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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民主革命时期留学群体与中国共产党的形成、发展和壮大密不可分,这一群体的出现适应了其时代要求。本文从文化交流、群体互动等视角探讨中国共产党民主革命时期留学群体的历史意义和现实启示,为推动当前留学事业发展提供建设性意见。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 留学群体 历史意义
民主革命时期留学群体与中国共产党的形成、发展和壮大密不可分,这一群体的出现适应了其时代要求,对中共领导层内部优良文化生态的形成,实现党的领导层在思想文化背景多元化基础上的统一,以及对中共关于知识分子改造和有效整合党内人才资源等工作提供了宝贵经验。同时,它也给当代中国留学教育事业提供了重要的现实启示。
一、从文化交流视角看中共民主革命时期留学群体出现的历史意义
从中外文化交流的主体条件看,留学生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和主要渠道,而文化交流的成功要靠主体自身的正确态度和文化根基。中共早期留学群体是马克思主义这一西方文化形态在中国的传播者、宣传者,是最早自觉系统地结合中国实际需要吸收马克思主义的群体。毛泽东曾认为:世界文明的源流有两家,一是西方文明,一是东亚文明,而所谓东亚文明实际上就是中华文明。然而,近代中国的落伍显示了传统文化保守与落后的一面。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引进后,努力以中华民族自己的鲜活形式批判继承传统文化、学习借鉴外来文化,实现二者的取长补短、互相促进,从而取得意识形态上的主导地位。
中共早期留学群体中的部分人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倾向,把苏联经验和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崇尚马克思主义的“本本”,给中国革命带来巨大损失。但多数优秀分子却能在实践中以批判吸收的态度平等对待古今中外的一切文明成果,重视社会实际和调查研究,心胸开阔、光明磊落,自觉修正自身错误倾向,处理好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际等关系,在实践中开拓新路。他们一般具备良好的传统文化根基,例如爱国忧民、意志坚定、修身养性等,从而有效地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可见,文化交流的主体条件决定其效果。
从中外文化交流中的对抗与冲突看,中共早期留学群体在实现马克思主义“本土化”过程中,较好地处理了这种矛盾。从国外接受新思想的留学生最早从事建党活动,中共在发展、壮大过程中又不断吸收海外归来的马克思主义分子,留学生在造就这个革命政党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整体上看,他们具备较高的文化素质和理论修养,“知识结构新,视野开阔,头脑灵活,易于接受新事物,民主意识强”[1]。但是,从国外引进的革命理论和革命方法如果不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必然不适合中国国情,并易引发党内革命理念上的冲突,即所谓的“路线斗争”。要实现中国社会的现代化,改变几千年的旧传统和文化积弊,仅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革命的热情远远不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质上讲是实现“中西优秀文化”的一次最新碰撞与交融,得讲究革命的方法、策略,其前提是把中国的现实国情搞清楚。毛泽东主张,先对国内情况和中国文化有一个大致了解,再去学习西方的经验,进行比较研究、取长补短。他不反对出国留学,且主张把有志青年大规模地送到世界各国去学习。但在文化变革过程中,毛泽东始终注意发挥中国历史文化中含蕴的革命性,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有中国的民族特色与形式,适应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特点,代表劳动人民的利益。中共早期留学群体在后来的实践中能够接受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革命路线,这与近代以来中国历次文化变革结果不同;它既形成了革命的共同信仰,又统一了斗争的方向与路径,形成了自己的指导思想,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
