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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延安文艺座谈会后，文艺工作者们走出“小鲁艺”，走进“大鲁艺”，开创了全新的文艺创作模式，在陕北传统秧歌的基础上改造创新，为宣传抗战起到了积极作用。通过追溯秧歌剧由来、举例分析秧歌剧内容，总结出秧歌剧具有政治性、民间性、群众性、时代性、大众化的艺术特征，这些艺术思路均深刻影响着此后中国文艺研究工作的发展。
【关键词】 陕北秧歌剧;创作题材;艺术特征
【中图分类号】J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0）39-0060-03
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为广大文艺工作者们指明了一条全新的文艺创作道路，在传统秧歌的基础上改造创新，发展出了一条让大众喜爱的文艺路线。延安秧歌剧是特定时代环境中的产物，其艺术特征深刻影响着此后中国文艺研究工作的发展。文章通过对秧歌剧的由来、秧歌剧的表现内容进行梳理，从而总结秧歌剧政治性、民间性、群众性、时代性、大众化的艺术特征。
一、秧歌剧的由来
自延安文艺座谈会后，之所以改造秧歌，是因为这种民间艺术形式在陕北有着悠久的历史，并深受广大老百姓的喜爱，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秧歌在我国北方流传较广 ，多见于各地广大农村，它是庆祝民间喜庆节日时的一种歌舞形式，人们俗称“闹秧歌”。人们熟悉的秧歌有“大场”“小场”“过街”这几种形式。大场秧歌是秧歌队员们在开场表演和落幕时表演的一种集体歌舞形式。小场秧歌是表演者在大场秧歌开场的基础上，进行一系列带有故事情节的歌舞表演，类似演戏的戏曲形式。过街秧歌是秧歌队在热闹的大街上流动演出，通常是伴有一些队形变化，他们会根据音乐的起伏变化摆出一些简单的舞蹈动作。这种朴素而又直接的艺术方式，是秧歌剧发展的基础。
（一）秧歌的历史演变
对秧歌的起源问题学术界各持己见。其文字记载的历史可追溯到南宋时期。据史料记载：“秧歌，南宋灯宵之村田乐也。所扮有耍和尚、耍公子、打花鼓、拉花姊、田公、渔妇、杂沓灯术，以得观者之笑。”宋金时期，在陕西省甘泉县出土的文物中发现很多浮雕砖刻，其中有部分画是关于秧歌的画像。画像中人物的穿衣风格、面部表情神态以及舞蹈的造型，都与今天陕北群众的整体形象很相似，其舞蹈造型与陕北秧歌的表演形式相吻合。由此可推论：秧歌最早出现在民间可以追溯到800年前的南宋时期。秧歌渐渐成为一种群体性的歌舞活动，不但对表演动作和演出所需道具有非常高的要求，而且对于伴奏乐器也有一定专业性的要求。表演动作形式多样，其步法包括二进二退、十字扭步等多种步法。演出道具一般以彩扇、彩绸、彩花为主，伴奏乐器通常是吹奏唢呐和敲打锣鼓等。
关于秧歌的历史演变有几个发展阶段，一是传统陕北秧歌，始于古代祭祀活动，驱邪除恶或是祭祀死者。传统秧歌多出现在传统节庆风俗活动中，陕北人民把这种秧歌表演形式称为“闹秧歌”。二是陕北新秧歌，延安文艺座谈会后，文艺工作者不断改造传统秧歌，深入生活，广泛挖掘民间素材，积极宣传革命政治内容，使之赋予了时代的新内涵，以此促成了新秧歌的发展。
（二）秧歌剧的形成
秧歌剧于20世纪40年代产生，是盛行于解放区的一種戏剧形式，周扬的《表现新的群众的时代》一文中所提到的：“它是一种熔戏剧、音乐、舞蹈于一炉的综合的艺术形式，它是一种新型的广场歌舞剧。”抗日战争时期，在解放区掀起了一场如火如荼的群众性秧歌运动，其规模庞大，历史影响深远持久。特别是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举行文艺座谈会后，延安文艺工作者开始重视民间文艺，结合人民群众的现实生活，贴近政治内容，使秧歌运动有了更全面的提高和发展。
