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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日军侵占南京后大肆燒杀淫掠，给城市公共卫生造成极大破坏。在国民政府及南京市地方政府撤离，日伪统治尚未完全建立的城市管理“空位期”，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及难民收容所在救助难民的同时临时承担起公共卫生管理职能，鼓楼医院作为南京城唯一运转的医院给难民接种疫苗，慈善团体和市民掩埋死难者尸体、清理街道。这些应对举措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南京的公共卫生危机。
关键词：南京大屠杀；南京安全区；公共卫生；危机
1937年11月上海沦陷后，日军向国民政府首都南京进犯，部分留在南京的外籍人士借鉴上海南市难民区的经验，成立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1938年2月18日更名为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筹划设立安全区，以救助大量留在南京的难民。12月13日日军侵占南京后，大肆烧杀淫掠，南京面临严重的公共卫生危机。关于南京大屠杀史，学界研究多集中于日军在南京的暴行，有关难民救助研究多侧重于难民的医疗救助，而对公共卫生问题关注不多。[1]有鉴于此，本文依托南京安全区有关档案，以及约翰·拉贝等中外人士的日记与书信等，揭示南京沦陷后面临的公共卫生危机，梳理安全区国际委员会、鼓楼医院、难民收容所、慈善团体和市民采取的应对举措，以期从公共卫生视角对南京大屠杀史进行探究。
面对日军从上海向南京的进犯，1937年11月20日国民政府宣布迁都重庆，中央政府和南京市地方政府机构纷纷撤离南京。12月1日晚，战时卫生行政领导机关的卫生勤务部部长刘瑞恒率部属离开南京迁往武汉，野战救护处处长金诵盘留守代理部务，统一指挥留京各卫生单位。7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和南京市长马超俊也先后离开南京，南京市政管理处于“空位期”。
除了卫生行政机构外，医疗机构也纷纷撤离南京。战前，南京作为国民政府首都所在地，医疗资源丰富，规模较大的医院有中央医院、鼓楼医院、市立医院等。随着战事临近，卫生医疗机构大规模内迁，医护人员迁往重庆、武汉等地，首都医院也关闭了。作为南京城唯一运转的医院，鼓楼医院也曾一度计划关闭，大批医护人员撤离了南京。1938年1月21日鼓楼医院行政主管麦卡伦记述：“11月25日，医院的大部分护士、医生和金陵大学的大部分员工一道离开南京前往汉口，……我们原来21名医生中，仅留下特里默医生（内科）和威尔逊医生（外科）。”[2]
南京沦陷后，日军疯狂实施大屠杀，南京城内外顿时成为人间地狱，南京仅存的一些卫生行政人员也遭到日军的搜捕和屠杀，仅存的医疗机构又遭到日军的抢劫和摧残，南京沦陷后的公共卫生治理面临极大的困难。
（一）死难者尸体无人掩埋，有暴发瘟疫危险
南京沦陷后，日军在城内外大肆屠杀，大量的尸体被抛入长江、河道或池塘里，地下水源受到了严重污染。而南京城的自来水早在沦陷前就已停止供应，难民只能靠从城内遍布各处的池塘和水井取水，不得不饮用被污染的水。滞留南京的中国军医蒋公穀在1937年12月20日日记中写道：“饮水自十一日起就没有自来水供给，都由塘内挑取，竟是泥汤，但谁也没有这般大胆，敢出去担水，大家都只好将就着用。我们多人每晨合洗脸水一盆，以免浪费。当时的口号是‘喝黄泥水，睡硬松板，泻千人坑’确是实在的情况。后来才知道，这黄泥水还经过忠躯冤魂浸过的。”[3]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秘书史迈士在1938年1月10日信中记述：“更重要的，同时也涉及我们自身的是，对居民生活和健康的威胁，因为整个地区尤其是池塘里还躺满了尸体。到现在我们城里幸亏还没有暴发瘟疫。然而，如果目前的状况继续下去，尤其是如果饮水不洁，我们就始终面临着暴发传染病的危险。”[4]
大量的尸体不仅污染了水源，而且由于长期无人掩埋，有暴发瘟疫的危险。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拉贝在1938年1月7日日记中记述：“我再次提醒福田注意我们大家身处的危险，因为还有约1000具尸体躺在城里各处没有埋葬。这些尸体一部分已被狗咬食过……谁对这种（潜在的瘟疫或类似的疾病）危险视而不见，他肯定是瞎子；而谁要是轻率地引发这种危险，那他就是罪犯。26天来我一直在请求允许埋葬这些尸体，但总是徒劳无益！”[5]
（二）难民收容所卫生状况堪忧
1937年11月，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划定南京安全区的范围，面积仅3.86平方千米左右，按照筹划之初设想，如果每人占16平方英尺面积的话，安全区内公共建筑物和学校可容纳难民3.5万人。而最终“入难民区之人，计约二十五万，在区外者仅属少数。难民之入收容所者，约七万人。收容所凡二十五处，由本会协同办理。”[6]
