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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空晦暗的惨白里，隐藏着一桩秘密。季节坠落，像一个挂在风中的破败的口袋。
在静静的湖水上空，释放着季节性的诡计，如同释放一群犯人。
一种浓郁的粘稠在皮肤的尽头。然后繁衍，如同生育。没有哭声，没有疼痛。只有生命。只有生命对生命的思考与尊重。
法国后现代理论的代表让-波德里亚有一系列日记式的哲学随笔，命名为《冷记忆》，显而易见是指“冷却的记忆”。这个词于我也有不一般的意义。首先，这代表的是一段九年前的记忆。其次，我总认为“冷记忆”这个词具有非同一般的现实意义。
种种迹象似乎在告诫我们对现实的记忆不能太多热情，不能太念念不忘。
对于坚老师的采访约在位于钱局街白云巷商贸城里的塞林格咖啡屋。说是商贸城，其实就是三五家卖服装的挤在一个小巷子里，而塞林格就位于底端。这是昆明著名的独立书店“麦田书屋”的老板新开的店，店面装修一如他的书店一般，具有书香气息，无烟区里有一个占据一面墙的书柜，里面摆放着售卖的书籍。
时间是下午三点，我们等了一个小时，于坚老师迟迟未到。打电话询问我们的外联，他说于坚老师三点就在“麦田书屋”等着我们采访。就在我们感觉不妙，想要立即更换地方的时候，一个闪亮的光头出现在眼前，瞬间心里也跟着亮起来。
没错，来者正是于坚老师。
一如既往的光头形象，身上挎一个布袋，依然沙哑的声音。
他的声音像是他生活过、写过的大地的悲歌，那种土地被撕裂的声音。令人感动。
起身向他问好，他挥手致意，让我先坐，他先处理点事情。待他处理完毕坐下，要了杯卡布奇诺，我开始和他搭腔，跟他说去年在某酒店的一个活动上和他见过面，还合过影，他说有点印象。当我想和他说其实早在九年前我就和他有过一面之缘 而且还和他通了两次信的时候，他示意我们可以开始采访了。
其实那是一个文学青年抱着对文学的爱好，向一个大诗人讨教写作方法的往事。04年，我刚刚升入大学，学校邀请了当时的著名诗人来给我们演讲，时间是晚上，我和同学早早地去到讲堂想占一个靠前的位置，一睹大师的风采，但还是只轮到了靠后的位置，教室里早已坐满了人。这个被邀请来演讲的诗人正是于坚老师。讲座的具体内容已经不记得，只是清晰地知道于坚老师一直在讲写作，提到的最多的也是写作。讲座结束后，于坚老师将他个人的通讯地址告诉了我们，说有什么可以写信给他。
怀着忐忑的心情，我开始写信，刚写好开头又扔掉，一次次重写，一遍遍否定自己，在心里打着内战。一直在纠结，我究竟要怎样跟这么著名的诗人对话？最后，在朋友的鼓励下我寄出去了那封信。
接下来，那个秋天，有只惊慌失措的野兔一只在心里乱窜，直到我收到于坚老师的回信为止。那封回信在班上被视若珍宝，大家争相传阅。后来我准备写第二封信寄出去，可是由于临近考试，学业过于紧张竟给耽搁了，一个寒假回来在搬宿舍的途中失去了于坚老师的地址，再也没找回。后来在上《大学语文》的时候，教授会偶尔提及诗人于坚的大名。
这段往事还没来得急吐诉，我们就圆规正传，开始了采访。
当我们把来意和采访的大概内容和他说了一通后，于坚老师笑问：你们这是什么杂志？这些采访内容你们敢登吗？我们尴尬解释，我们会出一个和谐版。
采访在三杯咖啡中进行。咖啡喝完，采访也行将结束。
然后，摄影师为于坚老师拍照。拍照之余还不忘为朋友的咖啡屋打打广告。
打招呼。告别。
惨淡的落日在头顶放肆。
土地在延伸。旁边沉重的挖土机发出一串螺旋状的噪音。
一个男人骑着摩托朝十字路口的交警骂了句脏话飞驰而去。两个中年妇女从嘴里吐出像放置了半个月的白开水似的笑声。
（K=《昆明航空》，Y=于坚）
K：提起当下中国您最先想到的关键词是什么？为什么？
Y：厌倦。当下的中国物质生活虽然丰富，但是文化停滞，总是那一套，文化生活缺乏人与人之间心灵世界的沟通，主流文化热衷陈词滥调的灌输。城市生活越来越不好玩，越来越缺乏精神空间。具有自由精神、创造力和想像力、“无用”的文化在萎缩，文化的价值只在于与货币的亲疏，令人郁闷和厌倦。
K：从薛蛮子到李开复到潘石屹最近的接受央视采访时的结巴，都被媒体大肆炒作，您对一系列大V事件如何看？
