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中国文人历来主张复古,一部中国文学史便是文学复古思潮不断反复的发展史。由于中国的农耕文明决定了“崇尚自然、不求变化”的哲学思想,逐渐形成了文人的复古心态。文学复古运动在初期确实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因为本身的思想局限,越到后来越产生了恶劣的影响。现今在文化复兴的外衣下,僵化的复古心态已成了中国文化发展的阻碍。
关键词:复古;古文运动;复古心态;中国文化
中国有许多人对于自己欣赏的人或被一些人欣赏的人,一直存在一种迷狂的崇拜。如若有“聪明人”登高振臂一呼,就会应者云集。而这所呼的内容必是“泱泱中华、灿烂文明、老大帝国、四方夷狄”之类,才能算做是“聪明人”。任何一个中国人自豪于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都是让人尊敬的。任何一个民族都需要坚定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而将自豪感和自信心建立在对于民族文明极端狭隘的理解和盲目的崇拜之上,只认为自己有文化且至善至美,这种心理让人感觉到可怕而且极度危险。中国文化陷入这种极度自负的迷雾中,一旦遇到外部冲击内部否定,敏感的“聪明人”就立即高呼“国学、国学”,一帮人跟着大喊“复古、复古”。在复古心态的驱使下,中华大地上以各种名义进行着复古活动,且愈演愈烈。到处都是古装戏,到处都在提倡读经,到处可见磕头祭拜。在复兴中国文化的崇高命题下,复古者搜出一两个概念,摆出个“上下求索、痛心疾首”的造型,赢得掌声和叫好。然而这些内容空泛、流于形式的话语,只不过满足意识里复古的欲念,却如何是真正复兴中国文化的姿态。
中国文人历来主张复古,从“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开始,谨遵古制,否定创造,一部中国文学史便是文学复古思潮不断反复的发展史。早在东汉就有王充作《论衡》二十余万言,提出了反复古的口号,“夫俗好珍古不贵今,谓今之文不如古书。夫古今一也,才有高下,言有是非,不论善恶,而徒贵古,是谓古人贤今人也”(王充《案书》),足见当时复古气氛已然十分浓烈。中国文人复古心态的形成,源于思想上占支配地位的儒道两家思想,儒家的“信而好古”和道家的“小国寡民”,都是支持复古的。中国文明的基础是农耕文明,在土地上耕作,要祈求风调雨顺,才能获得生存的基础。中国的哲学也就从顺其自然开始,“他们赞美自然,遣责人为,于是纯朴天真之中,很容易满足。他们不想变化也无从想象变化,阻挠创造发明”(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中国的哲学从自然这个基础上发展成熟,影响人们的生活,继而影响文学创作。其中影响最大的便是这儒道两家,孔子说:“过犹不及”老子说“反者道之动”。虽然儒道两家对这种自然哲学的发展有所不同,道家主张“返朴归真、天人合一”,儒家主张“家族式自然伦理”,但是能够很清楚看到这两种哲学都体现了对于自然的向往。这两种思想一直发展,处于核心地位,对于中华民族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也在中国文人的心中沉淀了一个“复古”的心态。我们看到历来一种文学形式走向流弊,就有人起来呼吁复古了,这确实也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文学的发展,同时让人看到了复古文人终究对于文学未来的无力。而“复古”所形成的流弊产生了更为恶劣的影响,特别是当有一种新思想相冲突的时候,几近演为流毒了。
中国文学向来呈现两种风格,较古的有“温柔敦厚、质木无文”,较近的有“缘情而绮靡”。汉之时赋体大盛,陆机说:“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藻思绮合,清丽芊眠,炳若缛绣,凄若繁弦”。之后马上就有挚虞站出来提倡复古,“挚虞之在当日,与时代精神适相背驰。自建安以降,迄于太康,文体变迁,趋势已定,仲洽之论,乃欲——取而质之于古”(朱东润《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而当时社会比较混乱,朝代更迭旦夕之间,儒家思想并不占主导地位,所以“晋宋以降,骈俪渐繁,拘牵对偶,转形饾饤”(朱东润《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文章到了齐梁,骈俪的文字统治了文坛,只剩下词语的堆砌,洋洋洒洒不知所云,眼看没救了。于是有人放眼文坛,感觉有逆挽狂澜的必要。“彦和折而言通变,通变之道,则托于复古。复古之旨,其意实在革新,而必以复古为名者,所谓假物以为济者也”(朱东润《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刘勰以他的文学批评著作《文心雕龙》,反对这种假饰雕琢的文字,树立了“原道”、“征圣”、“宗经”的复古标准。他为后来历次的文学复古运动奠定了理论基础,之后一提复古,都以“道”为皈依,而所遵循的首先是那些“圣”和“经”的文字。当时由于儒家并未有独尊的支配作用,不能严重约束人的思想,而且刘勰与佛学有很深的渊源,所以他所谓的“道”是与天地并生的自然之道,追求自然性灵的思想而已。这与后来文人所倡导的“道”,如韩愈的“道”,那种“尧舜禹汤文武周孔”的“道”,以至全为统治阶级服务,愚弄和奴役人的“道”是不同的。
