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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大学作为现代社会培养人才的前沿阵地，在拥有“大师”、“大楼”的同时，更应该用“大文化”理念建设文化校园，彰显大学精神。本文从“文化”（culture）、“竞争”（competition）、“交流”（communication）、“自信”（confidence）、“合作”（cooperation）、“兼容”（compatibleness）六个以“C” 为首字母的英文单词入手，解读全球化时代对大学的文化诉求，并对建设文化校园的意义和措施进行探讨。
关键词：大文化；六C要素；文化校园；大学精神
作者简介：孙逊（1981-），女，辽宁铁岭人，贵州财经学院工商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贵州 贵阳 550004）
中图分类号：G6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0079（2011）02-0019-02
一、大楼、大师,呼唤大文化
清华大学老校长梅贻琦先生指出：“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大楼”是现代大学发展必要的硬件设施，是大学师生安心治学的基本保障。“大师”是大学的灵魂，更是一所大学学术地位的集中体现。“大楼”和“大师”犹如鸟之双翼，是大学腾飞必不可少的两个条件。与此同时，大学作为一种社会存在，经历着时代的变迁，也面临着新的挑战。因此，笔者认为，只有洋溢着“大文化”的校园才能为大学的发展提供不竭动力。
所谓“大文化”，主要是对文化本来面貌的还原：文化是连接历史与现实的纽带，但是当大学不得不面对过度的知识性索取和功利化需求时，这个纽带就有可能被拦腰斩断，以致于大学校园中的文化不再完整，而是变得支离破碎。还原之后的所谓“大文化”，其含义有三：第一，大学校园应使学生能感知到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使文化的历时性与共时性相得益彰，这是“大文化”体现的时间跨度之大。第二，大学校园应让学生能沐浴在不同国家的优秀文化中，成为异质文化交相辉映的舞台，这是“大文化”体现的空间跨度之大。第三，大学校园应该对师生个性化的成长足够宽容，使其拥有自由的学术空间和精神家园，这是“大文化”体现的包容胸怀之大。
1.“大文化”之时间跨度之大
文化是什么？著名人类学学者泰勒（Edward Burnett Tylor）这样给文化定义：“文化或者文明就是由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获得的，包括知识、信念、艺术、道德法则、法律、风俗以及其他能力和习惯的复杂整体。就对其可以作一般原理的研究的意义上说，在不同社会中的文化条件是一个适于对人类思想和活动法则进行研究的主题。”[1]也就是说，文化作为一种经历着人类发展和社会变迁的积淀，在动态发展中必将持续影响着人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甚至整个生存方式。而大学作为培养人才的主要载体和前沿阵地，作为文化继承、发扬和创新的重要主体，为学生成长营造跨越历时长河的“大文化”氛围和成长环境，显得尤为重要。文化是历史与现实之间的桥梁，但是当大学不得不面对着过度的知识性索取和功利化需求时，这个桥梁就可能坍塌，以致于大学校园中的文化不再完整，而是变得面目全非。我们应该时刻保持清醒的认识：“与时俱进”不是简单地顺应时代潮流，而是建基于文化的历史厚重，立足于今日的时代需求，致力于未来的持续发展。大学校园，应当为学生创设回顾过去、立足现实、展望未来的成长空间和文化氛围。
2.“大文化”之地域范围之大
斯皮罗（Spiro）在《文化与人性》中说：“不同的文化以不同的方式构造现实。对任何行为者来说，现实是通过世界观和他的文化所建构的行为环境传递的。”[2]毫无疑问，任何国家的大学都致力于引导个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都致力于改善个人的行为环境，都致力于弘扬本民族的优秀文化。但是，应该看到，不同民族的文化由于所处地域的差异，必将具有各自的特点。而大学校园应该鼓励异质文化共生。“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应当把促进全球化时代文化的多样性及其相互的理解和交融，作为自己不可推卸的职责。