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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十年的业余时间里，其中1937～1942年前后六年的周末和节假日晚会上，革命队伍里时兴交际舞。陕北黄土地上，宝塔山下，延水河边，穿军装，着草鞋，明亮的汽油灯映照着一对对闻乐起舞的翩跹身影，这是严肃紧张的工作、学习、生产、战斗生活之余，另一番生动活泼的革命生活历史。
一
延安交际舞最初是由外宾传授，从上层领导开始，并作为向封建势力的挑战，而逐渐时兴起来的。
193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随红军总部进驻延安。同月底，美国人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就以《法兰克福日报》记者身份，到延安作为期7个多月的采访。此前半年，同样是美国人埃德加·斯诺，以记者身份，到保安对中国革命队伍作第一次采访，然后写成《西行漫记》一书，向世界和中国首次公开报道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人的真实生活，产生良好的效果。
正是这样一位自称“大地的女儿”的史沫特莱，不仅在延安采访写作，联系促成白求恩大夫的援华，而且还倡导组织了灭鼠运动、节育运动，以及声噪一时的交际舞潮流。
羊皮大衣，貂皮帽子，高筒马靴，史沫特莱是一身时装出现在延安一片青灰色军装制服面前的。与她形影不离的是一位年轻漂亮，长发披肩，大学毕业后写过诗，演过话剧的吴光伟(吴莉莉)，时任史沫特莱的翻译兼秘书。平时偶尔和她们一起出现的还有那位浓眉大眼，最早奔赴陕北，被称为文艺明星的丁玲。
史沫特莱拉着吴光伟，有时还有丁玲，特别爱交际，喜欢串门。这三位耀眼的单身女性，芳龄都在25~45岁之间，“像旋风一样出入在各种政治、社交和群众场合。”她们所到之处都受到热情的接待和热烈的欢迎。并且，在革命队伍里一直盛行着的娱乐节目，是集体唱歌和相互“拉歌”。史沫特莱不擅长唱歌，却能跳舞。她后来的回忆录中说：
在延安召开的一次高级军事干部会议期间，我试着教他们一些人如何跳舞，他们勤奋好学，每事必问，不怕丢面子。朱德同我破除迷信，揭开了交际舞的场面。周恩来接着也跳了起来，不过他跳舞像一个人在演算一道数学习题似的。彭德怀喜欢作壁上观，但不肯下来跳一次舞。贺龙在青砖铺的地上随音乐旋律一起欢跳，他是身上唯一有节奏感的舞师。在延安的妇女中间，我赢得了败坏军风的恶名，人言可畏，群情侧目，以致有一回朱德邀我再教他跳一次舞时我居然谢绝了他。他指责我怕事，说道：“我同封建主义斗了半生，现在还不想罢休!”我只好站起来以民主的名义和他跳了一次。
这是延安早期的交际舞，主要是在高级干部聚会的娱乐性晚会上作表演性节目。范围不大。但这种带有异域色彩，具有强烈心理刺激作用的表演节目却非常具有示范性，很快，在凤凰山下史沫特莱的住处，就有了私人性质的娱乐晚会，当然少不了要跳交际舞。毛泽东刚开始“由于自尊心强，他不学跳舞，生理上也没有节奏感”，但却经常光顾客人们的住处。
史沫特莱初到延安，被安排住在东邻城墙的原来一家地主的院落，被征用为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外交部招待所。稍后，她们就迁住凤凰山东麓的窑洞里(今凤凰村居委8号)。这是一排5孔，坐西面东的窑洞。她们住中间两孔相通窑洞的后窑，前窑住着为她们专门配备的警卫员。与她们比邻而居的是共产国际常驻中国顾问奥托·布劳恩(李德)，以及当初随斯诺一起来陕北的美国医生乔治·海德姆(马海德)。他们的窑洞里有一台轻便的留声机，不多的几张唱片。这为窑洞晚会上跳交际舞提供了难得的伴奏音乐。