从中外文化交流的深入程度看,中共早期留学群体具有深刻的典型性。近代中国留学潮的出现是世界文化大变局的反应,中华文明曾经的辉煌带给近代中国以沉重包袱。晚清以来,政府派优秀人员出国留学,且规模越来越大、目的越来越明确,中共早期留学群体的出现正是当时中国人向国外寻找政治、经济、文化出路的集中体现。中共早期留学群体真正做到钻进国外社会的底层、深层去学习,这是其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典型特征,主要体现在:留学人员来源广泛、留学主体平民化、留学目的政治化革命化,以及留学生活的异常艰苦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是外来文化的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的现实和历史、文化三者在中国革命实践过程中的有机融合,形成新的具有中国特点的马克思主义[2]P230。这一过程是异常艰苦的,没有中共早期留学群体在沟通中西文化的过程中所付出的努力是不可想象的。他们深入到异国他乡的基层体验生活,学习革命本领,造就吃苦耐劳、艰苦奋斗的精神,深刻的科学、民主意识,以及爱国激情和世界眼光等。在今天的中外文化交流中,我们奉行“引进来”“走出去”战略,也应该有深入到异域文明的深层精神价值中去体验和学习的方法。须知“留学不是一种目的,而是一种过程;不是仅仅学习一种专长,而是从另一类或另多类的文化中吸取灵感和经验,以期融合创新。留学是一种吸收新鲜空气的方式”[3]。民族要复兴应该有文化创新精神,要善于结合中国实际、带着中国问题去学习别人的先进知识和经验。21世纪中国文化发展的战略之一,是社会主义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和欧美近现代文化通过良性互动,构建起以社会主义文化为主导、传统文化为根基、欧美文化为营养的多向诠释和互相吸纳的文化体系[4]P20。
二、民主革命时期中共留学群体与国内成长群体相互影响的历史表现及意义
革命群体中的成员有不同经历、性格迥异,在工作、生活过程中必然相互影响。只有良性互动才能实现群体内人才资源的优势互补,把团体内各种不同类型的人才整合起来,让他们发挥各自的优势取长补短,展现一个团队的生命力。
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留学群体与国内成长群体彼此间互相影响,形成了一个有凝聚力和向心力的团队,主要表现在思想上相互探讨与交锋、工作方法上相互影响。例如,毛泽东与蔡和森等就建党问题多次异地通信探讨。毛泽东在延安读过并且留有文字批注的哲学书籍共有7种(8本),其中包括《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李达、雷仲坚合译)、《马克思主义之哲学的基础》(河上肇著,李达等译)、《社会学大纲》(李达著)、《思想方法论》(艾思奇著)、《哲学选辑》(艾思奇编著)等,这些著作的作者都是留学人员。工作方法上相互影响,例如张闻天认为:搞调查我是模仿毛泽东。政治路线上从分歧、斗争走向达成共识与合作,例如毛泽东、张闻天合作克服了党的三次危机。第一次,在遵义会议上,张闻天作的“反报告”把博古的报告批评了一通,而“这个报告主要是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搞出来的,是毛、张合作的结果”,毛泽东当时还不是政治局常委,不具备出来说话的条件。这次会议挽救了危难中的党和红军。第二次,在党中央反对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中,当时作为党内负总责的张闻天始终坚持站在毛泽东一边。1937年12月,王明从莫斯科回来后,指责中央的抗战方针,鼓吹投降主义,打着国际的旗号迷惑了一部分人,毛泽东此时承受了很大的压力,又是张闻天出来首先支持毛泽东。他在1937年12月22日的一次中央会议上不指名顶了王明,明确提出:统一战线中不能放弃基本原则,八路军、新四军要扩大,而且要保持党的领导。毛泽东当时在困难处境中向华北发出的许多发展根据地和游击战争的指示就是以“毛洛”联署的形式发出的,“所以毛泽东在‘九大’时都还没有忘记张在这关键时刻的立场,他说:王明回国以后,张闻天没有站在王明一边,是站在我一边的”[5]P110-111,213-221,245-254。 中国共产党内不同文化背景的群体人员相互影响,其历史意义不言而喻,同时也启示后人:党组织战斗力的来源在于发挥党内各成员的积极性,在严肃党风党纪的基础上营造和谐民主的党内文化氛围,树立不同人才群体的“互补”意识,给予特殊人才发挥才能的空间,等等。这是坚持真理、发挥党的先进性、从而避免走入误区的重要保障。
三、民主革命时期中共留学群体对于当今留学教育的启示
“留学生资源对于中国的发展具有特殊的意义。其特殊性不仅在于留学生是连接中国与世界发达国家、吸取外国先进思想和科学技术知识的最直接最重要的纽带,更在于留学生在吸收先进知识和思想后能产生的作用。”[6]如何搞好当今留学教育事业,以充分发挥这一群体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应有作用,民主革命时期中共留学群体为我们留下许多现实启示:
