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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为何不过时
孔子是中国的圣人,为时已有2500多年。中国人认为圣人可以分成好几类,而将孔子称为“圣之时者”(这种称谓,最早大概由战国时代的孟子提出)。白话可以译为“因时制宣,顺应时势发展,不过时的圣人”。孔子这位不过时的圣人,在历史上,因为总是不过时,因而又被称为“至圣”——圣人中的第一名(“至圣”早在西汉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中已经出现,大约北宋真宗时,成为官方说法)。因为,他所提出的中庸思想——平常而不偏颇的思想,能够让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情况下,保持身心平衡。因此,孔子思想受到历代君主的青睐。当政者的重视,自然使孔子益发的不过时。
历史上,“不过时”这件事情是不存在的。因此,所谓孔子思想的不朽,要靠历代学者专家们,在皇帝的号召下,替他不断地重新诠释而予以新生命。这样一来,虽致不朽,却有一点面目全非。
孔子面目的两次大变化,发生在汉代与宋代。汉代时,儒家配合荒唐的阴阳谶纬思想,将孔子“神话”为黑帝之子,称为“玄圣”。还被描绘成一名朗诵神谕,预测汉帝国将于数百年后开国的巫师型人物(可参考《春秋纬·演孔图》及(《孝经纬,授神契》)。汉代的孔子虽被糟蹋,却能为当时的有识之士一笑置之。所以,汉代之后,孔子的巫师面具便得以拿下,暂时喘一口气。
到了宋代,事情就较比复杂了。宋代中国,政治上重文轻武,思想上受佛教九百多年冲击,使儒家得到重新奋起的充分理由与机会,故理学为之兴。理学家将宇宙万物皆合理化,孔子与其思想,自不例外。宋代孔子的形像十分正面。问题在讲究教条的学术气氛下,孔子被“德化”得过分正面,成为了一个满口仁义道德的学究型人物。这种学究型的“德化”形象,实在较汉代之“神化”形象更为厉害,厉害到有识之士非但无法一笑置之,甚至不敢发笑。因为谁要发笑,便与仕途无缘(元仁宗皇庆二年后,宋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注解,成为科举考试的标准答案)。谁要发笑,便有谤圣之嫌,要受道德议论甚至法律制裁。孔子的学究面具便这般戴上,至今千年尚未过时。经过汉代与宋代的两次官方诠释,大致说来,孔子的人味儿已经剩得不多。
理想家孔子
孔子的最大魅力,在于难以用任何“行业”定义将他限制住。所谓“君子不器”正是他自身写照。在他诸多身份中,政治家孔子与教育家孔子最为人尊敬。我就从这两方面来谈谈,看看能不能跳出汉代与宋代框架,找回一点孔子的原始面貌。
先看政治。
孔子所处的春秋时代,政治不稳定。沿用已久的封建制度没有人愿意遵守。对于周朝王室,诸侯们并不尊重,动不动偷王的麦子吃吃,或者问问王鼎之大小。而诸侯自己家中,也好过不到哪里,随时要小心被下面的人一脚踢下台,取而代之。这样一个僭越观念当道的政治环境,不是温良恭俭让的孔子能够忍受的。因此他大声疾呼,要大家遵守礼制,恢复数百年前的旧有秩序。
孔子是个理想主义者,我们从他的政治蓝图中不难发现这一点。他认为只要大家遵守本份,不作越轨之事,便可天下太平。他的理想世界是一个王像王、臣像臣、父像父、子像子的秩序世界(孔子在《论语·颜渊》中说,为政之道在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并且,这种秩序不应该由法律的约束完成,而是应该出于道德感——大家自动自发地去完成。所以,有人称孔子的政治主张为“正名主义”。我则称之为“想像的正名主义”——较所谓“理想的正名主义”,还要理想一些。
