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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儒学案》共208卷，民国徐世昌等编纂。继承《明儒学案》和《宋元学案》的体例与宗旨，详记清代学术情况，共收清代学者1169人，内容之宏富远超先前诸家学案。同时，在编辑思想、体例以及学术资料选编等方面均有创新之处。
一编纂思想进步：以经学理学为主，不涉门派，而旁涉史地、天文、历算、文字、音韵诸学，凡有特长、俱为甄录。容肇祖盛赞此书：“《清儒学案》网罗一切义理考据以至畴人诸家，撷其著作之精华，录其成书之序跋，实一巨伟之作。”
(一)编纂目的是保存史料以供后人研究，保证了编纂的客观性
修史最忌编纂者先入为主，记述不能客观公正。即便《明儒学案》也未跳出窠臼，梁启超就曾尖锐指出“梨洲门户之见颇深”，因为黄宗羲编纂《明儒学案》的目的“不仅是在总结明代理学的历史，更在于宣扬新王学，试图用修正的王学来再次充当学术思想的先锋”。较之《明儒学案》，《清儒学案》编纂的客观公正性更胜一筹，其主要撰稿人之一的夏孙桐如此记述编纂目的：“徒以一代文献所关，不揣末学，勉为及时搜辑。窃等长编之考订，仅供来哲之取材。”正因其编纂目的是编成学术资料长编供后人研究之用，对于案主之学术成就不予置评，从而最大程度上保证了该书的客观公正性。
(二)不拘门户，无存轩轾
清代学术凡有三变，门户之争甚剧：初期为朱学与王学之争，继而是汉学与宋学之争。鸦片战争后，西学输入，又出现中学与西学之争。《清儒学案》秉承不拘门户的编辑原则，正如夏孙桐所言：“今既取广义，于理学之朱、王，经学之汉、宋，概除门户，无存轩轾。推之考订专门，各征心得，异同并列，可观其通。但期于先正之表彰，未敢云百家之摒黜。”
(三)于清代学人力求网罗净尽，宁详毋略
清代学术昌明，在考据学、文字学、音韵学乃至金石、舆地、数学等各方面都有卓越贡献，《清儒学案》力求将清代学人网罗净尽：“清儒众矣，无论义理、考据，高下自足成家。第欲远绍旁搜，譬之举网而渔，不可以一目尽。”编辑原则宁详毋略：“家学濡染，凡有片善偏长，必广为钩索。或遇之文集，或附载序跋，而名不见于上述诸书者，十之三四。非日发潜阐幽，亦宁详毋略。”
(四)破除儒林、文苑的传统界限，将文学之士立于学案
传统学案体史书对于擅长诗赋文章的文学之士存有一定的偏见，从未将他们立于学案。其实很多文学之士的学养是非常深厚的，对于学术界的影响也比较大，但其学术成就往往被其文学上的盛名所掩，从而不能入于编选学案者的法眼。《清儒学案》敏锐地意识到了传统学案的这一弊端，史无前例地将大批学养深厚的文学之士立于学案。“古人为学，不以辞章自专，长卿、子云，包蕴甚广。……是编于《文苑》中人，亦加甄综，必其文质相宜，无愧作述之美。其余附见，未必尽纯，要之空疏而徒骋词锋者寡矣。”
二编辑体例创新：首创正案、附案两大体例，正案继承《明儒学案》的总论、案主传略和学术资料选编三段式结构，又继承《宋元学案》的体例增添“附录”结构。附案则别为家学、弟子、交游、从游、私淑五类。至此，就编纂体例而言，学案体史书体裁臻于完善。
(一)改变《明儒学案》和《宋元学案》各学案标题不统一的现象，对各学案的标题进行了统一
担任过宰辅的和多人合案的以县名标题，诸儒以省名标题，其余一律以案主之字标题。《凡例》是这样具体规定的：“《明儒学案》通以地望标题，其渊源有绪者，则加之日相传，同时者则否。其不相统系者，则曰诸儒。其以字标题者，惟止修、蕺山二案。《宋元学案》或以地，或以谥，或以字，为例不纯；诸儒则累其姓于上，步趋班、范而意过其通。是编标题以字称，曾为宰辅者以县称，二人合案者亦以县称，诸儒以省称。参酌梨洲、谢山二书而折中之，固无取因袭也。”
