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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西方当代文论 新批评 马克思主义文论 阐释学
新时期以来，中国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开始发生巨大的变化.这种深刻的变革不可避免地影响了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具体到文学理论研究领域，反思苏联文论模式存在的弊病、推进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完整理解、寻求新的理论话语，成为新时期伊始文学理论研究的重心。
长期以来，受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论的影响，从社会、历史、政治的角度研究文学的理论模式占据主导。这种研究模式虽有其合理的方面，但在中国当时的政治状况下，由于过度强调文艺为政治服务、文艺从属于政治，否定和排斥其他研究文学的角度和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文学的特性、违背了文学的规律，难以全面把握和解释复杂多样的文学现象，并对文学的发展产生了不良影响。受单一理论模式束缚的中国文学理论研究，迫切需要在思想、观念、方法等方面寻求新的资源。新时期为这种强烈的需求提供了现实的条件。在拓展和推进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同时，译介西方文论，尤其是20世纪以来的西方当代文论，是中国文学理论界的重要工作。20世纪80-90年代.西方在近百年的时间中先后产生的各种文艺理论思潮，几乎是同时被介绍进来，对中国的文学研究产生了极大的冲击。
影响我国文学研究的西方文艺理论思潮众多，如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神话与原型批评、结构主义、叙事学、精神分析学、解构主义、现象学、解释学、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等。这些西方当代文论可被归入三大类。
第一类文论强调文学不同于其他人类精神活动的特性，立足于文学自身研究文学，主要有俄国形式主义、新批评、结构主义、叙事学等，一般被称为形式主义文论。这类文论针对19世纪的实证主义文论，反对将文学当作文献，反对从作者的生平、思想、创作意图，以及历史、社会等外部角度研究文学，主张从文学的内部研究文学，注重文学的形式因素，如语言、格律、文体、结构等。
第二类文论强调文学与历史、政治、权力等现实因素的关联.力图揭示并分析文学背后隐藏的压迫性力量，主要有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等。在某种意义上或许可以说，正是针对形式主义文论的局限性，文学研究走向了新批评所反对的文学的外部批评的方式。这类文论反对仅仅停留于形式分析的文学研究方法，而将文学最终引向政治和意识形态批判，并在文学研究中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方法。
第三类文论关注文学所彰显的意义世界、所阐发的真理，强调文学与人的存在的关联，将理解和解释从认识论转向本体论，认为解释就是存在的方式，强调文学对意义的探寻之功能，认为对文学的理解是读者与文本之间的对话，这种对话既使得文本的意义得以显现和完成.也扩展了读者的视域。这类文论主要包括现象学、解释学、接受美学等。如果说第二类文论倾向于关注文学与现实政治的关联，那么第三类文论则更为注重文学与传统的关联。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三大类文论的区分，只是一个大的轮廓的粗略勾勒，事实远为复杂。各类文论在其发展过程中有彼此的借鉴和吸收，乃至融合。赵毅衡曾提到，有影响的当代西方文论，往往是对四个支柱理论，即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现象学/存在主义/阐释学、形式文论/符号学/叙述学的选择性结合。此外，即便是形式主义文论.在关于文学自足性的主张之下也有其社会、政治的目的，比如新批评对诗歌的推崇，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工业社会的批评和对传统生活方式的留恋。他们希望通过对文学形式的强调，回归那种在他们看来清晰、完整、富于节律的传统生活。
中国文学理论界对西方当代文论的接受和研究，有其自身的思想脉络，总体而言，并非被动地、不加区分地全盘接受，而是有着强烈的现实关怀和问题意识，根据现实的境况，有其实际的意图，对各种西方思潮有所选择、改造。限于篇幅，我们分别选取新批评、西方马克思主义、阐释学，作为上述三类文论的代表性理论，以其在中国的代表性研究成果为切人点，分析这三类文论在新时期以来中国的文学理论研究中的大致状况，从中透视中国接受和研究这些西方文论时的内在意图和问题意识。
一、新批评研究：对过度政治化的文学理论话语的反拨
姜飞曾提到，强调文本独立自主性的新批评与强调文以载道的中国传统诗学是根本异质的，按说这将使得新批评难以在中国驻足.但事实上.早在20世纪20年代，国內对新批评的一些代表性著述已多有译介。80年代早期，在所有被介绍进来的西方当代文论中，新批评的地位尤为突出。1981年，杨周翰发表《新批评派的启示》一文，这是新时期以来较早集中讨论新批评的观念和方法的文章，而其显见的用意在于，思考新批评对纠正我们的文学研究所存在的过度政治化的弊病有何实际的借鉴意义。杨周翰指出，新批评派反对历史学派从作者生平、作品考证、文化社会背景等方面研究文学作品的做法，认为这是一种“外在批评”;相反，新批评重视个人对文学作品的经验，强调侧重对作品文字的解释和评价的“内在批评”。杨周翰以新批评的主张反观我们的文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认为中国30年来外国文学的研究，与新批评所反对的历史学派侧重“外在批评”的倾向有相似之处.他对遵循“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文艺批评原则提出批评，明确指出这种原则可能导致三个不良后果：一是割裂内容和形式;二是导致“印象派的批评或简单化、公式化的批评”;三是否定了文学的独立性，使文学成为思想、政治等的附庸。而新批评从形式到内容的分析方法、关于细读的主张、对作品本身的强调，概括而言即对文学本身的规律、对文学艺术性的强调，是对我们的文学研究的重要启示。
在看到新批评重视文学自身特性的同时.杨周翰也指出.新批评虽有将作品孤立起来的嫌疑，但事实上新批评并不是否定文学与现实、文化的关联，否定文学的内容，而是将诸如历史、现实等“外围知识”当作文学的背景或前提，文学的内容还是首先要通过对形式的分析进入。杨周翰对这一点的强调，实际上是主张形式分析与对内容的强调并不矛盾，既强调了当时的文学研究关注文学的形式特性的重要性与急迫性，又考虑到80年代初期的现实语境。 1982年，赵毅衡发表《“新批评”——一种独特的形式主义文学理论》一文。1986年，其同名专著出版，是国内研究新批评的第一本专著，而且至今仍是最具代表性的重要成果。2009年，其修订本《重访新批评》出版。赵毅衡的新批评研究.如杨周翰的文章一样，有其明确的目的和针对性.即针对我们以往的文学理论研究所存在的问题，思考这种在英美占据几十年主导地位的文学理论能够为我们提供何种有益的资源：“在今天.当我们正努力建设真正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文学理论体系时……能不能对新批评派的各种成果加以分析，扬弃、改造……把他们的一些论点翻转过来.取出其合理的部分，来加强始终是我们文论中薄弱环节的艺术形式分析呢？”所谓建设真正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文学理论体系，即是摆脱在一定程度上经过苏联文论模式解释，简单化、机械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束缚，在对马克思主义更为科学完整的理解下，借鉴、吸收西方当代文论中的有益成分，从而“建立真正切合现代化需要的文论系统”。而新批评派的有益成分，正是其形式分析。