随着国家的统一安定多于战乱,儒学逐渐处于至高无上的独尊地位,“缘情绮靡”的文字逐渐变为对统治阶级的阿谀吹捧,或是闺阁忧怨的矫情玩弄,成为消闲的符号。于是有人举起了“复古”的大旗,重新呼吁文学的社会承担功能。限于当时的历史认识和思想束缚,复古的心态不可避免的与统治的要求相迎合,特别是才力不及的文人便开口“至圣先师”闭口“皇恩浩荡”为“道”的唯一标的。但是不能否认,“复古运动”为文学的发展,为打破“程式化”的文学样式,做出了不小的贡献,比如唐宋的“古文运动”,的确为中国文学创造了不朽的价值。“仆尝暇时观齐梁间诗,采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每以永叹。窃思古人,常恐逶迤颓靡,风雅不作,以耿耿也”(陈子昂《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陈子昂有感于处在盛世,人心思定,只爱一些“采丽竞繁,逶迤颓靡”的文字,不愿做艰苦深远的思考。他深觉文学前途危机重重,耿耿于怀,于是登高台大呼复古,以救其弊。此时的唐王朝确实有些气魄,将外族事物和思想都敢纳入自己的胸怀,我们方才看到“禅宗”的光大辉煌。文人文章皆纵横驰骋、别开生面。这倒于现今社会有些相像,人们乐于安享,多尚“闲适”文字,而思想往来盛烈,复古之心又生。而现今与唐宋的复古心态却已大异其趣,这也与“道”的不同一样。陈子昂之后有李白、白居易、元稹等人大畅其说,辅之以天才纵恣,让后人提及唐诗煌煌如炬。到了“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古文大盛,虽然他以“文以明道”标举,但是“务去陈言,气盛言宜”的观点可以看出韩愈重在论文,以“言文有实”来救六朝流弊,并不像后世“业儒”拈出的“道德文章”几个字那么可怕。柳宗元、欧阳修、曾巩、王安石、苏氏父子等人继其余韵,一时中国文学蔚为大观,颇让后人自豪。虽然“古文运动”的理论出发点拘于拟古,为后世复古理念带来了负面作用,为后人培养了复古的心态,但是当时领袖文坛的全是大手笔,却无法以此为讥。黄庭坚却以“无一字无来处、点铁成金”之说,披拣前人文论中的复古思想,“山谷言文章必谨布置,每见后学,多告以《原道》命意曲折”(朱东润《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于是文风逐渐流于“掉书袋”,实为后来复古主义思想开了一个很坏的头。黄庭坚诸人还能以才力胜,越往后就越艰深晦涩,走向了另一个极端。道学家朱熹,则或说“文以载道”,或只讲义理不言文了。而道学家的“道”与古文家的“道”也大不一样,与“人”也越走越远了。从此以后专制统治愈来愈残酷,以改造的新儒学严密束缚士人的思想,又以“八股取士”诱使世人“皓首穷经”。主流文学渐渐没落,虽然还有人想以“复古”振荡文坛,如明“前后七子”的“文必秦汉,诗必盛唐”,方苞、姚鼐的“义理、考据、词章”,大抵等而下之,没什么可观之处,不足为论了。
中国文人生性好古,虽说于复古之中有所革新发展,创造却还是少,总显得瑟缩。有条路规整规整就能走很久很远,然而“复古”这条路若再无精神思想的大革新,似乎走不下去了。自明以来,主流诗文垂垂大病,而民间话本戏剧之类却发展壮大。徐渭不求格律,高谈惊坐以来,袁宏道说“见从己出,不曾依傍半个古人,所以他顶天立地”(袁宏道《与张幼于》),欲救复古之弊。此时,西方正值文艺复兴,这次运动成功地使西方精神摆脱了宗教桎梏,成就了显赫的西方文学,而中国却没有将这种精神的自觉做一些发展。由于清朝圣君们个个雅好文字狱,最喜欢看着文人在故纸堆里争个面红耳赤,而对文学一律赶尽杀绝,这种呼喊“人心”的文字,便如三岁儿郎遇上了战乱饥荒,很难养大了。只有袁枚轻轻提起“性灵”两字,却也缩手缩脚,孤芳自赏、低吟浅唱罢了。这次自觉文艺启蒙的夭折,拉开了中西文化的差距,而我们民族深重的苦难也从此开始了。国人在危机重重中被迫觉醒,只有待“五四”文化运动时结合民族运动重新启蒙,而那时面对大大超前于我们的西方,和列强的欺凌压迫,问题复杂而紧迫。
“中国人历来是以文化差异,而不是以民族差异来区分自身与外族。中国人的民族意识更多来自文化,而不是来自政治。中国的地理位置远离其他重要国家,又拥有古老的文明,在这种地理、文化环境里,中国人很难设想,居然还有其他民族也拥有发达的文明,而在生活方式上却与中国人全然不同。因此,中国人接触外来文化时,往往倾向于蔑视并且加以抵制,主要不是排斥外来的东西,而是认为外来文化是低级的,甚至是错误的。佛教传入中国,激起了中国道教的兴起,这是一种以中国本民族宗教抵制外来宗教信仰的努力”(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正是中国人的这种文化心态,使得中国文化在几千年的发展中不至于消亡,也使得过分迷信自己而与世界产生隔膜。当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之时,中国人对他们的数学、钟表、望远镜之类的更感兴趣。中国人总是认为自己处于“四海之内”,之外便是蛮荒之地,在文化上对于自己的文明是一种至善至美的崇拜。开始败于西方列强,只知道“坚船利炮”的利害,于是对科学产生了学习的渴望。而“甲午”又战败于日本了,中华文明的中心地位极大地动摇,新的思想成了有识之士关注的焦点。而民族存亡的问题刻不容缓,这就不得不要求英雄横空出世。鲁迅、陈独秀、胡适、李大钊、蔡元培等人,举起“民主与科学”的旗帜,奔走呼告。