因为，保存、传递人类已有的文明成果，继承与更新文化价值观念，本来就是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最基本的功能和任务之一。”[3]而作为高等教育实施主体的大学，当其理念外化为制度和行为时，就必须把对文化和文明关注的焦点，从本土范围转换到全球范围。大学校园应创设这样的文化氛围：更加关注不同文化的相互影响，使学生能更好地理解文化的张力，以更加开阔的视角看待世界，使全球化时代的大学校园不再局限于研读本国的“经典”，不只关注本国文化的特征，更应关注世界其他地方的优秀文化，使大学校园成为不同文化和谐共生的“动力场”。昨天已发生的一切和今天正在发生着的一切，对于明天而言，都将是历史，所以，大学校园服务于今日世界各种文化的相互包容与和谐共处，也就是服务于历史的发展。
3.“大文化”之包容胸怀之大
原复旦大学校长杨福家曾以普林斯顿大学为例说明创建一流大学必须有“大爱”，方能营造一个有利于产生学术大师的良好环境。杨先生所言之“大爱”，体现着荡漾在大学校园中的包容与胸怀，这种包容，是大学这个独立的社会机构所特有的气息，更是激发师生员工建构和强化其一致的价值认同的不竭动力，是治学者带着“闲逸的好奇”，倾心于“高深学问”的攀登阶梯。
二、从“六C”要素解读全球化时代对大学的文化诉求
托马斯·弗里德曼在新著《世界是平的》（The World Is Flat）中指出，全球化经历了3个伟大的时代：第一个时代从1492年持续到1800年，他称其为全球化1.0版本。哥伦布远航开启新旧世界间的贸易。全球化令世界的规模从大号“缩水”为中号。此时的全球化依据国家的实力，实现对世界的强制整合。第二个时代从1800年到2000年，他称其为全球化2.0版本。全球化令世界的规模从中号“缩水”为小号。此时，全球化的载体是跨国公司，经济活动伴随着商品和信息的流动，使全球市场逐渐成熟起来。第三个阶段起自2000年。他称其为全球化3.0时代。全球化3.0时代是世界进一步缩小到微型。[4]处在时代变革中的大学，必须认识到在全球化语境中，大学承担着把学生培养成有联系的眼光、全局的观念、驾驭纷繁复杂现象的判断力的职责。面对着这样的文化诉求，大学可以尝试按照图中所示的六个维度，即六个以C为首字母的英文单词构成的要素，建构以“文化”（culture）、“竞争”（competition）、“交流”（communication）、“自信”（confidence）、“合作”（cooperation）、“兼容”（compatibleness）“六C”要素互动的文化校园模式。见图1：
在这六个要素中，“文化”（culture）是根基，是依据，也是其他要素的核心。在大学校园这个特定的空间内，文化有其相对独特的内涵。例如有学者指出：“从文化分类的角度考察，我们可以界定大学文化是相对所有社会成员必须参与其间的普遍文化而言的一种主要是大学成员参与的特殊文化，即一种针对大学特殊群体而言的区域文化。严格讲，“大学文化”含有“文化”概念应有的内涵，但它又是对社会文化反复选择加以吸收并融入自己大学意志和个性的文化结构，这就使它又内含不同于一般诸如理想化、集约化、稳定性、批判性的特征。也正是这些特征使大学文化以其文化的形态影响教育的作用及重要性既突出又持久。”[5]大学校园，应该营造独特的文化氛围，去培养大学生的“文化自觉”。美国伯克利大学前校长Clark Kerr指出：伟大的大学是在历史上的伟大国家的伟大时期发展起来的。换言之，一个二三流的国家是不可能产生伟大的大学的，一个没有文明根基的国家是不可能发展出伟大的大学的。应该看到，如果中国的大学生能够具有充分的文化自觉，如果中国的大学牢牢地根植于中国文明的最深处，那么，即使今天的大学仍然很不理想，但我们有理由期望，经过一两代人的不懈努力，中国的大学作为伟大的中国文明的担当者将会成长为伟大的大学。[6]
“竞争”（competition）是时代的音符，不论对于大学本身还是对于大学生而言，参与竞争并力求在竞争中取得优势地位都是其不言自明的目标。大学校园文化，应该致力于帮助学生培养竞争意识，提高竞争能力，培养竞争品格。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学自身的竞争力也得到了提升和加强。
“交流”（communication）既是一种个体之间的对话与倾听，更是指不同文明之间的和谐共处。哈佛大学教授洛吉认为：“西洋文化是个人主义的文化，而东方文化是集体主义文化。在今后世界的经济战中，集体主义文化将比个人主义文化占优势。”[7]或许谁是世界的轴心难有定论，哪种文明处于优势也莫衷一是，但是个体与个体之间、文明与文明之间的对话与交流的必要性却是毋庸置疑的。