1943年，一场盛大的“新秧歌”演出活动在延安举行，参与其演出的主要是延安“鲁艺”的知识青年。该活动在旧秧歌基础上融入了许多具体的人物形象，如：秧歌剧《兄妹开荒》，该剧以大生产运动作为背景，对人物进行了大胆的革新，并与革命政治内容相呼应，这部剧成为了延安秧歌运动的典范，受到了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并且得到了中央领导的肯定和支持，这是一首新的“秧歌剧”，彰显着新时代特点和内容。“秧歌剧”内容短小简洁，主题明确，音乐风格纯朴有力，民族特色显著。因为它表达的内容贴近人民的现实生活，能把人民的真实生活状态体现出来，因此受到了广大群众的喜爱和欢迎，此主题内容也正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①中所指出：“文艺工作者必须与群众相结合”的文艺方针相适应。这些重要特征对中国新歌剧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尤其是以《白毛女》为代表的歌剧作品。在这一时期，新秧歌剧剧目有《兄妹开荒》《夫妻识字》《送公粮》《钟万财起家》等，这些秧歌剧的诞生，正是延安文艺座谈会精神的体现，也是延安文艺界“整风运动”的成果。
二、陕北秧歌剧的创作题材
新秧歌运动后，秧歌剧的创作数量剧增，创作内容形式多样，达到了空前的繁荣，从1942年至1945年间创作的秧歌剧达到169篇，按内容可大致分为以下几类：
一是鼓励开展劳动的秧歌剧。1941年，由于延安粮食、物资严重缺乏，经济十分困难，因此着手把农业生产放在首位，鼓励人民自力更生，开展生产自救，并对劳动英雄进行奖励。劳动生产秧歌剧大多来源于日常生活中的真人真事，所以深受人民的欢迎。代表作有《兄妹开荒》《钟万财起家》《动员起来》等;二是歌颂军民鱼水情的秧歌剧。在这类剧作中，歌词内容丰富，主题鲜明，有对上前线打仗的军人进行歌颂的、鼓励参军者立功杀敌的;有宣传慰劳部队、关心军属的;也有表现军民情意深重的、歌颂军民团结一家亲的主题。如《志愿当红军》《送郎参军》《送公粮》《军爱民，民拥军》等;三是颂扬新生活的秧歌剧。它是表现新中国成立后农民翻身做主，歌颂我们的共产党和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功劳为主题的秧歌剧，体现新中国成立后美好的新生活场景，这类剧作反映人民当家做主，反映人民真实生活水平，在秧歌剧中占有较大比重。如《争年画》《翻身年》《夫妻识字》《栽树》等;四是反映阶级斗争的秧歌剧。这类秧歌剧主要是为了鼓励群众大胆进行阶级斗争运动，是群众真实生活的反映。如《挖坏根》《自卫队捉胡子》《徐海水锄奸》等，从不同角度反映了阶级敌人丑陋的一面，他们想方设法暗地搞破坏，最终还是没能躲过群众雪亮的双眼，被揭穿真面目并对其进行斗争的事实，体现出了地主阶级虚伪的嘴脸和狼狈不堪的下场;五是描写军旅生活的秧歌剧。此类剧作剧情短小精悍，多表现部队生活，描写部队精神等方面内容。从一定程度上揭露了阶级对立的本质，时刻不忘初心、教育和呼吁战士团结一心，要勇于同压迫自己的阶级敌人进行英勇的斗争。这类题材的代表作有《一个解放战士》《刘顺清》《争取勇猛班》《惯匪周子山》等。 根据对秧歌剧简单的整理分类，我们可以看出秧歌剧的内容题材都是广大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正是因为其内容贴近解放区的人民生活，引起了人民群众思想感情上的强烈共鸣。这些作品在以艺术的形式向人民传送愉悦、愤怒、悲壮、勇气等思想的同时，也发挥着动员群众、坚持抗战、鼓励发展生产、实现人民民主以及拥军爱民的社会功能，是革命宣传的有力媒介，在当时延安革命运动的推动下蓬勃有力地发展起来。
三、陕北秧歌剧的艺术特征
（一）秧歌剧中的政治性
