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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为何不过时
孔子是中国的圣人，为时已有2500多年。中国人认为圣人可以分成好几类，而将孔子称为“圣之时者”（这种称谓，最早大概由战国时代的孟子提出）。白话可以译为“因时制宣，顺应时势发展，不过时的圣人”。孔子这位不过时的圣人，在历史上，因为总是不过时，因而又被称为“至圣”——圣人中的第一名（“至圣”早在西汉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中已经出现，大约北宋真宗时，成为官方说法）。因为，他所提出的中庸思想——平常而不偏颇的思想，能够让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情况下，保持身心平衡。因此，孔子思想受到历代君主的青睐。当政者的重视，自然使孔子益发的不过时。
历史上，“不过时”这件事情是不存在的。因此，所谓孔子思想的不朽，要靠历代学者专家们，在皇帝的号召下，替他不断地重新诠释而予以新生命。这样一来，虽致不朽，却有一点面目全非。
孔子面目的两次大变化，发生在汉代与宋代。汉代时，儒家配合荒唐的阴阳谶纬思想，将孔子“神话”为黑帝之子，称为“玄圣”。还被描绘成一名朗诵神谕，预测汉帝国将于数百年后开国的巫师型人物（可参考《春秋纬·演孔图》及（《孝经纬，授神契》）。汉代的孔子虽被糟蹋，却能为当时的有识之士一笑置之。所以，汉代之后，孔子的巫师面具便得以拿下，暂时喘一口气。
到了宋代，事情就较比复杂了。宋代中国，政治上重文轻武，思想上受佛教九百多年冲击，使儒家得到重新奋起的充分理由与机会，故理学为之兴。理学家将宇宙万物皆合理化，孔子与其思想，自不例外。宋代孔子的形像十分正面。问题在讲究教条的学术气氛下，孔子被“德化”得过分正面，成为了一个满口仁义道德的学究型人物。这种学究型的“德化”形象，实在较汉代之“神化”形象更为厉害，厉害到有识之士非但无法一笑置之，甚至不敢发笑。因为谁要发笑，便与仕途无缘（元仁宗皇庆二年后，宋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注解，成为科举考试的标准答案）。谁要发笑，便有谤圣之嫌，要受道德议论甚至法律制裁。孔子的学究面具便这般戴上，至今千年尚未过时。经过汉代与宋代的两次官方诠释，大致说来，孔子的人味儿已经剩得不多。
理想家孔子
孔子的最大魅力，在于难以用任何“行业”定义将他限制住。所谓“君子不器”正是他自身写照。在他诸多身份中，政治家孔子与教育家孔子最为人尊敬。我就从这两方面来谈谈，看看能不能跳出汉代与宋代框架，找回一点孔子的原始面貌。
先看政治。
孔子所处的春秋时代，政治不稳定。沿用已久的封建制度没有人愿意遵守。对于周朝王室，诸侯们并不尊重，动不动偷王的麦子吃吃，或者问问王鼎之大小。而诸侯自己家中，也好过不到哪里，随时要小心被下面的人一脚踢下台，取而代之。这样一个僭越观念当道的政治环境，不是温良恭俭让的孔子能够忍受的。因此他大声疾呼，要大家遵守礼制，恢复数百年前的旧有秩序。
孔子是个理想主义者，我们从他的政治蓝图中不难发现这一点。他认为只要大家遵守本份，不作越轨之事，便可天下太平。他的理想世界是一个王像王、臣像臣、父像父、子像子的秩序世界（孔子在《论语·颜渊》中说，为政之道在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并且，这种秩序不应该由法律的约束完成，而是应该出于道德感——大家自动自发地去完成。所以，有人称孔子的政治主张为“正名主义”。我则称之为“想像的正名主义”——较所谓“理想的正名主义”，还要理想一些。