“自信”（confidence）是生存和发展的动力。原湖南师范大学校长张楚庭指出：“自信心是人的潜能最有力的挖掘者，自信心是创造心理的决定因素，自信心是个性发展的支撑点。”“自信是独立人格的基础，而独立人格是人格健全的保证。”[8]如何帮助学生树立足够的自信，打造其持续的学习能力和竞争能力，是大学的文化使命之一。尤其是当大学校园内工具理性日盛，价值理性渐弱之际，如何引导学生学会选择，学会排除干扰和抗拒诱惑，在笔者看来，应该是打造学生自信心的有效延伸。能够给学生带来自信的大学，其本身也一定是自信的。斯坦福大学校长卡斯帕尔指出：“大学已经成为一个有问题的机构。”他认为：“当前的情况并不单单是外界施加于大学的种种要求所造成的，而是诱惑以及对诱惑的屈服同时作用的结果”。[9]如何使大学摘掉“有问题的机构”的帽子？对于大学而言，重拾自信，不再盲从，尤其重要。
“合作”（cooperation）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尤其是全球化3.0时代，随着“地球村落”的形成，使个人有了更大的活动空间和舞台，这也就意味着更多的与人合作共事的机会。国际21世纪教育委员会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IESCO）提交的报告《教育——财富蕴藏其中》中指出：面向21世纪教育的四大支柱，就是要培养学生学会四种本领：学会认知（learning to know）、学会做事（learning to do）、学会合作（learning to together）、学会生存（learning to be）。尽管此处的学会合作（learning to together）是要培养学生学会与他人共同生活，就要学会合作生活，合作学习，从过去的集中教学方式到个别学习方式，到现在提倡的协商学习，但“学会合作”不应仅限于学习活动。大学校园，应该着力创设这样的文化氛围：使学生学会倾听，学会换位思考，学会团队精神。只有这样，学会合作（learning to together）才能从学习走向生活，从口号走向实际。
“兼容”（compatibleness）是从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谈起。微观层面是指大学校园应该鼓励学生个体之间尊重个性，和谐相处。宏观方面是指大学校园内不同文化与文明之间的兼容并包，相得益彰。无论是个体之间的交流还是文明之间的对话，都应该和谐共生，相互兼容。在交流与对话中求同存异，取长补短。
三、建设文化校园的措施
在笔者看来，建设文化校园，需要我们不断探索，也要求我们更新观念。建设真正意义上的文化校园，可以尝试着从如下两方面入手。
1.加强大一和大四的“入口”和“出口”教育
进入大学之初，学生们面临着文化适应的问题和角色转变的挑战。在关节点上引导新生尽快适应大学生活，完成从“中学生”到“大学生”的角色转换；同时，大四意味着学生必须为又一次角色转变做好准备：从大学生到劳动者的角色转变。大学要建设文化校园，应该以“文化”（culture）作为源泉，能够使处于“竞争”（competition）之中的学生，学会与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交流”（communication），在竞技的过程中充满“自信”（confidence），具有善于与人“合作”（cooperation）的优势和勇于“兼容”（compatibleness）的胸怀。大一和大四作为大学生活的两个端点，是影响文化校园建设的关键。大一决定基础，大四体现成效。我们似乎可以把建设文化校园的关注焦点，转移到学生的特定发展阶段，这样才能使文化校园的建设从口号走向实际，从静态走向动态，使学生更加充分地感受到所在大学的精神气质，形成带有学校印记的独特品格。
2.开展全球化时代的通识教育
全球化时代的通识教育，就必须超越工具理性的限制，就必须把对文化和文明关注的焦点，从本土范围的历时性转换到全球范围的共时性。曾经占主流地位的观点认为，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是作为与专业教育相对应的概念存在。而专业教育（specialty education）指的是根据国家教育行政部门规定的专业划分为大学生提供的专门教育，目的是让学生掌握本专业的基本知识和技能，成为该专业领域的高级专门人才。按专业实施教育是现代高等教育的显著特征，与学科知识体系的分化以及社会分工的细化有关。