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上篇：1949年前后的胡先骕
今年是著名植物学家胡先骕诞辰120周年。胡先骕的一生至少有四大贡献：第一，他是我国植物分类学奠基人，他与同事共同发现的被称为植物界“活化石”的水杉，曾经在世界科学界引起轰动。第二，他参与创办的静生生物调查所及其附属机构庐山植物园，是近代中国建立的最早且最有成就的科研机构之一。第三，在担任大学教授和大学校长期间，他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第四，五四运动后期，他作为“学衡派”的一大重镇，曾经参与“文言与白话之争”，这一争论对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具有建设性作用。上述学术文化成就，大体上都是在1945年以前完成的。
胡先骕是1894年生人，1945年抗战胜利的时候他才51岁，正是学术生命最旺盛的時候。当时他面临的问题有两个：一是尽快恢复被日军破坏的静生生物调查所，使他和同事们的研究走向正规；二是针对当时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发表自己的看法，以便尽到一个知识分子的责任。关于前者，他曾经多次与中基会负责人任鸿隽联系，要求予以补助；至于后者，则有他当时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为证。
1946年9月，胡先骕在著名的《观察》杂志发表《中美英苏之关系与世界和平》一文。文章指出：“自今日之形势观之，苏联对于中国所加之劫持，与在东欧之争霸权，实足以妨害世界和平之建立。”（《观察》第一卷第五期）需要注意的是，当时内战已经打响，而支持发动内战的幕后黑手，就是一年前与我国政府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苏联。所以胡先骕把苏联当作劫持中国的敌人，乃不刊之论。除此之外，他在《观察》杂志上还发表了《〈未了知之人类〉译序》和《经济之改造》、《思想之改造》等系列文章。
1947年6月，胡先骕在天津《民国日报》发表《再论中美英苏之关系与世界和平》。文章认为：“苏俄绝无与中国友好之愿，得寸进尺，割我疆土，杀我人民，掠我物资，阴谋颠覆我政府，……将我置于彼魔掌之下。”除此之外，他还有《如何挽救当前之高等教育危机》、《国民党之危机》、《论整饬县政》、《论一年一度之科学运动周》等文章问世。
就在这一年，胡先骕还通过独立时论社发表大量文章。独立时论社是由胡适、张佛泉、崔书琴、王聿修等人创办的一家民间通讯社。张、崔、王属于年轻一代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们创办独立时论社，是为了将社员的文章提供给各地报刊使用。因此胡先骕说：“我写独立时论社那些文章是因为我们发表政论的方法在中国是新颖的，而有很大的力量的。一篇文章在国内各省几十家报馆同时发表，是可以获得广大的读者群。我认为这真是我发表争论最有效的方法。由此或可团结我所谓的进步力量，而组织一中间路线的党。”
1948年9月底，胡先骕赴南京参加中央研究院成立20周年纪念会并当选为该院院士。与此同时，由于内战正在如火如荼进行，所以他又与任鸿隽商谈静生生物调查所的南迁事宜。
就在这时，中共地下组织开始与胡先骕秘密接触，希望他能留在北平。最初做这项工作的是静生生物所冯澄如的儿子冯钟骥。此人当时正在北平崇实中学读书，胡先骕看他年轻，提出要见中共的“高级代表”，于是中共地下组织派杨伯箴与他见面。杨当时30多岁，是中共北平中学委员会书记。他与胡先生秘密见面以后，终于让胡打消了离开北平的念头。另外，据说当时胡先生已经拿到离开北平的机票，但是他的家属得不到机票，这其实是他最终留了下来的真正原因。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胡先骕面临着两大难题：一是静生生物所因资金问题难以为继，二是自己的生活极其困难。
关于第一个难题，他曾经向解放军北平军管会打报告申请借款，但没有下文。无奈之下，胡先生只好变卖仪器勉强渡日。在此期间，华北农学院院长乐天宇想把静生所收入囊中，遭到胡先骕反对。经过协调，该所最终并入新成立的中国科学院。当时的中科院地址未定，所以该院看中的主要是静生生物调查所的房产，而不是该所大量的标本、卡片和图书资料。
