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文艺理论与美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王朝闻先生，以96岁高龄仙逝。先生为之奋斗的事业永存，他的音容笑貌宛在，他的谆谆教诲言犹在耳。
　　
　　一
　　
　　朝闻先生于1909年4月8日生于四川省合江县乡村，原名昭文，后续孔子《论语·里仁》：“朝闻道，夕可死矣。”遂改为朝闻。1932年，先生考入杭州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学习雕塑，1940年奔赴延安，在鲁迅艺术文学院美术系任教，并从事雕塑创作。解放后，先生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兼副教务长，讲援文艺理论课，为《毛泽东选集》创作了毛主席浮雕像及圆雕《刘胡兰像》、《民兵》等，成为新中国美术的经典作品。先生1952年调到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工作，1953年调文化部中国美协，主编《美术》月刊杂志，同时受文化部委托筹组民族美术研究所，任副所长（黄宾虹任所长），经常为中央美术学院师生讲学。1960年至1965年我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论系学习期间，多次听朝闻先生讲美学和美术理论，他每次都带来一二件牙雕、陶瓷等工艺品，给我们留下了美好的记忆。
　　1986年，改革开放给我国文艺界带来第二个春天。文化部启动了艺术学科国家重点科研项目《中国美术史》的编撰工程，王朝闻先生任主编，从全国26个单位中选调了60余名专家撰稿。我有幸参加了这一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美术史编撰工程。接到通知后，我于第二天就乘火车赶到北京，于6月6日8时准时参加了文化部召开的撰写《中国美术史》的学术讨论会，见到了久违的王朝闻先生。
　　“文革”中，朝闻先生受到冲击，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受到错误的批判。他的头发已经灰白，身体更加清瘦，但宽边眼镜后面睿智的眼光更深邃锐利。先生时任文化部艺术委员会委员、中华全国美学会会长、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等。身兼数职，肩上担子很重。作为《中国美术史》的总编，他在会上首先致欢迎辞，讲话简短亲切，富有感染力。先生从史论关系、美术史与兄弟艺术关系、创造性和个性讲起，谈了分析判断的科学性，历史地辩证地认识其发展，要求有所发现，并阐明了审美观的发展规律，提出了编写的指导思想和要求。
　　参加会议的中宣部原部长朱厚泽、文化部原副部长高占祥等先后讲话，指出编写《中国美术史》是推动中国美术走向世界艺术之林的需要，同时提出要高标准、高质量，努力使《中国美术史》成为世界艺术史宝库的明珠。
　　会后，编撰人员集中到北京西山石化招待所讨论、研究。这里远离闹市，依山傍水，环境幽静，景致优美，很适合编撰人员工作。当天下午，在朝闻先生主持的全体编撰专家参加的大会上，气氛热烈，发言踊跃。我在发言中提出，应给民间艺术以应有的历史地位，在新编写的《中国美术史》中，有必要把民间有代表性的美术家及其作品写进去，创造中国美术史的新体例。朝闻先生对此给予首肯和好评，并安排我会后给来自全国的专家介绍晋南民间剪纸和香袋（包），作为《中国美术史》编写讨论的“第一课”。
　　我将多年搜集的晋南民间剪纸和数十种香袋展示给与会专家，并讲了民间艺术的实用功能、审美价值和科学价值。香袋（包）古称香囊，是民间小型实用艺术品，每年端午时群众都争相购买，或挂在胸前，或挂在台灯或蚊账上。在晋南农村，妇女将自己缝制的香袋（包）赠送给亲朋好友，旧称可以辟邪、保平安，还可作为男女之间友好爱情的信物。现代研究发现，佩带香袋（包），具有科学功效，可以预防感冒。因为香袋（包）中装有几味中草药配制研磨调合的香料，不仅闻之有浓郁扑鼻的香味，春夏防止五毒，而且香料分子挥发慢，可以保留多年，大大超过法国名牌香水的寿命。听了我的讲解，大家颇感兴趣，朝闻先生也十分高兴！先生属猴，我选了一枚缝制精致的香袋（包）猴，赠送给先生。先生让我将香袋（包）佩带在他的胸前，幽默地讲：“这是最好的奖赏！”后来在先生的提议下，《中国美术报》编辑约我写了篇介绍香袋（包）的短文。
　　


　　在《中国美术史》编写会上，王先生就民间美术问题专门作了讲话。他说：“山西一位专家向我们展示并讲了香包、民间剪纸，很受启发。写《中国美术史》，如何对待民间美术是一个重要问题。民间美术是美术之母。不同时代的民间美术理应为美术史家所尊重。”
　　上世纪80年代，正当西方现代艺术流派在中国泛滥成灾，使文艺界一度处于思想混乱时，王朝闻先生为了弘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倡导真善美，于1983年7月在贵州主持召开了《全国民间美术学术讨论会》，发表了具有深远影响的《民间美术研究漫谈》，澄清了一些概念，肯定了民间美术的文化价值及审美教育功能，在国内掀起了“民间热”的高潮，中国美术界出现了可喜的民间艺术回归的趋势。这次将民间美术写进《中国美术史》，更是史无前例的创举，充分地肯定了民间美术的历史地位和艺术价值。