慢慢地，交际舞逐渐出现在公开举行的晚会上。当时延安古城里的钟楼东侧有一座不大的基督教堂，被辟为中共中央大礼堂后，几乎每个周末的晚上，这里都举行晚会或舞会。史沫特莱和她的“学生们”成了舞会上的“明星”。
二
最初在延安高层男性社会时兴的交际舞，直接触犯的是革命队伍里女将们的安全感。参加过长征的50位女英雄们，她们戎马倥偬的生活和工作，无暇去修饰自己的容颜；她们在革命队伍里所享有的地位和声望，也没有必要去注意修饰自己的外貌。据说，她们从来不化妆，头发太长有碍行动时，随便拿一把剪刀剪短即可。因为在她们看来，把头发理得漂漂亮亮是一种小资产阶级情调的表现。“她们把新式婚姻作为一种严肃的社会制度来捍卫。……形形色色的‘小资产阶级浪漫情调’早已被视为毒草，从革命阵营中铲除了”。交际舞“一直是被当作外国的恶习被禁止的。”陕北那些生性温顺、政治落后的乡下婆姨，对这批强悍的女英雄们没有构成多大的威胁。后来，随着“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从沦陷区和国统区的上海等大城市涌来的一批批受过教育的女学生们，她们刚刚参加革命队伍的惊喜未定，又被邀请参加逐渐蔓延着的延安周末晚会或交际舞会，从而有了与延安高层社会男英雄们手把手、面对面直接接触与交流的机会。
此事，毛泽东后来曾经风趣地回忆说：“在延安我们也经常举办舞会，我也算是舞场中的常客了。那时候，不仅我喜欢跳舞，恩来、弼时也都喜欢跳呀，连朱老总也去下几盘操(形容朱德的舞步像出操的步伐一样)。但是我那贵夫人贺子珍就对跳舞不喜欢，她尤其对我跳舞这件事很讨厌……”
“跳舞就是照着音乐走路。”毛泽东对交际舞也有他自己独到的理解。虽然他也经常光顾舞场，但一开始并没有参加交际舞，只是与史沫特莱、吴光伟有着非常频繁的接触。据史沫特莱回忆：
毛泽东常到我和我的翻译同住在一起的窑洞里来，于是我们三人一起吃便饭，纵谈几个小时。因为他从来没有出过国，所以他提出了成堆的问题。我们谈到印度，谈到文艺。有时他朗诵中国古代诗人的名句，有时他低吟他自己写的律诗。他有一首怀念他第一个夫人的悼亡诗，因为她是被国民党杀害了……他一口湖南腔，试着跟我的女秘书学北京官话，跟我学英语，学唱英文歌子。
埃德加·斯诺根据史沫特莱的介绍在记录中说：
毛常常会在太阳刚一落山和开始工作之前，带一名警卫，来到史沫特莱的窑洞。他们一边喝茶或喝米酒。一边谈天说地。他对外国的情况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他和艾格妮丝同岁。他详细询问她的生活经历，包括她的爱情生活。毛读过一些译成中文的西方诗歌，他问艾格妮丝。她是否体验过拜伦、济慈和雪莱那一类诗人所赞美的那种罗曼蒂克爱情……他说，他不知道在西方小说中读到的那种类型的爱是否真有可能存在，他很想知道它究竟是什么样的。在他遇到过的人中间，我(史沫特莱——引者注)似乎是体验过这种爱的第一人。他似乎觉得曾经错过了点什么。莉莉好像唤醒了他对于美好高雅感情的青春幻想。
长时间频繁的接触，使贺子珍产生了疑心。有一天，贺子珍找到史沫特莱住的窑洞，发现毛泽东与吴光伟面对面地正在谈话。贺子珍一腔怒气地冲了进去，毛泽东仍然坐在那里，吴光伟起身招呼让座：“贺子珍，请坐，来，来!”