第一,重视发挥留学群体在现代化建设中的独特作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留学回来的优秀人才能妥当安置,充分发挥其理论研究或军事指挥才能。留学生中蕴藏着丰富的优质人才资源,而发达国家正是通过培养留学生来吸收国外优秀学子,直接获取他国的高层次人才。许多海外学子“学而不归”,这里面固然有发达国家优厚的物质待遇吸引,也与当前我国的用人制度和创业环境有关。因此,应尽可能创造便利的条件,改进人文环境,改变官僚作风,做好服务工作,帮助留学归国人才施展其抱负、发挥其才干。
第二,大力弘扬留学生的爱国精神。民主革命时期中共留学群体中洋溢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在他们身上体现出为国献身的决心。国外的艰苦生活磨砺了他们的心性,复杂残酷的斗争锤炼了他们钢铁般的革命意志。这种艰苦奋斗、不怕牺牲、追求真理、奉献祖国的留学报国精神一直激励和教育后人。大力弘扬革命先辈的“留学精神”,让出国学习者深刻认识到自身的责任与使命,自觉维护国家的利益和形象,树立学成报国的意识很有必要。
第三,妥善解决出国留学生中存在的有关问题。当今,随着出国留学人员的规模扩大、留学类型和层次的多样化,出现的问题也不少。民主革命时期中共留学群体在国外学习、生活中,有的处于自组织状态,缺少国内帮助与组织导向,造成思想不安定。这与当时政府的腐败无能直接相关,也与国内中共组织力量弱小有关。当前,政府应该关心、爱护留学生,帮助他们解决学习、生活中的现实困难,给予其正确的思想教育和引导。要开展好留学知识的普及和宣传,做好正确的舆论导向,改进留学管理工作。要做好公派留学生管理,确保公派留学生顺利学成归国。要引导社会以及用人单位(含公众)正确对待“海归”,给有真才实学者以施展抱负和成就事业的广阔平台,尊重人才成长的规律,创造条件使他们学会与国内成长群体和谐互动,将国外所学“中国化”。○
参考文献:
[1]徐行.留学生与中共的创建和发展[OL].神州学人(网络版),2003-06-03.
[2]许全兴.毛泽东与孔夫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个案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3][美]李又宁.中国留学生的历史使命与贡献[OL].神州学人(网络版),2005-01-13.
[4]冯天瑜主编.中国文化的昨天、今天和明天——名家演讲集[C].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
[5]张培森.张闻天与二十世纪的中国[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
[6]王希.留学生资源的开发、利用、保护和发展[OL].神州学人(网络版),2005-07-06.
责任编辑 彭月才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 留学群体 历史意义
民主革命时期留学群体与中国共产党的形成、发展和壮大密不可分,这一群体的出现适应了其时代要求,对中共领导层内部优良文化生态的形成,实现党的领导层在思想文化背景多元化基础上的统一,以及对中共关于知识分子改造和有效整合党内人才资源等工作提供了宝贵经验。同时,它也给当代中国留学教育事业提供了重要的现实启示。
一、从文化交流视角看中共民主革命时期留学群体出现的历史意义
从中外文化交流的主体条件看,留学生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和主要渠道,而文化交流的成功要靠主体自身的正确态度和文化根基。中共早期留学群体是马克思主义这一西方文化形态在中国的传播者、宣传者,是最早自觉系统地结合中国实际需要吸收马克思主义的群体。毛泽东曾认为:世界文明的源流有两家,一是西方文明,一是东亚文明,而所谓东亚文明实际上就是中华文明。然而,近代中国的落伍显示了传统文化保守与落后的一面。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引进后,努力以中华民族自己的鲜活形式批判继承传统文化、学习借鉴外来文化,实现二者的取长补短、互相促进,从而取得意识形态上的主导地位。
中共早期留学群体中的部分人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倾向,把苏联经验和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崇尚马克思主义的“本本”,给中国革命带来巨大损失。但多数优秀分子却能在实践中以批判吸收的态度平等对待古今中外的一切文明成果,重视社会实际和调查研究,心胸开阔、光明磊落,自觉修正自身错误倾向,处理好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际等关系,在实践中开拓新路。他们一般具备良好的传统文化根基,例如爱国忧民、意志坚定、修身养性等,从而有效地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可见,文化交流的主体条件决定其效果。