无论如何，孔子要求一种安定不变的封建旧秩序。他最喜欢讲礼。礼，就是大家守本份不僭越，就是那种封建秩序的代名词。然而，能不能实行呢？大有问题。问题出在孔子忘了他的时代是乱世。他不知道礼是治世的理想，而非乱世之良药。所谓乱世用重典一点不错。时代已乱，人的思想已乱，行为已乱，怎么可能要求自我约束呢？我们看见最后这个乱局也的确让用重典的国家——秦国给收拾了。但是，孔子却没有看见。因此，他一次次受挫受辱，最后成为隐逸者讥笑的对象，以为他是一介愚人（讥笑孔子愚人者还不少，《论语》中就有微生亩、石门辰门、荷篑者、原壤、楚狂接舆、荷蓧丈人、长沮桀溺等）。
史称宋人多愚，孔子正是宋人之后。（传说，孔子为宋国宗室孔父嘉后裔，族人因华督之难避祸奔鲁。）愚不是笨，愚是固执。在不适当的情况下，坚持用不适当的方法，便是愚。那么，这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固执人物，一生便这样固执下去了吗？答案倒是否定的。一来，孔子说他几十年的生命中，每十年便有新境界。既有新境界，自然未见始终固执（可参考《论语》中“吾十有五而志于学”那一段话的后半）。二来，撇开政治家孔子而看看教育家孔子，更可以发现他非但不固执，更是大大的新派人物。
革命家孔子
作为一名教育家，孔子在政治上的不愉快，应该获得一些补偿。孔子的教育理想，看两个方面，便能知其大概。一是他教什么，一是他怎么教。孔子教什么呢？他的教学科目是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不太吹毛求疵地讲，便是政治、艺术、武术、文学、经济等几个方面（数是不是可以广义的当经济讲，可以从子贡的成就了解）。这种教学方法十分明白；他绝不是教学生谋生本领。他教的是通识教育——训练全方位人才的教育。用旧说法，便是士的教育，即当时的贵族教育。
孔子怎么教他的六艺呢？他说“有教无类”。这是实情。因为他又说道，“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把吃饭问题都摊开来讲，可见说了真话。从孔门弟子的考证中，我们也的确发现，似乎只有大叹没有兄弟的司马牛等少数人出身贵族，而其他弟子多为民间人士。所以，孔子的教育，无疑是真正的平民教育，并且偏重社会下层平民。
简单说明了孔子的教育内容与方法，就要说他教育理念所造成的影响了。孔子的政治理想和教育理想，竟然完全相反。在政治上，孔子拥护旧有的阶级秩序。可是在教育上，他却又主动打破了旧有阶级。他的“有教无类”办法，将贵族知识传布于民间，加速了旧有秩序的解体与崩溃。“有教无类”这种教学方式，是一种最为非礼的、最为鼓励僭越的、破坏封建秩序行为。（下层有了知识，为何还要屈居下层？知识，打破了社会阶级的神秘藩篱。道理真是简单不过。）
“必也正名”与“有教无类”，是为孔子最基本的政治主张与教育主张。这两个主张是两个极端。孔子在政治上是极端保守者，在教育上，却是极端前卫者。他的教育主张彻底地痛击、毁灭了他的政治主张。他放弃了上层政治改革，而从更基本的层面将社会解构。孔子以后，“百家争鸣”、“布衣卿相”的局面，是宣布封建结束之最后号角。但是，“百家争鸣”、“布衣卿相”的形成，是因为孔子的“有教无类”，是因为教育普及，而出现社会阶级的大混乱与大换血。“百家争鸣”和“布衣卿相”，非但非礼，非但僭越，并且将社会上层结构的非礼、僭越风气，延伸、贯彻到社会底层。孔子在政治上全力支持封建，但是在教育上，他是结束封建的最大推手。孔子以教育革了政治的命，他对政客与乱世的反抗，是给政客一个更大的乱世。面对这个更大的乱世，政治和社会都重新洗了牌。
2500多年了，孔子的矛盾我们难以揣测。孔子一生，的确矛盾地推行着他的政治理念和教育理念。这种矛盾，是出于偶然还是出于刻意？是一个有趣的历史问题。不过在政治家、教育家、思想家等名衔以外，我们应该再给孔子一个革命家的冠冕。