Y：这件事情的本质是如何看待网络的问题。网络是中国近几年新兴的交流平台和空间，是中国过去历史前所未有的。过去的交流只局限在有限的空间，往往受到种种限制。网络的兴起，给成千上万在黑暗里缺乏交流渠道的人获得交流的空间。网络最好的一点是，可以说自己想说的话，也会让网民意识到要对自己的言论负责。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锻炼了中国人的现代意识，那就是既要追求自由，也要承担责任，自由不是给他人带来危险。法律要做的并不是打击少数人的不满言论，而是要保护那些成千上万只是想表达自己生活态度的人的发言权。中国今天有这样的言论空间，是中国社会的大进步，打击大V，似乎有点醉翁之意不在酒，对通过网络刚刚在中国再次兴起的思想解放造成伤害。
K：您认为这背后透露出来的信息是什么？Y：使那些并没有大V言论的人会恐惧起来。中国文革以来的一个传统就是，可能你现在说的话没有人追究你，但如果风向一变，任何一种话都有可能成为你自己的定时炸弹。我经历过文革，在那个时期，首当其冲的所谓的阶级敌人，可是后来就连普通人的穿着打扮、生活方式、关于树木的谈话都被监控。谣言的定义要谨慎，对某些的事实提出质疑讨论并不是造谣，虚构事实才是造谣。但是现在这个界限是很模糊的。真理往往是在不断的怀疑讨论中被证实，但是真理并非一成不变。
K：您平时比较关注和转发什么类型的微博？
Y：很广泛，不仅仅局限于文学界。有吃喝玩乐、哲学类、政治类、时事等等。我关注并不在乎是不是名人，只在乎那些言论有没有价值。 K：出现了这些事情，您认为会不会影响到人们对敏感事件的关注度？
Y：肯定会影响。也许人们会更关心政治。有些所谓大V其实并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力，但现在关注的人多起来了。
K：您认为作为一个大V应该如何来管理自己的影响力和话语权？
Y：对自己的言论负责，既然敢发言，就要负责。用法律手段来管理网路是必要的，但不能只限制谣言，也要保障人们不是造谣而是讨论、怀疑、思考、批评的言论空间。
K：其实同样的事情在国外也发生过，马丁-路德-金的妻子曾将丈夫的一系列性爱录像带送交法庭，但是法庭觉得这是马丁-路德-金的私事，和他所从事的事业无关；而200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奈保尔也曾发生类似的事情，他嫖妓、背叛妻子的一系列事情被曝光，但是这也没影响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对文学所作出的贡献，但是在中国却成为遏制一个人的法码，您对此怎么评价？
Y：对于这件事情，媒体这样报道，是文化档次很低的表现，“醉翁之意不在酒”，很不光明磊落。中国缺乏就事论事的传统，如果不就事论事，许多事情就无法实事求是。比如历史上有许多名人，如果追究其私人生活，可谓声名狼藉。但不妨碍他的作品传世。
K：唐慧和梦鸽，两个都是“上访妈妈”，您怎么看待这两位上访妈妈以及她们背后的事件？
Y：上访的角度是不一样的。唐慧不仅仅是以母亲的角色，她已经超越亲情，是对邪恶的强烈抗议。而梦鸽是护犊的角度。
K：今年，有媒体报道称鲁迅的文章退出中学语文教材，您如何看待这件事情？这对人们会带来怎么样的影响？
Y：不同意这种做法。鲁迅不仅仅有思想家的意义，更重要的是，他的文章是现代汉语一个杰出文本，他是一个语言大师。我的整个青年时代都深受鲁迅影响，我对文学的领悟有很多东西都来自鲁迅。鲁迅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都是一个伟大的作家。正因为他是一个伟大的作家，他给人带来的影响是丰富、多方位的。他既有冷嘲、批判、尖刻的一面，他也有温暖人心、生活化的一面。他带给世界的东西是具有丰富性，不是单方面的东西，中国能有鲁迅这样的作家是非常了不起的。如果仅仅因为鲁迅的某些偏激方面就把他文章撤掉，是年轻一代的极大损失，也是汉语的巨大损失，
K：对鲁迅又退出中学语文教材，您是持支持还是反对态度？
Y：反对。
K：您认为，鲁迅为什么会退出语文教材？是不是真如官方所说是因为鲁迅过于尖刻？
Y：这个不成为理由。他的杂文虽然尖刻，但是他的散文诗、小说也有非常温暖的东西，而且尖刻的东西未免必就是不好的东西。我觉得今天年轻一代非常需要鲁迅那种对现实的怀疑和批判精神，这是对中国未来文化保持创造力的非常重要的东西。如果年轻一代，完全丧失怀疑和批判精神，那中国社会就会变得没有创造力，精神生活将变得更为苍白。
K：最近一篇关于奥巴马对新入学学生的演讲非常火，其中奥巴马提到学校必须培养学生的批判意识，而鲁迅又恰恰是中国批判领袖的代表，一种是提倡，而另外一种是抹去，您怎样理解这两种文化差异？