抱着这一批判地吸收形式分析方法的明确目的，赵毅衡对新批评做了细致的考察。他将新批评派文论放在从唯美主义到结构主义的整个西方现代形式主义文论发展的过程中，将之作为这个过程的重要中间环节，分析新批评与其他形式主义文论的差别，从而揭示形式问题本身的多种面向和丰富的可能性。在赵毅衡看来，作为西方现代形式主义文论的中间环节，新批评派在形式主义从反理性主义向理性主义的发展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到了结构主义，理性主义成为当代形式主义文论的主要特征。新批评还是形式主义摆脱早期极端态度，在理论和方法上逐渐复杂完善的中间环节。由于这种中间地位，新批评派表现出不同于其他形式主义文论的突出特点。新批评派在理论的探索上表现出一些折中的态度，往往能突破形式主义的局限，比如，新批评派试图处理文学与现实的关系问题：对文学作品的结构有辩证的理解，但在批评方法上，新批评派又格外恪守一些严苛的规则.比如，将文学文本作为绝对的中心，过分强调文学语言在文学研究中的基础地位。在指出新批评由于将形式主义原则体制化、律令化而导致自己的衰亡的同时，赵毅衡充分肯定新批评在现代西方文学批评中的重要性.新批评的一些观点和方法为后来的文论所吸收，至今仍是文学批评中习见日用的基本方式。
80年代对新批评的研究，极大地推进了学界对文学的规律、文学的特性、文学研究的新方法的认识。1984年，韦勒克与沃伦合著的《文学理论》中译本出版，其区分文学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的观点.更是直接引发了学界关于文学本体论的争论。对当时迫切要求思想解放的学界而言，以新批评为代表的西方形式主义文论，与中国此前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文学的政治批评模式、文学反映论形成鲜明对照，最容易成为学界对文学理论研究补偏救弊的重要工具。因此，尽管形式主义文论在同时期的西方正在经历其衰落的过程，却在中国成为讨论的热点。围绕新批评的讨论，与80年代美学热关于艺术自律、审美无利害的强调，在某种意义上形成一种呼应，以一种拒斥意识形态色彩的方式，实现对那种以政治标准为唯一标准的文学艺术批评话语的反拨。
此后，进一步探讨新批评的理论和方法在中国语境中的有效性的努力，在中国的文学批评实践中颇富成效，表明形式分析的方法在中国文学研究尤其是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得到具体的运用，如乐黛云的《文学是一种特殊的语言形式——新批评派与小说分析》一文对《红楼梦》的细读、王毅的文章《细读穆旦（诗八首）》、王富仁对中国古代诗歌的系列解读等。值得注意的是，或许是受“知人论世”传统的影响，中国学者在运用新批评的方法分析文本时，更倾向于将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相结合。
如果说英美新批评在对历史学派的反驳中有些矫枉过正，最终不可避免地落人了狭隘形式主义的局限，那么，中国文论界基于现实的考量对新批评的移植，则始终没有忽略文学与历史、社会的紧密关联，并对新批评以及其他形式主义文论所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有着清醒的意识，正因为如此，才能对形式文论的重要性及其弊病有较为全面的评价。
二、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促进中国形态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建构
新时期以来对长期影响中国文学研究的苏联文论模式的反思.其目的是要正本清源，促进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正确、完整的理解，使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论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而不是要彻底否定从社会、历史、政治的角度研究文学的理论和方法。事实上，从社会、历史、政治的角度研究文学，有其重要的价值。它反对那种主张“审美无利害”“为艺术而艺术”的文艺思想将文学艺术从其社会历史基础上脱离出来的做法和逃避现实的消极态度，激发文学艺术的社会批判功能，以及对新主体的教化、实现人的解放的积极作用。强调文艺与社会、政治问题的关联，主张文艺为政治服务的观点，是马克思主義文艺思想与中国的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重要理论成果，这种革命文艺的主张在中国的具体实践中曾发挥积极的作用。只是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由于特殊的政治形势以及苏联文论模式的影响.从政治角度对待文学的理论和方法逐渐僵化，成为无生命力的教条。
在重视文学与社会、政治问题的关联上，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论是相似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有着强烈的现实关怀.他们继承马克思主义深刻的批判精神，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反思，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解决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所出现的新问题。他们重视文学艺术问题，将文学艺术作为解决资本主义的社会危机和精神危机、克服人的异化、实现人的解放的重要途径。他们重视文学艺术的现实批判功能，重视文本与意识形态的关系。而他们研究文学的基本路径，是对文学进行政治和意识形态批判。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在力图继承马克思思想的同时，重视对西方当代种种文化成果的吸收和借鉴，将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与西方当代种种文艺思潮结合起来，如精神分析、存在主义、结构主义、符号学、形式主义等，将之作为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有效补充，以发展马克思主义思想。 新时期以来中国学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研究.可以说是借鉴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理解及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发展模式、促进中国自身的马克思主义文论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其中蕴含的重要问题是如何建设中国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文论。国内学界根据杰姆逊对当代马克思主义三种形态的区分，将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论区分为三种形态，即苏联形态、中国形态和西方形态。中国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文论完善和发展的重要途径，既是对苏联形态的反思，也是对西方形态的批判吸收和借鉴。