而贺子珍却厉声厉色地回道：“还来呢!我就是为你 才来的!我不是为你，我也不来这里了。”
窑洞里的气氛顿然紧张起来，毛泽东愣住了，吴光伟也不知所措。贺子珍马上转向毛泽东发火，说着说着，手就挥舞起来，手指划到吴光伟的耳朵和脸颊上。
“怎么，你打人?还了得!”吴光伟也很厉害地吵开了。
这时，史沫特莱闻声出来劝架。毛泽东既扫兴又尴尬，赶紧把贺子珍拉回家。
朱德的夫人康克清，以及其他女英雄们都极力支持贺子珍。她们一致认为，一个外国女人竟然花费那么多时间在自己的窑洞里与别人的丈夫谈话是不可思议的事，况且男男女女夜晚聚在一起跳交际舞，彼此亲密地接触，更是伤风败俗的资产阶级腐朽生活方式。而祸根子不是别人，就是史沫特莱。
这样，一时间延安因为交际舞而闹得沸沸扬扬。先是吴光伟大约在1937年7月底“被礼送”悄然离开延安；稍后，贺子珍于8月间离开延安，经西安转道赴苏联。
二
贺子珍出走，江青进入毛泽东的生活，在延安引起不大不小的风波。但是，延安交际舞活动并没有因此而消歇。相反，因为有了大量青年学生的到来，延安周末晚会或交际舞会更加时兴起来。
自1936年底的“西安事变”至1941年初的“皖南事变”期间，随着国共两党关系的一松一紧，成千上万的青年学生奔向延安。据西安办事处的统计，仅1938年3月至5月，就有2288人经该处介绍到延安，全年总计约有1万余人从这里获准去延安。为此，中共中央决定在扩办抗日军政大学的同时，陆续创办了陕北公学(1937年9月)、鲁迅艺术学院(1938年4月)、延安马列学院(1938年5月)、延安自然科学院(1939年5月)、中国女子大学(1939年7月)等一系列面向广大青年学生的免费学校。
这些青年学生的到来，不仅为革命队伍增添了大量新鲜血液，而且使延安这座本来灰色狭小的古城，顿然间焕发出年轻的光彩，成为歌的海洋、舞的世界。
每到周末和节假日的晚上，延安城里由原基督教堂改制的中共中央办公厅大礼堂、城东门外桥儿沟由原天主教堂改制的鲁艺大礼堂、城南门外的自然科学院礼堂、城西门外延河两岸的王家坪八路军总部大礼堂、女子大学礼堂或操场、蓝家坪的马列学院大礼堂、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所属的作家俱乐部、大砭沟的文化俱乐部，等等，几乎都有文艺晚会或交际舞会。
音乐伴奏虽然很简单，但已经是现场乐器演奏。有口琴、风琴、手风琴、小提琴、竹笛、二胡，其中很多乐器大多是临时手工制作的。最能渲染舞场气氛的定音鼓、爵士鼓，都是用废弃的美孚油筒改做而成。全延安唯一的一架钢琴，是大后方一位爱国民主人士赠送给周恩来的，1941年春转赠到鲁艺。
只有两处教堂里的舞场是青砖地面，其他舞场都是平整的黄土地。有的露天舞场由于天气干燥，跳舞人多而难免尘土飞扬。好在踏着黄土地的舞步，仅有屈指可数的几双自苏联或重庆穿来的皮鞋，其他全部是布鞋、胶底鞋或草鞋。住窑洞、穿草鞋，是当时参加革命的标志。“军人常常自己打草鞋，女同志就多半自己做凉鞋。用不同颜色的布条，编成彩色带子，钉在旧鞋底上，就变成各种式样新巧的凉鞋”。男同志的草鞋没有什么花哨，女同志的草鞋或凉鞋上缀上一对跳跃的绒线红球，就成了舞场上的时髦。
在灰色一片的制服中间，从大城市新近来到的女同志们将上衣腰身收紧，扎上皮带，就显露出优美的身材曲线。有的甚至把津贴节约出来，买一块白布或蓝布，做成短袖衬衫，衣襟上还绣上一朵小花，就更加别致了。冬季里将制服手袖、领口镶嵌上一道白色或蓝色的布边，在舞场里也是很出众的时装。
在当时延安所有的舞场里，王家坪和中央大礼堂舞场是政治级别最高的，经常有军政首长光顾。蓝家坪文抗所属的作家俱乐部舞场条件最好，有被张仃设计成沙发式的折叠椅，是延安绝无仅有的，还有萧军夫人王德芬当垆的窑洞酒吧供应饮料。但是，最人满为患的舞场却是女大礼堂或操场，最热闹的舞场是桥儿沟鲁艺那座中世纪城堡式样的大礼堂，每到新年之际这里都举办稀奇迷人的化装舞会。
何其芳到延安之前根本不会跳舞，还反对跳舞。1939年7月，他从抗日前线带实习学生回鲁艺，正赶上文学系系主任萧三提倡跳舞，便进行指责，致使萧三负气离开鲁艺，转而担任文化俱乐部主任。但随着交际舞逐渐蔓延时兴，他也走进了舞场。刚开始，他只在舞场边上，与文学系的几个男生学着跳一跳，一遇到某些女舞伴顾盼流辉的目光，便腼腆得手足无措。老师的窘态，激起男同学们的不满，经过一番策划，在不久后的一个周末舞会上，何其芳被有意安排与一个同样有些腼腆的女舞伴跳舞，她就是文学系第三期学员牟决鸣。大概是心有灵犀，他们在一起却学得很默契，跳得很和谐。