Y：我们不能简单将中国和西方进行对比。除了意识形态不同以外，中国有其特殊的语境，这些制定教材的人和美国总统奥巴马的角度都不一样，因为，在中国制定教材并非是从仅仅教育本身出发的，还有许多和教育无关的东西，这些东西其实更为强大，强大到与常识意义上的教育比起来，教育其实是次要的。
K：删除了鲁迅，让学生失去了对鲁迅和鲁迅精神的认知和理解，您认为学生会不会就此丧失批判教育和批判精神？
Y：这并不一定。如果年轻一代人对周围的社会环境带给他们的东西感到压抑，即便教材里面没有鲁迅的文章，依然还是有人会去批判。鲁迅并非读了鲁迅的作品才出现的。或许正是禁止鲁迅才产生鲁迅。教材删除鲁迅的文章并不能阻止大家去阅读鲁迅。甚至都可能鲁迅的文章反而会因为这种“删除”成为一个热门读物。越是禁止阅读的东西，越会推动年轻一代由漫不经心的阅读方式转变为积极的方式。
K：成都一女孩考上大学，而其父亲却不让她上大学，理由是读书无用，您如何看待这件事情？
Y：今天中国的教育给家长产生读书无用的想法是很正常的，实际上，中国现今的教育会把一个原本活蹦乱跳的孩子变成只会背诵、在A或B上打勾的、人云亦云的白痴。上帝造人的时候，并没有造成规格长短都一样的木材，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DNA也不一样，有聪明的人，也有智商特殊的人，古代推崇的是“因材施教”，而现在的教育是用分数来卡死所有人，很多中国的天才就因为性格、智商的原因，而无法达到录取分数线。那些到分数线的，往往是没有自己创造力的，因为他的时间都用来对付考试。中国现今的教育其实不是培养学生生活和创造的能力，而是把人打造成统一规格的木材来管理。在当下来说，这种教育下的人不会轻举妄动，而对于未来的中国来说，很危险的是，其他国家民族则注重如何做人、培养人的行动能力、创造力和知识结构的完整。这也许会产生民族危机。如果一个民族的教育产生的东西并没有使该民族在知识和精神上面处于杰出强大的地位，只是培养死记硬背、唯唯诺诺之辈，那么，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未来非常危险。自古以来各文明之间的暗中较量并不会因为全球化而终止。
K：读书无用论，对于这样的观点，您持什么样的态度？为什么？
Y：今天正是一个需要深入读书的时代，读书无用是“只读指定的书”“有利于考试的书”和“死脑筋式的读书”的无用。这个时代是一个知识全面开放的时代，也许那种真正的读书在今天的教育体制下可能是无用的，但对于个人的生命和未来来讲未必无用。根据个人的兴趣、内心的渴望去真正的读书。这种读书在任何时候都不会无用，读书无用是社会环境决定的无用，对个人来讲，它永远有用。
K：您认为读书最大、最重要的作用是什么？
Y：使人获得生活的意义，世界观，让自己知道为什么活在这个世界上，怎么才能活得有意义。从书本中汲取经验，从而改造自己的生命，让它更为丰富、深刻。 K：人们说，又是一年开学季，又是一年送礼时，各大商场各大品牌更是打出“谢师礼”这样的口号来号召家长、学生给老师送礼，促进消费，您对此怎样看？
Y：这是中国社会风气腐败的现象之一。如果学生对老师的教书的责任感不能信任，认为只有送礼才能买通老师“施教”，教育就彻底完蛋了。
K：有人提议把教师节从10号改为28号，孔子诞生日，有人赞成，也有人反对，比如北大法学教授贺卫方就不赞成，您对此怎么看？
Y：我认为很好。更为深远的意义是中华民族在百年之内完成的一种反思。从五四打倒孔家店到把教师节订在孔子生日，意味深长。孔子的诞生日定为教师节，它同时还需要有一个相应的多元的和宽容的社会环境，不会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是百家争鸣。孔子是最伟大的老师，他的思想非常需要得到一种现代的阐释。今天非常需要重新来认识孔子思想的精髓，我以为孔子思想中造福生命的方面压抑生命的东西多。
K：您觉得把教师节改到孔子诞生日，对教师队伍的一个自身言行素养能不能起到一些熏陶作用？
Y：我认为，有时候做一件事要有一个图腾，然后再慢慢建构。以富起来与否为衡量生活质量和尊严的唯一标准，对教师队伍的损害很大。整个社会都在追求高物质的生活，衡量一个人尊严的标准变成了存款的多少，有没有房和车。老师在这样的社会风气下，也会受到影响，为了使自己的获得尊重，教书变成了谋利的工具，也影响了老师在学生心目中的形象。老师也以开奔驰轿车为最尊贵，这太可怕也太可笑。把教师节改到孔子诞生日，其实就是重新树立为人师表，我们可以重新思考教育到底是什么，重塑师道尊严。这要从仪式的重建开始。
