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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J. Hobsbawm ）是享誉国际的近代史大师，也是英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和“新社会史”学派的领军人物。他不仅在具体的历史研究领域拥有卓越的建树，对历史的基本问题也有独特的见解。本文以霍布斯鲍姆晚年的著作《史学家——历史神话的终结者》为例，探讨了他的史学观和历史观。该书体现了霍布斯鲍姆作为史学家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以及对现实的深切关怀。
【关键词】：霍布斯鲍姆 ；《史学家——历史神话的终结者》；史学观；历史观
作为英国重要的左派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重视。西方学界更多关注对霍布斯鲍姆的新社会史思想如“社会反抗运动”思想的研究；国内史学界近年来对霍布斯鲍姆的研究成果也逐渐增多，不少论文介绍了他的史学著作及史学思想。
霍布斯鲍姆的《史学家——历史神话的终结者》是一部论文集，书中收录的论文写于20世纪70年代～90年代。自英文版 On History问世以来，引起学术界的极大关注，中国大陆与台湾在2002年几乎同时推出简、繁体字中文版，分别以“史学家——历史神话的终结者”和“论历史”命名。此书包含着对历史学深刻的思考与感悟，一定程度上也是作者史学观念的集成。
一、霍布斯鲍姆的生平及思想背景
霍布斯鲍姆于1917年出生在埃及亚历山大城的一个的犹太中产阶级家庭，父亲是俄国犹太后裔，母亲来自中欧。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全家先后移居维也纳和柏林。大战使德奥两国元气大伤，那里的悲惨状况以及苏联生机勃勃的局面使他看到资本主义的缺陷和社会主义的全新景象。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霍布斯鲍姆移居英国，后进入剑桥大学国王学院攻读历史学。1940年应征入伍，参加反法西斯战争，1947年回到剑桥做有关费边社的论文，并成为伦敦大学伯克贝克学院的讲师，70年代取得该校经济和社会史教授头衔。退休之后，他长时间任教于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是该校政治及社会史荣誉教授。2012年10月1日，霍布斯鲍姆病逝于伦敦，享年95岁。
霍布斯鲍姆有着两个重要的身份：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亲历20世纪历史的人。“在英国年轻一代史学家中已经蓬勃向上而且很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派”中，霍布斯鲍姆是其中“著名的历史学家”。[1]霍布斯鲍姆毫不否认自己马克思主义的标签，并坦言：“如果没有马克思，我就无法产生对历史任何特殊的兴趣”，“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显然是迄今为止认识历史的最好指南。”[2]
他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不仅在于唯物主义的核心，还在于“它既始终坚持社会结构的实际存在，又坚持它的历史性，亦即重视社会变迁的内在动力。”[3]但霍布斯鲍姆并不是一名马克思主义狂热分子，马克思是他研究的起点，而不是终点。[4]只要马克思主义原理被证明确实是错误的或者已经过时，就应该随时准备修正。此外，他还提倡马克思主义的多元化，允许各国马克思主义者探索不同的方法，并毫不讳言在东方社会的研究领域，马克思把深邃的洞察和错误的假设混合到了一起。
作为一位一生长达近整个世纪的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对历史有着深切的洞察力。他撰写的颇具影响力的历史著作，都体现了史学研究的现实意义，主题大都有着深刻的社会政治背景和社会生活源泉。对现实问题的关怀和人类未来命运的关切，以及对人类文明和道德演化的关注，贯穿他整个的史学研究生涯。基于上述两种身份，霍布斯鲍姆对史学本身的重视及对现实的关怀，在《史学家——历史神话的终结者》一书中都有着不同程度的体现。
二、《史学家——历史神话的终结者》中的史学观
传统的历史学家极少将社会视作一个整体进行研究，即使有一些零星的记载，也不过是政治史的点缀。20世纪的70年代，霍布斯鲍姆与他的同行们一起创建的新社会史学派，是对传统的以政治史为中心的历史研究的反抗。
霍布斯鲍姆认为历史学家与经济学家应稳定共存，社会史的研究要吸取经济学等社会科学的成果，但不能失去个性。历史学关注的是全面的历史，并非像经济史一样专门化。年鉴学派大师马克·布洛赫也认为，“历史研究不容画地为牢，若囿于一隅之见……只能得出片面的结论。唯有总体的历史，才是真历史，而只有通过众人的协作，才能接近真正的历史。”[5 ]在此问题上，霍布斯鲍姆的观点与布洛赫一样，无疑是开放的。