三年后的7月，同样是在一个周末的晚上，何其芳、牟决鸣与周立波、林蓝两对新人，同时在窑洞里举行婚礼。他们身穿洗得发白的灰制服，先向毛泽东画像鞠躬，再向来宾致谢，分发红枣和瓜子之后，大家拉起琴，唱起歌，用欢乐的交际舞晚会向新人表示诚挚的祝福。
当时的中央党校，主要是分期分批培训从前线回延安的高级将领。这里的舞会有邓发从苏联带回来的留声机和几张唱片，场地冬天有俱乐部，夏天就是露天的篮球场，大家学着跳着，不亦乐乎。“看不惯，试试看，一头汗，死了算。”这个顺口溜生动地描述了在党校学习的高级将领们接受交际舞的心理过程。“舞会在当时之所以特别盛行，除了跳舞可以娱乐身心，有利健康的原因外，还因为参加跳舞的舞伴都是妙龄女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为补偿大多数高级将领由于军务倥偬而耽误了青春，鼓励和帮助他们解决婚姻问题。”而深入交际舞场的男女乱阵之中，既为将领们提供了宽裕的条件，又有了自由婚姻的美誉。所以，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延安的高级领导人，师级以上军官中80％以上的人都是在这一时期恋爱、结婚、成家、生子，延安对他们是一种温馨、甜蜜的回忆。
延安交际舞时潮持续到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全面展开，经过整风审干运动，1943年元旦以后，取代交际舞的是群众性的大秧歌舞。偶尔还有的交际舞会，都是王家坪八路军总部、枣园中央小礼堂等最高权力机关，很小范围内的高层娱乐活动。
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关于《整顿党的作风》的讲演，将本来在政治局高级干部之间开展的整风运动，转向到全党开展普遍性的整风运动。同时选择西北局、中央研究院、《解放日报》社和文艺界作为整风主要试点单位。普遍性整风运动之初，文艺界都以为这次运动是针对“大头头”的，是帮助党改进完善工作的。所以，继红军女英雄们反对交际舞后，延安文人又在文章中提出对跳交际舞的批评。
丁玲不反对跳交际舞，但对于出现在延安舞场上的不平等现象却颇有微词的。“有着保姆的女同志，每一个星期可以有一天最卫生的交际舞，虽说在背地里也会有难比的诽语悄声地传播着，然而只要她走到哪里，哪里就会热闹，不管骑马的、穿草鞋的……”后来，她自己承认这篇曾经给她带来半生磨难的文章是确有所指的。“那时‘文抗’的俱乐部，每逢星期日就有几个打扮得怪里怪气的女同志来参加跳舞。‘每星期跳一次舞是卫生的’，说这话的就是江青。我不反对跳舞，但看这些人不顺眼，就顺便捎了她们几句。”
比丁玲态度更加激烈的是王实味。在延安，他自己从来不跳舞，也看不惯别人跳舞。想到革命并未成功，烈士们浴血牺牲的情景，他就“心脏震动，血液循环得更有力”，因此也就对于眼前的文艺晚会和交际舞深恶痛绝，斥之为“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的升平气象”。这篇文章触犯了众怒，整风运动转入审干抢救运动后，他被开除出革命队伍，并蒙冤遇难。
遗憾的是，文人们对于交际舞的批评，不但没有引起更多的同情和支持，相反却招致整风运动中的激烈反对。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6月中央研究院批判王实味，11月康生在陕北公学制造出“张克勤案件”，整风运动转为审干运动。1943年7月15日，康生在中央大礼堂召开的中央直属机关干部大会上作《抢救失足者》的报告，审干运动再转为抢救运动。各单位和部门为了完成“特务”指标，抢救失足的同志，停止一切正常的学习和工作，进行背靠背、拉网式的排比审查。抗战后到延安的新知识分子80％被抢救成“特务”。人与人之间，哪怕是夫妻之间都为之一时生疏。“审干一开始，各个单位都关了门，连亲族朋友也不相往来。”延河边消失了夕阳下散步的身影，延安时期的革命队伍里从此一段时间里没有人再跳交际舞了。