1938年1月13日，德国驻华外交官沙尔芬贝格在一份报告中记述了难民恶劣的生活状况：“城内的房子绝大部分被日本人烧毁，城内城外被烧毁的地区目前无人居住。剩下的约20万居民被隔离在安全区内，这里以前是一个居民区，难民们艰难地生活着，有的尚有片瓦，有的则住在院落，甚至芦席棚里，有的棚子里竟然住有600人之多……”[7]
难民收容所人员拥挤，卫生状况十分堪忧。据金陵大学难民收容所职员毛德林回忆：“难民实在太多，短时间内就全部挤满了，后来的只好在室外露宿。当时南京水电已全部停止，为了供应难民吃水，我们多方设法，将以前所有的自流井都用来取水，而人力取水，水量有限。大小便也是问题，只能找点芦席搭个棚子，开个地沟来应急。”[8]
由于收容所内卫生条件差，缺医少药，难民患猩红热、麻疹、白喉等传染病，乃至死亡时有发生。1938年3月24日，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难民收容所所长魏特琳在日记中记述：“我们已经有很多麻疹病例，并有许多患者死亡。假使我们有一位好护士，我们就能开放医务室，隔离某些疾病患者了！”[9]脚气病在难民收容所中也有蔓延之势，在1938年2月初就发现有脚气病患者，它虽不是传染病，但对人身体伤害极大。此外，由于产妇缺乏营养，只能以粥喂养婴儿，导致难民区里的很多小孩慢慢死去。
在国民政府及南京市地方政府撤离，日伪统治尚未完全建立的城市管理“空位期”，作为过渡机构，国际委员会在救济难民的同时，还临时承担了安全区市政管理职能，公共卫生管理是其中一项重要职能。1937年12月17日，拉贝在致日本驻华使馆二等秘书福井的函中称：“12月1日起，南京市长马超俊，即以市政府所行使的职权，畀予敝委员会，俾应付过渡的紧急时期，其中包括警察、管理重要公用事业、消防、住房安排、食物供应及卫生各项职权。”[10]
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早在成立之初，就已考虑到公共卫生与医疗问题。拉贝在1937年11月30日日记中列举的国际委员会必须解决的问题就涉及卫生设施与医疗保健问题，如专用厕所，垃圾和粪便的清理及运输，医院和医疗设施等。[11]
为了有效管理安全区和救济难民，作为领导机构的国际委员会，下设理事会和粮食、住房、卫生、运输等专门委员会。其中，卫生委员会负责安全区的卫生事务，沈玉书为主任，鼓楼医院医生特里默为副主任。
25万难民在安全区狭小区域内聚集生活，产生大量的垃圾和粪便急需清除，鉴于此，卫生组组织了400名工人，在人群密集处建厕所，清除收容所内垃圾，并清扫街道。[12]
为避免难民饮用不清洁水源导致传染病流行，国际委员会协助日军当局安排工人修复水电相关设施，水电的正常供应到1月7日才真正恢复。蒋公穀在1938年1月29日日记中记述：“自来水厂及电灯厂的工友，在敌进城时，被害殉难的很多，最近敌人急欲恢复起来，而一般工友绝不愿意合作，后来经德侨史排林的担保，算是由他领工，才肯进去开工。现在自来水已经全市放水，电气则只送一条线，惟有敌人和各外侨，方可享着开灯的权利。”[13]
面对卫生防疫形势日益严峻的局面，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多次致电上海全国基督教总会，说明南京卫生防疫面临的紧急情况，请求予以援助。1938年1月21日，史迈士请该会用英国炮艇将1000磅鱼肝油和200磅包扎用药棉，以及之前在国际药房预订的20万单位白喉血清，在1月23日运到鼓楼医院。[14]
为增加伤病者和儿童的营养与抵抗力，国际委员会将所筹措的大量鱼肝油分发给鼓楼医院和难民收容所儿童服用。1938年3月开始，还将购买的奶粉分发给医院和收容所中数十个婴儿。[15]
奶粉和鱼肝油的补充，对于营养不良的幼儿无疑具有重要的作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舍监程瑞芳1938年2月22日日记记述：“这些吃奶粉的小婴儿真有意思，有的一礼拜长一磅，有的长半磅，看他们长胖了。”[16]
据1937年12月1日至1938年5月31日《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收支账目》统计，在卫生方面支出为3494.98元，其中，乳粉及鱼肝油283.70元，一般费用414.46元，户外人员583.80元，人工2213.02元。[17]
除了直接开展公共卫生方面的援助外，安全区国际委员会还与鼓楼医院、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等团体合作，并给予人员与经费援助。