孔子是中国的圣人，为时已有2500多年。中国人认为圣人可以分成好几类，而将孔子称为“圣之时者”（这种称谓，最早大概由战国时代的孟子提出）。白话可以译为“因时制宣，顺应时势发展，不过时的圣人”。孔子这位不过时的圣人，在历史上，因为总是不过时，因而又被称为“至圣”——圣人中的第一名（“至圣”早在西汉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中已经出现，大约北宋真宗时，成为官方说法）。因为，他所提出的中庸思想——平常而不偏颇的思想，能够让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情况下，保持身心平衡。因此，孔子思想受到历代君主的青睐。当政者的重视，自然使孔子益发的不过时。
历史上，“不过时”这件事情是不存在的。因此，所谓孔子思想的不朽，要靠历代学者专家们，在皇帝的号召下，替他不断地重新诠释而予以新生命。这样一来，虽致不朽，却有一点面目全非。
孔子面目的两次大变化，发生在汉代与宋代。汉代时，儒家配合荒唐的阴阳谶纬思想，将孔子“神话”为黑帝之子，称为“玄圣”。还被描绘成一名朗诵神谕，预测汉帝国将于数百年后开国的巫师型人物（可参考《春秋纬·演孔图》及（《孝经纬，授神契》）。汉代的孔子虽被糟蹋，却能为当时的有识之士一笑置之。所以，汉代之后，孔子的巫师面具便得以拿下，暂时喘一口气。
到了宋代，事情就较比复杂了。宋代中国，政治上重文轻武，思想上受佛教九百多年冲击，使儒家得到重新奋起的充分理由与机会，故理学为之兴。理学家将宇宙万物皆合理化，孔子与其思想，自不例外。宋代孔子的形像十分正面。问题在讲究教条的学术气氛下，孔子被“德化”得过分正面，成为了一个满口仁义道德的学究型人物。这种学究型的“德化”形象，实在较汉代之“神化”形象更为厉害，厉害到有识之士非但无法一笑置之，甚至不敢发笑。因为谁要发笑，便与仕途无缘（元仁宗皇庆二年后，宋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注解，成为科举考试的标准答案）。谁要发笑，便有谤圣之嫌，要受道德议论甚至法律制裁。孔子的学究面具便这般戴上，至今千年尚未过时。经过汉代与宋代的两次官方诠释，大致说来，孔子的人味儿已经剩得不多。
理想家孔子
孔子的最大魅力，在于难以用任何“行业”定义将他限制住。所谓“君子不器”正是他自身写照。在他诸多身份中，政治家孔子与教育家孔子最为人尊敬。我就从这两方面来谈谈，看看能不能跳出汉代与宋代框架，找回一点孔子的原始面貌。
先看政治。
孔子所处的春秋时代，政治不稳定。沿用已久的封建制度没有人愿意遵守。对于周朝王室，诸侯们并不尊重，动不动偷王的麦子吃吃，或者问问王鼎之大小。而诸侯自己家中，也好过不到哪里，随时要小心被下面的人一脚踢下台，取而代之。这样一个僭越观念当道的政治环境，不是温良恭俭让的孔子能够忍受的。因此他大声疾呼，要大家遵守礼制，恢复数百年前的旧有秩序。
孔子是个理想主义者，我们从他的政治蓝图中不难发现这一点。他认为只要大家遵守本份，不作越轨之事，便可天下太平。他的理想世界是一个王像王、臣像臣、父像父、子像子的秩序世界（孔子在《论语·颜渊》中说，为政之道在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并且，这种秩序不应该由法律的约束完成，而是应该出于道德感——大家自动自发地去完成。所以，有人称孔子的政治主张为“正名主义”。我则称之为“想像的正名主义”——较所谓“理想的正名主义”，还要理想一些。