审干抢救运动后，在中央机关偶尔还有交际舞会，尤其是招待驻延安的美军观察组成员。
1943年元旦，鲁艺组织宣传队学习改编并试演陕北秧歌剧获得好评，中宣部及时推广其经验。春节期间不仅鲁艺秧歌轮流到延安各机关、部队、学校演出，而且其他单位也都相继组织成立秧歌队，开展演出活动。这样，延安城里军与民、上级与下级、演员与观众，不分老幼与男女，全部都可以随着悠扬的鼓点和高亢的唢呐声，扭到秧歌的舞阵里来，成为感受集体情绪，体验革命力量的民间狂欢。这种民间社会舞蹈逐步取代交际舞，活跃在战时的黄土大地上。
(摘自《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
一
延安交际舞最初是由外宾传授，从上层领导开始，并作为向封建势力的挑战，而逐渐时兴起来的。
193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随红军总部进驻延安。同月底，美国人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就以《法兰克福日报》记者身份，到延安作为期7个多月的采访。此前半年，同样是美国人埃德加·斯诺，以记者身份，到保安对中国革命队伍作第一次采访，然后写成《西行漫记》一书，向世界和中国首次公开报道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人的真实生活，产生良好的效果。
正是这样一位自称“大地的女儿”的史沫特莱，不仅在延安采访写作，联系促成白求恩大夫的援华，而且还倡导组织了灭鼠运动、节育运动，以及声噪一时的交际舞潮流。
羊皮大衣，貂皮帽子，高筒马靴，史沫特莱是一身时装出现在延安一片青灰色军装制服面前的。与她形影不离的是一位年轻漂亮，长发披肩，大学毕业后写过诗，演过话剧的吴光伟(吴莉莉)，时任史沫特莱的翻译兼秘书。平时偶尔和她们一起出现的还有那位浓眉大眼，最早奔赴陕北，被称为文艺明星的丁玲。
史沫特莱拉着吴光伟，有时还有丁玲，特别爱交际，喜欢串门。这三位耀眼的单身女性，芳龄都在25~45岁之间，“像旋风一样出入在各种政治、社交和群众场合。”她们所到之处都受到热情的接待和热烈的欢迎。并且，在革命队伍里一直盛行着的娱乐节目，是集体唱歌和相互“拉歌”。史沫特莱不擅长唱歌，却能跳舞。她后来的回忆录中说：
在延安召开的一次高级军事干部会议期间，我试着教他们一些人如何跳舞，他们勤奋好学，每事必问，不怕丢面子。朱德同我破除迷信，揭开了交际舞的场面。周恩来接着也跳了起来，不过他跳舞像一个人在演算一道数学习题似的。彭德怀喜欢作壁上观，但不肯下来跳一次舞。贺龙在青砖铺的地上随音乐旋律一起欢跳，他是身上唯一有节奏感的舞师。在延安的妇女中间，我赢得了败坏军风的恶名，人言可畏，群情侧目，以致有一回朱德邀我再教他跳一次舞时我居然谢绝了他。他指责我怕事，说道：“我同封建主义斗了半生，现在还不想罢休!”我只好站起来以民主的名义和他跳了一次。
这是延安早期的交际舞，主要是在高级干部聚会的娱乐性晚会上作表演性节目。范围不大。但这种带有异域色彩，具有强烈心理刺激作用的表演节目却非常具有示范性，很快，在凤凰山下史沫特莱的住处，就有了私人性质的娱乐晚会，当然少不了要跳交际舞。毛泽东刚开始“由于自尊心强，他不学跳舞，生理上也没有节奏感”，但却经常光顾客人们的住处。
史沫特莱初到延安，被安排住在东邻城墙的原来一家地主的院落，被征用为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外交部招待所。稍后，她们就迁住凤凰山东麓的窑洞里(今凤凰村居委8号)。这是一排5孔，坐西面东的窑洞。她们住中间两孔相通窑洞的后窑，前窑住着为她们专门配备的警卫员。与她们比邻而居的是共产国际常驻中国顾问奥托·布劳恩(李德)，以及当初随斯诺一起来陕北的美国医生乔治·海德姆(马海德)。他们的窑洞里有一台轻便的留声机，不多的几张唱片。这为窑洞晚会上跳交际舞提供了难得的伴奏音乐。