南京沦陷后，鼓楼医院作为城内唯一正常运转的医院，在救治难民与伤兵的同时，给安全区难民接种疫苗，主要有牛痘、霍乱和伤寒疫苗，防止传染病的暴发。由于日军严格限制外来医护人员和药品进入南京，直到1938年2月21日负责接种疫苗的布莱笛（又称布雷迪）医生才获准进入南京。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难民收容所从1938年2月25日开始为难民接种牛痘疫苗，当天下午，布莱笛医生及3名助手共为1117人接种了疫苗。[18]除了接种牛痘疫苗外，还有霍乱和伤寒疫苗。1938年4月26日上午，李医生及其助手共为363人接种了霍乱和伤寒疫苗。[19]4月29日又有310人接种了疫苗。最终，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接种疫苗的难民总人数达到1000余人。[20]
在疫苗接种过程中，有些受教育水平低的难民认为只有小孩要种牛痘，而大人无需接种，程瑞芳和她的助手不得不说服他们。[21]
1938年春天，在鼓楼医院医生与难民收容所工作人员密切配合下，共为包括收容所难民、鼓楼医院病人和红十字会救济的难民在内的16265人种痘，为超过12000人注射了伤寒和霍乱预防针。[22]
由于防治及时，安全区内难民患脚气病、痧子、猩红热虽多，但死亡者较少，没有暴发麻疹、天花等严重的传染病。[23]
需要指出的是，南京沦陷后，日本南京特务机关与日军当局配合，为了维护其统治秩序，防止传染病的蔓延，也为了笼络人心，制订了防疫和医疗的计划，在各区都设立医疗所，实施免费医疗。考虑到可能发生严重的传染病，还制订有关霍乱、伤寒预防接种的计划。[24]其所谓“广泛防疫和医疗的计划”只是“医疗宣抚”的手段，加之难民人数众多，药品紧缺，并没有落到实处，安全区卫生防疫仍主要由国际委员会负责。
在南京社会管理机关纷纷撤离后，如何救济和管理收容所和难民区街道中积聚的大量难民，成为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所要面对的问题。25万难民聚居在安全区狭小区域内，卫生状况堪忧，易引起传染病传播。针对这种情况，1937年12月31日至1938年1月5日，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派检查委员会米尔斯、福斯特等人，对各难民收容所组织、衛生等方面情况进行了检查。
检查委员会认为，大方巷军用化工厂、中山路司法学校、金陵大学附属中学等难民收容所的卫生工作组织和领导做得较好。其中，大方巷军用化工厂收容所的卫生状况最好，收容所设有管理、卫生设施等专门委员会，要求难民严格遵守卫生规定，并处罚不遵守卫生规定的难民；但也存在一些不足，如由于大部分难民在屋内做饭引发疾病等，对此，检查委员会建议该收容所采取措施让难民在屋外做饭，这样在保持环境卫生的同时也可减少引起火灾风险。[25]而华侨俱乐部、金陵大学蚕厂、山西路小学等难民收容所卫生状况较差。华侨俱乐部难民收容所房屋非常肮脏，里面堆满了垃圾，通风也很差，难民都在屋内做饭，对此，检查委员会建议该收容所立刻彻底清扫房屋，难民应严格遵守卫生相关规定，到屋外做饭。[26]金陵大学蚕厂难民收容所内难民非常拥挤，还有500多人待在用布、草席搭的露天棚子里，屋内外的卫生设施很差，收容所缺乏组织领导，卫生规定没有得到严格执行。[27] 针对难民区各收容所检查中发现的卫生问题，检查委员会提出一般性建议：国际委员会应指派其救护队按时察看各收容所卫生情况，并监督难民对有关卫生规定的执行；制定计划，把住在草席棚和过于拥挤的收容所内的难民，搬到相对宽敞、条件好一些的收容所去。[28]
根据检查委员会建议，各个难民收容所采取措施进行卫生治理。金陵大学附属中学难民收容所为了防止瘟疫等传染病暴发，通过撒石灰方式进行简单消毒。1938年2月19日，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在中央大楼旁边的山坡上新挖了一个很大的粪便坑，同时，掩埋了周围成堆的垃圾。为防止天气转暖后引发传染病，魏特琳等人四处搜寻石灰进行消毒。[29]然而，在难民人数众多、卫生设施简陋的情况下，难民收容所内卫生治理效果终究是有限的。
30多万中国军民惨遭日军杀戮，死难者尸体遍布城内外，随着气温回升，如何尽快处理尸体，以避免传染病暴发，成为当务之急。而日军当局为了掩盖在南京的暴行，也急于在德、美等国驻华大使回到南京前，将尸体清理干净。1938年1月15日，德国驻华大使馆政务秘书罗森在《南京局势及日本暴行》报告中记述，在各国代表计划返回南京的消息公布后，南京城内开始忙碌起来，把仍横七竖八暴露于街头巷尾的被害平民和妇女儿童的尸体清理干净。[30]
慈善团体是南京沦陷后公共卫生清理的重要力量，他们组织埋尸队，清扫街道，以防止瘟疫的暴发。1937年12月22日，經过日军同意，南京慈善组织开始收殓与掩埋尸体工作。据《首都地方法院检查处调查敌人罪行报告书》记载：“查崇善堂连续工作四月，掩埋尸体十一万二千二百六十七具，红卍字会连续工作半年，掩埋尸体四万三千〇七十一具。”[31]中国红十字会南京分会自1937年12月24日起开始分两队埋尸，据该会1938年7月14日报告称：“本分会掩埋队自二十六年十二月间起，即在下关沿江及和平门外附近一带从事掩埋工作。综计在此六阅月内，共掩埋军民尸体二万二千三百七十一具。”[32]
除了慈善团体外，部分南京市民、村民不忍看同胞暴尸于荒野而自发组织起来埋尸。旅居上新河的湖南木商盛世徵、昌开运组织城西市民掩埋队，共埋尸28730具。1946年1月二人呈文称：“可怜死者抛尸露骨，民等不忍，助款雇工将尸掩埋。每具尸体以法币四角，共费法币一万余元，此系安慰死者瞭[聊]表衷心。”[33]