新时期以来国内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介绍和研究.经历了一个较为缓慢的过程.直到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才开始形成热点。究其原因：一是由于苏联模式的长期影响，国内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还存在一些局限，关于“西马非马”的观点，一直持续至今;二是出于对苏联文论模式的反拨，西方的形式文论较之社会历史文化批评更易于为学界所关注和接受。
1988年，冯宪光《“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美学思想》出版，这可能是新时期以来国内最早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专著.论述了葛兰西、卢卡契、马尔库塞、阿多诺、本雅明、萨特等多位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文艺思想，从中梳理出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脉络，并对其功过有批判的分析。在后来的研究中，冯宪光又总结出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在发展过程中先后讨论的五个核心课题，即艺术创作方法问题、艺术与意识形态关系问题、艺术的社会功用问题、美学的“语言学转向”问题、艺术与审美的文化内涵问题，显示出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关注新的时代问题、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思想特征。此外，冯宪光还总结出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在长时间的发展历程中呈现出的四种主要的形态，即人类学文论、意识形态批评文论、艺术生产文论、政治学文论，表明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讨论文学艺术问题的广阔视角。
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所有这些研究，最终都是要回答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建设问题。冯宪光对新时期中国文论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在发展过程中的动力因素和结构因素做了比较，由此思考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对建设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借鉴意义。他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和中国新时期文论的探索，其目的都是为了复兴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而二者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路径也基本相似：一是回到马克思，发掘马克思思想中长期被遮蔽、未被注意和吸收的论述：二是吸收西方当代的文化成果;三是关注实践问题，有着面向现实的维度。新时期中国文论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这些相似之处.表明新时期中国文论受到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深刻影响。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借鉴，有助于自身的建设和发展。
借鉴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以促进中国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文论建设的努力，产生了其他诸多成果，如马驰的《新“马克思主义”文论》、杨小滨的《否定的美学——法兰克福学派的文艺理论和文化批评》、谭好哲《文艺与意识形态》、程正民和童庆炳主编的“20世纪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国别研究”丛书，此外还有大量对重要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研究。这些研究成果从不同的角度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思想、方法以及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论建设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三、阐释学研究：在中西比较中理解自身传统
西方现代阐释学，用伽达默尔的话来说，所思考的问题是“理解如何可能”。对人类生活而言，理解和解释的问题是普遍性的，涵盖社会、历史的一切方面。而文学研究，归根结底，可以说是对文学这种语言和书写的艺术进行理解和解释的问题，因此，阐释学对文学研究尤其重要。西方传统阐释学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对包括荷马史诗在内的古希腊古罗马经典进行解释的语文学。现代阐释学的代表，如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等都把文学艺术作为阐释学的一个重要方面。现代阐释学在文学研究中的运用，在西方还形成一个极具影响力的理论“接受美学”。
按照罗方敏的梳理，钱锺书是新时期以来最早介绍阐释学有关思想的学者。钱锺书在《管锥编》中用“闡释之循环”来总结乾嘉学派“积小以明大，而又举大以贯小”，以全篇之义、全书之指和某句之意、某字之诂互释的“朴学”方法.这从一开始就将西方阐释学带入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互参之中。中国文论界对阐释学的介绍延续了这一中西比较的思路。1983-1984年，《读书》杂志刊发了张隆溪介绍西方当代文论的一系列文章，这些文章后来结集为《二十世纪西方文论述评》一书。其中，关于阐释学和接受美学的两章，描述了阐释学从传统阐释学到现代阐释学.从认识论到本体论的演变，认为在此过程中，西方文论有一个从克服误解把握作者原意，到肯定理解的历史性，注重解释者的积极作用的变化。张隆溪将现代阐释学对阐释的多种可能性的肯定与中国的“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及“诗无达诂”之说相联系。同时，他强调比较中西两种文学理论，使之能形成互补的重要性，并以之为未来文论研究的一个有意义的方向。张隆溪后来谈到他对阐释学产生兴趣的原因时.明确提到这一中西互参的用意，认为西方阐释学思考的很多问题在中国的经典注疏和阐释的传统中可以找到相关的讨论，“普遍的阐释问题为东西方比较研究，打开了一片广阔的领域”。
可见.新时期以来中国文论界对阐释学的探讨，一开始就有其鲜明的视角，即以西方话语为参照，理解自身的传统，通过中西比较，实现中西文论的互补，由此既可使中国传统文论在其现代转换的道路上有所推进，又可使西方文论在中国文化语境中有所调整和改造。