慢慢地，交际舞逐渐出现在公开举行的晚会上。当时延安古城里的钟楼东侧有一座不大的基督教堂，被辟为中共中央大礼堂后，几乎每个周末的晚上，这里都举行晚会或舞会。史沫特莱和她的“学生们”成了舞会上的“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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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在延安高层男性社会时兴的交际舞，直接触犯的是革命队伍里女将们的安全感。参加过长征的50位女英雄们，她们戎马倥偬的生活和工作，无暇去修饰自己的容颜；她们在革命队伍里所享有的地位和声望，也没有必要去注意修饰自己的外貌。据说，她们从来不化妆，头发太长有碍行动时，随便拿一把剪刀剪短即可。因为在她们看来，把头发理得漂漂亮亮是一种小资产阶级情调的表现。“她们把新式婚姻作为一种严肃的社会制度来捍卫。……形形色色的‘小资产阶级浪漫情调’早已被视为毒草，从革命阵营中铲除了”。交际舞“一直是被当作外国的恶习被禁止的。”陕北那些生性温顺、政治落后的乡下婆姨，对这批强悍的女英雄们没有构成多大的威胁。后来，随着“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从沦陷区和国统区的上海等大城市涌来的一批批受过教育的女学生们，她们刚刚参加革命队伍的惊喜未定，又被邀请参加逐渐蔓延着的延安周末晚会或交际舞会，从而有了与延安高层社会男英雄们手把手、面对面直接接触与交流的机会。
此事，毛泽东后来曾经风趣地回忆说：“在延安我们也经常举办舞会，我也算是舞场中的常客了。那时候，不仅我喜欢跳舞，恩来、弼时也都喜欢跳呀，连朱老总也去下几盘操(形容朱德的舞步像出操的步伐一样)。但是我那贵夫人贺子珍就对跳舞不喜欢，她尤其对我跳舞这件事很讨厌……”
“跳舞就是照着音乐走路。”毛泽东对交际舞也有他自己独到的理解。虽然他也经常光顾舞场，但一开始并没有参加交际舞，只是与史沫特莱、吴光伟有着非常频繁的接触。据史沫特莱回忆：
毛泽东常到我和我的翻译同住在一起的窑洞里来，于是我们三人一起吃便饭，纵谈几个小时。因为他从来没有出过国，所以他提出了成堆的问题。我们谈到印度，谈到文艺。有时他朗诵中国古代诗人的名句，有时他低吟他自己写的律诗。他有一首怀念他第一个夫人的悼亡诗，因为她是被国民党杀害了……他一口湖南腔，试着跟我的女秘书学北京官话，跟我学英语，学唱英文歌子。
埃德加·斯诺根据史沫特莱的介绍在记录中说：
毛常常会在太阳刚一落山和开始工作之前，带一名警卫，来到史沫特莱的窑洞。他们一边喝茶或喝米酒。一边谈天说地。他对外国的情况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他和艾格妮丝同岁。他详细询问她的生活经历，包括她的爱情生活。毛读过一些译成中文的西方诗歌，他问艾格妮丝。她是否体验过拜伦、济慈和雪莱那一类诗人所赞美的那种罗曼蒂克爱情……他说，他不知道在西方小说中读到的那种类型的爱是否真有可能存在，他很想知道它究竟是什么样的。在他遇到过的人中间，我(史沫特莱——引者注)似乎是体验过这种爱的第一人。他似乎觉得曾经错过了点什么。莉莉好像唤醒了他对于美好高雅感情的青春幻想。
长时间频繁的接触，使贺子珍产生了疑心。有一天，贺子珍找到史沫特莱住的窑洞，发现毛泽东与吴光伟面对面地正在谈话。贺子珍一腔怒气地冲了进去，毛泽东仍然坐在那里，吴光伟起身招呼让座：“贺子珍，请坐，来，来!”
而贺子珍却厉声厉色地回道：“还来呢!我就是为你 才来的!我不是为你，我也不来这里了。”
窑洞里的气氛顿然紧张起来，毛泽东愣住了，吴光伟也不知所措。贺子珍马上转向毛泽东发火，说着说着，手就挥舞起来，手指划到吴光伟的耳朵和脸颊上。
“怎么，你打人?还了得!”吴光伟也很厉害地吵开了。
这时，史沫特莱闻声出来劝架。毛泽东既扫兴又尴尬，赶紧把贺子珍拉回家。
朱德的夫人康克清，以及其他女英雄们都极力支持贺子珍。她们一致认为，一个外国女人竟然花费那么多时间在自己的窑洞里与别人的丈夫谈话是不可思议的事，况且男男女女夜晚聚在一起跳交际舞，彼此亲密地接触，更是伤风败俗的资产阶级腐朽生活方式。而祸根子不是别人，就是史沫特莱。