(二)在卷首不再列表，而是在附案中加以说明
宋儒门户之见颇深，极重学术渊源，因此《宋元学案》每一学案均首列一表，备述案主学术传承。清代学术宏富、门类众多，已远非一表所能网罗，因此《清儒学案》舍弃了表这一体裁。《凡例》具体阐发了这一原则：“清代学术宏多，非同道统之有传衍。是编于授受攸关而别在他案者，则分类列举，不复表于卷前。”
(三)附案之编纂，分为家学、弟子、交游、从游、私淑五类
《宋元学案》将附案分为六类：学侣、同调、家学、门人、私淑、续传。对于居首之人，往往详细记述其系某某讲友、某某所出、某某所传、某某别传，又于其下细书其再传、三传者，显得过于繁冗。《清儒学案》注意到这一弊端，删繁就简，力矫其弊：“今于附案之人，别为五类，曰家学，曰弟子，曰交游，曰从游，曰私淑，亦足以该之矣。删繁就简，由亲及疏，合而观之，后生或越前辈，别类观之，仍以生年为次，义例相符。”
三学术资料选编编纂严谨：收录范围广，著作选录精，格式统一。该部分是在人物传记之后附载精选的传主原著资料，这在学案中所占比重最大，对全书成败具有关键作用。黄宗羲提出过很高的标准：“每见钞先儒语录者，荟撮数条，不知去取之意谓何。其人一生之精神未尝透露，如何见其学术?是编皆从全集纂要钩玄，未尝袭前人之旧本也。”《清儒学案》体现了这一纂要勾玄的精神。
(一)坚持两大甄录原则：对于大部头的著作则取其序例，将著作序言以及各篇章题目展示出来，以让读者窥见概貌；对于一些精致的著作如学术札记则选录其中精华部分
《凡例》具体叙述道：“甄录著述，盖有二义。一，其书贯串，未容剪裁，如《礼书纲目》《廿二史考异》之属，则取其序例，以见大凡。一，其书美富，不胜标举，如《日知录》《东塾读书记》之属。则择其尤至，以概其余。”
(二)广采众本，认真校对，力求精益求精
当时清代流传的经学汇编著作《皇清经解》及续编被学术界视为权威版本，但《清儒学案》并不盲目迷信，单纯以《经解》为据，而是对照原本，加以校订。另外已经亡佚的著作和文集，则尽力搜求以恢复原貌。《凡例》是这样论述的：“采纂诸书，必求原本。正续《经解》多割弃序跋，所收札记、文集，虽经抉择，往往未睹其全。后出单行，每堪补订。其未见之书，或有序跋载于文集，刻之丛书，如《说文统释》之属，则记注其下，庶免疑误将来。其文集不传，而得篇章于总集选本者，题日文钞，亦同此例。”
(三)统一采纂书目的抄录格式、著述称谓及书写体式
由于清人著作宏富，因此须统一采纂书目的排列顺序和抄录格式：“采纂诸书，略依四部排比，先专著而后文集，书名与正文平写，序例视正文。文集亦平写，其篇目则抑写，以为区别。”清儒文集多仿经子，如《述学》《述林》之属，力避文集之名，其实名实不符，学案编纂遵从名从其实的原则，仍将这类著作归入集部：“是编于各传后所采著作，悉已于传中标明，其名实固可考见焉。”由于采纂著作庞杂，原著刻本书写体式各异，因此也有必要统一书写体式：“采纂诸书，其原刻大书、细书、平写、抑写，体式互有不同。是编义取整齐，辄复变通，期臻划一。”