K：您觉得如何避免或杜绝家长学生送礼教师收礼的问题？
Y：首先，应该提高教师的薪资待遇，不要让老师为了获得物质上的尊严而疲于奔命。另一方面，整个中国社会应该有一场文化革命，或者说是“文艺复兴”，要把以货币来衡量一切的拜金主义价值观进行颠覆。要重建精神生活的尊严。
K：就在近段时间，一些打击“造谣”事件的新闻，几乎在所有玩微博的人或者关注时事的人都变成了惊弓之鸟，您对此如何评价？
Y：中国的网络毕竟是个新生事物，通过微博发表言论也是最近两年才达到极端的。而在网络之外的世界，则依旧是比较保守的。这两者之间必然会产生冲突和矛盾。现在在网络上进行整顿也是必然的。但从中国历史未来发展的趋势来说，这个只是暂时性的。网络是势不可挡的，它是中国社会进一步健康发展的非常重要的力量。特别是在使中国社会回到一种正常的人性、道德的轨道上，网络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K：一个女孩就因为听说某个地方某条街死了一个人，然后发了一条询问是否死了个人的帖子，结果就被抓了，本来这个小女孩只是怀疑和质疑，您觉得如何区分造谣和怀疑这中间的关系？
Y：发布消息一定要有充分的事实根据。评论某一消息，但不知道此消息是否谣言，我以为不应该追究。谁也无法去核实每一个消息，就是专业部门也很难做到，但某些消息确实会激发人们思考批评推测，这与造谣，捏造事实不是一回事。言论控制在中国有过深刻的教训，应当非常谨慎。没有人再敢说话，才是最可怕的不稳定。
K：您最近在《南方周末》撰文说“这是一个怀疑主义蔓延的时代”，您觉得这根源是什么？
Y：人们曾经信任的地久天长的东西在一天天的消失。比如，我从小没想过滇池的水不能喝。大地都不能信任，这就是对存在本身的怀疑，这是一种很可怕的东西，它最后会导致更深刻的虚无主义。大家会越来越觉得未来没有什么可以信任，只能抓住当下，过一天算一天。
K：这样的时代是好还是坏？
Y：很难定义。有好也有坏。中国进入了一个现代世界。封闭被全部打开，如同潘多拉的魔盒，飞出来的有天使也有妖魔。我们在某个局部会杞人忧天，会惶惶不可终日，但是最后它走向何方是取决于中国文明的根基。最后它究竟是穿过黑暗重新抵达光明，还是永远坠入黑暗，这是身处其中的人无法判断的。
K：呈现在尼采面前的是一个价值奔溃的时代，所以尼采提出重估一切价值，而摆在米兰-昆德拉面前的是一个价值贬值的时代，国家、母亲、革命、朋友、忠诚、爱、艺术，所有的一切都变得不可信起来，您对此怎么理解？
Y：我有强烈的感受，我这一代人青年时代的许多常识，越来越变成了一种另类。仁义忠信、对祖国五千年历史的自豪感、纯粹的爱情、朋友间的肝胆相照等等这些基本的东西，现在都在纷纷瓦解，对于这一点，我感到非常的迷惘。
K：那你现在还相信什么？
Y：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独善其身，我可以用这个时代已经抛弃的价值观来自我要求，可能在某些方面我会为时代的潮流所冷落，但是无所谓，重要的是我自己的生命是否有自我存在感。
K：很多年前，大家就说诗歌已死，您对此怎么看？
Y：诗歌在该死的人们中间已经死了，但在那些认为它不死的人们中间永远活着。这个不能强求，因为诗是人类精神生活最高级的形式，你能读诗、写诗相当于你要去庙里找依靠。诗永远是少数人的精神圣殿。一个人应该以我在读诗、我在写诗而自豪。汉语与英文不同，它本身就是一种诗意的语言，它起源于古代的巫术，玩的是模糊性，它本身就是一种用来写诗的语言。只要中华民族依然在使用汉语，那么诗就不会灭绝。除非中国人认为我们连语言都可以不要了，物质方面已经完全模仿西方，干脆也说英语得了，英语命名今天的这个物质世界更准确，更方便，那就没有写诗的必要了。
K：现在，举国上下都在谈中国梦，您对此怎么看？
Y：中国梦不是一个抽象的东西。重要的是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梦，都能实现自己的梦，而不是所有的人只做同一个梦。而社会应该提供实现各种梦想的条件和平台。不管你的梦是开奔驰住别墅，还是当一个贫穷而快乐的流浪者，只要你的梦不是他人的噩梦，社会都应该给予平台和尊重。如果强迫所有的人做同一个梦，只有统统搬进某种同质化的“维多利亚小区”才是中国梦，那最后只会演变成噩梦！
K：您理解的中国梦是什么？