延安时期的秧歌剧无论是创作上还是表演上均具有强烈的政治话语表述，其宣传内容与当时的政治主题结合紧密。如《兄妹开荒》，它是透过兄妹之间在拓荒劳作过程中幽默的谈吐对话，成功地塑造了根据地青年们踊跃劳动的形象，在大生产运动中人民群众高涨的劳动热情和布满朝气的革命精神，形象地还原了在毛主席的率领下，根据地人民积极开展“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的大生产运动;《钟万财起家》向人们描述了一个吊儿郎当、好吃懒做的二流子钟万才，经由村主任的屡次耐心疏导，从一个懒汉逐步转变为上进、吃苦、勤恳的好青年。该剧让有此行此举的二流子们心中感到万分羞耻和惭愧，从而让他们意识到改邪归正的重要性。该剧目把党的领导方针、政策及立场形象地表现了出来;《夫妻识字》这个剧目以夫妻二人互教互学的形式，向人们传输学习文化的重要性，向人们展示了根据地广大劳动人民积极学习文化知识，追求进步的新面貌。其政治意义旨在宣传学习文化知识的必要性，及扫除文盲的文化工作等。
（二）秧歌剧中的民间性
陕北秧歌剧其故事原型都是传统的民间传说或是革命实践中的真人真事改编而成，采用民间化的语言，通俗易懂，而且内容大都是与民众的实际生活紧密相连的，甚至都是大众亲身经历过的，很能引起受众的共鸣，所以受到了广泛的欢迎。如：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这类近似诗歌的秧歌剧，借鉴了陕北信天游的模式，乃至诗歌中有直接援用当时的信天游作为乐句， 所以，《王贵与李香香》不但以陕北方言作为基础，并且大部分句子构造都是陕北方言的结构，剧目比較大众化，简洁明了。
（三）秧歌剧中的群众性
在秧歌剧中，不论是反映哪种题材，比如：生产劳动、家庭生活、军民关系、阶级斗争等，工农兵大众始终是剧中的主人公，在内容和形式上大多是群众的日常生活状况和革命斗争形态，都在群众中成为脍炙人口的艺术形式。与旧秧歌相比，新秧歌剧不仅仅保留了原有的基本风格，还从形式，甚至内容上都有了飞跃性的发展，为人民大众所接受。秧歌剧的蓬勃发展，对于解放区来说是一场战时的革命任务，且完成质量特别好。不仅唤醒群众的政治意识、也调动了群众的生产生活、革命、斗争的积极性，实现了文艺与群众的真正结合，实践了文艺为人民服务的重要思想。如：《拥军花鼓》中，当广场中央的演员高声喊道“猪啊，羊啊，送到哪里去？”这句歌词时，旁听的观众就会很自然地齐声回应道：“送给咱亲人八呀路军。”在这种环境之下，通过如此简短的即兴唱和就能给人一种非常强烈的感觉，那是观众们爱戴拥护、歌颂八路军，热爱中国共产党的情怀。这也恰好是秧歌剧的魅力，它的群众性力量就表现在这里。这些作品之所以能广为流传，历久弥新，正是因为它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代人民发声，在人民中间有着庞大的群众基础。
（四）秧歌剧中的时代性
陕北秧歌剧在叙述策略与故事原型上大多采用传统的大团圆叙事、夫妻逗趣、申冤报仇等模式与原型。但是，这些模式与原型被冠以全新的内容，即“旧瓶装新酒”，如：《拥军花鼓》，它是一首新民歌，运用民间曲调，在此基础上填入新的歌词。学界一般把这个曲调来源当成是陕北民歌《打黄羊》，此中鉴戒融会了民间秧歌“小场”的一些演出形式，再填上军民革命题材的歌词，用“旧瓶装新酒”的方法，与广大群众的审美需求达成统一。正是因为文艺工作者们领悟到音乐是面向大众的，具有时代性的艺术，所以才会有更明确的创作方向，创作出更多与时俱进的作品。
（五）秧歌剧中的大众性
“大众化”是现代文学思潮上非常重要的一条脉络，随着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后，“大众化”才从话语方面成功转换到实践上，从如何构建大众化文艺的具体方法、步骤等细节问题，展开进一步的探讨和具体实践。延安秧歌剧在大众化上的实践和对大众化的重建，无疑是秧歌剧成熟的标志性成果之一。这不但是对于主流意识形态或权力的认可，更是群众认可信息的直接反馈。在众多创作的秧歌剧当中，有众多优秀的作品得到人民的广泛传播，对于大型民族新歌剧和新话剧的发展，它是一个奠基石，又是一个重要的推动力。民族新歌剧《白毛女》的问世，正是大众化成功的例证。
四、结语
秧歌剧是在特定的历史环境当中产生与发展的，其适应了时代和人民群众对艺术的要求与渴望。通过对陕北秧歌剧的产生与发展的梳理、回顾，发现其深具政治性、民间性、群众性、时代性与大众化的艺术特征。这些艺术特征与当时的政治语境密不可分，其艺术精神内核与大众文艺紧密联系，对于当下的文艺创作具有深刻的指导作用。无论时代如何变化发展，大众文艺的创作根基始终来源于人民群众的真实生活与情感。在新时代文化影响下，文艺工作者更要践行既有“阳春白雪”又有“下里巴人”这一创作精神，创作群众性与艺术性并存的优秀作品。