张隆溪80年代为自己确定的中西阐释学比较研究的方向，在2006年出版的《道与逻各斯——东西方文学阐释学》一书中得到了具体的落实。在他看来，中西比较的基础或说理由，在于阐释现象跨越不同文化传统的普遍性。其比较的具体做法，并不是将西方阐释学的理论运用于中国的文学解释，而是以语言和解释的关系这一基本问题为核心，将中国和西方带入一种平等的、具有批判性的对话，考察这两种诗学传统是如何思考这一问题的。其比较的目的则在于突破文化差异，发现中西阐释学传统中的共同之处。 而他所发现的这种共同之处在于中西文化传统对语言的隐喻性质、语言的暗示性的深刻把握，以及对理解和解释之多元性、开放性的认可。德里达曾指出西方文化传统中存在逻各斯中心主义，即关于思想、言说、文字的形上等级制。口头言说是思想的及时呈现，高于书面文字，而书面文字作为一种外在的表达，远离了思想.对思想的表达是不充分的，在呈现思想的同时掩盖了思想。在德里达看来，西方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由于主张声音与意义的统一，表现为语音中心主义.因此纯粹是西方现象，而中国的非拼音文字，可以成为对西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突破。张隆溪认为，无论是西方传统的语音中心主义，还是德里达借助中国语言解构西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努力，都存在根本的误解。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同样存在逻各斯中心主义，即对思想、言说和文字的等级制的理解，书面文字也被认为比口头语言更不足以传达思想。《易·系辞》中的“书不尽言，言不尽意”，老子的“道可道.非常道”，庄子的“得意而忘言”即是对文字表达之缺陷的阐述。在张隆溪看来，中西文化传统中同样存在的对外在语言表达内在思想之不足的理解，可以成为比较研究的契机，通过中西阐释思想的相互发明获得对语言性质的真正理解。这就是对语言之隐喻性的理解。语言只能以具体的感性之物去暗示那精神的、抽象的意义，语言对意义的传达是有限的，不可能获得完全的清晰性。因此，语言必须被作为传达意义的一种工具、一种阶梯、一种权宜之计。正是由于任何语言的表达都无法穷尽意义，使得意义和对意义的阐释有着丰富的可能性。
张隆溪的中西文论比较研究，其侧重点在寻求异质文化中的相同之处。尽管他一再强调这种求同的努力并不意味着对文化差异的抹杀，而是试图吸收异己的东西，以拓宽自身的视野，但这种突破差异的求同，仍可能流于以西方的理论话语对中国传统的阐释，而非中西之间的平等对话，因此存在误解自身传统的危险。他指认中国文化中同样存在逻各斯中心主义这种在西方文化内部早已受到批判的传统，就有可能是一种对中国传统的误解。当他同时指出中国传统中文字所具有的权力时，其求同路向的内在矛盾便被暴露出来。中国文字的创造被认为是对自然踪迹的模仿，因此，这种文字比拼音文字更能颠覆那种思想、言说与文字的形上等级制，而对这一点，张隆溪实际上是有所察觉的：“在中国传统中，文字的权力就这样在受到贬低的同时也为自己行使了报复，而形上等级制也在刚刚建立之时便从基底遭到破坏。”
尽管中西阐释学的比较存在一些问题，但由于对借助异质文化理解自身传统、建构自身的文论话语和体系这一目的有着明确的意识，在此思路上的有益探索，有可能将中西文论真正引向有建设性的对话，因而这一思路的价值无可怀疑。中西比较的思路也确实成为新时期以来中国文论界阐释学研究的主要方向，出现一些有价值的成果：文章如萧华荣的《作为释义批评的“比兴”说》、东弓的《对话：翻译与解释——中西诠释学的文化比较》、陈跃红的《阐释的权利：当代文艺研究格局中的比较诗学》、杨乃乔的《偏见与误读——文学阐释学的哲学反思》、张杰的《（易）的解释学特性及其文学阐释的方法论启示》;著作如金元浦《文学解释学》等。
四、新时期中国的西方当代文论研究的贡献及问题
新时期以来对西方当代文论的大量引进和研究，对中国的文学理论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它结束了中国长期以来在学术上的封闭状态，使学界开始了与西方学术的接触乃至对话。西方新的理论、新的方法、新的话语模式的刺激，改变了我们一定时期内只从社会、政治角度研究文学的单一模式，开阔了我们研究的视野，使我们开始尝试从各种不同的角度、运用各种方法探讨文学的特性，促进了文学研究的多元发展。此外，西方理论的进入，也促使我们接续五四时期中国学术曾经做出的努力，借助他者的眼光来反观自身的文化传统，并积极思考自身传统的现代转化问题，使之在观念、话语、形态等方面与现代学术体系接轨，为建构中国当代文论体系、应对新的时代问题提供积极的资源。
不过，新时期对西方当代文论的引进和研究还存在种种问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比较而言，学界对各种西方理论往往一般性介绍的多，深入研究的少;单方面接受的多，批判性反思的少：一些研究满足于在浅层次谈论西方新理论、新概念，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照搬照用的现象。这种情况在引进初期比较突出。进入新世纪以后，国内学界与西方的交流更直接充分，对西方思想的了解更为深入，同时对自身文化传统的自信心增强，因此，也更能全面客观地看待西方思想。第二，对西方文论的引进有一定的滞后性，往往是跟在西方理论的更迭变化后面跑。用一些学者的话来说是，“当西方文化和文学批评已进入后现代主义时期，我们还在争论中国有无现代主义：而当我们引进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时.西方则又进入‘后现代主义之后’了”。当然，新时期之初在引进西方理论上出现的滞后现象，并不完全是由于中国学界对西方学术变化不敏感。长期与西方学术的隔绝以及文学研究的失衡状态.使得中国文学理论需要西方理论的补充，即便某些理论在西方已经过时，但对我们的文学研究还存在补偏救弊的意义。第三，西方文论的大量进入，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中国的文学研究和批评实践对西方话语的依赖，以致离开西方话语便无法发声。学界关于中国学术“失语症”问题的讨论便是针对这一现象。“失语症”的判断，确实看到了中国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中由于西方理论、观念、话语系统的全面影响而导致的一些严重问题，但在注意到这些问题的同时.还应看到.中国对西方文化的接受过程也是对西方文化的选择、改造的过程。有观点认为，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对西方话语的使用并不意味着自身言说能力的丧失，而是言说方式的转换。关于中国文论“失语症”的争论表明，在与西方文化交流的同时，如何构建自身的话语体系，是中国文学研究乃至整个学术体系所面临的一个重要而迫切的问题。
新时期西方文论引进和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应该说是在现代性话语的影响下.中西文化交流的过程中存在的正常现象。事实上，学界为应对这些问题做出了种种努力。首先，从上述对三类西方当代文论的引进和研究的情形可见，学界在对西方各种文论思潮进行介绍、研究时，有着明确的问题意识.均针对中国文学研究的现状、弊病，基于对自身问题的反思，对西方文论有所选择、辨析、批评和改造。其次，对西方理论的本土适用性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探索。西方当代文论主要针对的是西方自身的文学现象.它能否对中国的文学进行有效的阐释，则需要中国学界着眼本土语境.应对当下的新问题，在文学批评的实践中进行验证。中国学界在這方面已经积累了很多有益的经验。最后，将西方理论作为参照，促进对中国文化传统的理解，中西比较的思路成为研究西方文论的重要方向。学界已开始有意识地改变五四以来的现代性话语，努力将古今问题转换为中西问题.使中国文论传统和西方文论进行更为平等的对话，并思考中国的传统能为当下的问题提供怎样的资源。