从社会整体的角度看待历史，就不得不关注那些向来不被历史学家所注意的“下层的历史”。霍布斯鲍姆所说的“下层的历史”是指“从下层民众的角度看待的历史或是普通人的历史”[6]，而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大人物、社会精英的历史。霍布斯鲍姆认为史学家的任务之一就是要揭示普通百姓的生活和思想，明白人民对社会的真正要求是什么。他将“下层的历史”思想付诸史学实践，从与工人运動相关的19世纪至20世纪初的绘画作品、徽章、会标等资料中，解读出妇女男性化的历史[7]，为“下层的历史”研究作出了贡献。
需要指出的是，霍布斯鲍姆不只是指明“下层的历史”这一概念的特有内涵，更重要的是揭示从事“下层的历史”研究的“技术问题”，即研究“下层的历史”要善于挖掘历史资料，如利用6世纪在教区登录的人们出生、婚嫁和死亡的数据，正确看待与“口述历史”的关系，以及建立自己的研究模式。霍布斯鲍姆还强调史学家的“判断”、“解释”对研究下层历史的突出意义，如他要求“研究底层历史的史学家没有、或至少不应放弃自己的判断”，又如他认为史学研究的目标“不仅仅为发现历史，还要为解释历史，并且为此提供与现实的联系”[8]。
霍布斯鲍姆的新社会史观是马克思主义在历史研究中的思想成果，同时也符合国际历史学界从社会经济、社会下层阶级研究历史的新趋向。他在社会史研究方面的贡献，使得美国学者伊格尔斯认为社会史研究以后发展的前景“时光大好”[9]。
三、《史学家——历史神话的终结者》中的历史观
历史观与史学观相区别，主要指史学家对待历史的基本观念。马克·布洛赫的小儿子曾向他提出这样的问题：“爸爸，告诉我，历史有什么用？”[10]这也是大多数人的疑惑。在《史学家——历史神话的终结》一书中，霍布斯鲍姆论述了时间的三个维度，即过去、现在、未来之间的关系，并对历史学家如何借鉴过去、描述现在和预测未来提出看法。在某种程度上，这些观点体现了他独特的史学思想，也间接回答了“历史有什么用”这一问题。 “我们对现在的体验，大多取决于我们对过去的了解。”[11]霍布斯鲍姆认为，过去的一种作用，即是为现在提供经验与教训。我们时常听到这样的话“要是……就好了”这并不仅是个人对过去的感叹，历史学家也常常作这样的假设。他们“不仅要搞清病人死于何病，而且要看他当初如何可以免于一死……像医生一样，试图在每个坏死的器官内发现生命的新规律。”[12]社会需要历史学家替自己的同胞们牢牢记住大家希望忘掉的事，从而日后尽量避免犯相同的错。“历史是一座画廊，在那里原作很少，复制品很多。”[13]实例的沿袭会培养史学家的思维能力与模式，终有一天会豁然贯通，但在这个过程中要避免将千变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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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因素注入机械的模型，试图套用在下一个以至每一个事例中。
对过去的兴趣从侧面反映了史学家对当代的关心。霍布斯鲍姆在书中强调了当代人写当代史的困境：个人的视野范围有限，无法观察到事情的全貌；因涉及到当事人的利益，大量材料没有解密。这一点上，年长的历史学家具有相对优势，因为他们能拥有更丰富的材料，也能采取更冷静的态度。另一方面，人们的所说所想都不免打上了时代的烙印，新一代的历史学家面对曾是现在的过去，也许会写出不同的历史。
由于历史与未来两者之间不存在明显的界限，历史不可能逃避未来。就个人来说，霍布斯鲍姆的岳父曾准确地预见奥地利将无法避免希特勒的蹂躏，于1937年将他的店铺从维也纳迁到曼切斯特。[14]而历史学家对未来进行必要的预测是实现历史学社会功能的一种途径。无论预测未来有多大难度，史学家都须时刻以未来为念，考虑往何处去的问题。该如何预测未来呢？霍布斯鲍姆提出了两种方法，一种是归纳发展趋势，一种是对真实事件或结果的常规分析。在这一过程中，历史学家应保持中立，将基于预测与基于欲望的分析区别开来。[15]
汤因比曾说：“人生存在于时间的深度上，现在行动的发生不仅预示着未来，而且也依赖于过去。”[16]历史研究的过程，不外乎就是着眼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三维时间结构。年鉴学派学者布罗代尔认为“现实和过去应该互为说明”[17]，这个理论对于未来也同样适用，而历史学家，当之无愧是使三者有机联系的联结点。
四、结语
综上所述，身为马克思主义者和新社会史学派的领军人物，霍布斯鲍姆的史学思想充满开放性和创新性。他提倡史学的多元化，重视下层人民的历史，深知历史学家的责任，试图用历史为人们提供有益的启示。
对于未来，霍布斯鲍姆则同时夹杂着乐观和悲观的情绪。笔者想用霍布斯鲍姆在《极端的年代》中最后一章的某段话作为文章的结尾：