由于日军的屠杀造成城内外尸体遍布，加之日军纵火、破坏造成南京的街道和房屋破损严重，“明显损害了市容的美观”及卫生，为掩饰日军的暴行，维护环境卫生，伪南京市自治委员会等伪政权组织埋尸。据日本特务机关《南京宣抚班报告》记载，1938年1月中旬起，伪南京市自治委员会根据日军当局的命令，组织了100人左右的市区街道清扫队，连日清扫了主要道路及其两旁的房屋。该队从属于警察厅，1月出动100人，2月出动150人，3月出动300人。[34]
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应对公共卫生危机的各项措施的实施，离不开大量工作人员的参与。据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报告记载，到1938年1月底，卫生队及服务于委员会的警察约1500人，他们都是志愿服务者，实际上也是难民。[35]
南京沦陷后，国际委员会应对公共卫生危机的各项举措，经常受到日军当局的限制和破坏。如1937年12月15日，日本士兵将负责清扫街道的6名安全区卫生委员会雇佣的工人杀害于鼓楼住所，并将另一工人刺成重伤，导致清扫工作一度停顿。[36]此外，日军还严格限制外来医护人员和药品进入南京。布莱笛医生经多次交涉后直到1938年2月21日才获准进入南京，成为大屠杀后第一个进入南京的外籍医生。日方还以南京没有脚气病为由，阻挠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从上海采购的蚕豆运到南京。
究其原因，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仅仅是外籍人士自发组建的民间救济团体，并非真正的国际组织，其承担的安全区行政管理职能是在国民政府及南京市地方政府撤离，而日伪统治尚未完全建立的城市管理“空位期”，由南京市政府撤离前临时转授的，其实施效果依赖于日军当局的默许程度。随着南京日伪统治的建立，安全区及其国际委员会的存在被日伪视为“治安维持和复兴”的很大障碍，容易“使依赖欧美的歪风深入到难民心里”，安全区的最终解散，及其所承担的公共卫生管理等职能被日伪所剥夺成为必然。
注释与参考文献
[1]张慧卿.南京大屠杀前后鼓楼医院的医疗救治[J].档案与建设，2017（1）；郭昭昭.南京大屠杀期间的难民医疗救助[J].安徽史学，2012（1）；顾碧.南京大屠杀前后的鼓楼医院研究[D].南京：南京师范大学，2009；薛媛元.南京大屠杀期间国际安全区难民的医疗卫生状况[J].日本侵华史研究，2014（3）.
[2][美]麦卡伦.麦卡伦日记与书信（1938）[J].杨夏鸣译.日本侵华南京大屠杀研究，2020（1）：9-10.
[3][13]蒋公穀.陷京三月记[M].南京：南京出版社，2006：16，28-29页.
[4][5][7][11][14][25][26][27][28][30][36] [德]约翰·拉贝.拉贝日记[M].本书翻译组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江苏教育出版社，2009：321，303，346-347，91，392，292，284-285，286-287，302，353，148.
[6][12][15][17][22][23][35] 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报告书（一九三七年十一月至一九三九年四月卅日）[B].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一一六 800.
[8]高兴祖.南京大屠杀期间日军在金陵大学的暴行[J].南京大学学报（人文哲学社会科学），1997（4）.
[9][18][19][20][29] [美]明妮·魏特琳.魏特琳日记[M].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242，218-219，269，272，215.
[10]Hus Shuhsi， Documents of the Nanking Safety Zone， Shanghai-Hong Kong-Singapore： Kelly & Walsh， Limited ，1939，p12.
[16][21]程瑞芳.程瑞芳日记[M].南京：南京出版社，2016：109，110.
[24][34]王卫星，雷国山.日本军方文件[G].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348，347-365.
[31] 首都地方法院检查处调查敌人罪行报告书[B].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号：1003-1-949.
[32] 中国红十字会南京分会关于难民救济工作概况（1938年7月14日）[B].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号：1002-2-1024.