新时期以来，中国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开始发生巨大的变化.这种深刻的变革不可避免地影响了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具体到文学理论研究领域，反思苏联文论模式存在的弊病、推进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完整理解、寻求新的理论话语，成为新时期伊始文学理论研究的重心。
长期以来，受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论的影响，从社会、历史、政治的角度研究文学的理论模式占据主导。这种研究模式虽有其合理的方面，但在中国当时的政治状况下，由于过度强调文艺为政治服务、文艺从属于政治，否定和排斥其他研究文学的角度和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文学的特性、违背了文学的规律，难以全面把握和解释复杂多样的文学现象，并对文学的发展产生了不良影响。受单一理论模式束缚的中国文学理论研究，迫切需要在思想、观念、方法等方面寻求新的资源。新时期为这种强烈的需求提供了现实的条件。在拓展和推进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同时，译介西方文论，尤其是20世纪以来的西方当代文论，是中国文学理论界的重要工作。20世纪80-90年代.西方在近百年的时间中先后产生的各种文艺理论思潮，几乎是同时被介绍进来，对中国的文学研究产生了极大的冲击。
影响我国文学研究的西方文艺理论思潮众多，如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神话与原型批评、结构主义、叙事学、精神分析学、解构主义、现象学、解释学、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等。这些西方当代文论可被归入三大类。
第一类文论强调文学不同于其他人类精神活动的特性，立足于文学自身研究文学，主要有俄国形式主义、新批评、结构主义、叙事学等，一般被称为形式主义文论。这类文论针对19世纪的实证主义文论，反对将文学当作文献，反对从作者的生平、思想、创作意图，以及历史、社会等外部角度研究文学，主张从文学的内部研究文学，注重文学的形式因素，如语言、格律、文体、结构等。
第二类文论强调文学与历史、政治、权力等现实因素的关联.力图揭示并分析文学背后隐藏的压迫性力量，主要有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等。在某种意义上或许可以说，正是针对形式主义文论的局限性，文学研究走向了新批评所反对的文学的外部批评的方式。这类文论反对仅仅停留于形式分析的文学研究方法，而将文学最终引向政治和意识形态批判，并在文学研究中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方法。
第三类文论关注文学所彰显的意义世界、所阐发的真理，强调文学与人的存在的关联，将理解和解释从认识论转向本体论，认为解释就是存在的方式，强调文学对意义的探寻之功能，认为对文学的理解是读者与文本之间的对话，这种对话既使得文本的意义得以显现和完成.也扩展了读者的视域。这类文论主要包括现象学、解释学、接受美学等。如果说第二类文论倾向于关注文学与现实政治的关联，那么第三类文论则更为注重文学与传统的关联。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三大类文论的区分，只是一个大的轮廓的粗略勾勒，事实远为复杂。各类文论在其发展过程中有彼此的借鉴和吸收，乃至融合。赵毅衡曾提到，有影响的当代西方文论，往往是对四个支柱理论，即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现象学/存在主义/阐释学、形式文论/符号学/叙述学的选择性结合。此外，即便是形式主义文论.在关于文学自足性的主张之下也有其社会、政治的目的，比如新批评对诗歌的推崇，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工业社会的批评和对传统生活方式的留恋。他们希望通过对文学形式的强调，回归那种在他们看来清晰、完整、富于节律的传统生活。
中国文学理论界对西方当代文论的接受和研究，有其自身的思想脉络，总体而言，并非被动地、不加区分地全盘接受，而是有着强烈的现实关怀和问题意识，根据现实的境况，有其实际的意图，对各种西方思潮有所选择、改造。限于篇幅，我们分别选取新批评、西方马克思主义、阐释学，作为上述三类文论的代表性理论，以其在中国的代表性研究成果为切人点，分析这三类文论在新时期以来中国的文学理论研究中的大致状况，从中透视中国接受和研究这些西方文论时的内在意图和问题意识。
一、新批评研究：对过度政治化的文学理论话语的反拨
姜飞曾提到，强调文本独立自主性的新批评与强调文以载道的中国传统诗学是根本异质的，按说这将使得新批评难以在中国驻足.但事实上.早在20世纪20年代，国內对新批评的一些代表性著述已多有译介。80年代早期，在所有被介绍进来的西方当代文论中，新批评的地位尤为突出。1981年，杨周翰发表《新批评派的启示》一文，这是新时期以来较早集中讨论新批评的观念和方法的文章，而其显见的用意在于，思考新批评对纠正我们的文学研究所存在的过度政治化的弊病有何实际的借鉴意义。杨周翰指出，新批评派反对历史学派从作者生平、作品考证、文化社会背景等方面研究文学作品的做法，认为这是一种“外在批评”;相反，新批评重视个人对文学作品的经验，强调侧重对作品文字的解释和评价的“内在批评”。杨周翰以新批评的主张反观我们的文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认为中国30年来外国文学的研究，与新批评所反对的历史学派侧重“外在批评”的倾向有相似之处.他对遵循“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文艺批评原则提出批评，明确指出这种原则可能导致三个不良后果：一是割裂内容和形式;二是导致“印象派的批评或简单化、公式化的批评”;三是否定了文学的独立性，使文学成为思想、政治等的附庸。而新批评从形式到内容的分析方法、关于细读的主张、对作品本身的强调，概括而言即对文学本身的规律、对文学艺术性的强调，是对我们的文学研究的重要启示。
在看到新批评重视文学自身特性的同时.杨周翰也指出.新批评虽有将作品孤立起来的嫌疑，但事实上新批评并不是否定文学与现实、文化的关联，否定文学的内容，而是将诸如历史、现实等“外围知识”当作文学的背景或前提，文学的内容还是首先要通过对形式的分析进入。杨周翰对这一点的强调，实际上是主张形式分析与对内容的强调并不矛盾，既强调了当时的文学研究关注文学的形式特性的重要性与急迫性，又考虑到80年代初期的现实语境。 1982年，赵毅衡发表《“新批评”——一种独特的形式主义文学理论》一文。1986年，其同名专著出版，是国内研究新批评的第一本专著，而且至今仍是最具代表性的重要成果。2009年，其修订本《重访新批评》出版。赵毅衡的新批评研究.如杨周翰的文章一样，有其明确的目的和针对性.即针对我们以往的文学理论研究所存在的问题，思考这种在英美占据几十年主导地位的文学理论能够为我们提供何种有益的资源：“在今天.当我们正努力建设真正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文学理论体系时……能不能对新批评派的各种成果加以分析，扬弃、改造……把他们的一些论点翻转过来.取出其合理的部分，来加强始终是我们文论中薄弱环节的艺术形式分析呢？”所谓建设真正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文学理论体系，即是摆脱在一定程度上经过苏联文论模式解释，简单化、机械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束缚，在对马克思主义更为科学完整的理解下，借鉴、吸收西方当代文论中的有益成分，从而“建立真正切合现代化需要的文论系统”。而新批评派的有益成分，正是其形式分析。