“明哲之士必洞达世界之大势,权衡较量……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遂,则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帮由是转为人国。人国既建,乃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鲁迅《文化偏至论》)。当时之势,我们的民族正处在水深火热之中,这些文化的闯将不但要救民,还要救国。救民使其成为“人”,摆脱专制,砸掉奴隶的枷锁,这个李贽、袁宏道、袁枚等略微思考了一下的问题,就落在了他们身上,而且更要从精神思想、文化惯性方面做出更深层次更彻底更激荡的反思与革新。国家将亡,一旦沦为亡国奴,那么一切大约无从谈起了。而救国必自救民始,必自救民之自由精神始。救国救民,殚精竭虑;生死存亡,攸忽一瞬。我们民族的勇士,精神界的战士,夙夜忧叹,慷慨悲歌,恨不得以自己的血肉饲之,促使我们的民族和国家如苍鹰雄狮一般傲立于东方。这种亟待启蒙民族的呐喊,却遭遇了可怕的沉默。有清一代,人都不敢说话了,也不认为有敢于说话的人。“乾隆朝纂修《四库全书》,是被许多人颂为一代盛业的,但他们却不但捣乱了古书的格式,还修改了古人的文章,不但藏之内廷,还颁之文风较盛之处使天下士子阅读,永不会觉得我们中国的作者里面,也曾经有过很有些骨气的人”(鲁迅《且介亭杂文?病后杂谈之余》)。人们看不到希望,就习惯于天生为奴,如若偶然有个人站出来说“做人”,他立即就被视为异类,凶恶的就要驱逐,和善的就要做些“为奴的好处”的文章来劝勉。“五四”的英雄,刚想说几句“人的话”,就有人把古训搬了出来,孰不知他们所谓的“古训”几乎早被别有用心者改过了,已算不得什么“古训”。可是总要复古的,这是一种惯性的心态。早已没有早期那种革新的精神,没了“古文运动”的任何味道,全取其弊病,真正只剩下“复古”。他们对于大胆的创造者,愤愤然想要吃了他们的肉。可惜英雄的血肉是不会喂养妖孽的。“往者为本体自发之偏枯,今则获以交通传来之新疫,二患交伐,而中国之沉沦遂以益速矣。” (鲁迅《文化偏至论》)。力挽颓势的志士仁人,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以生命唤起民族精神的觉醒。启蒙运动终于风雷直下,开启了新的篇章。
“眼界宽,眼力也宽,时代愈新,‘陈言’愈要铲净;这好像是人类普通思想上的定律”(方孝岳《中国文学批评》)。大规模的复古,在生存土壤遭到破坏后,也渐渐熄灭。“一条路走穷了,又千方百计找别的路,不管目的如何,只是东奔西跑,换途觅径,仆仆风尘。历来谈文学的人,都免不了这种见解。看见宋诗发生了毛病,就提出学唐诗的途径来。看见晚唐的派头不好,又提出盛唐来。把许多时代名目上的差别,横梗在胸中,结果不过是一些笼统皮毛之见,总不容易发生精光”(方孝岳《中国文学批评》)。历来对于文学形势渐末渐弱之时,敢于提出创造革新的人,都令人肃然起敬。“复古”之初也是为了救弊,为了革新一时代的文学精神,鉴于生活条件所限,假借“复古”之名,却也是极其反对“陈陈因袭”。虽说当时提出来这些名目确也起到了积极的意义,但总是依仗着剿袭慕拟,为愈下者埋下了隐患。当今中国人眼力渐宽,气魄渐大,也不再遵古训而唯唯喏喏,沉淀在心中的复古情结却依然做着梦。任何一种反思,总有其可贵之处。对于“五四”的反思,对于引进西方哲学文学思想的反思都是可敬佩的。然而有人感觉到中国传统文化要断裂了,“国学”要湮灭了,先是找出几个罪人出出气,然后大呼小学生学习“三字经”、“弟子规”。如果一本“三字经”,几句“弟子规”就能彰显“国学”,那也未免天真。读一些古文经典,是很必要的,那都是我们的文化。“三字经”、“弟子规”之类,其中有一些思想,是否适合小学生学习,怕是要慎重的。最近,还有人提出恢复孔子“衍圣公”的称号,又着实吓人一跳。神化一个孔子就能“国故永昌”吗?其实许多人未必踏实做学问,未必真正懂得中国文化自古而来的精华,只不过是“复古心态”作祟罢了。国人安逸惯了,追求轻松闲适的生活,把文字拿在手上做做游戏而已。随着物质文明的不断发展,人们越来越能在更加广阔的范围看待一个问题。应该怎样理解“国学”呢?以前有所谓“国粹”,就论辫子、小脚、文字狱,这种理解没人愿意接受。现在说“国学”,必是土生土长的才算,那么“禅宗”一脉必然全部排斥在外,这又让人很不舒服。“要我们保存国粹,也必须国粹能保存我们。保存我们,的确是第一义”(鲁迅《热风·三十五》)。一个国家的文化,一个民族的文化总是要不断变化,不断发展,不断革新,不断地吸收一切优秀的先进的成分,才能充满活力,才能引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走向未来。如若非要圈出一个概念僵硬不变,固执于几部“丹壶金书”的经典,不要说指导世界,更不论保存“国学”,恐怕亡国亡族的危险都会有的。