[33] 市民盛世徵等关于助款雇工掩埋尸体致南京市抗战损失调查委员会的呈文（1946年1月9日）[B].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号：1024-1-35126.
关键词：南京大屠杀；南京安全区；公共卫生；危机
1937年11月上海沦陷后，日军向国民政府首都南京进犯，部分留在南京的外籍人士借鉴上海南市难民区的经验，成立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1938年2月18日更名为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筹划设立安全区，以救助大量留在南京的难民。12月13日日军侵占南京后，大肆烧杀淫掠，南京面临严重的公共卫生危机。关于南京大屠杀史，学界研究多集中于日军在南京的暴行，有关难民救助研究多侧重于难民的医疗救助，而对公共卫生问题关注不多。[1]有鉴于此，本文依托南京安全区有关档案，以及约翰·拉贝等中外人士的日记与书信等，揭示南京沦陷后面临的公共卫生危机，梳理安全区国际委员会、鼓楼医院、难民收容所、慈善团体和市民采取的应对举措，以期从公共卫生视角对南京大屠杀史进行探究。
一、南京沦陷后的公共卫生危机
面对日军从上海向南京的进犯，1937年11月20日国民政府宣布迁都重庆，中央政府和南京市地方政府机构纷纷撤离南京。12月1日晚，战时卫生行政领导机关的卫生勤务部部长刘瑞恒率部属离开南京迁往武汉，野战救护处处长金诵盘留守代理部务，统一指挥留京各卫生单位。7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和南京市长马超俊也先后离开南京，南京市政管理处于“空位期”。
除了卫生行政机构外，医疗机构也纷纷撤离南京。战前，南京作为国民政府首都所在地，医疗资源丰富，规模较大的医院有中央医院、鼓楼医院、市立医院等。随着战事临近，卫生医疗机构大规模内迁，医护人员迁往重庆、武汉等地，首都医院也关闭了。作为南京城唯一运转的医院，鼓楼医院也曾一度计划关闭，大批医护人员撤离了南京。1938年1月21日鼓楼医院行政主管麦卡伦记述：“11月25日，医院的大部分护士、医生和金陵大学的大部分员工一道离开南京前往汉口，……我们原来21名医生中，仅留下特里默医生（内科）和威尔逊医生（外科）。”[2]
南京沦陷后，日军疯狂实施大屠杀，南京城内外顿时成为人间地狱，南京仅存的一些卫生行政人员也遭到日军的搜捕和屠杀，仅存的医疗机构又遭到日军的抢劫和摧残，南京沦陷后的公共卫生治理面临极大的困难。
（一）死难者尸体无人掩埋，有暴发瘟疫危险
南京沦陷后，日军在城内外大肆屠杀，大量的尸体被抛入长江、河道或池塘里，地下水源受到了严重污染。而南京城的自来水早在沦陷前就已停止供应，难民只能靠从城内遍布各处的池塘和水井取水，不得不饮用被污染的水。滞留南京的中国军医蒋公穀在1937年12月20日日记中写道：“饮水自十一日起就没有自来水供给，都由塘内挑取，竟是泥汤，但谁也没有这般大胆，敢出去担水，大家都只好将就着用。我们多人每晨合洗脸水一盆，以免浪费。当时的口号是‘喝黄泥水，睡硬松板，泻千人坑’确是实在的情况。后来才知道，这黄泥水还经过忠躯冤魂浸过的。”[3]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秘书史迈士在1938年1月10日信中记述：“更重要的，同时也涉及我们自身的是，对居民生活和健康的威胁，因为整个地区尤其是池塘里还躺满了尸体。到现在我们城里幸亏还没有暴发瘟疫。然而，如果目前的状况继续下去，尤其是如果饮水不洁，我们就始终面临着暴发传染病的危险。”[4]
大量的尸体不仅污染了水源，而且由于长期无人掩埋，有暴发瘟疫的危险。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拉贝在1938年1月7日日记中记述：“我再次提醒福田注意我们大家身处的危险，因为还有约1000具尸体躺在城里各处没有埋葬。这些尸体一部分已被狗咬食过……谁对这种（潜在的瘟疫或类似的疾病）危险视而不见，他肯定是瞎子；而谁要是轻率地引发这种危险，那他就是罪犯。26天来我一直在请求允许埋葬这些尸体，但总是徒劳无益！”[5]
（二）难民收容所卫生状况堪忧
1937年11月，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划定南京安全区的范围，面积仅3.86平方千米左右，按照筹划之初设想，如果每人占16平方英尺面积的话，安全区内公共建筑物和学校可容纳难民3.5万人。而最终“入难民区之人，计约二十五万，在区外者仅属少数。难民之入收容所者，约七万人。收容所凡二十五处，由本会协同办理。”[6]
1938年1月13日，德国驻华外交官沙尔芬贝格在一份报告中记述了难民恶劣的生活状况：“城内的房子绝大部分被日本人烧毁，城内城外被烧毁的地区目前无人居住。剩下的约20万居民被隔离在安全区内，这里以前是一个居民区，难民们艰难地生活着，有的尚有片瓦，有的则住在院落，甚至芦席棚里，有的棚子里竟然住有600人之多……”[7]