抱着这一批判地吸收形式分析方法的明确目的，赵毅衡对新批评做了细致的考察。他将新批评派文论放在从唯美主义到结构主义的整个西方现代形式主义文论发展的过程中，将之作为这个过程的重要中间环节，分析新批评与其他形式主义文论的差别，从而揭示形式问题本身的多种面向和丰富的可能性。在赵毅衡看来，作为西方现代形式主义文论的中间环节，新批评派在形式主义从反理性主义向理性主义的发展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到了结构主义，理性主义成为当代形式主义文论的主要特征。新批评还是形式主义摆脱早期极端态度，在理论和方法上逐渐复杂完善的中间环节。由于这种中间地位，新批评派表现出不同于其他形式主义文论的突出特点。新批评派在理论的探索上表现出一些折中的态度，往往能突破形式主义的局限，比如，新批评派试图处理文学与现实的关系问题：对文学作品的结构有辩证的理解，但在批评方法上，新批评派又格外恪守一些严苛的规则.比如，将文学文本作为绝对的中心，过分强调文学语言在文学研究中的基础地位。在指出新批评由于将形式主义原则体制化、律令化而导致自己的衰亡的同时，赵毅衡充分肯定新批评在现代西方文学批评中的重要性.新批评的一些观点和方法为后来的文论所吸收，至今仍是文学批评中习见日用的基本方式。
80年代对新批评的研究，极大地推进了学界对文学的规律、文学的特性、文学研究的新方法的认识。1984年，韦勒克与沃伦合著的《文学理论》中译本出版，其区分文学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的观点.更是直接引发了学界关于文学本体论的争论。对当时迫切要求思想解放的学界而言，以新批评为代表的西方形式主义文论，与中国此前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文学的政治批评模式、文学反映论形成鲜明对照，最容易成为学界对文学理论研究补偏救弊的重要工具。因此，尽管形式主义文论在同时期的西方正在经历其衰落的过程，却在中国成为讨论的热点。围绕新批评的讨论，与80年代美学热关于艺术自律、审美无利害的强调，在某种意义上形成一种呼应，以一种拒斥意识形态色彩的方式，实现对那种以政治标准为唯一标准的文学艺术批评话语的反拨。
此后，进一步探讨新批评的理论和方法在中国语境中的有效性的努力，在中国的文学批评实践中颇富成效，表明形式分析的方法在中国文学研究尤其是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得到具体的运用，如乐黛云的《文学是一种特殊的语言形式——新批评派与小说分析》一文对《红楼梦》的细读、王毅的文章《细读穆旦（诗八首）》、王富仁对中国古代诗歌的系列解读等。值得注意的是，或许是受“知人论世”传统的影响，中国学者在运用新批评的方法分析文本时，更倾向于将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相结合。
如果说英美新批评在对历史学派的反驳中有些矫枉过正，最终不可避免地落人了狭隘形式主义的局限，那么，中国文论界基于现实的考量对新批评的移植，则始终没有忽略文学与历史、社会的紧密关联，并对新批评以及其他形式主义文论所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有着清醒的意识，正因为如此，才能对形式文论的重要性及其弊病有较为全面的评价。
二、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促进中国形态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建构
新时期以来对长期影响中国文学研究的苏联文论模式的反思.其目的是要正本清源，促进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正确、完整的理解，使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论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而不是要彻底否定从社会、历史、政治的角度研究文学的理论和方法。事实上，从社会、历史、政治的角度研究文学，有其重要的价值。它反对那种主张“审美无利害”“为艺术而艺术”的文艺思想将文学艺术从其社会历史基础上脱离出来的做法和逃避现实的消极态度，激发文学艺术的社会批判功能，以及对新主体的教化、实现人的解放的积极作用。强调文艺与社会、政治问题的关联，主张文艺为政治服务的观点，是马克思主義文艺思想与中国的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重要理论成果，这种革命文艺的主张在中国的具体实践中曾发挥积极的作用。只是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由于特殊的政治形势以及苏联文论模式的影响.从政治角度对待文学的理论和方法逐渐僵化，成为无生命力的教条。
在重视文学与社会、政治问题的关联上，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论是相似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有着强烈的现实关怀.他们继承马克思主义深刻的批判精神，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反思，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解决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所出现的新问题。他们重视文学艺术问题，将文学艺术作为解决资本主义的社会危机和精神危机、克服人的异化、实现人的解放的重要途径。他们重视文学艺术的现实批判功能，重视文本与意识形态的关系。而他们研究文学的基本路径，是对文学进行政治和意识形态批判。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在力图继承马克思思想的同时，重视对西方当代种种文化成果的吸收和借鉴，将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与西方当代种种文艺思潮结合起来，如精神分析、存在主义、结构主义、符号学、形式主义等，将之作为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有效补充，以发展马克思主义思想。 新时期以来中国学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研究.可以说是借鉴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理解及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发展模式、促进中国自身的马克思主义文论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其中蕴含的重要问题是如何建设中国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文论。国内学界根据杰姆逊对当代马克思主义三种形态的区分，将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论区分为三种形态，即苏联形态、中国形态和西方形态。中国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文论完善和发展的重要途径，既是对苏联形态的反思，也是对西方形态的批判吸收和借鉴。