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期间，当代中国也正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发展的新时期阶段，正面临一个难能可贵的历史机遇，广大文艺工作者应该顺应时代要求，以人民为中心，主动为人民抒写，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用浓墨重彩为民族立言、为时代立传、为人民放歌。
注释：
①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参考文献：
[1]汪毓和.中国近现代音乐史[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2：346-351.
[2]陈晨.延安时期的新秧歌运动[J].文史精华，2003.
[3]计晓华.延安鲁艺时期秧歌剧的创作与启示[J].乐府新声，2012.
[4]张庚.《秧歌剧选》后记[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
[5]任秀蕾.中国近现代音乐鉴赏[M].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3：221-225.
[6]杨琳.重构民间性与大众化：延安时期秧歌剧的革新与传播[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
[7]高新民，张树军.延安整风实录[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232-251.
[8]冉思尧.延安时期的日常社会生活[J].文史精华，2012.
[9]王培元.抗战时期的延安鲁艺[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276-301.
作者简介：
周超男，女，汉族，重庆合川人，延安大学鲁迅艺术学院，（音乐）课程与教学论硕士研究生。
【关键词】 陕北秧歌剧;创作题材;艺术特征
【中图分类号】J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0）39-0060-03
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为广大文艺工作者们指明了一条全新的文艺创作道路，在传统秧歌的基础上改造创新，发展出了一条让大众喜爱的文艺路线。延安秧歌剧是特定时代环境中的产物，其艺术特征深刻影响着此后中国文艺研究工作的发展。文章通过对秧歌剧的由来、秧歌剧的表现内容进行梳理，从而总结秧歌剧政治性、民间性、群众性、时代性、大众化的艺术特征。
一、秧歌剧的由来
自延安文艺座谈会后，之所以改造秧歌，是因为这种民间艺术形式在陕北有着悠久的历史，并深受广大老百姓的喜爱，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秧歌在我国北方流传较广 ，多见于各地广大农村，它是庆祝民间喜庆节日时的一种歌舞形式，人们俗称“闹秧歌”。人们熟悉的秧歌有“大场”“小场”“过街”这几种形式。大场秧歌是秧歌队员们在开场表演和落幕时表演的一种集体歌舞形式。小场秧歌是表演者在大场秧歌开场的基础上，进行一系列带有故事情节的歌舞表演，类似演戏的戏曲形式。过街秧歌是秧歌队在热闹的大街上流动演出，通常是伴有一些队形变化，他们会根据音乐的起伏变化摆出一些简单的舞蹈动作。这种朴素而又直接的艺术方式，是秧歌剧发展的基础。
（一）秧歌的历史演变
