自飞。
这两个版本的温州故事，随同三十年来的温州奇迹载沉载浮，至今未曾见到温州资本和商人群体，在国际上的主流产业领域创造出属于他们的“温州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