关于第二个难题，主要是他因为夫人患病，花费甚多，因此需要到大学代课，以便补贴家用。但是中科院有规定，研究人员是不允许在外兼课。为了这件事“科学院讨论多次，最后在福利金下支一数目，作为补助”。这一情况在《竺可桢日记》也有记录。
1950年，他曾经为黄萍荪主编的《北京史话》丛刊撰写一篇长文，标题是《北京的科学化运动与科学家》。该文近3万字，介绍了12个学术机构以及胡适、傅斯年、陶孟和、陈寅恪、冯友兰、郭沫若、丁文江、文翁灏等一大批著名学者。文章刊发后，丛书主编黄萍荪说：这是“近四五十年来中国的文史科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发韧的原始纪录”。
但是胡先骕的介绍显然与新的意识形态格格不入。随后，《人民日报》发表“读者来信”，指责胡文“有严重政治错误”。于是，《北京史话》被迫停止出版，“其主编黄萍荪亦因此蒙受牢狱之灾”。
尽管如此，胡先骕还是积习难改、我行我素，其主要表现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他仍然住在静生生物所内，不仅不去上班，而且不交房租。这使中科院的副院长竺可桢十分为难，也让有关部门束手无策。为此，竺在日记中说：“为步曾（胡先骕字步曾）住宅事与办公厅交涉半年，毫无结果，……步曾住石驸马大街范静生屋，向来不出租金，而且不到植物所办公……”
第二，他批评自己的学生丁瓒和卢于道只是去了苏联一趟，“就到处大吹大擂，到处说米丘林路线正确，其实是走马观花、人云亦云的盲从”。
第三，1951年11月底，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学校中开展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以后，胡先骕十分反感。为此竺可桢在日记中说：“胡先骕提出学习是突击性的”，此外他还“抗拒抽查日记”。
第四，在抗美援朝运动中，他仍然为西方国家辩护。比如在谈到贪污浪费、名利思想、资产阶级黑暗面时，胡先骕居然“说英国没有贪污，说贪污非资产阶级的本性”。
第五，在1952年思想改造运动中，胡先骕虽然遭遇一轮又一轮的批判，但他始终坚持自己的真实想法，所以被认为是“拒不认罪”。 第六，在斗争别人时，他能推则推，能躲则躲。据竺可桢说，有一次他与胡先骕约好一同去参加批判汤佩松的大会。大会两点开始，他们需要一点半出发，但是胡却坚持两点动身，于是竺可桢只好独自先行。
正因为如此，到了思想改造运动结束时，胡先骕与沙培志、金树章、郝景盛、钱临照、王静如等人未能通过中科院的思想改造运动。
思想改造运动结束后，开始步入花甲之年的胡先骕出版了多种著作，其中《植物分类学简编》一书因为批评苏联的伪科学而受到围攻。因为这一事件，他丢掉了中科院学部委员的头衔。所幸中苏关系因为斯大林的去世进入微妙阶段，所以胡先骕没有受到更大的迫害。1956年，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问到此事，误以为他已经七八十岁了，因此说他是“中国生物学界的老祖宗”。
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后，胡先骕正在江西讲学。可怕的是，当地公安机关专门收集了他的言论，结果这些材料被装入他的档案之中。
1958年有一个“向党交心”的运动。直言不讳的胡先骕根据现实的遭遇罗列了自己的29条不满意，其中包括对土改运动、外交政策和三反五反等问题的不满。幸亏大规模反右运动已经过去，再加上中科院的环境相对宽松，所以他没有遭遇祸从口出之害。
步入晚年的胡先骕，似乎把更多的精力放在诗词书画方面。“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中科院植物所给胡先骕的政治结论是：“一贯反动，解放后常散布反对言论……”最后，他因为经受不住批斗、抄家、停发工资等迫害，于1968年去世，享年75岁。
下篇：科学家里的“周作人”陈焕镛
陈焕镛是中国植物调查采集的创始人之一。他1890年出生在香港一个官宦人家。父亲陈霭庭早年在香港创办《华字日报》，与启蒙思想家王韬有过合作关系，后来因精通英语、熟悉洋务，被清政府派到古巴担任总领事。在古巴，已经有一妻三妾的陈霭庭又娶了当地的一位西班牙后裔的女子。二人共育有三男一女，陈焕镛就是其中一个。
陈焕镛14岁那年，随父亲的一位朋友去美国读书。高中毕业后，他先后进入马萨诸塞州立农学院、纽约州立雪城大学和哈佛大学学习森林学、昆虫学等专业，1919年获得哈佛大学林学硕士学位。大学期间，他了解到中国珍稀植物的标本大多保存在欧美等国，以至于要研究中国植物，就必须远渡重洋到外国去寻找资料。为此，他在哈佛大学毕业后立刻回到中国，投身于植物和昆虫的采集调查工作。