显然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的通识教育是以课程为载体的，以让学生掌握更多学科的知识性课程为目的。不可否认，这种对于通识教育的理解，有助于满足特定时期内社会对某种规格人才的需要。但是现在我们必须看到，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人们处在“终身学习”的社会当中。掌握某种固定的专业性知识已经不能占有明显的生存优势了。换句话说，再学习能力的提高和“夹心面包”式的学习机会的增多，使得专业教育的重要性被稀释了。网络和计算机的普及，使更多的人逐渐学会了数字化生存。这种因特网带来的生存空间的延伸和活动范围的扩大，使全世界的人们面临着一系列共同的问题：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如何和谐共处？如何协同合作？不同文化如何兼容？这就需要我们开展沟通不同文化的新通识教育。世界依旧处在动荡不安之中，除了显而易见的利益冲突之外，更深层次的原因也许在于不同文化的互不相容。经济上处于强势地位的国家把自己的文化强加于人，造成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难以平等相待，以诚相见。只有更多通晓不同文化的人，作为全球化时代的活动主体，才能使各种文化、不同文明和谐相处，相映生辉。
参考文献：
[1]马文·哈里斯.文化、人、自然——普通人类学导引[M].顾建光、高云霞,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136.
[2]斯皮罗.徐俊等,译.文化与人性[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70.
[3]龚放.重视异质文化的交流与理解[J]．高等教育研究,2002,(2),15.
[4]托马斯·弗里德曼.世界是平的[M].何帆,译.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
[5]睢依凡.关于大学文化建设的理性思考[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4,12.
[6]胡显章,曹莉.大学理念与人文精神[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21.
[7][8][9]睢依凡.学府之魂[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
（责任编辑：张中）
关键词：大文化；六C要素；文化校园；大学精神
作者简介：孙逊（1981-），女，辽宁铁岭人，贵州财经学院工商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贵州 贵阳 550004）
中图分类号：G6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0079（2011）02-0019-02
一、大楼、大师,呼唤大文化
清华大学老校长梅贻琦先生指出：“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大楼”是现代大学发展必要的硬件设施，是大学师生安心治学的基本保障。“大师”是大学的灵魂，更是一所大学学术地位的集中体现。“大楼”和“大师”犹如鸟之双翼，是大学腾飞必不可少的两个条件。与此同时，大学作为一种社会存在，经历着时代的变迁，也面临着新的挑战。因此，笔者认为，只有洋溢着“大文化”的校园才能为大学的发展提供不竭动力。
所谓“大文化”，主要是对文化本来面貌的还原：文化是连接历史与现实的纽带，但是当大学不得不面对过度的知识性索取和功利化需求时，这个纽带就有可能被拦腰斩断，以致于大学校园中的文化不再完整，而是变得支离破碎。还原之后的所谓“大文化”，其含义有三：第一，大学校园应使学生能感知到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使文化的历时性与共时性相得益彰，这是“大文化”体现的时间跨度之大。第二，大学校园应让学生能沐浴在不同国家的优秀文化中，成为异质文化交相辉映的舞台，这是“大文化”体现的空间跨度之大。第三，大学校园应该对师生个性化的成长足够宽容，使其拥有自由的学术空间和精神家园，这是“大文化”体现的包容胸怀之大。
1.“大文化”之时间跨度之大