对秧歌的起源问题学术界各持己见。其文字记载的历史可追溯到南宋时期。据史料记载：“秧歌，南宋灯宵之村田乐也。所扮有耍和尚、耍公子、打花鼓、拉花姊、田公、渔妇、杂沓灯术，以得观者之笑。”宋金时期，在陕西省甘泉县出土的文物中发现很多浮雕砖刻，其中有部分画是关于秧歌的画像。画像中人物的穿衣风格、面部表情神态以及舞蹈的造型，都与今天陕北群众的整体形象很相似，其舞蹈造型与陕北秧歌的表演形式相吻合。由此可推论：秧歌最早出现在民间可以追溯到800年前的南宋时期。秧歌渐渐成为一种群体性的歌舞活动，不但对表演动作和演出所需道具有非常高的要求，而且对于伴奏乐器也有一定专业性的要求。表演动作形式多样，其步法包括二进二退、十字扭步等多种步法。演出道具一般以彩扇、彩绸、彩花为主，伴奏乐器通常是吹奏唢呐和敲打锣鼓等。
关于秧歌的历史演变有几个发展阶段，一是传统陕北秧歌，始于古代祭祀活动，驱邪除恶或是祭祀死者。传统秧歌多出现在传统节庆风俗活动中，陕北人民把这种秧歌表演形式称为“闹秧歌”。二是陕北新秧歌，延安文艺座谈会后，文艺工作者不断改造传统秧歌，深入生活，广泛挖掘民间素材，积极宣传革命政治内容，使之赋予了时代的新内涵，以此促成了新秧歌的发展。
（二）秧歌剧的形成
秧歌剧于20世纪40年代产生，是盛行于解放区的一種戏剧形式，周扬的《表现新的群众的时代》一文中所提到的：“它是一种熔戏剧、音乐、舞蹈于一炉的综合的艺术形式，它是一种新型的广场歌舞剧。”抗日战争时期，在解放区掀起了一场如火如荼的群众性秧歌运动，其规模庞大，历史影响深远持久。特别是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举行文艺座谈会后，延安文艺工作者开始重视民间文艺，结合人民群众的现实生活，贴近政治内容，使秧歌运动有了更全面的提高和发展。
1943年，一场盛大的“新秧歌”演出活动在延安举行，参与其演出的主要是延安“鲁艺”的知识青年。该活动在旧秧歌基础上融入了许多具体的人物形象，如：秧歌剧《兄妹开荒》，该剧以大生产运动作为背景，对人物进行了大胆的革新，并与革命政治内容相呼应，这部剧成为了延安秧歌运动的典范，受到了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并且得到了中央领导的肯定和支持，这是一首新的“秧歌剧”，彰显着新时代特点和内容。“秧歌剧”内容短小简洁，主题明确，音乐风格纯朴有力，民族特色显著。因为它表达的内容贴近人民的现实生活，能把人民的真实生活状态体现出来，因此受到了广大群众的喜爱和欢迎，此主题内容也正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①中所指出：“文艺工作者必须与群众相结合”的文艺方针相适应。这些重要特征对中国新歌剧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尤其是以《白毛女》为代表的歌剧作品。在这一时期，新秧歌剧剧目有《兄妹开荒》《夫妻识字》《送公粮》《钟万财起家》等，这些秧歌剧的诞生，正是延安文艺座谈会精神的体现，也是延安文艺界“整风运动”的成果。
二、陕北秧歌剧的创作题材
新秧歌运动后，秧歌剧的创作数量剧增，创作内容形式多样，达到了空前的繁荣，从1942年至1945年间创作的秧歌剧达到169篇，按内容可大致分为以下几类：
一是鼓励开展劳动的秧歌剧。1941年，由于延安粮食、物资严重缺乏，经济十分困难，因此着手把农业生产放在首位，鼓励人民自力更生，开展生产自救，并对劳动英雄进行奖励。劳动生产秧歌剧大多来源于日常生活中的真人真事，所以深受人民的欢迎。代表作有《兄妹开荒》《钟万财起家》《动员起来》等;二是歌颂军民鱼水情的秧歌剧。在这类剧作中，歌词内容丰富，主题鲜明，有对上前线打仗的军人进行歌颂的、鼓励参军者立功杀敌的;有宣传慰劳部队、关心军属的;也有表现军民情意深重的、歌颂军民团结一家亲的主题。如《志愿当红军》《送郎参军》《送公粮》《军爱民，民拥军》等;三是颂扬新生活的秧歌剧。它是表现新中国成立后农民翻身做主，歌颂我们的共产党和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功劳为主题的秧歌剧，体现新中国成立后美好的新生活场景，这类剧作反映人民当家做主，反映人民真实生活水平，在秧歌剧中占有较大比重。如《争年画》《翻身年》《夫妻识字》《栽树》等;四是反映阶级斗争的秧歌剧。这类秧歌剧主要是为了鼓励群众大胆进行阶级斗争运动，是群众真实生活的反映。