Y：我不喜欢“梦”这个词。我想在只在可能的范围，按照我的能力和兴趣而活，做我喜欢做的事情，而不是跟着时代的潮流，我不是活给别人看，自己活给自己看，这很重要。
在静静的湖水上空，释放着季节性的诡计，如同释放一群犯人。
一种浓郁的粘稠在皮肤的尽头。然后繁衍，如同生育。没有哭声，没有疼痛。只有生命。只有生命对生命的思考与尊重。
法国后现代理论的代表让-波德里亚有一系列日记式的哲学随笔，命名为《冷记忆》，显而易见是指“冷却的记忆”。这个词于我也有不一般的意义。首先，这代表的是一段九年前的记忆。其次，我总认为“冷记忆”这个词具有非同一般的现实意义。
种种迹象似乎在告诫我们对现实的记忆不能太多热情，不能太念念不忘。
对于坚老师的采访约在位于钱局街白云巷商贸城里的塞林格咖啡屋。说是商贸城，其实就是三五家卖服装的挤在一个小巷子里，而塞林格就位于底端。这是昆明著名的独立书店“麦田书屋”的老板新开的店，店面装修一如他的书店一般，具有书香气息，无烟区里有一个占据一面墙的书柜，里面摆放着售卖的书籍。
时间是下午三点，我们等了一个小时，于坚老师迟迟未到。打电话询问我们的外联，他说于坚老师三点就在“麦田书屋”等着我们采访。就在我们感觉不妙，想要立即更换地方的时候，一个闪亮的光头出现在眼前，瞬间心里也跟着亮起来。
没错，来者正是于坚老师。
一如既往的光头形象，身上挎一个布袋，依然沙哑的声音。
他的声音像是他生活过、写过的大地的悲歌，那种土地被撕裂的声音。令人感动。
起身向他问好，他挥手致意，让我先坐，他先处理点事情。待他处理完毕坐下，要了杯卡布奇诺，我开始和他搭腔，跟他说去年在某酒店的一个活动上和他见过面，还合过影，他说有点印象。当我想和他说其实早在九年前我就和他有过一面之缘 而且还和他通了两次信的时候，他示意我们可以开始采访了。
其实那是一个文学青年抱着对文学的爱好，向一个大诗人讨教写作方法的往事。04年，我刚刚升入大学，学校邀请了当时的著名诗人来给我们演讲，时间是晚上，我和同学早早地去到讲堂想占一个靠前的位置，一睹大师的风采，但还是只轮到了靠后的位置，教室里早已坐满了人。这个被邀请来演讲的诗人正是于坚老师。讲座的具体内容已经不记得，只是清晰地知道于坚老师一直在讲写作，提到的最多的也是写作。讲座结束后，于坚老师将他个人的通讯地址告诉了我们，说有什么可以写信给他。
怀着忐忑的心情，我开始写信，刚写好开头又扔掉，一次次重写，一遍遍否定自己，在心里打着内战。一直在纠结，我究竟要怎样跟这么著名的诗人对话？最后，在朋友的鼓励下我寄出去了那封信。
接下来，那个秋天，有只惊慌失措的野兔一只在心里乱窜，直到我收到于坚老师的回信为止。那封回信在班上被视若珍宝，大家争相传阅。后来我准备写第二封信寄出去，可是由于临近考试，学业过于紧张竟给耽搁了，一个寒假回来在搬宿舍的途中失去了于坚老师的地址，再也没找回。后来在上《大学语文》的时候，教授会偶尔提及诗人于坚的大名。
这段往事还没来得急吐诉，我们就圆规正传，开始了采访。
当我们把来意和采访的大概内容和他说了一通后，于坚老师笑问：你们这是什么杂志？这些采访内容你们敢登吗？我们尴尬解释，我们会出一个和谐版。
采访在三杯咖啡中进行。咖啡喝完，采访也行将结束。
然后，摄影师为于坚老师拍照。拍照之余还不忘为朋友的咖啡屋打打广告。
打招呼。告别。
惨淡的落日在头顶放肆。
土地在延伸。旁边沉重的挖土机发出一串螺旋状的噪音。
一个男人骑着摩托朝十字路口的交警骂了句脏话飞驰而去。两个中年妇女从嘴里吐出像放置了半个月的白开水似的笑声。
（K=《昆明航空》，Y=于坚）
K：提起当下中国您最先想到的关键词是什么？为什么？
Y：厌倦。当下的中国物质生活虽然丰富，但是文化停滞，总是那一套，文化生活缺乏人与人之间心灵世界的沟通，主流文化热衷陈词滥调的灌输。城市生活越来越不好玩，越来越缺乏精神空间。具有自由精神、创造力和想像力、“无用”的文化在萎缩，文化的价值只在于与货币的亲疏，令人郁闷和厌倦。
K：从薛蛮子到李开复到潘石屹最近的接受央视采访时的结巴，都被媒体大肆炒作，您对一系列大V事件如何看？
Y：这件事情的本质是如何看待网络的问题。网络是中国近几年新兴的交流平台和空间，是中国过去历史前所未有的。过去的交流只局限在有限的空间，往往受到种种限制。网络的兴起，给成千上万在黑暗里缺乏交流渠道的人获得交流的空间。网络最好的一点是，可以说自己想说的话，也会让网民意识到要对自己的言论负责。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锻炼了中国人的现代意识，那就是既要追求自由，也要承担责任，自由不是给他人带来危险。法律要做的并不是打击少数人的不满言论，而是要保护那些成千上万只是想表达自己生活态度的人的发言权。中国今天有这样的言论空间，是中国社会的大进步，打击大V，似乎有点醉翁之意不在酒，对通过网络刚刚在中国再次兴起的思想解放造成伤害。