回国以后，陈焕镛首先去海南岛五指山采集标本。五指山区虽然有丰富的物种资源，但却是一个人迹罕至、瘴气弥漫的地方。当时的海南岛对于科学界来说还是一个“未开垦的处女地”，因此陈焕镛被誉为第一个到海南岛工作的科学家。在采集标本的过程中，他曾经摔伤手腕并感染了恶性疟疾。最后，他因为遍体鳞伤、左手肿胀，不得不被人用担架抬了下来。
康复之后，陈焕镛把他在海南岛采集到的标本包装好，暂存在上海招商局轮船公司的仓库，准备运往波士顿做进一步整理研究。不幸的是，由于这个仓库失火，他在海南岛采集的标本也被烧毁。因此他原计划在中国工作一年后返回波士顿的想法随之取消。
1920年以后，陈焕镛先后在金陵大学和东南大学执教，于是他把在海南岛采集的标本复份运到南京，保存在东南大学生物系的标本室内。不料该标本室所在的大楼在1923年意外失火，致使这些标本化为灰烬。至此，陈焕镛在海南岛辛辛苦苦采集到的标本全部被大火吞没。
当时的东南大学，在文科方面是学衡派的天下，在理科方面也是人才济济。其中仅生物学方面，就有秉志、钱崇澍、胡先骕和陈焕镛等一批最优秀的人物。这对于任何一个学者来说，都是求之不得的理想环境。
但是好景不长。1925年，东南大学发生“易长风波”，致使许多教授纷纷离去。1926年，陈焕镛向校方请假一年，返回香港度假。第二年，他接受中山大学聘请，担任了该校植物学教授。随后，他创办了农林植物研究所，下设标本室、图书馆和植物园等机构，并与国外同行建立了标本交换关系。紧接着，他把采集标本的范围从广东扩展到广西、四川、湖北、贵州等地。
进入上世纪30年代以后，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迎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黄金时代。在此期间，陈焕镛领导的华南植物研究所也发现了许多新的物种，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并引起国际学术界的关注。
1937年爆发的卢沟桥事变打断了这个进程。由于战争来的过于突然，所以北平的静生生物所、南京的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和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等机构，都因为缺乏准备，致使许多标本资料不是落入敌手，就是被战火焚毁。陈焕镛得知这种情况后，在日军进攻广州之前，就把农林研究所的标本和图书分批运往九龙，保存在陈氏家族的一个仓库里面。
迁港之后，农林植物所在陈焕镛的领导下，获得“国际声誉日隆”的美誉。在这种情况下，“研究者纷纷与农林植物所联系，欲就植物所从事研究，（只）因地方狭小，经费拮据而一时难以接纳，（这）让陈焕镛备感抱歉”。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被日军占领，因有人举报农林植物所是“重庆敌产”，遂遭日军搜查，致使所内15万号珍贵的植物标本、4000余部中外图书和许多仪器陷于险境。因此，如何才能保护这批珍贵的科研资料，乃是陈焕镛当时最需要解决的问题。
正在这时，汪伪政权的广东省教育厅厅长林汝珩来访，表示只要陈焕镛将农林所搬回广州，就可以继续从事研究工作。为此，陈焕镛召开全所会议，决定迁回广州。对于这件事，陈焕镛的同事何椿年在1952年的交代材料中说，当时陈所长表示：“目前只有先将本所物质，设法脱离日寇掌握，将其运回中国大陆任何地方，才有归还祖国的希望。他本人愿将名誉生命做孤注一掷，作最后挣扎。所中同人，有愿留者则听之，但须准备殺头处分；不愿留者，设法筹集川资，送返内地。”
由此可见，当时陈焕镛面临着一种两难选择：困守香港，所中标本很可能会被日寇掠夺；返回广州，标本虽然能够保存，自己则会背上汉奸的罪名。就好像忠孝不能两全一样，经过反复思考，他作出了有损个人名节、保护科研资料的选择。
陈焕镛是中央研究院植物组评议员。他附逆之后，傅斯年在中央研究院年会上提出“陈评议员焕镛赴广州附逆，应请开除会籍”的动议。最后，中央研究院作出了开除其评议员资格的决议。
抗战胜利后，陈焕镛因为附逆受到法律追究。这种情况与周作人有点类似，当年周作人留在北平，也保护了北大财产。不同的是，周作人被判处多年监禁，而陈焕镛却获得“不予起诉”的结论。这是否反映了大家对文人和科学家的不同要求？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作者单位：山西社科院）