无论如何,孔子要求一种安定不变的封建旧秩序。他最喜欢讲礼。礼,就是大家守本份不僭越,就是那种封建秩序的代名词。然而,能不能实行呢?大有问题。问题出在孔子忘了他的时代是乱世。他不知道礼是治世的理想,而非乱世之良药。所谓乱世用重典一点不错。时代已乱,人的思想已乱,行为已乱,怎么可能要求自我约束呢?我们看见最后这个乱局也的确让用重典的国家——秦国给收拾了。但是,孔子却没有看见。因此,他一次次受挫受辱,最后成为隐逸者讥笑的对象,以为他是一介愚人(讥笑孔子愚人者还不少,《论语》中就有微生亩、石门辰门、荷篑者、原壤、楚狂接舆、荷蓧丈人、长沮桀溺等)。
史称宋人多愚,孔子正是宋人之后。(传说,孔子为宋国宗室孔父嘉后裔,族人因华督之难避祸奔鲁。)愚不是笨,愚是固执。在不适当的情况下,坚持用不适当的方法,便是愚。那么,这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固执人物,一生便这样固执下去了吗?答案倒是否定的。一来,孔子说他几十年的生命中,每十年便有新境界。既有新境界,自然未见始终固执(可参考《论语》中“吾十有五而志于学”那一段话的后半)。二来,撇开政治家孔子而看看教育家孔子,更可以发现他非但不固执,更是大大的新派人物。
革命家孔子
作为一名教育家,孔子在政治上的不愉快,应该获得一些补偿。孔子的教育理想,看两个方面,便能知其大概。一是他教什么,一是他怎么教。孔子教什么呢?他的教学科目是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不太吹毛求疵地讲,便是政治、艺术、武术、文学、经济等几个方面(数是不是可以广义的当经济讲,可以从子贡的成就了解)。这种教学方法十分明白;他绝不是教学生谋生本领。他教的是通识教育——训练全方位人才的教育。用旧说法,便是士的教育,即当时的贵族教育。
孔子怎么教他的六艺呢?他说“有教无类”。这是实情。因为他又说道,“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把吃饭问题都摊开来讲,可见说了真话。从孔门弟子的考证中,我们也的确发现,似乎只有大叹没有兄弟的司马牛等少数人出身贵族,而其他弟子多为民间人士。所以,孔子的教育,无疑是真正的平民教育,并且偏重社会下层平民。
简单说明了孔子的教育内容与方法,就要说他教育理念所造成的影响了。孔子的政治理想和教育理想,竟然完全相反。在政治上,孔子拥护旧有的阶级秩序。可是在教育上,他却又主动打破了旧有阶级。他的“有教无类”办法,将贵族知识传布于民间,加速了旧有秩序的解体与崩溃。“有教无类”这种教学方式,是一种最为非礼的、最为鼓励僭越的、破坏封建秩序行为。(下层有了知识,为何还要屈居下层?知识,打破了社会阶级的神秘藩篱。道理真是简单不过。)
“必也正名”与“有教无类”,是为孔子最基本的政治主张与教育主张。这两个主张是两个极端。孔子在政治上是极端保守者,在教育上,却是极端前卫者。他的教育主张彻底地痛击、毁灭了他的政治主张。他放弃了上层政治改革,而从更基本的层面将社会解构。孔子以后,“百家争鸣”、“布衣卿相”的局面,是宣布封建结束之最后号角。但是,“百家争鸣”、“布衣卿相”的形成,是因为孔子的“有教无类”,是因为教育普及,而出现社会阶级的大混乱与大换血。“百家争鸣”和“布衣卿相”,非但非礼,非但僭越,并且将社会上层结构的非礼、僭越风气,延伸、贯彻到社会底层。孔子在政治上全力支持封建,但是在教育上,他是结束封建的最大推手。孔子以教育革了政治的命,他对政客与乱世的反抗,是给政客一个更大的乱世。面对这个更大的乱世,政治和社会都重新洗了牌。
2500多年了,孔子的矛盾我们难以揣测。孔子一生,的确矛盾地推行着他的政治理念和教育理念。这种矛盾,是出于偶然还是出于刻意?是一个有趣的历史问题。不过在政治家、教育家、思想家等名衔以外,我们应该再给孔子一个革命家的冠冕。