文化是什么？著名人类学学者泰勒（Edward Burnett Tylor）这样给文化定义：“文化或者文明就是由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获得的，包括知识、信念、艺术、道德法则、法律、风俗以及其他能力和习惯的复杂整体。就对其可以作一般原理的研究的意义上说，在不同社会中的文化条件是一个适于对人类思想和活动法则进行研究的主题。”[1]也就是说，文化作为一种经历着人类发展和社会变迁的积淀，在动态发展中必将持续影响着人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甚至整个生存方式。而大学作为培养人才的主要载体和前沿阵地，作为文化继承、发扬和创新的重要主体，为学生成长营造跨越历时长河的“大文化”氛围和成长环境，显得尤为重要。文化是历史与现实之间的桥梁，但是当大学不得不面对着过度的知识性索取和功利化需求时，这个桥梁就可能坍塌，以致于大学校园中的文化不再完整，而是变得面目全非。我们应该时刻保持清醒的认识：“与时俱进”不是简单地顺应时代潮流，而是建基于文化的历史厚重，立足于今日的时代需求，致力于未来的持续发展。大学校园，应当为学生创设回顾过去、立足现实、展望未来的成长空间和文化氛围。
2.“大文化”之地域范围之大
斯皮罗（Spiro）在《文化与人性》中说：“不同的文化以不同的方式构造现实。对任何行为者来说，现实是通过世界观和他的文化所建构的行为环境传递的。”[2]毫无疑问，任何国家的大学都致力于引导个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都致力于改善个人的行为环境，都致力于弘扬本民族的优秀文化。但是，应该看到，不同民族的文化由于所处地域的差异，必将具有各自的特点。而大学校园应该鼓励异质文化共生。“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应当把促进全球化时代文化的多样性及其相互的理解和交融，作为自己不可推卸的职责。因为，保存、传递人类已有的文明成果，继承与更新文化价值观念，本来就是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最基本的功能和任务之一。”[3]而作为高等教育实施主体的大学，当其理念外化为制度和行为时，就必须把对文化和文明关注的焦点，从本土范围转换到全球范围。大学校园应创设这样的文化氛围：更加关注不同文化的相互影响，使学生能更好地理解文化的张力，以更加开阔的视角看待世界，使全球化时代的大学校园不再局限于研读本国的“经典”，不只关注本国文化的特征，更应关注世界其他地方的优秀文化，使大学校园成为不同文化和谐共生的“动力场”。昨天已发生的一切和今天正在发生着的一切，对于明天而言，都将是历史，所以，大学校园服务于今日世界各种文化的相互包容与和谐共处，也就是服务于历史的发展。
3.“大文化”之包容胸怀之大
原复旦大学校长杨福家曾以普林斯顿大学为例说明创建一流大学必须有“大爱”，方能营造一个有利于产生学术大师的良好环境。杨先生所言之“大爱”，体现着荡漾在大学校园中的包容与胸怀，这种包容，是大学这个独立的社会机构所特有的气息，更是激发师生员工建构和强化其一致的价值认同的不竭动力，是治学者带着“闲逸的好奇”，倾心于“高深学问”的攀登阶梯。
二、从“六C”要素解读全球化时代对大学的文化诉求
托马斯·弗里德曼在新著《世界是平的》（The World Is Flat）中指出，全球化经历了3个伟大的时代：第一个时代从1492年持续到1800年，他称其为全球化1.0版本。哥伦布远航开启新旧世界间的贸易。全球化令世界的规模从大号“缩水”为中号。此时的全球化依据国家的实力，实现对世界的强制整合。第二个时代从1800年到2000年，他称其为全球化2.0版本。全球化令世界的规模从中号“缩水”为小号。此时，全球化的载体是跨国公司，经济活动伴随着商品和信息的流动，使全球市场逐渐成熟起来。第三个阶段起自2000年。他称其为全球化3.0时代。全球化3.0时代是世界进一步缩小到微型。[4]处在时代变革中的大学，必须认识到在全球化语境中，大学承担着把学生培养成有联系的眼光、全局的观念、驾驭纷繁复杂现象的判断力的职责。面对着这样的文化诉求，大学可以尝试按照图中所示的六个维度，即六个以C为首字母的英文单词构成的要素，建构以“文化”（culture）、“竞争”（competition）、“交流”（communication）、“自信”（confidence）、“合作”（cooperation）、“兼容”（compatibleness）“六C”要素互动的文化校园模式。见图1：