新时期以来国内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介绍和研究.经历了一个较为缓慢的过程.直到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才开始形成热点。究其原因：一是由于苏联模式的长期影响，国内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还存在一些局限，关于“西马非马”的观点，一直持续至今;二是出于对苏联文论模式的反拨，西方的形式文论较之社会历史文化批评更易于为学界所关注和接受。
1988年，冯宪光《“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美学思想》出版，这可能是新时期以来国内最早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专著.论述了葛兰西、卢卡契、马尔库塞、阿多诺、本雅明、萨特等多位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文艺思想，从中梳理出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脉络，并对其功过有批判的分析。在后来的研究中，冯宪光又总结出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在发展过程中先后讨论的五个核心课题，即艺术创作方法问题、艺术与意识形态关系问题、艺术的社会功用问题、美学的“语言学转向”问题、艺术与审美的文化内涵问题，显示出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关注新的时代问题、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思想特征。此外，冯宪光还总结出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在长时间的发展历程中呈现出的四种主要的形态，即人类学文论、意识形态批评文论、艺术生产文论、政治学文论，表明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讨论文学艺术问题的广阔视角。
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所有这些研究，最终都是要回答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建设问题。冯宪光对新时期中国文论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在发展过程中的动力因素和结构因素做了比较，由此思考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对建设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借鉴意义。他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和中国新时期文论的探索，其目的都是为了复兴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而二者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路径也基本相似：一是回到马克思，发掘马克思思想中长期被遮蔽、未被注意和吸收的论述：二是吸收西方当代的文化成果;三是关注实践问题，有着面向现实的维度。新时期中国文论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这些相似之处.表明新时期中国文论受到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深刻影响。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借鉴，有助于自身的建设和发展。
借鉴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以促进中国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文论建设的努力，产生了其他诸多成果，如马驰的《新“马克思主义”文论》、杨小滨的《否定的美学——法兰克福学派的文艺理论和文化批评》、谭好哲《文艺与意识形态》、程正民和童庆炳主编的“20世纪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国别研究”丛书，此外还有大量对重要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研究。这些研究成果从不同的角度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思想、方法以及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论建设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三、阐释学研究：在中西比较中理解自身传统
西方现代阐释学，用伽达默尔的话来说，所思考的问题是“理解如何可能”。对人类生活而言，理解和解释的问题是普遍性的，涵盖社会、历史的一切方面。而文学研究，归根结底，可以说是对文学这种语言和书写的艺术进行理解和解释的问题，因此，阐释学对文学研究尤其重要。西方传统阐释学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对包括荷马史诗在内的古希腊古罗马经典进行解释的语文学。现代阐释学的代表，如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等都把文学艺术作为阐释学的一个重要方面。现代阐释学在文学研究中的运用，在西方还形成一个极具影响力的理论“接受美学”。
按照罗方敏的梳理，钱锺书是新时期以来最早介绍阐释学有关思想的学者。钱锺书在《管锥编》中用“闡释之循环”来总结乾嘉学派“积小以明大，而又举大以贯小”，以全篇之义、全书之指和某句之意、某字之诂互释的“朴学”方法.这从一开始就将西方阐释学带入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互参之中。中国文论界对阐释学的介绍延续了这一中西比较的思路。1983-1984年，《读书》杂志刊发了张隆溪介绍西方当代文论的一系列文章，这些文章后来结集为《二十世纪西方文论述评》一书。其中，关于阐释学和接受美学的两章，描述了阐释学从传统阐释学到现代阐释学.从认识论到本体论的演变，认为在此过程中，西方文论有一个从克服误解把握作者原意，到肯定理解的历史性，注重解释者的积极作用的变化。张隆溪将现代阐释学对阐释的多种可能性的肯定与中国的“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及“诗无达诂”之说相联系。同时，他强调比较中西两种文学理论，使之能形成互补的重要性，并以之为未来文论研究的一个有意义的方向。张隆溪后来谈到他对阐释学产生兴趣的原因时.明确提到这一中西互参的用意，认为西方阐释学思考的很多问题在中国的经典注疏和阐释的传统中可以找到相关的讨论，“普遍的阐释问题为东西方比较研究，打开了一片广阔的领域”。
可见.新时期以来中国文论界对阐释学的探讨，一开始就有其鲜明的视角，即以西方话语为参照，理解自身的传统，通过中西比较，实现中西文论的互补，由此既可使中国传统文论在其现代转换的道路上有所推进，又可使西方文论在中国文化语境中有所调整和改造。