今年是著名植物学家胡先骕诞辰120周年。胡先骕的一生至少有四大贡献：第一，他是我国植物分类学奠基人，他与同事共同发现的被称为植物界“活化石”的水杉，曾经在世界科学界引起轰动。第二，他参与创办的静生生物调查所及其附属机构庐山植物园，是近代中国建立的最早且最有成就的科研机构之一。第三，在担任大学教授和大学校长期间，他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第四，五四运动后期，他作为“学衡派”的一大重镇，曾经参与“文言与白话之争”，这一争论对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具有建设性作用。上述学术文化成就，大体上都是在1945年以前完成的。
胡先骕是1894年生人，1945年抗战胜利的时候他才51岁，正是学术生命最旺盛的時候。当时他面临的问题有两个：一是尽快恢复被日军破坏的静生生物调查所，使他和同事们的研究走向正规；二是针对当时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发表自己的看法，以便尽到一个知识分子的责任。关于前者，他曾经多次与中基会负责人任鸿隽联系，要求予以补助；至于后者，则有他当时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为证。
1946年9月，胡先骕在著名的《观察》杂志发表《中美英苏之关系与世界和平》一文。文章指出：“自今日之形势观之，苏联对于中国所加之劫持，与在东欧之争霸权，实足以妨害世界和平之建立。”（《观察》第一卷第五期）需要注意的是，当时内战已经打响，而支持发动内战的幕后黑手，就是一年前与我国政府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苏联。所以胡先骕把苏联当作劫持中国的敌人，乃不刊之论。除此之外，他在《观察》杂志上还发表了《〈未了知之人类〉译序》和《经济之改造》、《思想之改造》等系列文章。
1947年6月，胡先骕在天津《民国日报》发表《再论中美英苏之关系与世界和平》。文章认为：“苏俄绝无与中国友好之愿，得寸进尺，割我疆土，杀我人民，掠我物资，阴谋颠覆我政府，……将我置于彼魔掌之下。”除此之外，他还有《如何挽救当前之高等教育危机》、《国民党之危机》、《论整饬县政》、《论一年一度之科学运动周》等文章问世。
就在这一年，胡先骕还通过独立时论社发表大量文章。独立时论社是由胡适、张佛泉、崔书琴、王聿修等人创办的一家民间通讯社。张、崔、王属于年轻一代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们创办独立时论社，是为了将社员的文章提供给各地报刊使用。因此胡先骕说：“我写独立时论社那些文章是因为我们发表政论的方法在中国是新颖的，而有很大的力量的。一篇文章在国内各省几十家报馆同时发表，是可以获得广大的读者群。我认为这真是我发表争论最有效的方法。由此或可团结我所谓的进步力量，而组织一中间路线的党。”
1948年9月底，胡先骕赴南京参加中央研究院成立20周年纪念会并当选为该院院士。与此同时，由于内战正在如火如荼进行，所以他又与任鸿隽商谈静生生物调查所的南迁事宜。
就在这时，中共地下组织开始与胡先骕秘密接触，希望他能留在北平。最初做这项工作的是静生生物所冯澄如的儿子冯钟骥。此人当时正在北平崇实中学读书，胡先骕看他年轻，提出要见中共的“高级代表”，于是中共地下组织派杨伯箴与他见面。杨当时30多岁，是中共北平中学委员会书记。他与胡先生秘密见面以后，终于让胡打消了离开北平的念头。另外，据说当时胡先生已经拿到离开北平的机票，但是他的家属得不到机票，这其实是他最终留了下来的真正原因。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胡先骕面临着两大难题：一是静生生物所因资金问题难以为继，二是自己的生活极其困难。
关于第一个难题，他曾经向解放军北平军管会打报告申请借款，但没有下文。无奈之下，胡先生只好变卖仪器勉强渡日。在此期间，华北农学院院长乐天宇想把静生所收入囊中，遭到胡先骕反对。经过协调，该所最终并入新成立的中国科学院。当时的中科院地址未定，所以该院看中的主要是静生生物调查所的房产，而不是该所大量的标本、卡片和图书资料。
关于第二个难题，主要是他因为夫人患病，花费甚多，因此需要到大学代课，以便补贴家用。但是中科院有规定，研究人员是不允许在外兼课。为了这件事“科学院讨论多次，最后在福利金下支一数目，作为补助”。这一情况在《竺可桢日记》也有记录。