“汉唐虽然也有边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或者竟毫未想到,凡取用外来事物的时候,就如将被俘来一样,自由驱使,绝不介怀。一到衰弊陵夷之际,神经可就衰弱过敏了,每遇外国东西,便觉得仿佛被来俘我一样,推拒、惶恐、退缩、逃避,抖成一团,又必想一篇道理来掩饰,而国粹遂成为孱王和孱奴的宝贝”(鲁迅《坟·看境有感》。我也自信当今的中国,其魄力与影响能够撑得起民族自信心,却为何那些大呼“泱泱中华,灿烂文明”的大师们,看到几个西方的哲学文学思想的名词却要抖作一团,生怕自己怀里的宝贝发不了光或被人抢去呢?许多大行其道的名词,在中国文化的发展过程中也有过论述或者涉及。对于任何一种文化思潮在中国的引入或是繁荣都是中国文化发展的一部分,完全不需要惶恐。“所谓‘洋气’之中,有不少是优点,也是中国人性质中所本有的,但因了历朝的压抑,已经萎缩了下去,现在就连自己也莫名其妙统统送给洋人了。这是必须拿它回来——恢复过来的——自然还得加一番慎重的选择”(鲁迅《且介亭杂文·从孩子的照相说起》)。我们将曾经也有的文明的结晶,诸如民主、人道、个性之类早早送了人,不知流了多少鲜血才拿回个“民主与科学”,现在又变得缩手缩脚,又往回看了。无论如何中国传统文化也不会断裂,这样的复古心态都丝毫没有变,那些几千年渗透在我们的血液中指导我们思考和生活的文化结晶,怎么会断?如果将中国文化定位在清亡之前,不求大踏步的前进,那就危险了,中国文化的传统才会可能真正的断。西方人称道中国文化的心态是非常复杂的,其中也不排除让中国保持盲目的自负保持落后和对于他们不了解的事物满足其好奇心理。中国文化的发展的确需要自强,但自强并不是把自己圈起来,一概排外。当代西方确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经典结晶,我们的自信心总要有,不管他人对我们的初衷如何,我们总还能做什么的,不能媚外,也不能复古,关键还是我们自己的勇气和心智。
中国许许多多令人称赞的知识分子,都是很有骨气的,不管专制统治多么严酷,中国文化总在这些英雄的支撑下向着先进的方向发展。这种不利专制的因素总被想法解决,既然“棒杀”不了,那就“捧杀”。历史上第一个被“捧杀”的人就是孔子。当统治阶级发现孔子“家邦伦常”的学说很有利于自己的统治,就欣欣然将自己看成“儒理”中的一个角色,然后网罗一切有利的言辞大肆附会,为孔子建庙行礼封神,生生造出一个“孔教”来。“孔夫子之在中国,是权势者所捧起来的,是那些权势者或想做权势者们的圣人,和一般的民众并无什么关系”(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鲁迅先生还了孔夫子一个公道,可惜那个教育子女成人,主张人们感恩,致“天下大同”的好教师孔丘先生早在汉朝就呜呼哀哉了。依照孔夫子的说法,圣人就要像他塑造的尧舜禹一样,不但品德高尚而且为民谋福。孟子又提出“民本”、“王道”,主张统治要依靠道德教诲和教育来实行,不能靠强制手段,甚至告诉人们一个国君不仁义,就可以革命,杀掉的只是一个“独夫”不算“弑君”。认定人民有革命的权利,皇帝们怎么能够容许,朱元璋就差点将“亚圣”的牌位从庙里搬了出去,后来想了想还是“捧杀”的好。后来人只看到了“圣和神”,并未知有人。于是做奴隶是唯一的选择。某些中国文人现在的心态也很复杂,对于此种计谋亦遵“古制”,昨天“捧杀”个“大师”,今天“捧杀”个“希望”。让这些才华横溢的人多做事有什么不好,动不动就用莫须有的荣誉把他们包围起来,力使他们并不自省甚至歪曲,等到他们渐渐颓废,又一起唾弃围攻至于剥皮。凡有创新者,刚闪出一点新颖的火花,于是围攻,踩不到脚下,就捧到天上然后摔下来,断不能有所创造,更不能动摇这些人固有的地位,以达到这些人险恶的不可告人的目的。“围攻”就是这些人的手段,也是断送中国文化的手段。
当下“复古文人”是不谈“复古”的,于是另造出一个名词,或“国学”或“传统文化”,其内核还是复古。将在中文化如此狭隘的理解,使之自觉与世界文化产生隔膜,使之封闭使之僵化使之沉沦,这才是中国文化的致命伤。其中从众围观的孱头大可不必计较,而某些“聪明的”、“捶胸顿足的”人真不知到底做何感想。往往有人于文学人生并不做什么深刻的发展的考虑,只不过翻出一两句哲理名言装点门面,给我们摆夫子的架势,装腔作势,故弄玄虚,以图盛气凌人而已。谁真正为了中国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躬身力行,谁不但会背“诸子诸贤”,还能在他的精神上显现儒家的大仁大勇老庄的自由驰骋墨子的苦干实干释氏的豁达坚忍?只怕是嘴上说说,骗骗听众也骗骗自己罢了。我也希冀中国文化能够在一个令人仰视的高度引领世界文化的潮流,所以我深深地敬佩那些挖掘中国文化的优秀结晶,彰显中国文化文明魅力的学者们,他们为了中国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进行着艰苦的思考与实践。世界上每一个民族都有他们十分优秀的文明结晶,都会是中国文化很好的参考,是中国文化的天然养分。现在看来,中外哲学文学,并无所谓高低优劣,而这种盲目崇拜至善至美的复古主义心态,却是最危险可怕最可恨的。“中国人向来有点自大——只可惜没有‘个人的自大’,都是‘合群的爱国的自大’。这便是文化竞争失败之后,不能再见振拔改进的原因”(鲁迅《热风——38》)。在这种自大中,披着“爱国主义”的华丽外衣,使中国文化立足于永远不求变革创新的泥沼里,从而真正使中华文明断裂甚至消亡。中国自古讲中庸和节制,却总是爱走极端,要么一概排斥要么一律膜拜。这依然也是当下复古者的心态,一边痛哭流涕一边什么都不做。“时时上征,时时反顾,时时进光明之长途,时时念辉煌之旧有,故其新者日新,而其古亦不死,若不知其所以然,漫夸耀以自悦,则长夜之始,即在斯时”(鲁迅《摩罗诗力说》)。不论“好古”者,还是“好西者”,真真切切做学问,知其所以然而不是仅圈一个概念造一个名词,都是中国文化史上的英雄。希望我们的文化,能够不断挖掘其中已有的合理因素,也不断吸收一切文化的优秀成分,敢于怀疑,敢于自省,让中国文化每日创新,每日向着光明的未来看。
参考文献:
[1]鲁迅讲国学[A].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9.1.