由于收录清代学者著作在万种以上，加之书出众手、后期成书仓促，《清儒学案》难免有一些未尽允当之处。但这不足以动摇其作为学案体史籍殿军的地位，它在学案体史籍编纂上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在体例上继承前人精华但又不泥古，对于某些体例上的弊端与不足给予了改良和完善，在扬弃中发展了学案体史书体裁，对今天的学术史编纂仍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一编纂思想进步：以经学理学为主，不涉门派，而旁涉史地、天文、历算、文字、音韵诸学，凡有特长、俱为甄录。容肇祖盛赞此书：“《清儒学案》网罗一切义理考据以至畴人诸家，撷其著作之精华，录其成书之序跋，实一巨伟之作。”
(一)编纂目的是保存史料以供后人研究，保证了编纂的客观性
修史最忌编纂者先入为主，记述不能客观公正。即便《明儒学案》也未跳出窠臼，梁启超就曾尖锐指出“梨洲门户之见颇深”，因为黄宗羲编纂《明儒学案》的目的“不仅是在总结明代理学的历史，更在于宣扬新王学，试图用修正的王学来再次充当学术思想的先锋”。较之《明儒学案》，《清儒学案》编纂的客观公正性更胜一筹，其主要撰稿人之一的夏孙桐如此记述编纂目的：“徒以一代文献所关，不揣末学，勉为及时搜辑。窃等长编之考订，仅供来哲之取材。”正因其编纂目的是编成学术资料长编供后人研究之用，对于案主之学术成就不予置评，从而最大程度上保证了该书的客观公正性。
(二)不拘门户，无存轩轾
清代学术凡有三变，门户之争甚剧：初期为朱学与王学之争，继而是汉学与宋学之争。鸦片战争后，西学输入，又出现中学与西学之争。《清儒学案》秉承不拘门户的编辑原则，正如夏孙桐所言：“今既取广义，于理学之朱、王，经学之汉、宋，概除门户，无存轩轾。推之考订专门，各征心得，异同并列，可观其通。但期于先正之表彰，未敢云百家之摒黜。”
(三)于清代学人力求网罗净尽，宁详毋略
清代学术昌明，在考据学、文字学、音韵学乃至金石、舆地、数学等各方面都有卓越贡献，《清儒学案》力求将清代学人网罗净尽：“清儒众矣，无论义理、考据，高下自足成家。第欲远绍旁搜，譬之举网而渔，不可以一目尽。”编辑原则宁详毋略：“家学濡染，凡有片善偏长，必广为钩索。或遇之文集，或附载序跋，而名不见于上述诸书者，十之三四。非日发潜阐幽，亦宁详毋略。”
(四)破除儒林、文苑的传统界限，将文学之士立于学案
传统学案体史书对于擅长诗赋文章的文学之士存有一定的偏见，从未将他们立于学案。其实很多文学之士的学养是非常深厚的，对于学术界的影响也比较大，但其学术成就往往被其文学上的盛名所掩，从而不能入于编选学案者的法眼。《清儒学案》敏锐地意识到了传统学案的这一弊端，史无前例地将大批学养深厚的文学之士立于学案。“古人为学，不以辞章自专，长卿、子云，包蕴甚广。……是编于《文苑》中人，亦加甄综，必其文质相宜，无愧作述之美。其余附见，未必尽纯，要之空疏而徒骋词锋者寡矣。”
二编辑体例创新：首创正案、附案两大体例，正案继承《明儒学案》的总论、案主传略和学术资料选编三段式结构，又继承《宋元学案》的体例增添“附录”结构。附案则别为家学、弟子、交游、从游、私淑五类。至此，就编纂体例而言，学案体史书体裁臻于完善。
(一)改变《明儒学案》和《宋元学案》各学案标题不统一的现象，对各学案的标题进行了统一
担任过宰辅的和多人合案的以县名标题，诸儒以省名标题，其余一律以案主之字标题。《凡例》是这样具体规定的：“《明儒学案》通以地望标题，其渊源有绪者，则加之日相传，同时者则否。其不相统系者，则曰诸儒。其以字标题者，惟止修、蕺山二案。《宋元学案》或以地，或以谥，或以字，为例不纯；诸儒则累其姓于上，步趋班、范而意过其通。是编标题以字称，曾为宰辅者以县称，二人合案者亦以县称，诸儒以省称。参酌梨洲、谢山二书而折中之，固无取因袭也。”