1950年，他曾经为黄萍荪主编的《北京史话》丛刊撰写一篇长文，标题是《北京的科学化运动与科学家》。该文近3万字，介绍了12个学术机构以及胡适、傅斯年、陶孟和、陈寅恪、冯友兰、郭沫若、丁文江、文翁灏等一大批著名学者。文章刊发后，丛书主编黄萍荪说：这是“近四五十年来中国的文史科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发韧的原始纪录”。
但是胡先骕的介绍显然与新的意识形态格格不入。随后，《人民日报》发表“读者来信”，指责胡文“有严重政治错误”。于是，《北京史话》被迫停止出版，“其主编黄萍荪亦因此蒙受牢狱之灾”。
尽管如此，胡先骕还是积习难改、我行我素，其主要表现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他仍然住在静生生物所内，不仅不去上班，而且不交房租。这使中科院的副院长竺可桢十分为难，也让有关部门束手无策。为此，竺在日记中说：“为步曾（胡先骕字步曾）住宅事与办公厅交涉半年，毫无结果，……步曾住石驸马大街范静生屋，向来不出租金，而且不到植物所办公……”
第二，他批评自己的学生丁瓒和卢于道只是去了苏联一趟，“就到处大吹大擂，到处说米丘林路线正确，其实是走马观花、人云亦云的盲从”。
第三，1951年11月底，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学校中开展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以后，胡先骕十分反感。为此竺可桢在日记中说：“胡先骕提出学习是突击性的”，此外他还“抗拒抽查日记”。
第四，在抗美援朝运动中，他仍然为西方国家辩护。比如在谈到贪污浪费、名利思想、资产阶级黑暗面时，胡先骕居然“说英国没有贪污，说贪污非资产阶级的本性”。
第五，在1952年思想改造运动中，胡先骕虽然遭遇一轮又一轮的批判，但他始终坚持自己的真实想法，所以被认为是“拒不认罪”。 第六，在斗争别人时，他能推则推，能躲则躲。据竺可桢说，有一次他与胡先骕约好一同去参加批判汤佩松的大会。大会两点开始，他们需要一点半出发，但是胡却坚持两点动身，于是竺可桢只好独自先行。
正因为如此，到了思想改造运动结束时，胡先骕与沙培志、金树章、郝景盛、钱临照、王静如等人未能通过中科院的思想改造运动。
思想改造运动结束后，开始步入花甲之年的胡先骕出版了多种著作，其中《植物分类学简编》一书因为批评苏联的伪科学而受到围攻。因为这一事件，他丢掉了中科院学部委员的头衔。所幸中苏关系因为斯大林的去世进入微妙阶段，所以胡先骕没有受到更大的迫害。1956年，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问到此事，误以为他已经七八十岁了，因此说他是“中国生物学界的老祖宗”。
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后，胡先骕正在江西讲学。可怕的是，当地公安机关专门收集了他的言论，结果这些材料被装入他的档案之中。
1958年有一个“向党交心”的运动。直言不讳的胡先骕根据现实的遭遇罗列了自己的29条不满意，其中包括对土改运动、外交政策和三反五反等问题的不满。幸亏大规模反右运动已经过去，再加上中科院的环境相对宽松，所以他没有遭遇祸从口出之害。
步入晚年的胡先骕，似乎把更多的精力放在诗词书画方面。“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中科院植物所给胡先骕的政治结论是：“一贯反动，解放后常散布反对言论……”最后，他因为经受不住批斗、抄家、停发工资等迫害，于1968年去世，享年75岁。
下篇：科学家里的“周作人”陈焕镛
陈焕镛是中国植物调查采集的创始人之一。他1890年出生在香港一个官宦人家。父亲陈霭庭早年在香港创办《华字日报》，与启蒙思想家王韬有过合作关系，后来因精通英语、熟悉洋务，被清政府派到古巴担任总领事。在古巴，已经有一妻三妾的陈霭庭又娶了当地的一位西班牙后裔的女子。二人共育有三男一女，陈焕镛就是其中一个。
陈焕镛14岁那年，随父亲的一位朋友去美国读书。高中毕业后，他先后进入马萨诸塞州立农学院、纽约州立雪城大学和哈佛大学学习森林学、昆虫学等专业，1919年获得哈佛大学林学硕士学位。大学期间，他了解到中国珍稀植物的标本大多保存在欧美等国，以至于要研究中国植物，就必须远渡重洋到外国去寻找资料。为此，他在哈佛大学毕业后立刻回到中国，投身于植物和昆虫的采集调查工作。