[2]林非.鲁迅和中国文化[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7.9.
[3]朱东润.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4.
[4]方孝岳.中国文学批评.中国散文概论[M].北京:三联书店,2007.1.
[5]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8.5.
关键词:复古;古文运动;复古心态;中国文化
中国有许多人对于自己欣赏的人或被一些人欣赏的人,一直存在一种迷狂的崇拜。如若有“聪明人”登高振臂一呼,就会应者云集。而这所呼的内容必是“泱泱中华、灿烂文明、老大帝国、四方夷狄”之类,才能算做是“聪明人”。任何一个中国人自豪于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都是让人尊敬的。任何一个民族都需要坚定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而将自豪感和自信心建立在对于民族文明极端狭隘的理解和盲目的崇拜之上,只认为自己有文化且至善至美,这种心理让人感觉到可怕而且极度危险。中国文化陷入这种极度自负的迷雾中,一旦遇到外部冲击内部否定,敏感的“聪明人”就立即高呼“国学、国学”,一帮人跟着大喊“复古、复古”。在复古心态的驱使下,中华大地上以各种名义进行着复古活动,且愈演愈烈。到处都是古装戏,到处都在提倡读经,到处可见磕头祭拜。在复兴中国文化的崇高命题下,复古者搜出一两个概念,摆出个“上下求索、痛心疾首”的造型,赢得掌声和叫好。然而这些内容空泛、流于形式的话语,只不过满足意识里复古的欲念,却如何是真正复兴中国文化的姿态。
中国文人历来主张复古,从“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开始,谨遵古制,否定创造,一部中国文学史便是文学复古思潮不断反复的发展史。早在东汉就有王充作《论衡》二十余万言,提出了反复古的口号,“夫俗好珍古不贵今,谓今之文不如古书。夫古今一也,才有高下,言有是非,不论善恶,而徒贵古,是谓古人贤今人也”(王充《案书》),足见当时复古气氛已然十分浓烈。中国文人复古心态的形成,源于思想上占支配地位的儒道两家思想,儒家的“信而好古”和道家的“小国寡民”,都是支持复古的。中国文明的基础是农耕文明,在土地上耕作,要祈求风调雨顺,才能获得生存的基础。中国的哲学也就从顺其自然开始,“他们赞美自然,遣责人为,于是纯朴天真之中,很容易满足。他们不想变化也无从想象变化,阻挠创造发明”(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中国的哲学从自然这个基础上发展成熟,影响人们的生活,继而影响文学创作。其中影响最大的便是这儒道两家,孔子说:“过犹不及”老子说“反者道之动”。虽然儒道两家对这种自然哲学的发展有所不同,道家主张“返朴归真、天人合一”,儒家主张“家族式自然伦理”,但是能够很清楚看到这两种哲学都体现了对于自然的向往。这两种思想一直发展,处于核心地位,对于中华民族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也在中国文人的心中沉淀了一个“复古”的心态。我们看到历来一种文学形式走向流弊,就有人起来呼吁复古了,这确实也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文学的发展,同时让人看到了复古文人终究对于文学未来的无力。而“复古”所形成的流弊产生了更为恶劣的影响,特别是当有一种新思想相冲突的时候,几近演为流毒了。
中国文学向来呈现两种风格,较古的有“温柔敦厚、质木无文”,较近的有“缘情而绮靡”。汉之时赋体大盛,陆机说:“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藻思绮合,清丽芊眠,炳若缛绣,凄若繁弦”。之后马上就有挚虞站出来提倡复古,“挚虞之在当日,与时代精神适相背驰。自建安以降,迄于太康,文体变迁,趋势已定,仲洽之论,乃欲——取而质之于古”(朱东润《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而当时社会比较混乱,朝代更迭旦夕之间,儒家思想并不占主导地位,所以“晋宋以降,骈俪渐繁,拘牵对偶,转形饾饤”(朱东润《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文章到了齐梁,骈俪的文字统治了文坛,只剩下词语的堆砌,洋洋洒洒不知所云,眼看没救了。于是有人放眼文坛,感觉有逆挽狂澜的必要。“彦和折而言通变,通变之道,则托于复古。复古之旨,其意实在革新,而必以复古为名者,所谓假物以为济者也”(朱东润《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刘勰以他的文学批评著作《文心雕龙》,反对这种假饰雕琢的文字,树立了“原道”、“征圣”、“宗经”的复古标准。他为后来历次的文学复古运动奠定了理论基础,之后一提复古,都以“道”为皈依,而所遵循的首先是那些“圣”和“经”的文字。当时由于儒家并未有独尊的支配作用,不能严重约束人的思想,而且刘勰与佛学有很深的渊源,所以他所谓的“道”是与天地并生的自然之道,追求自然性灵的思想而已。这与后来文人所倡导的“道”,如韩愈的“道”,那种“尧舜禹汤文武周孔”的“道”,以至全为统治阶级服务,愚弄和奴役人的“道”是不同的。