在这六个要素中，“文化”（culture）是根基，是依据，也是其他要素的核心。在大学校园这个特定的空间内，文化有其相对独特的内涵。例如有学者指出：“从文化分类的角度考察，我们可以界定大学文化是相对所有社会成员必须参与其间的普遍文化而言的一种主要是大学成员参与的特殊文化，即一种针对大学特殊群体而言的区域文化。严格讲，“大学文化”含有“文化”概念应有的内涵，但它又是对社会文化反复选择加以吸收并融入自己大学意志和个性的文化结构，这就使它又内含不同于一般诸如理想化、集约化、稳定性、批判性的特征。也正是这些特征使大学文化以其文化的形态影响教育的作用及重要性既突出又持久。”[5]大学校园，应该营造独特的文化氛围，去培养大学生的“文化自觉”。美国伯克利大学前校长Clark Kerr指出：伟大的大学是在历史上的伟大国家的伟大时期发展起来的。换言之，一个二三流的国家是不可能产生伟大的大学的，一个没有文明根基的国家是不可能发展出伟大的大学的。应该看到，如果中国的大学生能够具有充分的文化自觉，如果中国的大学牢牢地根植于中国文明的最深处，那么，即使今天的大学仍然很不理想，但我们有理由期望，经过一两代人的不懈努力，中国的大学作为伟大的中国文明的担当者将会成长为伟大的大学。[6]
“竞争”（competition）是时代的音符，不论对于大学本身还是对于大学生而言，参与竞争并力求在竞争中取得优势地位都是其不言自明的目标。大学校园文化，应该致力于帮助学生培养竞争意识，提高竞争能力，培养竞争品格。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学自身的竞争力也得到了提升和加强。
“交流”（communication）既是一种个体之间的对话与倾听，更是指不同文明之间的和谐共处。哈佛大学教授洛吉认为：“西洋文化是个人主义的文化，而东方文化是集体主义文化。在今后世界的经济战中，集体主义文化将比个人主义文化占优势。”[7]或许谁是世界的轴心难有定论，哪种文明处于优势也莫衷一是，但是个体与个体之间、文明与文明之间的对话与交流的必要性却是毋庸置疑的。
“自信”（confidence）是生存和发展的动力。原湖南师范大学校长张楚庭指出：“自信心是人的潜能最有力的挖掘者，自信心是创造心理的决定因素，自信心是个性发展的支撑点。”“自信是独立人格的基础，而独立人格是人格健全的保证。”[8]如何帮助学生树立足够的自信，打造其持续的学习能力和竞争能力，是大学的文化使命之一。尤其是当大学校园内工具理性日盛，价值理性渐弱之际，如何引导学生学会选择，学会排除干扰和抗拒诱惑，在笔者看来，应该是打造学生自信心的有效延伸。能够给学生带来自信的大学，其本身也一定是自信的。斯坦福大学校长卡斯帕尔指出：“大学已经成为一个有问题的机构。”他认为：“当前的情况并不单单是外界施加于大学的种种要求所造成的，而是诱惑以及对诱惑的屈服同时作用的结果”。[9]如何使大学摘掉“有问题的机构”的帽子？对于大学而言，重拾自信，不再盲从，尤其重要。
“合作”（cooperation）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尤其是全球化3.0时代，随着“地球村落”的形成，使个人有了更大的活动空间和舞台，这也就意味着更多的与人合作共事的机会。国际21世纪教育委员会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IESCO）提交的报告《教育——财富蕴藏其中》中指出：面向21世纪教育的四大支柱，就是要培养学生学会四种本领：学会认知（learning to know）、学会做事（learning to do）、学会合作（learning to together）、学会生存（learning to be）。尽管此处的学会合作（learning to together）是要培养学生学会与他人共同生活，就要学会合作生活，合作学习，从过去的集中教学方式到个别学习方式，到现在提倡的协商学习，但“学会合作”不应仅限于学习活动。大学校园，应该着力创设这样的文化氛围：使学生学会倾听，学会换位思考，学会团队精神。只有这样，学会合作（learning to together）才能从学习走向生活，从口号走向实际。
“兼容”（compatibleness）是从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谈起。微观层面是指大学校园应该鼓励学生个体之间尊重个性，和谐相处。宏观方面是指大学校园内不同文化与文明之间的兼容并包，相得益彰。无论是个体之间的交流还是文明之间的对话，都应该和谐共生，相互兼容。在交流与对话中求同存异，取长补短。
三、建设文化校园的措施
在笔者看来，建设文化校园，需要我们不断探索，也要求我们更新观念。建设真正意义上的文化校园，可以尝试着从如下两方面入手。