如《挖坏根》《自卫队捉胡子》《徐海水锄奸》等，从不同角度反映了阶级敌人丑陋的一面，他们想方设法暗地搞破坏，最终还是没能躲过群众雪亮的双眼，被揭穿真面目并对其进行斗争的事实，体现出了地主阶级虚伪的嘴脸和狼狈不堪的下场;五是描写军旅生活的秧歌剧。此类剧作剧情短小精悍，多表现部队生活，描写部队精神等方面内容。从一定程度上揭露了阶级对立的本质，时刻不忘初心、教育和呼吁战士团结一心，要勇于同压迫自己的阶级敌人进行英勇的斗争。这类题材的代表作有《一个解放战士》《刘顺清》《争取勇猛班》《惯匪周子山》等。 根据对秧歌剧简单的整理分类，我们可以看出秧歌剧的内容题材都是广大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正是因为其内容贴近解放区的人民生活，引起了人民群众思想感情上的强烈共鸣。这些作品在以艺术的形式向人民传送愉悦、愤怒、悲壮、勇气等思想的同时，也发挥着动员群众、坚持抗战、鼓励发展生产、实现人民民主以及拥军爱民的社会功能，是革命宣传的有力媒介，在当时延安革命运动的推动下蓬勃有力地发展起来。
三、陕北秧歌剧的艺术特征
（一）秧歌剧中的政治性
延安时期的秧歌剧无论是创作上还是表演上均具有强烈的政治话语表述，其宣传内容与当时的政治主题结合紧密。如《兄妹开荒》，它是透过兄妹之间在拓荒劳作过程中幽默的谈吐对话，成功地塑造了根据地青年们踊跃劳动的形象，在大生产运动中人民群众高涨的劳动热情和布满朝气的革命精神，形象地还原了在毛主席的率领下，根据地人民积极开展“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的大生产运动;《钟万财起家》向人们描述了一个吊儿郎当、好吃懒做的二流子钟万才，经由村主任的屡次耐心疏导，从一个懒汉逐步转变为上进、吃苦、勤恳的好青年。该剧让有此行此举的二流子们心中感到万分羞耻和惭愧，从而让他们意识到改邪归正的重要性。该剧目把党的领导方针、政策及立场形象地表现了出来;《夫妻识字》这个剧目以夫妻二人互教互学的形式，向人们传输学习文化的重要性，向人们展示了根据地广大劳动人民积极学习文化知识，追求进步的新面貌。其政治意义旨在宣传学习文化知识的必要性，及扫除文盲的文化工作等。
（二）秧歌剧中的民间性
陕北秧歌剧其故事原型都是传统的民间传说或是革命实践中的真人真事改编而成，采用民间化的语言，通俗易懂，而且内容大都是与民众的实际生活紧密相连的，甚至都是大众亲身经历过的，很能引起受众的共鸣，所以受到了广泛的欢迎。如：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这类近似诗歌的秧歌剧，借鉴了陕北信天游的模式，乃至诗歌中有直接援用当时的信天游作为乐句， 所以，《王贵与李香香》不但以陕北方言作为基础，并且大部分句子构造都是陕北方言的结构，剧目比較大众化，简洁明了。
（三）秧歌剧中的群众性
在秧歌剧中，不论是反映哪种题材，比如：生产劳动、家庭生活、军民关系、阶级斗争等，工农兵大众始终是剧中的主人公，在内容和形式上大多是群众的日常生活状况和革命斗争形态，都在群众中成为脍炙人口的艺术形式。与旧秧歌相比，新秧歌剧不仅仅保留了原有的基本风格，还从形式，甚至内容上都有了飞跃性的发展，为人民大众所接受。秧歌剧的蓬勃发展，对于解放区来说是一场战时的革命任务，且完成质量特别好。不仅唤醒群众的政治意识、也调动了群众的生产生活、革命、斗争的积极性，实现了文艺与群众的真正结合，实践了文艺为人民服务的重要思想。如：《拥军花鼓》中，当广场中央的演员高声喊道“猪啊，羊啊，送到哪里去？”这句歌词时，旁听的观众就会很自然地齐声回应道：“送给咱亲人八呀路军。”在这种环境之下，通过如此简短的即兴唱和就能给人一种非常强烈的感觉，那是观众们爱戴拥护、歌颂八路军，热爱中国共产党的情怀。这也恰好是秧歌剧的魅力，它的群众性力量就表现在这里。这些作品之所以能广为流传，历久弥新，正是因为它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代人民发声，在人民中间有着庞大的群众基础。
（四）秧歌剧中的时代性