随着国家的统一安定多于战乱,儒学逐渐处于至高无上的独尊地位,“缘情绮靡”的文字逐渐变为对统治阶级的阿谀吹捧,或是闺阁忧怨的矫情玩弄,成为消闲的符号。于是有人举起了“复古”的大旗,重新呼吁文学的社会承担功能。限于当时的历史认识和思想束缚,复古的心态不可避免的与统治的要求相迎合,特别是才力不及的文人便开口“至圣先师”闭口“皇恩浩荡”为“道”的唯一标的。但是不能否认,“复古运动”为文学的发展,为打破“程式化”的文学样式,做出了不小的贡献,比如唐宋的“古文运动”,的确为中国文学创造了不朽的价值。“仆尝暇时观齐梁间诗,采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每以永叹。窃思古人,常恐逶迤颓靡,风雅不作,以耿耿也”(陈子昂《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陈子昂有感于处在盛世,人心思定,只爱一些“采丽竞繁,逶迤颓靡”的文字,不愿做艰苦深远的思考。他深觉文学前途危机重重,耿耿于怀,于是登高台大呼复古,以救其弊。此时的唐王朝确实有些气魄,将外族事物和思想都敢纳入自己的胸怀,我们方才看到“禅宗”的光大辉煌。文人文章皆纵横驰骋、别开生面。这倒于现今社会有些相像,人们乐于安享,多尚“闲适”文字,而思想往来盛烈,复古之心又生。而现今与唐宋的复古心态却已大异其趣,这也与“道”的不同一样。陈子昂之后有李白、白居易、元稹等人大畅其说,辅之以天才纵恣,让后人提及唐诗煌煌如炬。到了“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古文大盛,虽然他以“文以明道”标举,但是“务去陈言,气盛言宜”的观点可以看出韩愈重在论文,以“言文有实”来救六朝流弊,并不像后世“业儒”拈出的“道德文章”几个字那么可怕。柳宗元、欧阳修、曾巩、王安石、苏氏父子等人继其余韵,一时中国文学蔚为大观,颇让后人自豪。虽然“古文运动”的理论出发点拘于拟古,为后世复古理念带来了负面作用,为后人培养了复古的心态,但是当时领袖文坛的全是大手笔,却无法以此为讥。黄庭坚却以“无一字无来处、点铁成金”之说,披拣前人文论中的复古思想,“山谷言文章必谨布置,每见后学,多告以《原道》命意曲折”(朱东润《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于是文风逐渐流于“掉书袋”,实为后来复古主义思想开了一个很坏的头。黄庭坚诸人还能以才力胜,越往后就越艰深晦涩,走向了另一个极端。道学家朱熹,则或说“文以载道”,或只讲义理不言文了。而道学家的“道”与古文家的“道”也大不一样,与“人”也越走越远了。从此以后专制统治愈来愈残酷,以改造的新儒学严密束缚士人的思想,又以“八股取士”诱使世人“皓首穷经”。主流文学渐渐没落,虽然还有人想以“复古”振荡文坛,如明“前后七子”的“文必秦汉,诗必盛唐”,方苞、姚鼐的“义理、考据、词章”,大抵等而下之,没什么可观之处,不足为论了。
中国文人生性好古,虽说于复古之中有所革新发展,创造却还是少,总显得瑟缩。有条路规整规整就能走很久很远,然而“复古”这条路若再无精神思想的大革新,似乎走不下去了。自明以来,主流诗文垂垂大病,而民间话本戏剧之类却发展壮大。徐渭不求格律,高谈惊坐以来,袁宏道说“见从己出,不曾依傍半个古人,所以他顶天立地”(袁宏道《与张幼于》),欲救复古之弊。此时,西方正值文艺复兴,这次运动成功地使西方精神摆脱了宗教桎梏,成就了显赫的西方文学,而中国却没有将这种精神的自觉做一些发展。由于清朝圣君们个个雅好文字狱,最喜欢看着文人在故纸堆里争个面红耳赤,而对文学一律赶尽杀绝,这种呼喊“人心”的文字,便如三岁儿郎遇上了战乱饥荒,很难养大了。只有袁枚轻轻提起“性灵”两字,却也缩手缩脚,孤芳自赏、低吟浅唱罢了。这次自觉文艺启蒙的夭折,拉开了中西文化的差距,而我们民族深重的苦难也从此开始了。国人在危机重重中被迫觉醒,只有待“五四”文化运动时结合民族运动重新启蒙,而那时面对大大超前于我们的西方,和列强的欺凌压迫,问题复杂而紧迫。
“中国人历来是以文化差异,而不是以民族差异来区分自身与外族。中国人的民族意识更多来自文化,而不是来自政治。中国的地理位置远离其他重要国家,又拥有古老的文明,在这种地理、文化环境里,中国人很难设想,居然还有其他民族也拥有发达的文明,而在生活方式上却与中国人全然不同。因此,中国人接触外来文化时,往往倾向于蔑视并且加以抵制,主要不是排斥外来的东西,而是认为外来文化是低级的,甚至是错误的。佛教传入中国,激起了中国道教的兴起,这是一种以中国本民族宗教抵制外来宗教信仰的努力”(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正是中国人的这种文化心态,使得中国文化在几千年的发展中不至于消亡,也使得过分迷信自己而与世界产生隔膜。当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之时,中国人对他们的数学、钟表、望远镜之类的更感兴趣。中国人总是认为自己处于“四海之内”,之外便是蛮荒之地,在文化上对于自己的文明是一种至善至美的崇拜。开始败于西方列强,只知道“坚船利炮”的利害,于是对科学产生了学习的渴望。而“甲午”又战败于日本了,中华文明的中心地位极大地动摇,新的思想成了有识之士关注的焦点。而民族存亡的问题刻不容缓,这就不得不要求英雄横空出世。鲁迅、陈独秀、胡适、李大钊、蔡元培等人,举起“民主与科学”的旗帜,奔走呼告。“明哲之士必洞达世界之大势,权衡较量……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遂,则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帮由是转为人国。