孔子是中国的圣人,为时已有2500多年。中国人认为圣人可以分成好几类,而将孔子称为“圣之时者”(这种称谓,最早大概由战国时代的孟子提出)。白话可以译为“因时制宣,顺应时势发展,不过时的圣人”。孔子这位不过时的圣人,在历史上,因为总是不过时,因而又被称为“至圣”——圣人中的第一名(“至圣”早在西汉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中已经出现,大约北宋真宗时,成为官方说法)。因为,他所提出的中庸思想——平常而不偏颇的思想,能够让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情况下,保持身心平衡。因此,孔子思想受到历代君主的青睐。当政者的重视,自然使孔子益发的不过时。
历史上,“不过时”这件事情是不存在的。因此,所谓孔子思想的不朽,要靠历代学者专家们,在皇帝的号召下,替他不断地重新诠释而予以新生命。这样一来,虽致不朽,却有一点面目全非。
孔子面目的两次大变化,发生在汉代与宋代。汉代时,儒家配合荒唐的阴阳谶纬思想,将孔子“神话”为黑帝之子,称为“玄圣”。还被描绘成一名朗诵神谕,预测汉帝国将于数百年后开国的巫师型人物(可参考《春秋纬·演孔图》及(《孝经纬,授神契》)。汉代的孔子虽被糟蹋,却能为当时的有识之士一笑置之。所以,汉代之后,孔子的巫师面具便得以拿下,暂时喘一口气。
到了宋代,事情就较比复杂了。宋代中国,政治上重文轻武,思想上受佛教九百多年冲击,使儒家得到重新奋起的充分理由与机会,故理学为之兴。理学家将宇宙万物皆合理化,孔子与其思想,自不例外。宋代孔子的形像十分正面。问题在讲究教条的学术气氛下,孔子被“德化”得过分正面,成为了一个满口仁义道德的学究型人物。这种学究型的“德化”形象,实在较汉代之“神化”形象更为厉害,厉害到有识之士非但无法一笑置之,甚至不敢发笑。因为谁要发笑,便与仕途无缘(元仁宗皇庆二年后,宋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注解,成为科举考试的标准答案)。谁要发笑,便有谤圣之嫌,要受道德议论甚至法律制裁。孔子的学究面具便这般戴上,至今千年尚未过时。经过汉代与宋代的两次官方诠释,大致说来,孔子的人味儿已经剩得不多。
理想家孔子
孔子的最大魅力,在于难以用任何“行业”定义将他限制住。所谓“君子不器”正是他自身写照。在他诸多身份中,政治家孔子与教育家孔子最为人尊敬。我就从这两方面来谈谈,看看能不能跳出汉代与宋代框架,找回一点孔子的原始面貌。
先看政治。
孔子所处的春秋时代,政治不稳定。沿用已久的封建制度没有人愿意遵守。对于周朝王室,诸侯们并不尊重,动不动偷王的麦子吃吃,或者问问王鼎之大小。而诸侯自己家中,也好过不到哪里,随时要小心被下面的人一脚踢下台,取而代之。这样一个僭越观念当道的政治环境,不是温良恭俭让的孔子能够忍受的。因此他大声疾呼,要大家遵守礼制,恢复数百年前的旧有秩序。
孔子是个理想主义者,我们从他的政治蓝图中不难发现这一点。他认为只要大家遵守本份,不作越轨之事,便可天下太平。他的理想世界是一个王像王、臣像臣、父像父、子像子的秩序世界(孔子在《论语·颜渊》中说,为政之道在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并且,这种秩序不应该由法律的约束完成,而是应该出于道德感——大家自动自发地去完成。所以,有人称孔子的政治主张为“正名主义”。我则称之为“想像的正名主义”——较所谓“理想的正名主义”,还要理想一些。