K：您认为这背后透露出来的信息是什么？Y：使那些并没有大V言论的人会恐惧起来。中国文革以来的一个传统就是，可能你现在说的话没有人追究你，但如果风向一变，任何一种话都有可能成为你自己的定时炸弹。我经历过文革，在那个时期，首当其冲的所谓的阶级敌人，可是后来就连普通人的穿着打扮、生活方式、关于树木的谈话都被监控。谣言的定义要谨慎，对某些的事实提出质疑讨论并不是造谣，虚构事实才是造谣。但是现在这个界限是很模糊的。真理往往是在不断的怀疑讨论中被证实，但是真理并非一成不变。
K：您平时比较关注和转发什么类型的微博？
Y：很广泛，不仅仅局限于文学界。有吃喝玩乐、哲学类、政治类、时事等等。我关注并不在乎是不是名人，只在乎那些言论有没有价值。 K：出现了这些事情，您认为会不会影响到人们对敏感事件的关注度？
Y：肯定会影响。也许人们会更关心政治。有些所谓大V其实并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力，但现在关注的人多起来了。
K：您认为作为一个大V应该如何来管理自己的影响力和话语权？
Y：对自己的言论负责，既然敢发言，就要负责。用法律手段来管理网路是必要的，但不能只限制谣言，也要保障人们不是造谣而是讨论、怀疑、思考、批评的言论空间。
K：其实同样的事情在国外也发生过，马丁-路德-金的妻子曾将丈夫的一系列性爱录像带送交法庭，但是法庭觉得这是马丁-路德-金的私事，和他所从事的事业无关；而200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奈保尔也曾发生类似的事情，他嫖妓、背叛妻子的一系列事情被曝光，但是这也没影响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对文学所作出的贡献，但是在中国却成为遏制一个人的法码，您对此怎么评价？
Y：对于这件事情，媒体这样报道，是文化档次很低的表现，“醉翁之意不在酒”，很不光明磊落。中国缺乏就事论事的传统，如果不就事论事，许多事情就无法实事求是。比如历史上有许多名人，如果追究其私人生活，可谓声名狼藉。但不妨碍他的作品传世。
K：唐慧和梦鸽，两个都是“上访妈妈”，您怎么看待这两位上访妈妈以及她们背后的事件？
Y：上访的角度是不一样的。唐慧不仅仅是以母亲的角色，她已经超越亲情，是对邪恶的强烈抗议。而梦鸽是护犊的角度。
K：今年，有媒体报道称鲁迅的文章退出中学语文教材，您如何看待这件事情？这对人们会带来怎么样的影响？
Y：不同意这种做法。鲁迅不仅仅有思想家的意义，更重要的是，他的文章是现代汉语一个杰出文本，他是一个语言大师。我的整个青年时代都深受鲁迅影响，我对文学的领悟有很多东西都来自鲁迅。鲁迅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都是一个伟大的作家。正因为他是一个伟大的作家，他给人带来的影响是丰富、多方位的。他既有冷嘲、批判、尖刻的一面，他也有温暖人心、生活化的一面。他带给世界的东西是具有丰富性，不是单方面的东西，中国能有鲁迅这样的作家是非常了不起的。如果仅仅因为鲁迅的某些偏激方面就把他文章撤掉，是年轻一代的极大损失，也是汉语的巨大损失，
K：对鲁迅又退出中学语文教材，您是持支持还是反对态度？
Y：反对。
K：您认为，鲁迅为什么会退出语文教材？是不是真如官方所说是因为鲁迅过于尖刻？
Y：这个不成为理由。他的杂文虽然尖刻，但是他的散文诗、小说也有非常温暖的东西，而且尖刻的东西未免必就是不好的东西。我觉得今天年轻一代非常需要鲁迅那种对现实的怀疑和批判精神，这是对中国未来文化保持创造力的非常重要的东西。如果年轻一代，完全丧失怀疑和批判精神，那中国社会就会变得没有创造力，精神生活将变得更为苍白。
K：最近一篇关于奥巴马对新入学学生的演讲非常火，其中奥巴马提到学校必须培养学生的批判意识，而鲁迅又恰恰是中国批判领袖的代表，一种是提倡，而另外一种是抹去，您怎样理解这两种文化差异？
Y：我们不能简单将中国和西方进行对比。除了意识形态不同以外，中国有其特殊的语境，这些制定教材的人和美国总统奥巴马的角度都不一样，因为，在中国制定教材并非是从仅仅教育本身出发的，还有许多和教育无关的东西，这些东西其实更为强大，强大到与常识意义上的教育比起来，教育其实是次要的。