无论如何，孔子要求一种安定不变的封建旧秩序。他最喜欢讲礼。礼，就是大家守本份不僭越，就是那种封建秩序的代名词。然而，能不能实行呢？大有问题。问题出在孔子忘了他的时代是乱世。他不知道礼是治世的理想，而非乱世之良药。所谓乱世用重典一点不错。时代已乱，人的思想已乱，行为已乱，怎么可能要求自我约束呢？我们看见最后这个乱局也的确让用重典的国家——秦国给收拾了。但是，孔子却没有看见。因此，他一次次受挫受辱，最后成为隐逸者讥笑的对象，以为他是一介愚人（讥笑孔子愚人者还不少，《论语》中就有微生亩、石门辰门、荷篑者、原壤、楚狂接舆、荷蓧丈人、长沮桀溺等）。
史称宋人多愚，孔子正是宋人之后。（传说，孔子为宋国宗室孔父嘉后裔，族人因华督之难避祸奔鲁。）愚不是笨，愚是固执。在不适当的情况下，坚持用不适当的方法，便是愚。那么，这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固执人物，一生便这样固执下去了吗？答案倒是否定的。一来，孔子说他几十年的生命中，每十年便有新境界。既有新境界，自然未见始终固执（可参考《论语》中“吾十有五而志于学”那一段话的后半）。二来，撇开政治家孔子而看看教育家孔子，更可以发现他非但不固执，更是大大的新派人物。
革命家孔子
作为一名教育家，孔子在政治上的不愉快，应该获得一些补偿。孔子的教育理想，看两个方面，便能知其大概。一是他教什么，一是他怎么教。孔子教什么呢？他的教学科目是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不太吹毛求疵地讲，便是政治、艺术、武术、文学、经济等几个方面（数是不是可以广义的当经济讲，可以从子贡的成就了解）。这种教学方法十分明白；他绝不是教学生谋生本领。他教的是通识教育——训练全方位人才的教育。用旧说法，便是士的教育，即当时的贵族教育。
孔子怎么教他的六艺呢？他说“有教无类”。这是实情。因为他又说道，“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把吃饭问题都摊开来讲，可见说了真话。从孔门弟子的考证中，我们也的确发现，似乎只有大叹没有兄弟的司马牛等少数人出身贵族，而其他弟子多为民间人士。所以，孔子的教育，无疑是真正的平民教育，并且偏重社会下层平民。
简单说明了孔子的教育内容与方法，就要说他教育理念所造成的影响了。孔子的政治理想和教育理想，竟然完全相反。在政治上，孔子拥护旧有的阶级秩序。可是在教育上，他却又主动打破了旧有阶级。他的“有教无类”办法，将贵族知识传布于民间，加速了旧有秩序的解体与崩溃。“有教无类”这种教学方式，是一种最为非礼的、最为鼓励僭越的、破坏封建秩序行为。（下层有了知识，为何还要屈居下层？知识，打破了社会阶级的神秘藩篱。道理真是简单不过。）
“必也正名”与“有教无类”，是为孔子最基本的政治主张与教育主张。这两个主张是两个极端。孔子在政治上是极端保守者，在教育上，却是极端前卫者。他的教育主张彻底地痛击、毁灭了他的政治主张。他放弃了上层政治改革，而从更基本的层面将社会解构。孔子以后，“百家争鸣”、“布衣卿相”的局面，是宣布封建结束之最后号角。但是，“百家争鸣”、“布衣卿相”的形成，是因为孔子的“有教无类”，是因为教育普及，而出现社会阶级的大混乱与大换血。“百家争鸣”和“布衣卿相”，非但非礼，非但僭越，并且将社会上层结构的非礼、僭越风气，延伸、贯彻到社会底层。孔子在政治上全力支持封建，但是在教育上，他是结束封建的最大推手。孔子以教育革了政治的命，他对政客与乱世的反抗，是给政客一个更大的乱世。面对这个更大的乱世，政治和社会都重新洗了牌。
2500多年了，孔子的矛盾我们难以揣测。孔子一生，的确矛盾地推行着他的政治理念和教育理念。这种矛盾，是出于偶然还是出于刻意？是一个有趣的历史问题。不过在政治家、教育家、思想家等名衔以外，我们应该再给孔子一个革命家的冠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