无论如何,孔子要求一种安定不变的封建旧秩序。他最喜欢讲礼。礼,就是大家守本份不僭越,就是那种封建秩序的代名词。然而,能不能实行呢?大有问题。问题出在孔子忘了他的时代是乱世。他不知道礼是治世的理想,而非乱世之良药。所谓乱世用重典一点不错。时代已乱,人的思想已乱,行为已乱,怎么可能要求自我约束呢?我们看见最后这个乱局也的确让用重典的国家——秦国给收拾了。但是,孔子却没有看见。因此,他一次次受挫受辱,最后成为隐逸者讥笑的对象,以为他是一介愚人(讥笑孔子愚人者还不少,《论语》中就有微生亩、石门辰门、荷篑者、原壤、楚狂接舆、荷蓧丈人、长沮桀溺等)。
史称宋人多愚,孔子正是宋人之后。(传说,孔子为宋国宗室孔父嘉后裔,族人因华督之难避祸奔鲁。)愚不是笨,愚是固执。在不适当的情况下,坚持用不适当的方法,便是愚。那么,这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固执人物,一生便这样固执下去了吗?答案倒是否定的。一来,孔子说他几十年的生命中,每十年便有新境界。既有新境界,自然未见始终固执(可参考《论语》中“吾十有五而志于学”那一段话的后半)。二来,撇开政治家孔子而看看教育家孔子,更可以发现他非但不固执,更是大大的新派人物。
革命家孔子
作为一名教育家,孔子在政治上的不愉快,应该获得一些补偿。孔子的教育理想,看两个方面,便能知其大概。一是他教什么,一是他怎么教。孔子教什么呢?他的教学科目是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不太吹毛求疵地讲,便是政治、艺术、武术、文学、经济等几个方面(数是不是可以广义的当经济讲,可以从子贡的成就了解)。这种教学方法十分明白;他绝不是教学生谋生本领。他教的是通识教育——训练全方位人才的教育。用旧说法,便是士的教育,即当时的贵族教育。
孔子怎么教他的六艺呢?他说“有教无类”。这是实情。因为他又说道,“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把吃饭问题都摊开来讲,可见说了真话。从孔门弟子的考证中,我们也的确发现,似乎只有大叹没有兄弟的司马牛等少数人出身贵族,而其他弟子多为民间人士。所以,孔子的教育,无疑是真正的平民教育,并且偏重社会下层平民。
简单说明了孔子的教育内容与方法,就要说他教育理念所造成的影响了。孔子的政治理想和教育理想,竟然完全相反。在政治上,孔子拥护旧有的阶级秩序。可是在教育上,他却又主动打破了旧有阶级。他的“有教无类”办法,将贵族知识传布于民间,加速了旧有秩序的解体与崩溃。“有教无类”这种教学方式,是一种最为非礼的、最为鼓励僭越的、破坏封建秩序行为。(下层有了知识,为何还要屈居下层?知识,打破了社会阶级的神秘藩篱。道理真是简单不过。)
“必也正名”与“有教无类”,是为孔子最基本的政治主张与教育主张。这两个主张是两个极端。孔子在政治上是极端保守者,在教育上,却是极端前卫者。他的教育主张彻底地痛击、毁灭了他的政治主张。他放弃了上层政治改革,而从更基本的层面将社会解构。孔子以后,“百家争鸣”、“布衣卿相”的局面,是宣布封建结束之最后号角。但是,“百家争鸣”、“布衣卿相”的形成,是因为孔子的“有教无类”,是因为教育普及,而出现社会阶级的大混乱与大换血。“百家争鸣”和“布衣卿相”,非但非礼,非但僭越,并且将社会上层结构的非礼、僭越风气,延伸、贯彻到社会底层。孔子在政治上全力支持封建,但是在教育上,他是结束封建的最大推手。孔子以教育革了政治的命,他对政客与乱世的反抗,是给政客一个更大的乱世。面对这个更大的乱世,政治和社会都重新洗了牌。
2500多年了,孔子的矛盾我们难以揣测。孔子一生,的确矛盾地推行着他的政治理念和教育理念。这种矛盾,是出于偶然还是出于刻意?是一个有趣的历史问题。不过在政治家、教育家、思想家等名衔以外,我们应该再给孔子一个革命家的冠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