人国既建,乃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鲁迅《文化偏至论》)。当时之势,我们的民族正处在水深火热之中,这些文化的闯将不但要救民,还要救国。救民使其成为“人”,摆脱专制,砸掉奴隶的枷锁,这个李贽、袁宏道、袁枚等略微思考了一下的问题,就落在了他们身上,而且更要从精神思想、文化惯性方面做出更深层次更彻底更激荡的反思与革新。国家将亡,一旦沦为亡国奴,那么一切大约无从谈起了。而救国必自救民始,必自救民之自由精神始。救国救民,殚精竭虑;生死存亡,攸忽一瞬。我们民族的勇士,精神界的战士,夙夜忧叹,慷慨悲歌,恨不得以自己的血肉饲之,促使我们的民族和国家如苍鹰雄狮一般傲立于东方。这种亟待启蒙民族的呐喊,却遭遇了可怕的沉默。有清一代,人都不敢说话了,也不认为有敢于说话的人。“乾隆朝纂修《四库全书》,是被许多人颂为一代盛业的,但他们却不但捣乱了古书的格式,还修改了古人的文章,不但藏之内廷,还颁之文风较盛之处使天下士子阅读,永不会觉得我们中国的作者里面,也曾经有过很有些骨气的人”(鲁迅《且介亭杂文?病后杂谈之余》)。人们看不到希望,就习惯于天生为奴,如若偶然有个人站出来说“做人”,他立即就被视为异类,凶恶的就要驱逐,和善的就要做些“为奴的好处”的文章来劝勉。“五四”的英雄,刚想说几句“人的话”,就有人把古训搬了出来,孰不知他们所谓的“古训”几乎早被别有用心者改过了,已算不得什么“古训”。可是总要复古的,这是一种惯性的心态。早已没有早期那种革新的精神,没了“古文运动”的任何味道,全取其弊病,真正只剩下“复古”。他们对于大胆的创造者,愤愤然想要吃了他们的肉。可惜英雄的血肉是不会喂养妖孽的。“往者为本体自发之偏枯,今则获以交通传来之新疫,二患交伐,而中国之沉沦遂以益速矣。” (鲁迅《文化偏至论》)。力挽颓势的志士仁人,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以生命唤起民族精神的觉醒。启蒙运动终于风雷直下,开启了新的篇章。
“眼界宽,眼力也宽,时代愈新,‘陈言’愈要铲净;这好像是人类普通思想上的定律”(方孝岳《中国文学批评》)。大规模的复古,在生存土壤遭到破坏后,也渐渐熄灭。“一条路走穷了,又千方百计找别的路,不管目的如何,只是东奔西跑,换途觅径,仆仆风尘。历来谈文学的人,都免不了这种见解。看见宋诗发生了毛病,就提出学唐诗的途径来。看见晚唐的派头不好,又提出盛唐来。把许多时代名目上的差别,横梗在胸中,结果不过是一些笼统皮毛之见,总不容易发生精光”(方孝岳《中国文学批评》)。历来对于文学形势渐末渐弱之时,敢于提出创造革新的人,都令人肃然起敬。“复古”之初也是为了救弊,为了革新一时代的文学精神,鉴于生活条件所限,假借“复古”之名,却也是极其反对“陈陈因袭”。虽说当时提出来这些名目确也起到了积极的意义,但总是依仗着剿袭慕拟,为愈下者埋下了隐患。当今中国人眼力渐宽,气魄渐大,也不再遵古训而唯唯喏喏,沉淀在心中的复古情结却依然做着梦。任何一种反思,总有其可贵之处。对于“五四”的反思,对于引进西方哲学文学思想的反思都是可敬佩的。然而有人感觉到中国传统文化要断裂了,“国学”要湮灭了,先是找出几个罪人出出气,然后大呼小学生学习“三字经”、“弟子规”。如果一本“三字经”,几句“弟子规”就能彰显“国学”,那也未免天真。读一些古文经典,是很必要的,那都是我们的文化。“三字经”、“弟子规”之类,其中有一些思想,是否适合小学生学习,怕是要慎重的。最近,还有人提出恢复孔子“衍圣公”的称号,又着实吓人一跳。神化一个孔子就能“国故永昌”吗?其实许多人未必踏实做学问,未必真正懂得中国文化自古而来的精华,只不过是“复古心态”作祟罢了。国人安逸惯了,追求轻松闲适的生活,把文字拿在手上做做游戏而已。随着物质文明的不断发展,人们越来越能在更加广阔的范围看待一个问题。应该怎样理解“国学”呢?以前有所谓“国粹”,就论辫子、小脚、文字狱,这种理解没人愿意接受。现在说“国学”,必是土生土长的才算,那么“禅宗”一脉必然全部排斥在外,这又让人很不舒服。“要我们保存国粹,也必须国粹能保存我们。保存我们,的确是第一义”(鲁迅《热风·三十五》)。一个国家的文化,一个民族的文化总是要不断变化,不断发展,不断革新,不断地吸收一切优秀的先进的成分,才能充满活力,才能引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走向未来。如若非要圈出一个概念僵硬不变,固执于几部“丹壶金书”的经典,不要说指导世界,更不论保存“国学”,恐怕亡国亡族的危险都会有的。
“汉唐虽然也有边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或者竟毫未想到,凡取用外来事物的时候,就如将被俘来一样,自由驱使,绝不介怀。一到衰弊陵夷之际,神经可就衰弱过敏了,每遇外国东西,便觉得仿佛被来俘我一样,推拒、惶恐、退缩、逃避,抖成一团,又必想一篇道理来掩饰,而国粹遂成为孱王和孱奴的宝贝”(鲁迅《坟·看境有感》。我也自信当今的中国,其魄力与影响能够撑得起民族自信心,却为何那些大呼“泱泱中华,灿烂文明”的大师们,看到几个西方的哲学文学思想的名词却要抖作一团,生怕自己怀里的宝贝发不了光或被人抢去呢?许多大行其道的名词,在中国文化的发展过程中也有过论述或者涉及。对于任何一种文化思潮在中国的引入或是繁荣都是中国文化发展的一部分,完全不需要惶恐。“所谓‘洋气’之中,有不少是优点,也是中国人性质中所本有的,但因了历朝的压抑,已经萎缩了下去,现在就连自己也莫名其妙统统送给洋人了。这是必须拿它回来——恢复过来的——自然还得加一番慎重的选择”(鲁迅《且介亭杂文·从孩子的照相说起》)。