虽然我们对人类未来的具体结果茫然不知、惶恐不确，但在层层浓雾的背后，那股决定……发展的历史力量，仍在继续运行……如果人类想有一个看得清楚的未来，延长过去或现在都不是一个好办法……人类社会如果不加以变革，就会是一篇黑暗。[18]
这无疑包含着困难，但又孕育着希望。
注释：
[1][英]杰佛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杨豫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3页。
[2][3][4][6][8][14][15][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史学家——历史神话的终结者》，马俊亚、郭英剑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前言第3頁、170页、195页、233页、247页、45页、32页。
[5][10][法]马克·布洛赫：《为历史学辩护》，张和声、程郁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40页、导言第1页。
[7]Eric Hobsbawm：Uncommon People： Resistance. Rebellion and Jazz. London：Weidenfele&Nicolson，1998.p94—110
[9]何兆武主编：《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近现代西方史学著作选》，刘鑫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542页。
[11] [美]保罗·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纳日碧力戈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导论第4页。
[13][法]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冯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33页、104页。
[16] [英]阿诺德·汤因比：《汤因比论汤因比——汤因比与厄本对话录》，沈晓红译，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第67～68页。
[17] [法]费尔南·布罗代尔：《资本主义论丛》，顾良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第187页。
[18][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极端的年代》，马凡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628页。
【关键词】：霍布斯鲍姆 ；《史学家——历史神话的终结者》；史学观；历史观
作为英国重要的左派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重视。西方学界更多关注对霍布斯鲍姆的新社会史思想如“社会反抗运动”思想的研究；国内史学界近年来对霍布斯鲍姆的研究成果也逐渐增多，不少论文介绍了他的史学著作及史学思想。
霍布斯鲍姆的《史学家——历史神话的终结者》是一部论文集，书中收录的论文写于20世纪70年代～90年代。自英文版 On History问世以来，引起学术界的极大关注，中国大陆与台湾在2002年几乎同时推出简、繁体字中文版，分别以“史学家——历史神话的终结者”和“论历史”命名。此书包含着对历史学深刻的思考与感悟，一定程度上也是作者史学观念的集成。
一、霍布斯鲍姆的生平及思想背景
霍布斯鲍姆于1917年出生在埃及亚历山大城的一个的犹太中产阶级家庭，父亲是俄国犹太后裔，母亲来自中欧。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全家先后移居维也纳和柏林。大战使德奥两国元气大伤，那里的悲惨状况以及苏联生机勃勃的局面使他看到资本主义的缺陷和社会主义的全新景象。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霍布斯鲍姆移居英国，后进入剑桥大学国王学院攻读历史学。1940年应征入伍，参加反法西斯战争，1947年回到剑桥做有关费边社的论文，并成为伦敦大学伯克贝克学院的讲师，70年代取得该校经济和社会史教授头衔。退休之后，他长时间任教于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是该校政治及社会史荣誉教授。2012年10月1日，霍布斯鲍姆病逝于伦敦，享年95岁。