1.加强大一和大四的“入口”和“出口”教育
进入大学之初，学生们面临着文化适应的问题和角色转变的挑战。在关节点上引导新生尽快适应大学生活，完成从“中学生”到“大学生”的角色转换；同时，大四意味着学生必须为又一次角色转变做好准备：从大学生到劳动者的角色转变。大学要建设文化校园，应该以“文化”（culture）作为源泉，能够使处于“竞争”（competition）之中的学生，学会与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交流”（communication），在竞技的过程中充满“自信”（confidence），具有善于与人“合作”（cooperation）的优势和勇于“兼容”（compatibleness）的胸怀。大一和大四作为大学生活的两个端点，是影响文化校园建设的关键。大一决定基础，大四体现成效。我们似乎可以把建设文化校园的关注焦点，转移到学生的特定发展阶段，这样才能使文化校园的建设从口号走向实际，从静态走向动态，使学生更加充分地感受到所在大学的精神气质，形成带有学校印记的独特品格。
2.开展全球化时代的通识教育
全球化时代的通识教育，就必须超越工具理性的限制，就必须把对文化和文明关注的焦点，从本土范围的历时性转换到全球范围的共时性。曾经占主流地位的观点认为，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是作为与专业教育相对应的概念存在。而专业教育（specialty education）指的是根据国家教育行政部门规定的专业划分为大学生提供的专门教育，目的是让学生掌握本专业的基本知识和技能，成为该专业领域的高级专门人才。按专业实施教育是现代高等教育的显著特征，与学科知识体系的分化以及社会分工的细化有关。显然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的通识教育是以课程为载体的，以让学生掌握更多学科的知识性课程为目的。不可否认，这种对于通识教育的理解，有助于满足特定时期内社会对某种规格人才的需要。但是现在我们必须看到，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人们处在“终身学习”的社会当中。掌握某种固定的专业性知识已经不能占有明显的生存优势了。换句话说，再学习能力的提高和“夹心面包”式的学习机会的增多，使得专业教育的重要性被稀释了。网络和计算机的普及，使更多的人逐渐学会了数字化生存。这种因特网带来的生存空间的延伸和活动范围的扩大，使全世界的人们面临着一系列共同的问题：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如何和谐共处？如何协同合作？不同文化如何兼容？这就需要我们开展沟通不同文化的新通识教育。世界依旧处在动荡不安之中，除了显而易见的利益冲突之外，更深层次的原因也许在于不同文化的互不相容。经济上处于强势地位的国家把自己的文化强加于人，造成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难以平等相待，以诚相见。只有更多通晓不同文化的人，作为全球化时代的活动主体，才能使各种文化、不同文明和谐相处，相映生辉。
参考文献：
[1]马文·哈里斯.文化、人、自然——普通人类学导引[M].顾建光、高云霞,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136.
[2]斯皮罗.徐俊等,译.文化与人性[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70.
[3]龚放.重视异质文化的交流与理解[J]．高等教育研究,2002,(2),15.
[4]托马斯·弗里德曼.世界是平的[M].何帆,译.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
[5]睢依凡.关于大学文化建设的理性思考[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4,12.
[6]胡显章,曹莉.大学理念与人文精神[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21.
[7][8][9]睢依凡.学府之魂[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
（责任编辑：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