回国以后，陈焕镛首先去海南岛五指山采集标本。五指山区虽然有丰富的物种资源，但却是一个人迹罕至、瘴气弥漫的地方。当时的海南岛对于科学界来说还是一个“未开垦的处女地”，因此陈焕镛被誉为第一个到海南岛工作的科学家。在采集标本的过程中，他曾经摔伤手腕并感染了恶性疟疾。最后，他因为遍体鳞伤、左手肿胀，不得不被人用担架抬了下来。
康复之后，陈焕镛把他在海南岛采集到的标本包装好，暂存在上海招商局轮船公司的仓库，准备运往波士顿做进一步整理研究。不幸的是，由于这个仓库失火，他在海南岛采集的标本也被烧毁。因此他原计划在中国工作一年后返回波士顿的想法随之取消。
1920年以后，陈焕镛先后在金陵大学和东南大学执教，于是他把在海南岛采集的标本复份运到南京，保存在东南大学生物系的标本室内。不料该标本室所在的大楼在1923年意外失火，致使这些标本化为灰烬。至此，陈焕镛在海南岛辛辛苦苦采集到的标本全部被大火吞没。
当时的东南大学，在文科方面是学衡派的天下，在理科方面也是人才济济。其中仅生物学方面，就有秉志、钱崇澍、胡先骕和陈焕镛等一批最优秀的人物。这对于任何一个学者来说，都是求之不得的理想环境。
但是好景不长。1925年，东南大学发生“易长风波”，致使许多教授纷纷离去。1926年，陈焕镛向校方请假一年，返回香港度假。第二年，他接受中山大学聘请，担任了该校植物学教授。随后，他创办了农林植物研究所，下设标本室、图书馆和植物园等机构，并与国外同行建立了标本交换关系。紧接着，他把采集标本的范围从广东扩展到广西、四川、湖北、贵州等地。
进入上世纪30年代以后，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迎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黄金时代。在此期间，陈焕镛领导的华南植物研究所也发现了许多新的物种，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并引起国际学术界的关注。
1937年爆发的卢沟桥事变打断了这个进程。由于战争来的过于突然，所以北平的静生生物所、南京的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和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等机构，都因为缺乏准备，致使许多标本资料不是落入敌手，就是被战火焚毁。陈焕镛得知这种情况后，在日军进攻广州之前，就把农林研究所的标本和图书分批运往九龙，保存在陈氏家族的一个仓库里面。
迁港之后，农林植物所在陈焕镛的领导下，获得“国际声誉日隆”的美誉。在这种情况下，“研究者纷纷与农林植物所联系，欲就植物所从事研究，（只）因地方狭小，经费拮据而一时难以接纳，（这）让陈焕镛备感抱歉”。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被日军占领，因有人举报农林植物所是“重庆敌产”，遂遭日军搜查，致使所内15万号珍贵的植物标本、4000余部中外图书和许多仪器陷于险境。因此，如何才能保护这批珍贵的科研资料，乃是陈焕镛当时最需要解决的问题。
正在这时，汪伪政权的广东省教育厅厅长林汝珩来访，表示只要陈焕镛将农林所搬回广州，就可以继续从事研究工作。为此，陈焕镛召开全所会议，决定迁回广州。对于这件事，陈焕镛的同事何椿年在1952年的交代材料中说，当时陈所长表示：“目前只有先将本所物质，设法脱离日寇掌握，将其运回中国大陆任何地方，才有归还祖国的希望。他本人愿将名誉生命做孤注一掷，作最后挣扎。所中同人，有愿留者则听之，但须准备殺头处分；不愿留者，设法筹集川资，送返内地。”
由此可见，当时陈焕镛面临着一种两难选择：困守香港，所中标本很可能会被日寇掠夺；返回广州，标本虽然能够保存，自己则会背上汉奸的罪名。就好像忠孝不能两全一样，经过反复思考，他作出了有损个人名节、保护科研资料的选择。
陈焕镛是中央研究院植物组评议员。他附逆之后，傅斯年在中央研究院年会上提出“陈评议员焕镛赴广州附逆，应请开除会籍”的动议。最后，中央研究院作出了开除其评议员资格的决议。
抗战胜利后，陈焕镛因为附逆受到法律追究。这种情况与周作人有点类似，当年周作人留在北平，也保护了北大财产。不同的是，周作人被判处多年监禁，而陈焕镛却获得“不予起诉”的结论。这是否反映了大家对文人和科学家的不同要求？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作者单位：山西社科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