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哪条路是坦途;两者之间只有“难走”和“更难走”的分别
　　
　　《财经》实习记者 郭金
　　
　　2009年7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等六部门联合发布了《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管理办法》,正式启动上海等五城市与港澳地区及东盟国家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工作,成为今年以来中国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又一个亮点。
　　
　　年初以来,中国人民银行陆续与马来西亚、白俄罗斯、印度尼西亚、阿根廷等四国央行签署货币互换协议,目的包括支持双边贸易中使用人民币进行结算。
　　
　　今年4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又决定,批准在上海等地开展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
　　
　　中国一方面呼吁改革现有国际货币体系,一方面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个中含义引人深思。
　　
　　金融危机表明,原有的国际货币体系已不适应全球经济发展需要,如何避免国际金融体系再次发生重大危机,已成为关乎中国切身利益的重要任務。
　　
　　利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来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似乎可以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2009年4月,20国集团(G20)举行伦敦金融峰会前夕,中国人民银行网站刊发了行长周小川的署名文章《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提出创立超国家的储备货币,实现途径,就是“充分发挥特别提款权(SDR)的作用”。
　　
　　2009年6月底,中国人民银行公布《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09)》,再次表示,“央行将积极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推动建立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国际金融新秩序”。
　　
　　中国人民银行在两个场合、以两种形式传递并强化了同一个信号:国际储备货币应与主权国家脱钩。
　　
　　在目前美元担当主要国际储备货币的情况下,没有人会误读中国人民银行批评的矛头所指。
　　
　　理论上讲,改革国际货币体系可以有两条道路:
　　
　　一是对现有的以美元为中心的体系修修补补,增强对国际储备货币发行国的监督。
　　
　　二是另起炉灶,寻找替代美元的储备货币和调节机制。
　　
　　现实来看,没有哪条路是坦途。两者之间只有“难走”和“更难走”的分别。
　　
　　美国经济复苏委员会主席、美联储前主席保罗·沃尔克日前表示,“当前和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美元都是无可代替的国际货币”。
　　
　　美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拥有超过15%的投票权,可以一票否决IMF关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任何重要提案。因此,想要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必须针对美国自身的利益着手,“软硬兼施”,促其接受其他国家提出的改革意见。
　　
　　“软的一手”不外乎“摆事实、讲道理”。周小川的《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一文,分析了为何改革当前国际货币体系,既符合储备货币发行国的利益,又符合使用国的利益。因为“储备货币发行国国内货币政策目标与各国对储备货币的要求经常产生矛盾”,所以“危机未必是储备货币发行当局的故意,但却是制度性缺陷的必然”。
　　
　　“硬的一手”则包括示意可能减持美元资产,以及推动中外贸易投资中抛开美元,转用人民币或对方国家进行货币结算。中国人民银行今年3月与阿根廷央行签署双边货币互换框架协议时,新华社即报道了中国欲在双边贸易中减少使用美元的目的;6月末,周小川又与巴西央行行长讨论相似的议题。
　　
　　中方的此类举动,也会对外汇市场产生一些微妙影响。因为一旦中国与其他国家增加本币结算,就会减少对美元的市场需求,从而导致美元汇率走低。
　　
　　弱势美元会增加美国的通货膨胀压力,令美联储在“促增长”与“防通胀”之间面临两难。在美国将继续大量发行国债的情况下,减持美元资产也给美国财政部增加了压力。
　　
　　“软硬兼施”的效果已经有所显现,美方似乎已经更积极地考虑中国对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关切。
　　
　　不过,即便SDR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并且在远期成为与美元同等重要甚至比美元更重要的国际储备,如果人民币不能成为构成SDR价值基础的货币之一,中国对国际货币体系的影响,以及从SDR中获得的利益也会有限。人民币国际化,实则成为中国进行国际货币谈判的重要筹码。
　　
　　形势十分清楚,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符合中国的利益,人民币国际化有利于促进国际货币体系的完善和稳定。
　　
　　而中国的策略也逐步显现:灵活用好人民币国际化和减持美元资产两张牌。减持美元重在传递信号,人民币国际化重在务实。
　　
　　当然,人民币国际化需要循序渐进。正如中国进出口银行董事长兼行长李若谷所说的:“人民币走向国际不仅仅是哪一个时点的机会,而是一个不断加强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