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人行》以主要篇幅，比较研究了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中的“三圣”。
　　蔡元培是新思想、新思潮的毕生“护法者”。他视劳工为神圣，他到北大的第一天，即向身份卑微的校工行礼。此后，他每天进学校时都要向站在大门旁边的校工们鞠躬致敬，久而久之，这成了北大校园内一道颇为养眼的风景线。他认定“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
　　他的办学宗旨是“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他深知一所大学的兴衰关键在人才，关键在老师，因此他“三顾茅庐”诚请陈独秀。陈独秀以《新青年》为依托，放手招募新派教授，北京大学成了新文化运动的中心。
　　到五四以后学生运动发现流弊的时候，他又发表“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的名言。在五四前他看重上半句，五四后他显然更强调下半句，其目的仍然是为进步的、爱国的学生运动“护法”。
　　5月9日，总统徐世昌颁布命令，有“将滋事学生返交法庭，依法办理”等语。蔡元培乃愤而辞职，6月15日特撰《不肯再任北大校长的宣言》，表示了他对当局的极大抗议。当局为之沮丧不安，被迫让步，蔡元培继续担任北大校长，他这样做，既保全了北大，保护了学生，也显示了他的人格尊严。其后，蔡元培对于“教育独立”的捍卫，“人权保障”的主持，都足以表明他是新思想、新思潮的毕生“护法者”。
　　由于陈独秀性格的多重组合，社会活动的诸多方面，因此人们以不同的称谓来定位陈独秀，如“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五四新文化运动之父”，等等。《三人行》则把五四“三圣”之二的陈独秀，切合实际地概括为“终身的反对派”。
　　新文化运动伊始，陈独秀致力于以民主、科学为武器，阻击现实社会中的专制与愚昧，启国民之蒙。但出于对真理的探索和追求，他又从“美国思想”转到“俄国思想”，接受了苏俄模式，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成了美国模式的反对派。后来陈独秀与李大钊等人一起，创建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他又充当共产国际的反对派，反对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对中同革命和中同共产党指手画脚，更顶撞共产国际的“指挥棒”。中国大革命失败，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把大革命失败的责任，一股脑儿推在陈独秀身上，陈独秀被开除出党。及至晚年，他又出于对真理的探索和追求，觉悟到托派的失误和过错，他又成了托派的反对派，批判托派，终被托派除名，对陈独秀的千秋功过，今人和后人自可自由评说，但作为五四“三圣”之二的陈独秀，确实是“终身的反对派”。
　　五四“三圣”之三、当时年纪最小的胡适，《三人行》又以确切不移的事实，将胡适定位为永远的自由主义者、“再造文明”的设计师。胡适在美国留学期间，就服膺美国的自由、民主，成了一个自由主义者。在五四前的新文化运动中，他以自由主义者的身份，加盟新文化运动，成了当时青年的偶像。五四运动后，《新青年》杂志社分化，他与陈独秀分道扬镳，创办了《每周评论》，主张“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与此同时，胡适认为，“再造文明”，须从人伦做起，以广交天下客作“再造文明”的身教。在胡适那里，自由主义和“再造文明”是合二而一的。由于他的想法与中国的实情不符，胡适先是在大陆后是在台湾，胡适的自由主义和“再造文明”设计，全都碰了壁。
　　总之，《三人行》无论是对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论述，还是对五四“三圣”蔡元培、陈独秀、胡适的定位，都对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研究，提供了新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