张隆溪80年代为自己确定的中西阐释学比较研究的方向，在2006年出版的《道与逻各斯——东西方文学阐释学》一书中得到了具体的落实。在他看来，中西比较的基础或说理由，在于阐释现象跨越不同文化传统的普遍性。其比较的具体做法，并不是将西方阐释学的理论运用于中国的文学解释，而是以语言和解释的关系这一基本问题为核心，将中国和西方带入一种平等的、具有批判性的对话，考察这两种诗学传统是如何思考这一问题的。其比较的目的则在于突破文化差异，发现中西阐释学传统中的共同之处。 而他所发现的这种共同之处在于中西文化传统对语言的隐喻性质、语言的暗示性的深刻把握，以及对理解和解释之多元性、开放性的认可。德里达曾指出西方文化传统中存在逻各斯中心主义，即关于思想、言说、文字的形上等级制。口头言说是思想的及时呈现，高于书面文字，而书面文字作为一种外在的表达，远离了思想.对思想的表达是不充分的，在呈现思想的同时掩盖了思想。在德里达看来，西方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由于主张声音与意义的统一，表现为语音中心主义.因此纯粹是西方现象，而中国的非拼音文字，可以成为对西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突破。张隆溪认为，无论是西方传统的语音中心主义，还是德里达借助中国语言解构西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努力，都存在根本的误解。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同样存在逻各斯中心主义，即对思想、言说和文字的等级制的理解，书面文字也被认为比口头语言更不足以传达思想。《易·系辞》中的“书不尽言，言不尽意”，老子的“道可道.非常道”，庄子的“得意而忘言”即是对文字表达之缺陷的阐述。在张隆溪看来，中西文化传统中同样存在的对外在语言表达内在思想之不足的理解，可以成为比较研究的契机，通过中西阐释思想的相互发明获得对语言性质的真正理解。这就是对语言之隐喻性的理解。语言只能以具体的感性之物去暗示那精神的、抽象的意义，语言对意义的传达是有限的，不可能获得完全的清晰性。因此，语言必须被作为传达意义的一种工具、一种阶梯、一种权宜之计。正是由于任何语言的表达都无法穷尽意义，使得意义和对意义的阐释有着丰富的可能性。
张隆溪的中西文论比较研究，其侧重点在寻求异质文化中的相同之处。尽管他一再强调这种求同的努力并不意味着对文化差异的抹杀，而是试图吸收异己的东西，以拓宽自身的视野，但这种突破差异的求同，仍可能流于以西方的理论话语对中国传统的阐释，而非中西之间的平等对话，因此存在误解自身传统的危险。他指认中国文化中同样存在逻各斯中心主义这种在西方文化内部早已受到批判的传统，就有可能是一种对中国传统的误解。当他同时指出中国传统中文字所具有的权力时，其求同路向的内在矛盾便被暴露出来。中国文字的创造被认为是对自然踪迹的模仿，因此，这种文字比拼音文字更能颠覆那种思想、言说与文字的形上等级制，而对这一点，张隆溪实际上是有所察觉的：“在中国传统中，文字的权力就这样在受到贬低的同时也为自己行使了报复，而形上等级制也在刚刚建立之时便从基底遭到破坏。”
尽管中西阐释学的比较存在一些问题，但由于对借助异质文化理解自身传统、建构自身的文论话语和体系这一目的有着明确的意识，在此思路上的有益探索，有可能将中西文论真正引向有建设性的对话，因而这一思路的价值无可怀疑。中西比较的思路也确实成为新时期以来中国文论界阐释学研究的主要方向，出现一些有价值的成果：文章如萧华荣的《作为释义批评的“比兴”说》、东弓的《对话：翻译与解释——中西诠释学的文化比较》、陈跃红的《阐释的权利：当代文艺研究格局中的比较诗学》、杨乃乔的《偏见与误读——文学阐释学的哲学反思》、张杰的《（易）的解释学特性及其文学阐释的方法论启示》;著作如金元浦《文学解释学》等。
四、新时期中国的西方当代文论研究的贡献及问题
新时期以来对西方当代文论的大量引进和研究，对中国的文学理论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它结束了中国长期以来在学术上的封闭状态，使学界开始了与西方学术的接触乃至对话。西方新的理论、新的方法、新的话语模式的刺激，改变了我们一定时期内只从社会、政治角度研究文学的单一模式，开阔了我们研究的视野，使我们开始尝试从各种不同的角度、运用各种方法探讨文学的特性，促进了文学研究的多元发展。此外，西方理论的进入，也促使我们接续五四时期中国学术曾经做出的努力，借助他者的眼光来反观自身的文化传统，并积极思考自身传统的现代转化问题，使之在观念、话语、形态等方面与现代学术体系接轨，为建构中国当代文论体系、应对新的时代问题提供积极的资源。
不过，新时期对西方当代文论的引进和研究还存在种种问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比较而言，学界对各种西方理论往往一般性介绍的多，深入研究的少;单方面接受的多，批判性反思的少：一些研究满足于在浅层次谈论西方新理论、新概念，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照搬照用的现象。这种情况在引进初期比较突出。进入新世纪以后，国内学界与西方的交流更直接充分，对西方思想的了解更为深入，同时对自身文化传统的自信心增强，因此，也更能全面客观地看待西方思想。第二，对西方文论的引进有一定的滞后性，往往是跟在西方理论的更迭变化后面跑。用一些学者的话来说是，“当西方文化和文学批评已进入后现代主义时期，我们还在争论中国有无现代主义：而当我们引进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时.西方则又进入‘后现代主义之后’了”。当然，新时期之初在引进西方理论上出现的滞后现象，并不完全是由于中国学界对西方学术变化不敏感。长期与西方学术的隔绝以及文学研究的失衡状态.使得中国文学理论需要西方理论的补充，即便某些理论在西方已经过时，但对我们的文学研究还存在补偏救弊的意义。第三，西方文论的大量进入，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中国的文学研究和批评实践对西方话语的依赖，以致离开西方话语便无法发声。学界关于中国学术“失语症”问题的讨论便是针对这一现象。“失语症”的判断，确实看到了中国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中由于西方理论、观念、话语系统的全面影响而导致的一些严重问题，但在注意到这些问题的同时.还应看到.中国对西方文化的接受过程也是对西方文化的选择、改造的过程。有观点认为，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对西方话语的使用并不意味着自身言说能力的丧失，而是言说方式的转换。关于中国文论“失语症”的争论表明，在与西方文化交流的同时，如何构建自身的话语体系，是中国文学研究乃至整个学术体系所面临的一个重要而迫切的问题。
新时期西方文论引进和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应该说是在现代性话语的影响下.中西文化交流的过程中存在的正常现象。事实上，学界为应对这些问题做出了种种努力。首先，从上述对三类西方当代文论的引进和研究的情形可见，学界在对西方各种文论思潮进行介绍、研究时，有着明确的问题意识.均针对中国文学研究的现状、弊病，基于对自身问题的反思，对西方文论有所选择、辨析、批评和改造。其次，对西方理论的本土适用性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探索。西方当代文论主要针对的是西方自身的文学现象.它能否对中国的文学进行有效的阐释，则需要中国学界着眼本土语境.应对当下的新问题，在文学批评的实践中进行验证。中国学界在這方面已经积累了很多有益的经验。最后，将西方理论作为参照，促进对中国文化传统的理解，中西比较的思路成为研究西方文论的重要方向。学界已开始有意识地改变五四以来的现代性话语，努力将古今问题转换为中西问题.使中国文论传统和西方文论进行更为平等的对话，并思考中国的传统能为当下的问题提供怎样的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