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死比我的生更重要。因为生只是时间的一部分，而死亡却属于永恒”
　　我们游览巴黎蒙马特高地的起点，既不是攀爬俯瞰巴黎的圣心教堂大台阶，也不是寻找雷诺阿描画过的煎饼磨坊，而是搭乘地铁到克里希广场车站，沿着科兰古街向东北方向步行，去看蒙马特公墓。
　　有着无尽传说的蒙马特，早已不仅是地理上的一块高地，更是充满矛盾的文艺复合体。白天，小丘广场上画家云集；夜晚，红磨坊一带上演红灯区的魅惑戏码。人们说这里最巴黎，而将蒙马特从一个郊外小村庄塑造成为今日模样的伟大人物，则有许多长眠于高地下的这座同名墓地里。
　　沿着马路，我们走上一座颇具年头的铁桥，尽管已在手机地图上确定了蒙马特公墓的大致位置，但仍没想到，墓碑、石棺和纪念性建筑就在桥下，在我们脚下，如潮水般铺展开来。
　　蒙马特公墓占地面积只有10公顷左右，还不到拉雪兹公墓的四分之一，注定了这里坟墓的密集程度首屈一指。造型各异的盒子小屋挨挤在一起，感觉不像拉雪兹公墓那样规划整齐，也许从高空俯瞰，会以为是贫民窟，这倒是符合蒙马特自由散漫的气质。
　　与拉雪兹、蒙帕纳斯、帕西公墓一样，蒙马特公墓也是巴黎现代化进程中的产物。由于设在城内的墓地造成疾病传染，从1786年起，政府规定巴黎市内不许设立墓地。19世纪初开始，一些新的公墓陆续在当时的市郊落成。蒙马特公墓于1825年设立，近200年来，陆续安葬了许多艺术家，以及各界甚至各国的名人，名气仅次于拉雪兹公墓。
　　公墓入口位于桥东南下方，需下一段楼梯才能到达，很不起眼。门卫室外挂着法文和英文地图，供访客自取，参观完了放回原处即可。这种地图非常有用，不仅画出了墓地的整体格局，更重要的是标出了一些名人墓的具体位置，否则在密度极高的墓碑间寻找要凭吊的对象，真不是一件易事。
　　从地图上看，墓园约分为30个区，由纵横交错的大路小路连接，几条主干道都有名字，还有一个草坪环岛，俨然一个缩小版城市。道路两边的行道树秩序井然，不过不像法式园林那样修建成齐整方正的模样，而多了些许恣意。
　　走进墓园，立刻为黑色、白色、灰色的墓碑、墓棺、雕塑、十字架、微型教堂所包围。它们千姿百态，各具性格，每一个都让人眼前一亮。
　　夏日的巴黎午后，数日阴雨后绽露的阳光从树缝中筛下无数斑点，没有落叶，没有风吹过的沙沙声，没有雨水，没有乌鸦叫。三三两两的游人轻声低语，只有铁桥上的车声，偶尔打破这座世外之城的宁静。墓园起首的一段道路正好在铁桥正下方，两侧不少墓碑和石屋的尖顶几乎碰到桥底了，局促到无法呼吸，若在中国，家属一定不愿委屈逝去的亲人，但这里的人们似乎不以为意。和中国人将墓地选在向阳的山坡上的习惯不同，这座公墓建在蒙马特高地西侧的低洼处，利用了一处废弃的老旧沙石场，地势高低起伏。
　　在草坪环岛后方的山坡上，一株叫不出名字的大树下，埃米尔·左拉的青铜头像正凝视着访客。我们爬上高坡与他对视。他浓密的长发向两边分开，覆盖了半个脸颊。莫泊桑曾在《福楼拜家的星期天》里描述，左拉“那很发达的脑门上竖立着很短的头发”，看来两者记录下的是他人生的不同阶段。不过，“直挺挺的鼻子像是被人很突然地在那长满浓密胡子的嘴上一刀切断了”倒是相当逼真，风雨磨蚀出的两道白色条痕，如同眼角流下的两行清泪。他是在为自己的命运而流泪吗？
　　尽管写出了《卢贡·马卡尔家族》这样彪炳史册的名著，左拉的一生却历经坎坷，少年丧父，青年失业，最艰难的时候以抹上蒜泥、蘸点植物油的面包充饥，在顶楼的小屋里写作，晚年还因为“德雷福斯事件”辩护而一度流亡伦敦，最后也未能安然终老。
　　1902年9月28日，左拉在巴黎的寓所里去世，那里距离蒙马特公墓仅仅几百米。一般的说法是他死于壁炉通风不畅导致的一氧化碳中毒。一周以后，他的葬礼在蒙马特公墓举行，就安葬在我们面前的地下。8年以后，他的遗骸被移入先贤祠，供人瞻仰，但雕像和墓碑在蒙马特一直保留下来。墓碑上除了左拉的名字，还有他的妻子亚历山德琳，以及他和家庭裁缝让娜所生的儿子等人，因此实际上是左拉的家族墓地。