难民收容所人员拥挤，卫生状况十分堪忧。据金陵大学难民收容所职员毛德林回忆：“难民实在太多，短时间内就全部挤满了，后来的只好在室外露宿。当时南京水电已全部停止，为了供应难民吃水，我们多方设法，将以前所有的自流井都用来取水，而人力取水，水量有限。大小便也是问题，只能找点芦席搭个棚子，开个地沟来应急。”[8]
由于收容所内卫生条件差，缺医少药，难民患猩红热、麻疹、白喉等传染病，乃至死亡时有发生。1938年3月24日，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难民收容所所长魏特琳在日记中记述：“我们已经有很多麻疹病例，并有许多患者死亡。假使我们有一位好护士，我们就能开放医务室，隔离某些疾病患者了！”[9]脚气病在难民收容所中也有蔓延之势，在1938年2月初就发现有脚气病患者，它虽不是传染病，但对人身体伤害极大。此外，由于产妇缺乏营养，只能以粥喂养婴儿，导致难民区里的很多小孩慢慢死去。
二、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临时承担公共卫生管理职能
在国民政府及南京市地方政府撤离，日伪统治尚未完全建立的城市管理“空位期”，作为过渡机构，国际委员会在救济难民的同时，还临时承担了安全区市政管理职能，公共卫生管理是其中一项重要职能。1937年12月17日，拉贝在致日本驻华使馆二等秘书福井的函中称：“12月1日起，南京市长马超俊，即以市政府所行使的职权，畀予敝委员会，俾应付过渡的紧急时期，其中包括警察、管理重要公用事业、消防、住房安排、食物供应及卫生各项职权。”[10]
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早在成立之初，就已考虑到公共卫生与医疗问题。拉贝在1937年11月30日日记中列举的国际委员会必须解决的问题就涉及卫生设施与医疗保健问题，如专用厕所，垃圾和粪便的清理及运输，医院和医疗设施等。[11]
为了有效管理安全区和救济难民，作为领导机构的国际委员会，下设理事会和粮食、住房、卫生、运输等专门委员会。其中，卫生委员会负责安全区的卫生事务，沈玉书为主任，鼓楼医院医生特里默为副主任。
25万难民在安全区狭小区域内聚集生活，产生大量的垃圾和粪便急需清除，鉴于此，卫生组组织了400名工人，在人群密集处建厕所，清除收容所内垃圾，并清扫街道。[12]
为避免难民饮用不清洁水源导致传染病流行，国际委员会协助日军当局安排工人修复水电相关设施，水电的正常供应到1月7日才真正恢复。蒋公穀在1938年1月29日日记中记述：“自来水厂及电灯厂的工友，在敌进城时，被害殉难的很多，最近敌人急欲恢复起来，而一般工友绝不愿意合作，后来经德侨史排林的担保，算是由他领工，才肯进去开工。现在自来水已经全市放水，电气则只送一条线，惟有敌人和各外侨，方可享着开灯的权利。”[13]
面对卫生防疫形势日益严峻的局面，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多次致电上海全国基督教总会，说明南京卫生防疫面临的紧急情况，请求予以援助。1938年1月21日，史迈士请该会用英国炮艇将1000磅鱼肝油和200磅包扎用药棉，以及之前在国际药房预订的20万单位白喉血清，在1月23日运到鼓楼医院。[14]
为增加伤病者和儿童的营养与抵抗力，国际委员会将所筹措的大量鱼肝油分发给鼓楼医院和难民收容所儿童服用。1938年3月开始，还将购买的奶粉分发给医院和收容所中数十个婴儿。[15]
奶粉和鱼肝油的补充，对于营养不良的幼儿无疑具有重要的作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舍监程瑞芳1938年2月22日日记记述：“这些吃奶粉的小婴儿真有意思，有的一礼拜长一磅，有的长半磅，看他们长胖了。”[16]
据1937年12月1日至1938年5月31日《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收支账目》统计，在卫生方面支出为3494.98元，其中，乳粉及鱼肝油283.70元，一般费用414.46元，户外人员583.80元，人工2213.02元。[17]
除了直接开展公共卫生方面的援助外，安全区国际委员会还与鼓楼医院、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等团体合作，并给予人员与经费援助。
三、难民接种疫苗
南京沦陷后，鼓楼医院作为城内唯一正常运转的医院，在救治难民与伤兵的同时，给安全区难民接种疫苗，主要有牛痘、霍乱和伤寒疫苗，防止传染病的暴发。由于日军严格限制外来医护人员和药品进入南京，直到1938年2月21日负责接种疫苗的布莱笛（又称布雷迪）医生才获准进入南京。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难民收容所从1938年2月25日开始为难民接种牛痘疫苗，当天下午，布莱笛医生及3名助手共为1117人接种了疫苗。[18]除了接种牛痘疫苗外，还有霍乱和伤寒疫苗。1938年4月26日上午，李医生及其助手共为363人接种了霍乱和伤寒疫苗。[19]4月29日又有310人接种了疫苗。最终，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接种疫苗的难民总人数达到1000余人。[20]