K：删除了鲁迅，让学生失去了对鲁迅和鲁迅精神的认知和理解，您认为学生会不会就此丧失批判教育和批判精神？
Y：这并不一定。如果年轻一代人对周围的社会环境带给他们的东西感到压抑，即便教材里面没有鲁迅的文章，依然还是有人会去批判。鲁迅并非读了鲁迅的作品才出现的。或许正是禁止鲁迅才产生鲁迅。教材删除鲁迅的文章并不能阻止大家去阅读鲁迅。甚至都可能鲁迅的文章反而会因为这种“删除”成为一个热门读物。越是禁止阅读的东西，越会推动年轻一代由漫不经心的阅读方式转变为积极的方式。
K：成都一女孩考上大学，而其父亲却不让她上大学，理由是读书无用，您如何看待这件事情？
Y：今天中国的教育给家长产生读书无用的想法是很正常的，实际上，中国现今的教育会把一个原本活蹦乱跳的孩子变成只会背诵、在A或B上打勾的、人云亦云的白痴。上帝造人的时候，并没有造成规格长短都一样的木材，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DNA也不一样，有聪明的人，也有智商特殊的人，古代推崇的是“因材施教”，而现在的教育是用分数来卡死所有人，很多中国的天才就因为性格、智商的原因，而无法达到录取分数线。那些到分数线的，往往是没有自己创造力的，因为他的时间都用来对付考试。中国现今的教育其实不是培养学生生活和创造的能力，而是把人打造成统一规格的木材来管理。在当下来说，这种教育下的人不会轻举妄动，而对于未来的中国来说，很危险的是，其他国家民族则注重如何做人、培养人的行动能力、创造力和知识结构的完整。这也许会产生民族危机。如果一个民族的教育产生的东西并没有使该民族在知识和精神上面处于杰出强大的地位，只是培养死记硬背、唯唯诺诺之辈，那么，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未来非常危险。自古以来各文明之间的暗中较量并不会因为全球化而终止。
K：读书无用论，对于这样的观点，您持什么样的态度？为什么？
Y：今天正是一个需要深入读书的时代，读书无用是“只读指定的书”“有利于考试的书”和“死脑筋式的读书”的无用。这个时代是一个知识全面开放的时代，也许那种真正的读书在今天的教育体制下可能是无用的，但对于个人的生命和未来来讲未必无用。根据个人的兴趣、内心的渴望去真正的读书。这种读书在任何时候都不会无用，读书无用是社会环境决定的无用，对个人来讲，它永远有用。
K：您认为读书最大、最重要的作用是什么？
Y：使人获得生活的意义，世界观，让自己知道为什么活在这个世界上，怎么才能活得有意义。从书本中汲取经验，从而改造自己的生命，让它更为丰富、深刻。 K：人们说，又是一年开学季，又是一年送礼时，各大商场各大品牌更是打出“谢师礼”这样的口号来号召家长、学生给老师送礼，促进消费，您对此怎样看？
Y：这是中国社会风气腐败的现象之一。如果学生对老师的教书的责任感不能信任，认为只有送礼才能买通老师“施教”，教育就彻底完蛋了。
K：有人提议把教师节从10号改为28号，孔子诞生日，有人赞成，也有人反对，比如北大法学教授贺卫方就不赞成，您对此怎么看？
Y：我认为很好。更为深远的意义是中华民族在百年之内完成的一种反思。从五四打倒孔家店到把教师节订在孔子生日，意味深长。孔子的诞生日定为教师节，它同时还需要有一个相应的多元的和宽容的社会环境，不会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是百家争鸣。孔子是最伟大的老师，他的思想非常需要得到一种现代的阐释。今天非常需要重新来认识孔子思想的精髓，我以为孔子思想中造福生命的方面压抑生命的东西多。
K：您觉得把教师节改到孔子诞生日，对教师队伍的一个自身言行素养能不能起到一些熏陶作用？
Y：我认为，有时候做一件事要有一个图腾，然后再慢慢建构。以富起来与否为衡量生活质量和尊严的唯一标准，对教师队伍的损害很大。整个社会都在追求高物质的生活，衡量一个人尊严的标准变成了存款的多少，有没有房和车。老师在这样的社会风气下，也会受到影响，为了使自己的获得尊重，教书变成了谋利的工具，也影响了老师在学生心目中的形象。老师也以开奔驰轿车为最尊贵，这太可怕也太可笑。把教师节改到孔子诞生日，其实就是重新树立为人师表，我们可以重新思考教育到底是什么，重塑师道尊严。这要从仪式的重建开始。
K：您觉得如何避免或杜绝家长学生送礼教师收礼的问题？