从中外文化交流中的对抗与冲突看,中共早期留学群体在实现马克思主义“本土化”过程中,较好地处理了这种矛盾。从国外接受新思想的留学生最早从事建党活动,中共在发展、壮大过程中又不断吸收海外归来的马克思主义分子,留学生在造就这个革命政党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整体上看,他们具备较高的文化素质和理论修养,“知识结构新,视野开阔,头脑灵活,易于接受新事物,民主意识强”[1]。但是,从国外引进的革命理论和革命方法如果不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必然不适合中国国情,并易引发党内革命理念上的冲突,即所谓的“路线斗争”。要实现中国社会的现代化,改变几千年的旧传统和文化积弊,仅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革命的热情远远不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质上讲是实现“中西优秀文化”的一次最新碰撞与交融,得讲究革命的方法、策略,其前提是把中国的现实国情搞清楚。毛泽东主张,先对国内情况和中国文化有一个大致了解,再去学习西方的经验,进行比较研究、取长补短。他不反对出国留学,且主张把有志青年大规模地送到世界各国去学习。但在文化变革过程中,毛泽东始终注意发挥中国历史文化中含蕴的革命性,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有中国的民族特色与形式,适应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特点,代表劳动人民的利益。中共早期留学群体在后来的实践中能够接受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革命路线,这与近代以来中国历次文化变革结果不同;它既形成了革命的共同信仰,又统一了斗争的方向与路径,形成了自己的指导思想,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
从中外文化交流的深入程度看,中共早期留学群体具有深刻的典型性。近代中国留学潮的出现是世界文化大变局的反应,中华文明曾经的辉煌带给近代中国以沉重包袱。晚清以来,政府派优秀人员出国留学,且规模越来越大、目的越来越明确,中共早期留学群体的出现正是当时中国人向国外寻找政治、经济、文化出路的集中体现。中共早期留学群体真正做到钻进国外社会的底层、深层去学习,这是其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典型特征,主要体现在:留学人员来源广泛、留学主体平民化、留学目的政治化革命化,以及留学生活的异常艰苦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是外来文化的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的现实和历史、文化三者在中国革命实践过程中的有机融合,形成新的具有中国特点的马克思主义[2]P230。这一过程是异常艰苦的,没有中共早期留学群体在沟通中西文化的过程中所付出的努力是不可想象的。他们深入到异国他乡的基层体验生活,学习革命本领,造就吃苦耐劳、艰苦奋斗的精神,深刻的科学、民主意识,以及爱国激情和世界眼光等。在今天的中外文化交流中,我们奉行“引进来”“走出去”战略,也应该有深入到异域文明的深层精神价值中去体验和学习的方法。须知“留学不是一种目的,而是一种过程;不是仅仅学习一种专长,而是从另一类或另多类的文化中吸取灵感和经验,以期融合创新。留学是一种吸收新鲜空气的方式”[3]。民族要复兴应该有文化创新精神,要善于结合中国实际、带着中国问题去学习别人的先进知识和经验。21世纪中国文化发展的战略之一,是社会主义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和欧美近现代文化通过良性互动,构建起以社会主义文化为主导、传统文化为根基、欧美文化为营养的多向诠释和互相吸纳的文化体系[4]P20。
二、民主革命时期中共留学群体与国内成长群体相互影响的历史表现及意义
革命群体中的成员有不同经历、性格迥异,在工作、生活过程中必然相互影响。只有良性互动才能实现群体内人才资源的优势互补,把团体内各种不同类型的人才整合起来,让他们发挥各自的优势取长补短,展现一个团队的生命力。
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留学群体与国内成长群体彼此间互相影响,形成了一个有凝聚力和向心力的团队,主要表现在思想上相互探讨与交锋、工作方法上相互影响。例如,毛泽东与蔡和森等就建党问题多次异地通信探讨。毛泽东在延安读过并且留有文字批注的哲学书籍共有7种(8本),其中包括《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李达、雷仲坚合译)、《马克思主义之哲学的基础》(河上肇著,李达等译)、《社会学大纲》(李达著)、《思想方法论》(艾思奇著)、《哲学选辑》(艾思奇编著)等,这些著作的作者都是留学人员。工作方法上相互影响,例如张闻天认为:搞调查我是模仿毛泽东。