在疫苗接种过程中，有些受教育水平低的难民认为只有小孩要种牛痘，而大人无需接种，程瑞芳和她的助手不得不说服他们。[21]
1938年春天，在鼓楼医院医生与难民收容所工作人员密切配合下，共为包括收容所难民、鼓楼医院病人和红十字会救济的难民在内的16265人种痘，为超过12000人注射了伤寒和霍乱预防针。[22]
由于防治及时，安全区内难民患脚气病、痧子、猩红热虽多，但死亡者较少，没有暴发麻疹、天花等严重的传染病。[23]
需要指出的是，南京沦陷后，日本南京特务机关与日军当局配合，为了维护其统治秩序，防止传染病的蔓延，也为了笼络人心，制订了防疫和医疗的计划，在各区都设立医疗所，实施免费医疗。考虑到可能发生严重的传染病，还制订有关霍乱、伤寒预防接种的计划。[24]其所谓“广泛防疫和医疗的计划”只是“医疗宣抚”的手段，加之难民人数众多，药品紧缺，并没有落到实处，安全区卫生防疫仍主要由国际委员会负责。
四、难民收容所公共卫生检查与治理
在南京社会管理机关纷纷撤离后，如何救济和管理收容所和难民区街道中积聚的大量难民，成为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所要面对的问题。25万难民聚居在安全区狭小区域内，卫生状况堪忧，易引起传染病传播。针对这种情况，1937年12月31日至1938年1月5日，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派检查委员会米尔斯、福斯特等人，对各难民收容所组织、衛生等方面情况进行了检查。
检查委员会认为，大方巷军用化工厂、中山路司法学校、金陵大学附属中学等难民收容所的卫生工作组织和领导做得较好。其中，大方巷军用化工厂收容所的卫生状况最好，收容所设有管理、卫生设施等专门委员会，要求难民严格遵守卫生规定，并处罚不遵守卫生规定的难民；但也存在一些不足，如由于大部分难民在屋内做饭引发疾病等，对此，检查委员会建议该收容所采取措施让难民在屋外做饭，这样在保持环境卫生的同时也可减少引起火灾风险。[25]而华侨俱乐部、金陵大学蚕厂、山西路小学等难民收容所卫生状况较差。华侨俱乐部难民收容所房屋非常肮脏，里面堆满了垃圾，通风也很差，难民都在屋内做饭，对此，检查委员会建议该收容所立刻彻底清扫房屋，难民应严格遵守卫生相关规定，到屋外做饭。[26]金陵大学蚕厂难民收容所内难民非常拥挤，还有500多人待在用布、草席搭的露天棚子里，屋内外的卫生设施很差，收容所缺乏组织领导，卫生规定没有得到严格执行。[27] 针对难民区各收容所检查中发现的卫生问题，检查委员会提出一般性建议：国际委员会应指派其救护队按时察看各收容所卫生情况，并监督难民对有关卫生规定的执行；制定计划，把住在草席棚和过于拥挤的收容所内的难民，搬到相对宽敞、条件好一些的收容所去。[28]
根据检查委员会建议，各个难民收容所采取措施进行卫生治理。金陵大学附属中学难民收容所为了防止瘟疫等传染病暴发，通过撒石灰方式进行简单消毒。1938年2月19日，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在中央大楼旁边的山坡上新挖了一个很大的粪便坑，同时，掩埋了周围成堆的垃圾。为防止天气转暖后引发传染病，魏特琳等人四处搜寻石灰进行消毒。[29]然而，在难民人数众多、卫生设施简陋的情况下，难民收容所内卫生治理效果终究是有限的。
五、死难者尸体掩埋与街道清扫
30多万中国军民惨遭日军杀戮，死难者尸体遍布城内外，随着气温回升，如何尽快处理尸体，以避免传染病暴发，成为当务之急。而日军当局为了掩盖在南京的暴行，也急于在德、美等国驻华大使回到南京前，将尸体清理干净。1938年1月15日，德国驻华大使馆政务秘书罗森在《南京局势及日本暴行》报告中记述，在各国代表计划返回南京的消息公布后，南京城内开始忙碌起来，把仍横七竖八暴露于街头巷尾的被害平民和妇女儿童的尸体清理干净。[30]
慈善团体是南京沦陷后公共卫生清理的重要力量，他们组织埋尸队，清扫街道，以防止瘟疫的暴发。1937年12月22日，經过日军同意，南京慈善组织开始收殓与掩埋尸体工作。据《首都地方法院检查处调查敌人罪行报告书》记载：“查崇善堂连续工作四月，掩埋尸体十一万二千二百六十七具，红卍字会连续工作半年，掩埋尸体四万三千〇七十一具。”[31]中国红十字会南京分会自1937年12月24日起开始分两队埋尸，据该会1938年7月14日报告称：“本分会掩埋队自二十六年十二月间起，即在下关沿江及和平门外附近一带从事掩埋工作。综计在此六阅月内，共掩埋军民尸体二万二千三百七十一具。”[32]
除了慈善团体外，部分南京市民、村民不忍看同胞暴尸于荒野而自发组织起来埋尸。旅居上新河的湖南木商盛世徵、昌开运组织城西市民掩埋队，共埋尸28730具。1946年1月二人呈文称：“可怜死者抛尸露骨，民等不忍，助款雇工将尸掩埋。每具尸体以法币四角，共费法币一万余元，此系安慰死者瞭[聊]表衷心。”[33]
由于日军的屠杀造成城内外尸体遍布，加之日军纵火、破坏造成南京的街道和房屋破损严重，“明显损害了市容的美观”及卫生，为掩饰日军的暴行，维护环境卫生，伪南京市自治委员会等伪政权组织埋尸。据日本特务机关《南京宣抚班报告》记载，1938年1月中旬起，伪南京市自治委员会根据日军当局的命令，组织了100人左右的市区街道清扫队，连日清扫了主要道路及其两旁的房屋。该队从属于警察厅，1月出动100人，2月出动150人，3月出动300人。[34]