　　两天前我们迷失在迷宫般的巴黎歌剧院中，小仲马书中坐在天鹅绒包厢里观看演出的茶花女、德加画笔下的芭蕾舞者和乐师，仿佛都涌到眼前。这两位曾为巴黎歌剧院的声名添砖加瓦的大师，都安眠在蒙马特公墓。但即便按图索骥，寻找的过程仍然颇费周折。
　　地图标明小仲马的墓在27区最西边，那里正好是坡地的西缘，由于坟墓太密，我们上下台阶好几回也没有找到“Alexandre Dumas”的名字。走到一个墓亭的背后，我低头望见亭子里有一个躺倒的人像雕塑，头顶冲着我，两根花瓣点缀的长辫盘在脑后。我对妻说这也许是一个早夭的少女，我们到正面去看看她有什么青春往事吧。结果，绕到墓亭正面一瞧，哪里有什么少女，正是亚历山大·小仲马！那“盘绕的长辫”原来是头顶的花环。平躺的雕塑似乎记录的是作家下葬前最后的瞬间。长袍中露出的双脚因为正对访客，已经被抚摸得缺了几个脚趾。
　　只有把身体探进墓亭，仰头望，才能看见天花板上那段著名的法文墓志铭：
　　我既存在于生，也存在于死。我的死比我的生更重要。因为生只是时间的一部分，而死亡却属于永恒。
　　也许是为了与父亲区别开来，墓亭正额上在Alexandre Dumas的后面，还特意刻上了FILS（儿子）。大仲马先于其子长眠在先贤祠，与他的两位同行雨果和左拉共处一室。
　　父子没有葬在一起，情人却在同一个墓园。1847年，“茶花女”的原型、当时巴黎最著名的交际花阿尔丰西娜·普勒丝，在23岁的芳龄，被蒙马特的一抔净土掩风流。在此三年前，她成为小仲马的情人，一年后改投李斯特的怀抱。虽然普勒丝不是小仲马一生中唯一的一段情，但无疑最让他刻骨铭心。在茶花凋零半个世纪后，小仲马也魂归此地，两人的坟墓相距仅几分钟的路程。普勒丝葬在平民小区第15区，白色大理石砌筑的坟墓朴实简素，上面雕出了一束淡淡的茶花。
　　1917年，埃德加·德加在巴黎去世。这个生前曾在蒙马特高地生活过的画家也葬入了这个墓园。他的墓在第4区，几乎贴近公墓的北围墙。为了抄近路，我们没有沿着道路走，而是从墓群里穿过。
　　我们在墓碑的缝隙之间钻来钻去，很快迷失了方向。一位女士也拿着地图徘徊，抬头看到我们，笑着说：“De Gas？”我笑着点点头。不用寒暄和询问，只需说出德加的名字，就知道我们在寻找同一个目标。
　　终于找到了。那是紧挨路边的一间朴素的墓室，几无装饰，墓门上是德加头像浮雕。消瘦的脸庞，凝重的神色，让人难以将之与他所画的那些舞女的鲜亮身影联系起来，仿佛在诉说他晚年的失明与孤独。墓门下方，有许多访客放置的石块和鲜花。
　　墓园里形态各异的墓碑、雕像和铭文，彰显了逝者不同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态度。
　　海因里希·海涅的墓石洁白无瑕，最上方高耸着诗人的头像，似在闭目沉思，墓碑上雕着花环和竖琴，仿佛要奏响《乘着歌声的翅膀》。
　　唯恐人们不识，马里·亨利·贝尔的墓碑上，在本名下方，注明了他的笔名“司汤达”。他生前离开法国，长期侨居米兰，因此墓碑上用意大利文刻着“米兰人亨利·贝尔”，下面是三个意大利文单词：活过、写过、爱过。
　　木偶彼得鲁什卡端坐在瓦斯拉夫·尼金斯基的墓碑上，左手托腮，没有一丝表情。彼得鲁什卡是尼金斯基演绎的经典角色，空有“人心”，却不被理解。这也正是这位离群索居的舞蹈界的天才和怪才精神世界的写照。1950年他在伦敦去世并安葬，三年后迁到他的成名地巴黎，葬在戈蒂耶等几位舞蹈名家的身边。
　　墓园里人气最旺的是一位相对年轻的“居民”。1987年5月3日，54岁的法国著名歌星、影星达丽达在她巴黎的寓所自杀身亡，死后葬于此处。作为法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歌手之一，她的白色石雕等身像矗立在墓上，身后的黑色石屏上雕著万道金光，墓前歌迷献的鲜花多得已经摆不下了。
　　还有一些人，虽然名气很大，墓却简单得出乎意料。
　　新浪潮导演弗朗索瓦·特吕弗的黑色墓碑上，除了名字和生卒年代外，别无一物。据说许多影迷会在他的墓碑上放上巴黎的地铁票，因为他导过《最后一班地铁》。我们去时，墓碑上只放了一盆海棠和三枝白玫瑰。两位影迷在墓前久久地坐着，静默不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