政治路线上从分歧、斗争走向达成共识与合作,例如毛泽东、张闻天合作克服了党的三次危机。第一次,在遵义会议上,张闻天作的“反报告”把博古的报告批评了一通,而“这个报告主要是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搞出来的,是毛、张合作的结果”,毛泽东当时还不是政治局常委,不具备出来说话的条件。这次会议挽救了危难中的党和红军。第二次,在党中央反对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中,当时作为党内负总责的张闻天始终坚持站在毛泽东一边。1937年12月,王明从莫斯科回来后,指责中央的抗战方针,鼓吹投降主义,打着国际的旗号迷惑了一部分人,毛泽东此时承受了很大的压力,又是张闻天出来首先支持毛泽东。他在1937年12月22日的一次中央会议上不指名顶了王明,明确提出:统一战线中不能放弃基本原则,八路军、新四军要扩大,而且要保持党的领导。毛泽东当时在困难处境中向华北发出的许多发展根据地和游击战争的指示就是以“毛洛”联署的形式发出的,“所以毛泽东在‘九大’时都还没有忘记张在这关键时刻的立场,他说:王明回国以后,张闻天没有站在王明一边,是站在我一边的”[5]P110-111,213-221,245-254。 中国共产党内不同文化背景的群体人员相互影响,其历史意义不言而喻,同时也启示后人:党组织战斗力的来源在于发挥党内各成员的积极性,在严肃党风党纪的基础上营造和谐民主的党内文化氛围,树立不同人才群体的“互补”意识,给予特殊人才发挥才能的空间,等等。这是坚持真理、发挥党的先进性、从而避免走入误区的重要保障。
三、民主革命时期中共留学群体对于当今留学教育的启示
“留学生资源对于中国的发展具有特殊的意义。其特殊性不仅在于留学生是连接中国与世界发达国家、吸取外国先进思想和科学技术知识的最直接最重要的纽带,更在于留学生在吸收先进知识和思想后能产生的作用。”[6]如何搞好当今留学教育事业,以充分发挥这一群体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应有作用,民主革命时期中共留学群体为我们留下许多现实启示:
第一,重视发挥留学群体在现代化建设中的独特作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留学回来的优秀人才能妥当安置,充分发挥其理论研究或军事指挥才能。留学生中蕴藏着丰富的优质人才资源,而发达国家正是通过培养留学生来吸收国外优秀学子,直接获取他国的高层次人才。许多海外学子“学而不归”,这里面固然有发达国家优厚的物质待遇吸引,也与当前我国的用人制度和创业环境有关。因此,应尽可能创造便利的条件,改进人文环境,改变官僚作风,做好服务工作,帮助留学归国人才施展其抱负、发挥其才干。
第二,大力弘扬留学生的爱国精神。民主革命时期中共留学群体中洋溢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在他们身上体现出为国献身的决心。国外的艰苦生活磨砺了他们的心性,复杂残酷的斗争锤炼了他们钢铁般的革命意志。这种艰苦奋斗、不怕牺牲、追求真理、奉献祖国的留学报国精神一直激励和教育后人。大力弘扬革命先辈的“留学精神”,让出国学习者深刻认识到自身的责任与使命,自觉维护国家的利益和形象,树立学成报国的意识很有必要。
第三,妥善解决出国留学生中存在的有关问题。当今,随着出国留学人员的规模扩大、留学类型和层次的多样化,出现的问题也不少。民主革命时期中共留学群体在国外学习、生活中,有的处于自组织状态,缺少国内帮助与组织导向,造成思想不安定。这与当时政府的腐败无能直接相关,也与国内中共组织力量弱小有关。当前,政府应该关心、爱护留学生,帮助他们解决学习、生活中的现实困难,给予其正确的思想教育和引导。要开展好留学知识的普及和宣传,做好正确的舆论导向,改进留学管理工作。要做好公派留学生管理,确保公派留学生顺利学成归国。要引导社会以及用人单位(含公众)正确对待“海归”,给有真才实学者以施展抱负和成就事业的广阔平台,尊重人才成长的规律,创造条件使他们学会与国内成长群体和谐互动,将国外所学“中国化”。○
参考文献:
[1]徐行.留学生与中共的创建和发展[OL].神州学人(网络版),2003-06-03.
[2]许全兴.毛泽东与孔夫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个案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3][美]李又宁.中国留学生的历史使命与贡献[OL].神州学人(网络版),2005-01-13.
[4]冯天瑜主编.中国文化的昨天、今天和明天——名家演讲集[C].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
[5]张培森.张闻天与二十世纪的中国[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
[6]王希.留学生资源的开发、利用、保护和发展[OL].神州学人(网络版),2005-07-06.
责任编辑 彭月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