霍布斯鲍姆有着两个重要的身份：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亲历20世纪历史的人。“在英国年轻一代史学家中已经蓬勃向上而且很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派”中，霍布斯鲍姆是其中“著名的历史学家”。[1]霍布斯鲍姆毫不否认自己马克思主义的标签，并坦言：“如果没有马克思，我就无法产生对历史任何特殊的兴趣”，“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显然是迄今为止认识历史的最好指南。”[2]
他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不仅在于唯物主义的核心，还在于“它既始终坚持社会结构的实际存在，又坚持它的历史性，亦即重视社会变迁的内在动力。”[3]但霍布斯鲍姆并不是一名马克思主义狂热分子，马克思是他研究的起点，而不是终点。[4]只要马克思主义原理被证明确实是错误的或者已经过时，就应该随时准备修正。此外，他还提倡马克思主义的多元化，允许各国马克思主义者探索不同的方法，并毫不讳言在东方社会的研究领域，马克思把深邃的洞察和错误的假设混合到了一起。
作为一位一生长达近整个世纪的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对历史有着深切的洞察力。他撰写的颇具影响力的历史著作，都体现了史学研究的现实意义，主题大都有着深刻的社会政治背景和社会生活源泉。对现实问题的关怀和人类未来命运的关切，以及对人类文明和道德演化的关注，贯穿他整个的史学研究生涯。基于上述两种身份，霍布斯鲍姆对史学本身的重视及对现实的关怀，在《史学家——历史神话的终结者》一书中都有着不同程度的体现。
二、《史学家——历史神话的终结者》中的史学观
传统的历史学家极少将社会视作一个整体进行研究，即使有一些零星的记载，也不过是政治史的点缀。20世纪的70年代，霍布斯鲍姆与他的同行们一起创建的新社会史学派，是对传统的以政治史为中心的历史研究的反抗。
霍布斯鲍姆认为历史学家与经济学家应稳定共存，社会史的研究要吸取经济学等社会科学的成果，但不能失去个性。历史学关注的是全面的历史，并非像经济史一样专门化。年鉴学派大师马克·布洛赫也认为，“历史研究不容画地为牢，若囿于一隅之见……只能得出片面的结论。唯有总体的历史，才是真历史，而只有通过众人的协作，才能接近真正的历史。”[5 ]在此问题上，霍布斯鲍姆的观点与布洛赫一样，无疑是开放的。
从社会整体的角度看待历史，就不得不关注那些向来不被历史学家所注意的“下层的历史”。霍布斯鲍姆所说的“下层的历史”是指“从下层民众的角度看待的历史或是普通人的历史”[6]，而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大人物、社会精英的历史。霍布斯鲍姆认为史学家的任务之一就是要揭示普通百姓的生活和思想，明白人民对社会的真正要求是什么。他将“下层的历史”思想付诸史学实践，从与工人运動相关的19世纪至20世纪初的绘画作品、徽章、会标等资料中，解读出妇女男性化的历史[7]，为“下层的历史”研究作出了贡献。
需要指出的是，霍布斯鲍姆不只是指明“下层的历史”这一概念的特有内涵，更重要的是揭示从事“下层的历史”研究的“技术问题”，即研究“下层的历史”要善于挖掘历史资料，如利用6世纪在教区登录的人们出生、婚嫁和死亡的数据，正确看待与“口述历史”的关系，以及建立自己的研究模式。霍布斯鲍姆还强调史学家的“判断”、“解释”对研究下层历史的突出意义，如他要求“研究底层历史的史学家没有、或至少不应放弃自己的判断”，又如他认为史学研究的目标“不仅仅为发现历史，还要为解释历史，并且为此提供与现实的联系”[8]。
霍布斯鲍姆的新社会史观是马克思主义在历史研究中的思想成果，同时也符合国际历史学界从社会经济、社会下层阶级研究历史的新趋向。他在社会史研究方面的贡献，使得美国学者伊格尔斯认为社会史研究以后发展的前景“时光大好”[9]。
三、《史学家——历史神话的终结者》中的历史观
历史观与史学观相区别，主要指史学家对待历史的基本观念。马克·布洛赫的小儿子曾向他提出这样的问题：“爸爸，告诉我，历史有什么用？”[10]这也是大多数人的疑惑。在《史学家——历史神话的终结》一书中，霍布斯鲍姆论述了时间的三个维度，即过去、现在、未来之间的关系，并对历史学家如何借鉴过去、描述现在和预测未来提出看法。在某种程度上，这些观点体现了他独特的史学思想，也间接回答了“历史有什么用”这一问题。 “我们对现在的体验，大多取决于我们对过去的了解。”[11]霍布斯鲍姆认为，过去的一种作用，即是为现在提供经验与教训。我们时常听到这样的话“要是……就好了”这并不仅是个人对过去的感叹，历史学家也常常作这样的假设。他们“不仅要搞清病人死于何病，而且要看他当初如何可以免于一死……像医生一样，试图在每个坏死的器官内发现生命的新规律。”[12]社会需要历史学家替自己的同胞们牢牢记住大家希望忘掉的事，从而日后尽量避免犯相同的错。“历史是一座画廊，在那里原作很少，复制品很多。”[13]实例的沿袭会培养史学家的思维能力与模式，终有一天会豁然贯通，但在这个过程中要避免将千变万化
（下转第页）
（上接第页）