我们将曾经也有的文明的结晶,诸如民主、人道、个性之类早早送了人,不知流了多少鲜血才拿回个“民主与科学”,现在又变得缩手缩脚,又往回看了。无论如何中国传统文化也不会断裂,这样的复古心态都丝毫没有变,那些几千年渗透在我们的血液中指导我们思考和生活的文化结晶,怎么会断?如果将中国文化定位在清亡之前,不求大踏步的前进,那就危险了,中国文化的传统才会可能真正的断。西方人称道中国文化的心态是非常复杂的,其中也不排除让中国保持盲目的自负保持落后和对于他们不了解的事物满足其好奇心理。中国文化的发展的确需要自强,但自强并不是把自己圈起来,一概排外。当代西方确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经典结晶,我们的自信心总要有,不管他人对我们的初衷如何,我们总还能做什么的,不能媚外,也不能复古,关键还是我们自己的勇气和心智。
中国许许多多令人称赞的知识分子,都是很有骨气的,不管专制统治多么严酷,中国文化总在这些英雄的支撑下向着先进的方向发展。这种不利专制的因素总被想法解决,既然“棒杀”不了,那就“捧杀”。历史上第一个被“捧杀”的人就是孔子。当统治阶级发现孔子“家邦伦常”的学说很有利于自己的统治,就欣欣然将自己看成“儒理”中的一个角色,然后网罗一切有利的言辞大肆附会,为孔子建庙行礼封神,生生造出一个“孔教”来。“孔夫子之在中国,是权势者所捧起来的,是那些权势者或想做权势者们的圣人,和一般的民众并无什么关系”(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鲁迅先生还了孔夫子一个公道,可惜那个教育子女成人,主张人们感恩,致“天下大同”的好教师孔丘先生早在汉朝就呜呼哀哉了。依照孔夫子的说法,圣人就要像他塑造的尧舜禹一样,不但品德高尚而且为民谋福。孟子又提出“民本”、“王道”,主张统治要依靠道德教诲和教育来实行,不能靠强制手段,甚至告诉人们一个国君不仁义,就可以革命,杀掉的只是一个“独夫”不算“弑君”。认定人民有革命的权利,皇帝们怎么能够容许,朱元璋就差点将“亚圣”的牌位从庙里搬了出去,后来想了想还是“捧杀”的好。后来人只看到了“圣和神”,并未知有人。于是做奴隶是唯一的选择。某些中国文人现在的心态也很复杂,对于此种计谋亦遵“古制”,昨天“捧杀”个“大师”,今天“捧杀”个“希望”。让这些才华横溢的人多做事有什么不好,动不动就用莫须有的荣誉把他们包围起来,力使他们并不自省甚至歪曲,等到他们渐渐颓废,又一起唾弃围攻至于剥皮。凡有创新者,刚闪出一点新颖的火花,于是围攻,踩不到脚下,就捧到天上然后摔下来,断不能有所创造,更不能动摇这些人固有的地位,以达到这些人险恶的不可告人的目的。“围攻”就是这些人的手段,也是断送中国文化的手段。
当下“复古文人”是不谈“复古”的,于是另造出一个名词,或“国学”或“传统文化”,其内核还是复古。将在中文化如此狭隘的理解,使之自觉与世界文化产生隔膜,使之封闭使之僵化使之沉沦,这才是中国文化的致命伤。其中从众围观的孱头大可不必计较,而某些“聪明的”、“捶胸顿足的”人真不知到底做何感想。往往有人于文学人生并不做什么深刻的发展的考虑,只不过翻出一两句哲理名言装点门面,给我们摆夫子的架势,装腔作势,故弄玄虚,以图盛气凌人而已。谁真正为了中国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躬身力行,谁不但会背“诸子诸贤”,还能在他的精神上显现儒家的大仁大勇老庄的自由驰骋墨子的苦干实干释氏的豁达坚忍?只怕是嘴上说说,骗骗听众也骗骗自己罢了。我也希冀中国文化能够在一个令人仰视的高度引领世界文化的潮流,所以我深深地敬佩那些挖掘中国文化的优秀结晶,彰显中国文化文明魅力的学者们,他们为了中国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进行着艰苦的思考与实践。世界上每一个民族都有他们十分优秀的文明结晶,都会是中国文化很好的参考,是中国文化的天然养分。现在看来,中外哲学文学,并无所谓高低优劣,而这种盲目崇拜至善至美的复古主义心态,却是最危险可怕最可恨的。“中国人向来有点自大——只可惜没有‘个人的自大’,都是‘合群的爱国的自大’。这便是文化竞争失败之后,不能再见振拔改进的原因”(鲁迅《热风——38》)。在这种自大中,披着“爱国主义”的华丽外衣,使中国文化立足于永远不求变革创新的泥沼里,从而真正使中华文明断裂甚至消亡。中国自古讲中庸和节制,却总是爱走极端,要么一概排斥要么一律膜拜。这依然也是当下复古者的心态,一边痛哭流涕一边什么都不做。“时时上征,时时反顾,时时进光明之长途,时时念辉煌之旧有,故其新者日新,而其古亦不死,若不知其所以然,漫夸耀以自悦,则长夜之始,即在斯时”(鲁迅《摩罗诗力说》)。不论“好古”者,还是“好西者”,真真切切做学问,知其所以然而不是仅圈一个概念造一个名词,都是中国文化史上的英雄。希望我们的文化,能够不断挖掘其中已有的合理因素,也不断吸收一切文化的优秀成分,敢于怀疑,敢于自省,让中国文化每日创新,每日向着光明的未来看。
参考文献:
[1]鲁迅讲国学[A].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9.1.
[2]林非.鲁迅和中国文化[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7.9.
[3]朱东润.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4.
[4]方孝岳.中国文学批评.中国散文概论[M].北京:三联书店,2007.1.
[5]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