这样，一时间延安因为交际舞而闹得沸沸扬扬。先是吴光伟大约在1937年7月底“被礼送”悄然离开延安；稍后，贺子珍于8月间离开延安，经西安转道赴苏联。
二
贺子珍出走，江青进入毛泽东的生活，在延安引起不大不小的风波。但是，延安交际舞活动并没有因此而消歇。相反，因为有了大量青年学生的到来，延安周末晚会或交际舞会更加时兴起来。
自1936年底的“西安事变”至1941年初的“皖南事变”期间，随着国共两党关系的一松一紧，成千上万的青年学生奔向延安。据西安办事处的统计，仅1938年3月至5月，就有2288人经该处介绍到延安，全年总计约有1万余人从这里获准去延安。为此，中共中央决定在扩办抗日军政大学的同时，陆续创办了陕北公学(1937年9月)、鲁迅艺术学院(1938年4月)、延安马列学院(1938年5月)、延安自然科学院(1939年5月)、中国女子大学(1939年7月)等一系列面向广大青年学生的免费学校。
这些青年学生的到来，不仅为革命队伍增添了大量新鲜血液，而且使延安这座本来灰色狭小的古城，顿然间焕发出年轻的光彩，成为歌的海洋、舞的世界。
每到周末和节假日的晚上，延安城里由原基督教堂改制的中共中央办公厅大礼堂、城东门外桥儿沟由原天主教堂改制的鲁艺大礼堂、城南门外的自然科学院礼堂、城西门外延河两岸的王家坪八路军总部大礼堂、女子大学礼堂或操场、蓝家坪的马列学院大礼堂、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所属的作家俱乐部、大砭沟的文化俱乐部，等等，几乎都有文艺晚会或交际舞会。
音乐伴奏虽然很简单，但已经是现场乐器演奏。有口琴、风琴、手风琴、小提琴、竹笛、二胡，其中很多乐器大多是临时手工制作的。最能渲染舞场气氛的定音鼓、爵士鼓，都是用废弃的美孚油筒改做而成。全延安唯一的一架钢琴，是大后方一位爱国民主人士赠送给周恩来的，1941年春转赠到鲁艺。
只有两处教堂里的舞场是青砖地面，其他舞场都是平整的黄土地。有的露天舞场由于天气干燥，跳舞人多而难免尘土飞扬。好在踏着黄土地的舞步，仅有屈指可数的几双自苏联或重庆穿来的皮鞋，其他全部是布鞋、胶底鞋或草鞋。住窑洞、穿草鞋，是当时参加革命的标志。“军人常常自己打草鞋，女同志就多半自己做凉鞋。用不同颜色的布条，编成彩色带子，钉在旧鞋底上，就变成各种式样新巧的凉鞋”。男同志的草鞋没有什么花哨，女同志的草鞋或凉鞋上缀上一对跳跃的绒线红球，就成了舞场上的时髦。
在灰色一片的制服中间，从大城市新近来到的女同志们将上衣腰身收紧，扎上皮带，就显露出优美的身材曲线。有的甚至把津贴节约出来，买一块白布或蓝布，做成短袖衬衫，衣襟上还绣上一朵小花，就更加别致了。冬季里将制服手袖、领口镶嵌上一道白色或蓝色的布边，在舞场里也是很出众的时装。
在当时延安所有的舞场里，王家坪和中央大礼堂舞场是政治级别最高的，经常有军政首长光顾。蓝家坪文抗所属的作家俱乐部舞场条件最好，有被张仃设计成沙发式的折叠椅，是延安绝无仅有的，还有萧军夫人王德芬当垆的窑洞酒吧供应饮料。但是，最人满为患的舞场却是女大礼堂或操场，最热闹的舞场是桥儿沟鲁艺那座中世纪城堡式样的大礼堂，每到新年之际这里都举办稀奇迷人的化装舞会。
何其芳到延安之前根本不会跳舞，还反对跳舞。1939年7月，他从抗日前线带实习学生回鲁艺，正赶上文学系系主任萧三提倡跳舞，便进行指责，致使萧三负气离开鲁艺，转而担任文化俱乐部主任。但随着交际舞逐渐蔓延时兴，他也走进了舞场。刚开始，他只在舞场边上，与文学系的几个男生学着跳一跳，一遇到某些女舞伴顾盼流辉的目光，便腼腆得手足无措。老师的窘态，激起男同学们的不满，经过一番策划，在不久后的一个周末舞会上，何其芳被有意安排与一个同样有些腼腆的女舞伴跳舞，她就是文学系第三期学员牟决鸣。大概是心有灵犀，他们在一起却学得很默契，跳得很和谐。
三年后的7月，同样是在一个周末的晚上，何其芳、牟决鸣与周立波、林蓝两对新人，同时在窑洞里举行婚礼。他们身穿洗得发白的灰制服，先向毛泽东画像鞠躬，再向来宾致谢，分发红枣和瓜子之后，大家拉起琴，唱起歌，用欢乐的交际舞晚会向新人表示诚挚的祝福。