的因素注入机械的模型，试图套用在下一个以至每一个事例中。
对过去的兴趣从侧面反映了史学家对当代的关心。霍布斯鲍姆在书中强调了当代人写当代史的困境：个人的视野范围有限，无法观察到事情的全貌；因涉及到当事人的利益，大量材料没有解密。这一点上，年长的历史学家具有相对优势，因为他们能拥有更丰富的材料，也能采取更冷静的态度。另一方面，人们的所说所想都不免打上了时代的烙印，新一代的历史学家面对曾是现在的过去，也许会写出不同的历史。
由于历史与未来两者之间不存在明显的界限，历史不可能逃避未来。就个人来说，霍布斯鲍姆的岳父曾准确地预见奥地利将无法避免希特勒的蹂躏，于1937年将他的店铺从维也纳迁到曼切斯特。[14]而历史学家对未来进行必要的预测是实现历史学社会功能的一种途径。无论预测未来有多大难度，史学家都须时刻以未来为念，考虑往何处去的问题。该如何预测未来呢？霍布斯鲍姆提出了两种方法，一种是归纳发展趋势，一种是对真实事件或结果的常规分析。在这一过程中，历史学家应保持中立，将基于预测与基于欲望的分析区别开来。[15]
汤因比曾说：“人生存在于时间的深度上，现在行动的发生不仅预示着未来，而且也依赖于过去。”[16]历史研究的过程，不外乎就是着眼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三维时间结构。年鉴学派学者布罗代尔认为“现实和过去应该互为说明”[17]，这个理论对于未来也同样适用，而历史学家，当之无愧是使三者有机联系的联结点。
四、结语
综上所述，身为马克思主义者和新社会史学派的领军人物，霍布斯鲍姆的史学思想充满开放性和创新性。他提倡史学的多元化，重视下层人民的历史，深知历史学家的责任，试图用历史为人们提供有益的启示。
对于未来，霍布斯鲍姆则同时夹杂着乐观和悲观的情绪。笔者想用霍布斯鲍姆在《极端的年代》中最后一章的某段话作为文章的结尾：
虽然我们对人类未来的具体结果茫然不知、惶恐不确，但在层层浓雾的背后，那股决定……发展的历史力量，仍在继续运行……如果人类想有一个看得清楚的未来，延长过去或现在都不是一个好办法……人类社会如果不加以变革，就会是一篇黑暗。[18]
这无疑包含着困难，但又孕育着希望。
注释：
[1][英]杰佛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杨豫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3页。
[2][3][4][6][8][14][15][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史学家——历史神话的终结者》，马俊亚、郭英剑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前言第3頁、170页、195页、233页、247页、45页、32页。
[5][10][法]马克·布洛赫：《为历史学辩护》，张和声、程郁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40页、导言第1页。
[7]Eric Hobsbawm：Uncommon People： Resistance. Rebellion and Jazz. London：Weidenfele&Nicolson，1998.p94—110
[9]何兆武主编：《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近现代西方史学著作选》，刘鑫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542页。
[11] [美]保罗·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纳日碧力戈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导论第4页。
[13][法]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冯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33页、104页。
[16] [英]阿诺德·汤因比：《汤因比论汤因比——汤因比与厄本对话录》，沈晓红译，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第67～68页。
[17] [法]费尔南·布罗代尔：《资本主义论丛》，顾良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第187页。
[18][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极端的年代》，马凡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6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