六、结语
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应对公共卫生危机的各项措施的实施，离不开大量工作人员的参与。据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报告记载，到1938年1月底，卫生队及服务于委员会的警察约1500人，他们都是志愿服务者，实际上也是难民。[35]
南京沦陷后，国际委员会应对公共卫生危机的各项举措，经常受到日军当局的限制和破坏。如1937年12月15日，日本士兵将负责清扫街道的6名安全区卫生委员会雇佣的工人杀害于鼓楼住所，并将另一工人刺成重伤，导致清扫工作一度停顿。[36]此外，日军还严格限制外来医护人员和药品进入南京。布莱笛医生经多次交涉后直到1938年2月21日才获准进入南京，成为大屠杀后第一个进入南京的外籍医生。日方还以南京没有脚气病为由，阻挠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从上海采购的蚕豆运到南京。
究其原因，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仅仅是外籍人士自发组建的民间救济团体，并非真正的国际组织，其承担的安全区行政管理职能是在国民政府及南京市地方政府撤离，而日伪统治尚未完全建立的城市管理“空位期”，由南京市政府撤离前临时转授的，其实施效果依赖于日军当局的默许程度。随着南京日伪统治的建立，安全区及其国际委员会的存在被日伪视为“治安维持和复兴”的很大障碍，容易“使依赖欧美的歪风深入到难民心里”，安全区的最终解散，及其所承担的公共卫生管理等职能被日伪所剥夺成为必然。
*本文系2019年度国家社科基金抗日战争研究专项工程项目“南京大屠杀档案文献与研究资料的搜集整理和数据库建设”（批准号：19KZD003）阶段性成果、2019年度南京大屠杀史与国际和平研究院资助项目（批准号：19YJY008）阶段性成果。
注释与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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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美]麦卡伦.麦卡伦日记与书信（1938）[J].杨夏鸣译.日本侵华南京大屠杀研究，2020（1）：9-10.
[3][13]蒋公穀.陷京三月记[M].南京：南京出版社，2006：16，28-29页.
[4][5][7][11][14][25][26][27][28][30][36] [德]约翰·拉贝.拉贝日记[M].本书翻译组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江苏教育出版社，2009：321，303，346-347，91，392，292，284-285，286-287，302，353，148.
[6][12][15][17][22][23][35] 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报告书（一九三七年十一月至一九三九年四月卅日）[B].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一一六 800.
[8]高兴祖.南京大屠杀期间日军在金陵大学的暴行[J].南京大学学报（人文哲学社会科学），1997（4）.
[9][18][19][20][29] [美]明妮·魏特琳.魏特琳日记[M].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242，218-219，269，272，215.
[10]Hus Shuhsi， Documents of the Nanking Safety Zone， Shanghai-Hong Kong-Singapore： Kelly & Walsh， Limited ，1939，p12.
[16][21]程瑞芳.程瑞芳日记[M].南京：南京出版社，2016：109，110.
[24][34]王卫星，雷国山.日本军方文件[G].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348，347-365.
[31] 首都地方法院检查处调查敌人罪行报告书[B].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号：1003-1-949.
[32] 中国红十字会南京分会关于难民救济工作概况（1938年7月14日）[B].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号：1002-2-1024.
[33] 市民盛世徵等关于助款雇工掩埋尸体致南京市抗战损失调查委员会的呈文（1946年1月9日）[B].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号：1024-1-35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