当时的中央党校，主要是分期分批培训从前线回延安的高级将领。这里的舞会有邓发从苏联带回来的留声机和几张唱片，场地冬天有俱乐部，夏天就是露天的篮球场，大家学着跳着，不亦乐乎。“看不惯，试试看，一头汗，死了算。”这个顺口溜生动地描述了在党校学习的高级将领们接受交际舞的心理过程。“舞会在当时之所以特别盛行，除了跳舞可以娱乐身心，有利健康的原因外，还因为参加跳舞的舞伴都是妙龄女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为补偿大多数高级将领由于军务倥偬而耽误了青春，鼓励和帮助他们解决婚姻问题。”而深入交际舞场的男女乱阵之中，既为将领们提供了宽裕的条件，又有了自由婚姻的美誉。所以，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延安的高级领导人，师级以上军官中80％以上的人都是在这一时期恋爱、结婚、成家、生子，延安对他们是一种温馨、甜蜜的回忆。
延安交际舞时潮持续到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全面展开，经过整风审干运动，1943年元旦以后，取代交际舞的是群众性的大秧歌舞。偶尔还有的交际舞会，都是王家坪八路军总部、枣园中央小礼堂等最高权力机关，很小范围内的高层娱乐活动。
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关于《整顿党的作风》的讲演，将本来在政治局高级干部之间开展的整风运动，转向到全党开展普遍性的整风运动。同时选择西北局、中央研究院、《解放日报》社和文艺界作为整风主要试点单位。普遍性整风运动之初，文艺界都以为这次运动是针对“大头头”的，是帮助党改进完善工作的。所以，继红军女英雄们反对交际舞后，延安文人又在文章中提出对跳交际舞的批评。
丁玲不反对跳交际舞，但对于出现在延安舞场上的不平等现象却颇有微词的。“有着保姆的女同志，每一个星期可以有一天最卫生的交际舞，虽说在背地里也会有难比的诽语悄声地传播着，然而只要她走到哪里，哪里就会热闹，不管骑马的、穿草鞋的……”后来，她自己承认这篇曾经给她带来半生磨难的文章是确有所指的。“那时‘文抗’的俱乐部，每逢星期日就有几个打扮得怪里怪气的女同志来参加跳舞。‘每星期跳一次舞是卫生的’，说这话的就是江青。我不反对跳舞，但看这些人不顺眼，就顺便捎了她们几句。”
比丁玲态度更加激烈的是王实味。在延安，他自己从来不跳舞，也看不惯别人跳舞。想到革命并未成功，烈士们浴血牺牲的情景，他就“心脏震动，血液循环得更有力”，因此也就对于眼前的文艺晚会和交际舞深恶痛绝，斥之为“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的升平气象”。这篇文章触犯了众怒，整风运动转入审干抢救运动后，他被开除出革命队伍，并蒙冤遇难。
遗憾的是，文人们对于交际舞的批评，不但没有引起更多的同情和支持，相反却招致整风运动中的激烈反对。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6月中央研究院批判王实味，11月康生在陕北公学制造出“张克勤案件”，整风运动转为审干运动。1943年7月15日，康生在中央大礼堂召开的中央直属机关干部大会上作《抢救失足者》的报告，审干运动再转为抢救运动。各单位和部门为了完成“特务”指标，抢救失足的同志，停止一切正常的学习和工作，进行背靠背、拉网式的排比审查。抗战后到延安的新知识分子80％被抢救成“特务”。人与人之间，哪怕是夫妻之间都为之一时生疏。“审干一开始，各个单位都关了门，连亲族朋友也不相往来。”延河边消失了夕阳下散步的身影，延安时期的革命队伍里从此一段时间里没有人再跳交际舞了。
审干抢救运动后，在中央机关偶尔还有交际舞会，尤其是招待驻延安的美军观察组成员。
1943年元旦，鲁艺组织宣传队学习改编并试演陕北秧歌剧获得好评，中宣部及时推广其经验。春节期间不仅鲁艺秧歌轮流到延安各机关、部队、学校演出，而且其他单位也都相继组织成立秧歌队，开展演出活动。这样，延安城里军与民、上级与下级、演员与观众，不分老幼与男女，全部都可以随着悠扬的鼓点和高亢的唢呐声，扭到秧歌的舞阵里来，成为感受集体情绪，体验革命力量的民间狂欢。这种民间社会舞蹈逐步取代交际舞，活跃在战时的黄土大地上。
(摘自《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