　　以后几年，民间美术、工艺品得到迅猛发展。民间剪纸、香袋（包）、农民画、布老虎等，受到外国友人和国内观众的青睐，在全国旅游点和工艺品商店，民间美术品热销，成为新型的文化产业。
　　2002年，《中国美术史》获“美术学奖”特别奖。这部12卷本的巨著《中国美术史》，附有一千幅精美彩图，凝结了总主编王朝闻先生数年的心血。从提纲到成书，从指导思想到具体章节，王先生自始至终指导了这部书的撰写。先生强调写书过程就是研究过程，“是创造美术史实的过程”。因参撰人员多数为中青年专业人员，大家都说这次编写，等于实地参加了一次朝闻先生任导师的研究生班。
　　
　　二
　　
　　朝闻先生是著名的戏曲理论专家，对地方戏曲情有独钟。山西是戏曲的摇篮。蒲剧是古老的梆子声腔剧种之一，在全国享有盛名。王朝闻先生对此十分重视，1987年10月，王先生来山西视察时曾亲自到“戏曲之乡”运城调研。他不仅看了蒲剧梅花奖演员武俊英、景雪变等精彩演出，对《起解》、《柜中缘》等蒲剧折子戏也予以赞扬，而且还到河东博物馆参观展览。在接待室，我将运城西里庄新发现的元代戏曲壁画（临本）展示给他，并向他作了汇报。
　　1986年3月，运城市西里庄农民在村南土膛取土时，于东堰下发现壁画墓一座。墓室四周墙壁券顶砖砌抹白灰，上绘元杂剧演出图。墓室东壁绘乐队演奏图，西壁绘演出场面，东西呼应，乐队计六人，前导“徕儿”和乐队指挥——“竹竿子”（即引舞人，介绍演出内容，因手执竹竿而得名）。其左依次画弹琵琶女乐人，吹笛，击鼓男乐人，拍板女乐人。墓室西壁绘元杂剧演出场面。右侧第一人手持戏折，双手张开。戏折第一行墨书《风雪奇》。由他向观众介绍剧情大意。背后躲藏一小孩，头扎双髻，探头张望。其左侧依次为副末、装孤、副净、正旦，共五个角色。副末左侧为装孤戏中装官者。其左为杂剧演出的中心人物副净，身穿方格子长衫，头戴瓜皮小帽，边歌边舞，以滑稽动作和幽默语言引逗观众笑乐。其左为女装正旦，手持乐器，杂剧曲牌由女独唱。前边画一张红色长方桌子，上边放置果盘和切开的西瓜，果盘内放甜瓜、桃子。
　　


　　墓门位于正南方。门口两边绘二人。右绘一蒙古男子，穿长靴，双带袍裤，手持丁字棍守护。左绘一带三角木枷男子，似为罪犯。
　　墓室北壁为正堂画，帐幔启开，正中放一供桌，上有香炉，二只烛台，两边立二侍女举幡。杂剧正是为祭奠墓主人演出而作。时令是夏季。演出内容为《风雪奇》。这在已发现的元墓壁画中尚属罕见。
　　朝闻先生对元墓壁画十分感兴趣。他一边仔细观赏，一边讲，副净画的生动传神；弹琵琶女乐人背向观众，很含蓄，画面有变化；持戏折人身后画一小孩偷看，富有生活气息。从演出特色看，保持了元杂剧且歌且舞的特点。这是戏曲美术的重要发现。取材于元代社会生活，对研究中国戏曲史、美术史都是难得的第一手材料。他鼓励我把戏曲壁画艺术与戏曲联系起来研究。古代戏曲壁画是民间画家的可贵创造，讲究以形写神，笔墨简洁，群众喜闻乐见。我向朝闻先生谈了临摹壁画的体会和研究心得，提出元代戏曲壁画《风雪奇》可能是元代杂剧《六月雪》即《窦娥冤》。从壁画中人物分析正旦像窦娥，装孤像窦天章，副末像张父，副净像张驴子，戴枷者似卢医。从剧名“风雪奇”分析，刮风下雪本是自然规律，“风雪奇”令人想到六月风雪才会令人生奇。《山西通志》记，关汉卿是河东解州人。联系起来看，悲剧《六月雪》很可能最早产生于河东。元杂剧《风雪奇》即是世界十大悲剧之一的《窦娥冤》的最早演出形态。朝闻先生听了，认为这种分析不无道理，鼓励我扎根基层，深入系统地研究戏曲美术，定会不断有所发现，大有所为。后来在先生提议下，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的所长来信，约我为戏研所临摹了一套元代戏曲壁画《风雪奇》，后收入新编《中国戏曲词典》等书中。
　　1993年，旅美画家丁绍光作品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展出，王朝闻先生应邀参加了画展开幕式。在展览大厅我与先生相遇，先生兴奋地说：“山西地灵人杰。你们家乡运城又出了个美术大师。”下午，丁绍光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招待宴会，我与先生、师母同坐一席。先生谈起丁绍光曾到天水麦积山石窟考察，曾将侍女飞天吸收在绘画作品中，受到欧美观众欢迎，为中国民族艺术添了彩。我也谈到1963年在中央美院学习时，曾去麦积山实习、绘图，我画了一张麦积山石窟侍女，竟和我后来毕业分配到吉林省博物馆工作时见到的一位说明员姑娘十分神似。朝闻先生解放初与画家吴作人等曾去麦积山考察、临摹，对麦积山石窟艺术深有研究。他听后笑着说：古人讲佛教艺术中菩萨像宫娃，你发现侍女像女娃，说明艺术源于生活是一条规律，古今相同。古人讲：“礼失而求诸野。”艺术家要面向生活，眼睛向下，继往开来，作品才能出新。
　　朝闻先生著作等身，坚持“面向生活”，以人民群众的“喜闻乐见”为己任，坚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研究艺术，建构了中国社会主义艺术理论体系和唯物辩证法美学观，主张艺术“以一当十”，倡导真善美，热爱民间艺术，为我们竖立了一座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美学丰碑，实为我们学习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