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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农村生产力的不断提高,目前大量的农民走出农村,进城务工,被称为 “进城务工人员”。他们的基本情况如何?所从事的行业主要有哪些?为此,笔者采访了江西省宜春市竹亭乡(江西是中国输出农村劳动力最多的省份之一,而竹亭乡的50%左右的青年劳动力都外出打工,打工收入也是人们收入的主要渠道,因此具有较大的代表性和典型性)的部分家庭和乡镇管理者。
调查发现,进城务工人员从年龄结构看,以青壮年为主。该乡进城务工人员以40岁以下的青壮年为主,16-25岁的占60%,26-40岁占35%,其他年龄段的人数仅占5%。按平均年龄计算,女性的平均年龄为25.3岁,男性平均年龄29.8岁,女性平均年龄低于男性平均年龄。
从性别分类看,女性高于男性。调查发现,该乡进城务工人员中女性人数比例为55%,略高于男性的45%。女性外出务工人员比例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农村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生产力的解放以及人们思想的转变。
从婚姻状况看,该乡进城务工就业人员中未婚人员53%,已婚人员47%。未婚人员中女性就业人员占多数,年龄主要集中在16-25岁年龄段;已婚人员中男性就业人员多于女性,年龄主要集中在26-40岁年龄段。
从产业行业情况来看,大部分人从事第二产业。从事制造业的人占27%,26%的人从事建筑业,11%的人从事采掘业,10%的人从事批发和零售业,9%的人从事住宿和餐饮业。从事第二产业的人数占64%,近2/3。 从文化程度看,该乡进城务工人员的文化素质和接受技能培训比例虽然有所提高,但整体受教育的程度偏低。
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出,只有小学文化的有18名,占总调查人数的18%,初中文化程度的有49名,占总调查人数的52%(还包括初中阶段辍学的),高中文化程度占30%,上过大中专院校的只有3人,占总调查人数的3%,初中以下文化程度比重达70%。从他们是否接受过技能培训看,接受过技能培训的仅有8名,占总调查人数的8%,未接受任何培训的超过90%。
在调研中我们发现,进城务工人员中接受过技能培训的主要是通过拜师学艺来完成的,而在这过程中,师傅也没有对徒弟进行系统的安全意识教育。当笔者问及他们为什么不去参加由一些组织比如说社会保障部门组织的职业技能培训时,他们普遍反映参加培训学不到什么实用的东西,还白白浪费钱,不如拜师学艺实在。
的确,笔者调查发现,目前社会上的职业教育培训机构,绝大多数是以赢利为目的社会力量办学,其收费标准远远超过农民的经济能力。农民可接受的培训费用一般不超过200元,而商业培训机构的收费最低都在300元以上。在培训课程设计上,商业培训机构的课程一般都是面向管理层和白领一族的专业培训,而具有针对性的农民培训课程远不能满足市场需求,并且多数培训机构培训工种单一。很多职业学校,多年来,培训专业设置仍停留在第二产业上,如机械加工、电子电工、焊工等专业上,而且只重视学历教育。
除此之外,农村进城务工人员参加培训的成本和机会成本,也是制约其参与培训的一个重要因素。他们参加职业培训要承担两方面成本,即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直接成本包括学费、书费和杂费等;机会成本是指接受技能培训而放弃的就业机会的潜在收益。国家发改委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姜长云提供的问卷调查显示,在北京和浙江两地,培训资金和可用于培训的时间不足,都是导致进城务工人员潜在培训需求难以转化为现实需求的重要原因。数据显示,两地分别有41.4%和25.1%的进城务工人员工没有钱去参加培训,分别有26.6%和30.1%的进城务工人员没有时间去参加培训。”进城务工工可用于培训的时间不足,一是企业加班会挤占进城务工人员可用于培训的时间,导致很多农民没有多少时间去参加培训。二是农民培训的机会成本限制了其培训潜在需求向现实需求的转化,参加培训对时间的占用意味着农民直接收入的减少,而这也是很多农民不情愿选择培训。
调查发现,进城务工人员从年龄结构看,以青壮年为主。该乡进城务工人员以40岁以下的青壮年为主,16-25岁的占60%,26-40岁占35%,其他年龄段的人数仅占5%。按平均年龄计算,女性的平均年龄为25.3岁,男性平均年龄29.8岁,女性平均年龄低于男性平均年龄。
从性别分类看,女性高于男性。调查发现,该乡进城务工人员中女性人数比例为55%,略高于男性的45%。女性外出务工人员比例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农村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生产力的解放以及人们思想的转变。
从婚姻状况看,该乡进城务工就业人员中未婚人员53%,已婚人员47%。未婚人员中女性就业人员占多数,年龄主要集中在16-25岁年龄段;已婚人员中男性就业人员多于女性,年龄主要集中在26-40岁年龄段。
从产业行业情况来看,大部分人从事第二产业。从事制造业的人占27%,26%的人从事建筑业,11%的人从事采掘业,10%的人从事批发和零售业,9%的人从事住宿和餐饮业。从事第二产业的人数占64%,近2/3。 从文化程度看,该乡进城务工人员的文化素质和接受技能培训比例虽然有所提高,但整体受教育的程度偏低。
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出,只有小学文化的有18名,占总调查人数的18%,初中文化程度的有49名,占总调查人数的52%(还包括初中阶段辍学的),高中文化程度占30%,上过大中专院校的只有3人,占总调查人数的3%,初中以下文化程度比重达70%。从他们是否接受过技能培训看,接受过技能培训的仅有8名,占总调查人数的8%,未接受任何培训的超过90%。
在调研中我们发现,进城务工人员中接受过技能培训的主要是通过拜师学艺来完成的,而在这过程中,师傅也没有对徒弟进行系统的安全意识教育。当笔者问及他们为什么不去参加由一些组织比如说社会保障部门组织的职业技能培训时,他们普遍反映参加培训学不到什么实用的东西,还白白浪费钱,不如拜师学艺实在。
的确,笔者调查发现,目前社会上的职业教育培训机构,绝大多数是以赢利为目的社会力量办学,其收费标准远远超过农民的经济能力。农民可接受的培训费用一般不超过200元,而商业培训机构的收费最低都在300元以上。在培训课程设计上,商业培训机构的课程一般都是面向管理层和白领一族的专业培训,而具有针对性的农民培训课程远不能满足市场需求,并且多数培训机构培训工种单一。很多职业学校,多年来,培训专业设置仍停留在第二产业上,如机械加工、电子电工、焊工等专业上,而且只重视学历教育。
除此之外,农村进城务工人员参加培训的成本和机会成本,也是制约其参与培训的一个重要因素。他们参加职业培训要承担两方面成本,即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直接成本包括学费、书费和杂费等;机会成本是指接受技能培训而放弃的就业机会的潜在收益。国家发改委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姜长云提供的问卷调查显示,在北京和浙江两地,培训资金和可用于培训的时间不足,都是导致进城务工人员潜在培训需求难以转化为现实需求的重要原因。数据显示,两地分别有41.4%和25.1%的进城务工人员工没有钱去参加培训,分别有26.6%和30.1%的进城务工人员没有时间去参加培训。”进城务工工可用于培训的时间不足,一是企业加班会挤占进城务工人员可用于培训的时间,导致很多农民没有多少时间去参加培训。二是农民培训的机会成本限制了其培训潜在需求向现实需求的转化,参加培训对时间的占用意味着农民直接收入的减少,而这也是很多农民不情愿选择培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