陕北秧歌剧在叙述策略与故事原型上大多采用传统的大团圆叙事、夫妻逗趣、申冤报仇等模式与原型。但是，这些模式与原型被冠以全新的内容，即“旧瓶装新酒”，如：《拥军花鼓》，它是一首新民歌，运用民间曲调，在此基础上填入新的歌词。学界一般把这个曲调来源当成是陕北民歌《打黄羊》，此中鉴戒融会了民间秧歌“小场”的一些演出形式，再填上军民革命题材的歌词，用“旧瓶装新酒”的方法，与广大群众的审美需求达成统一。正是因为文艺工作者们领悟到音乐是面向大众的，具有时代性的艺术，所以才会有更明确的创作方向，创作出更多与时俱进的作品。
（五）秧歌剧中的大众性
“大众化”是现代文学思潮上非常重要的一条脉络，随着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后，“大众化”才从话语方面成功转换到实践上，从如何构建大众化文艺的具体方法、步骤等细节问题，展开进一步的探讨和具体实践。延安秧歌剧在大众化上的实践和对大众化的重建，无疑是秧歌剧成熟的标志性成果之一。这不但是对于主流意识形态或权力的认可，更是群众认可信息的直接反馈。在众多创作的秧歌剧当中，有众多优秀的作品得到人民的广泛传播，对于大型民族新歌剧和新话剧的发展，它是一个奠基石，又是一个重要的推动力。民族新歌剧《白毛女》的问世，正是大众化成功的例证。
四、结语
秧歌剧是在特定的历史环境当中产生与发展的，其适应了时代和人民群众对艺术的要求与渴望。通过对陕北秧歌剧的产生与发展的梳理、回顾，发现其深具政治性、民间性、群众性、时代性与大众化的艺术特征。这些艺术特征与当时的政治语境密不可分，其艺术精神内核与大众文艺紧密联系，对于当下的文艺创作具有深刻的指导作用。无论时代如何变化发展，大众文艺的创作根基始终来源于人民群众的真实生活与情感。在新时代文化影响下，文艺工作者更要践行既有“阳春白雪”又有“下里巴人”这一创作精神，创作群众性与艺术性并存的优秀作品。
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期间，当代中国也正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发展的新时期阶段，正面临一个难能可贵的历史机遇，广大文艺工作者应该顺应时代要求，以人民为中心，主动为人民抒写，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用浓墨重彩为民族立言、为时代立传、为人民放歌。
注释：
①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参考文献：
[1]汪毓和.中国近现代音乐史[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2：346-351.
[2]陈晨.延安时期的新秧歌运动[J].文史精华，2003.
[3]计晓华.延安鲁艺时期秧歌剧的创作与启示[J].乐府新声，2012.
[4]张庚.《秧歌剧选》后记[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
[5]任秀蕾.中国近现代音乐鉴赏[M].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3：221-225.
[6]杨琳.重构民间性与大众化：延安时期秧歌剧的革新与传播[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
[7]高新民，张树军.延安整风实录[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232-251.
[8]冉思尧.延安时期的日常社会生活[J].文史精华，2012.
[9]王培元.抗战时期的延安鲁艺[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276-301.
作者简介：
周超男，女，汉族，重庆合川人，延安大学鲁迅艺术学院，（音乐）课程与教学论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