Y：首先，应该提高教师的薪资待遇，不要让老师为了获得物质上的尊严而疲于奔命。另一方面，整个中国社会应该有一场文化革命，或者说是“文艺复兴”，要把以货币来衡量一切的拜金主义价值观进行颠覆。要重建精神生活的尊严。
K：就在近段时间，一些打击“造谣”事件的新闻，几乎在所有玩微博的人或者关注时事的人都变成了惊弓之鸟，您对此如何评价？
Y：中国的网络毕竟是个新生事物，通过微博发表言论也是最近两年才达到极端的。而在网络之外的世界，则依旧是比较保守的。这两者之间必然会产生冲突和矛盾。现在在网络上进行整顿也是必然的。但从中国历史未来发展的趋势来说，这个只是暂时性的。网络是势不可挡的，它是中国社会进一步健康发展的非常重要的力量。特别是在使中国社会回到一种正常的人性、道德的轨道上，网络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K：一个女孩就因为听说某个地方某条街死了一个人，然后发了一条询问是否死了个人的帖子，结果就被抓了，本来这个小女孩只是怀疑和质疑，您觉得如何区分造谣和怀疑这中间的关系？
Y：发布消息一定要有充分的事实根据。评论某一消息，但不知道此消息是否谣言，我以为不应该追究。谁也无法去核实每一个消息，就是专业部门也很难做到，但某些消息确实会激发人们思考批评推测，这与造谣，捏造事实不是一回事。言论控制在中国有过深刻的教训，应当非常谨慎。没有人再敢说话，才是最可怕的不稳定。
K：您最近在《南方周末》撰文说“这是一个怀疑主义蔓延的时代”，您觉得这根源是什么？
Y：人们曾经信任的地久天长的东西在一天天的消失。比如，我从小没想过滇池的水不能喝。大地都不能信任，这就是对存在本身的怀疑，这是一种很可怕的东西，它最后会导致更深刻的虚无主义。大家会越来越觉得未来没有什么可以信任，只能抓住当下，过一天算一天。
K：这样的时代是好还是坏？
Y：很难定义。有好也有坏。中国进入了一个现代世界。封闭被全部打开，如同潘多拉的魔盒，飞出来的有天使也有妖魔。我们在某个局部会杞人忧天，会惶惶不可终日，但是最后它走向何方是取决于中国文明的根基。最后它究竟是穿过黑暗重新抵达光明，还是永远坠入黑暗，这是身处其中的人无法判断的。
K：呈现在尼采面前的是一个价值奔溃的时代，所以尼采提出重估一切价值，而摆在米兰-昆德拉面前的是一个价值贬值的时代，国家、母亲、革命、朋友、忠诚、爱、艺术，所有的一切都变得不可信起来，您对此怎么理解？
Y：我有强烈的感受，我这一代人青年时代的许多常识，越来越变成了一种另类。仁义忠信、对祖国五千年历史的自豪感、纯粹的爱情、朋友间的肝胆相照等等这些基本的东西，现在都在纷纷瓦解，对于这一点，我感到非常的迷惘。
K：那你现在还相信什么？
Y：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独善其身，我可以用这个时代已经抛弃的价值观来自我要求，可能在某些方面我会为时代的潮流所冷落，但是无所谓，重要的是我自己的生命是否有自我存在感。
K：很多年前，大家就说诗歌已死，您对此怎么看？
Y：诗歌在该死的人们中间已经死了，但在那些认为它不死的人们中间永远活着。这个不能强求，因为诗是人类精神生活最高级的形式，你能读诗、写诗相当于你要去庙里找依靠。诗永远是少数人的精神圣殿。一个人应该以我在读诗、我在写诗而自豪。汉语与英文不同，它本身就是一种诗意的语言，它起源于古代的巫术，玩的是模糊性，它本身就是一种用来写诗的语言。只要中华民族依然在使用汉语，那么诗就不会灭绝。除非中国人认为我们连语言都可以不要了，物质方面已经完全模仿西方，干脆也说英语得了，英语命名今天的这个物质世界更准确，更方便，那就没有写诗的必要了。
K：现在，举国上下都在谈中国梦，您对此怎么看？
Y：中国梦不是一个抽象的东西。重要的是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梦，都能实现自己的梦，而不是所有的人只做同一个梦。而社会应该提供实现各种梦想的条件和平台。不管你的梦是开奔驰住别墅，还是当一个贫穷而快乐的流浪者，只要你的梦不是他人的噩梦，社会都应该给予平台和尊重。如果强迫所有的人做同一个梦，只有统统搬进某种同质化的“维多利亚小区”才是中国梦，那最后只会演变成噩梦！
K：您理解的中国梦是什么？
Y：我不喜欢“梦”这个词。我想在只在可能的范围，按照我的能力和兴趣而活，做我喜欢做的事情，而不是跟着时代的潮流，我不是活给别人看，自己活给自己看，这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