(二)在卷首不再列表，而是在附案中加以说明
宋儒门户之见颇深，极重学术渊源，因此《宋元学案》每一学案均首列一表，备述案主学术传承。清代学术宏富、门类众多，已远非一表所能网罗，因此《清儒学案》舍弃了表这一体裁。《凡例》具体阐发了这一原则：“清代学术宏多，非同道统之有传衍。是编于授受攸关而别在他案者，则分类列举，不复表于卷前。”
(三)附案之编纂，分为家学、弟子、交游、从游、私淑五类
《宋元学案》将附案分为六类：学侣、同调、家学、门人、私淑、续传。对于居首之人，往往详细记述其系某某讲友、某某所出、某某所传、某某别传，又于其下细书其再传、三传者，显得过于繁冗。《清儒学案》注意到这一弊端，删繁就简，力矫其弊：“今于附案之人，别为五类，曰家学，曰弟子，曰交游，曰从游，曰私淑，亦足以该之矣。删繁就简，由亲及疏，合而观之，后生或越前辈，别类观之，仍以生年为次，义例相符。”
三学术资料选编编纂严谨：收录范围广，著作选录精，格式统一。该部分是在人物传记之后附载精选的传主原著资料，这在学案中所占比重最大，对全书成败具有关键作用。黄宗羲提出过很高的标准：“每见钞先儒语录者，荟撮数条，不知去取之意谓何。其人一生之精神未尝透露，如何见其学术?是编皆从全集纂要钩玄，未尝袭前人之旧本也。”《清儒学案》体现了这一纂要勾玄的精神。
(一)坚持两大甄录原则：对于大部头的著作则取其序例，将著作序言以及各篇章题目展示出来，以让读者窥见概貌；对于一些精致的著作如学术札记则选录其中精华部分
《凡例》具体叙述道：“甄录著述，盖有二义。一，其书贯串，未容剪裁，如《礼书纲目》《廿二史考异》之属，则取其序例，以见大凡。一，其书美富，不胜标举，如《日知录》《东塾读书记》之属。则择其尤至，以概其余。”
(二)广采众本，认真校对，力求精益求精
当时清代流传的经学汇编著作《皇清经解》及续编被学术界视为权威版本，但《清儒学案》并不盲目迷信，单纯以《经解》为据，而是对照原本，加以校订。另外已经亡佚的著作和文集，则尽力搜求以恢复原貌。《凡例》是这样论述的：“采纂诸书，必求原本。正续《经解》多割弃序跋，所收札记、文集，虽经抉择，往往未睹其全。后出单行，每堪补订。其未见之书，或有序跋载于文集，刻之丛书，如《说文统释》之属，则记注其下，庶免疑误将来。其文集不传，而得篇章于总集选本者，题日文钞，亦同此例。”
(三)统一采纂书目的抄录格式、著述称谓及书写体式
由于清人著作宏富，因此须统一采纂书目的排列顺序和抄录格式：“采纂诸书，略依四部排比，先专著而后文集，书名与正文平写，序例视正文。文集亦平写，其篇目则抑写，以为区别。”清儒文集多仿经子，如《述学》《述林》之属，力避文集之名，其实名实不符，学案编纂遵从名从其实的原则，仍将这类著作归入集部：“是编于各传后所采著作，悉已于传中标明，其名实固可考见焉。”由于采纂著作庞杂，原著刻本书写体式各异，因此也有必要统一书写体式：“采纂诸书，其原刻大书、细书、平写、抑写，体式互有不同。是编义取整齐，辄复变通，期臻划一。”
由于收录清代学者著作在万种以上，加之书出众手、后期成书仓促，《清儒学案》难免有一些未尽允当之处。但这不足以动摇其作为学案体史籍殿军的地位，它在学案体史籍编纂上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在体例上继承前人精华但又不泥古，对于某些体例上的弊端与不足给予了改良和完善，在扬弃中发展了学案体史书体裁，对今天的学术史编纂仍具有重要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