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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明代复古派的领军人何景明于武宗正德十三年至十六年任陕西提学副使，主持陕西教育工作。在此期间，他不但尽职尽责督学，还亲自到 当时的西安正学书院讲学授徒，编选教材，组织师生撰写陕西地方志，又想方设法联系出版学术价值较高的书籍，为图书事业做出了贡献。
【关键词】何景明；督学；图书
何景明（1483-1527），字仲默，号大复，河南信阳人。他天资聪颖，又勤奋好学，十五岁，便考中河南省乡试会考第三名，被称为“神童”。弘治十五年（1479年），年十九，中进士，授中书舍人，从此走上仕途。明代永乐至弘治时期（1403-1506年），文坛盛行“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的“台阁体”，湧现了大批奉和应制，歌功颂德，逢迎应酬，陈陈相因的平庸诗文。何景明与李梦阳、徐祯卿、边贡、王廷相、康海、王九思等七人，大力反对“台阁 体”，主张复古，倡导“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四海响应，文风为之一变。史书称他们为明代复古派的前七子。在政治上，何景明与李梦阳等正言直谏，指陈时弊，刚正不阿，不畏权奸。为人则安贫乐道，清纯正直，鄙弃荣利。武宗正德初年，他因上书吏部尚书许进，指控专横跋扈的大宦官刘瑾被免职。武德四年，奸党被诛除后，经李东阳推荐，又官复原职。十二年，进吏部验封司员名郞。十三年（1518年），迁陕西提学副使。[1]
明代的提学是管理全省所属州、县教育行征和学校的官员。除两京（北京、南京）外，十三省的提学由按察司副使担任。因此，有的文献拟何景明为“按察司副使、陕西提学”。他在陕西主管教育的四个年头，也是他只有三九岁人生的最后四年。何景明以诗文著名，博学多才，属于学者型的官员。复集》及《明史他主持陕西别具特色，主要表现有以下几点：
（一）、关爱学生，替他們排优解难
何景明虽身为一省教育长官，对上级则不惟命是从，对学生则关爱有加，多次为他们排忧解难。《大复集》卷三十七收录的《陕西通志》载，大考前夕，礼部（即中央教育部）发文，要求减少录取名额，“以节费”。若按此条命令执行，必然有许多苦学多年的学生落选，何景明从维护学生利益，为国家培养人才出发，回报说：“国家求贤本意似不如是”。竟不从命，该书又载，周至县一名生员的父亲获刑，生员到县衙辨解，知县判这名生员“擅入公门罪”。何景明告诫知县，“子救父，不应罪之”，使这位生员获免。陕西省有些边远县交通不便，以往因提学难赴其地，调边远县学生来西安考察。何景明任提学，认为这样作，等于放弃他们。于是，便亲往其地，“试之如他县”。[3]有的学生家境贫寒，他便 “间出俸钱，赡所不给”，拿出自己的工资，资助贫困学生[4]《中顺大陕西提学副使何大复先生行状》上述行事，充分体现了这位儒者长官仁爱善良的心性和正直纯厚的美德。在官场昏黑、世风污浊的明代中期，他的高标独树，实属难得。
（二）、以深厚的学养，来到书院讲学
何景明博闻强记，又勤奋好学“读书必至夜分”。多年来积累了丰富的知识，探究了诸多知识领域。他“通五经，尤好《易》、《诗》，其阴阳、医卜，天文、地理、律吕、历数诸家，各造其妙”。[5]《中顺陕西提学副使何大复先生行状》。由于有深厚学养积淀，在复职后，他曾任内阁经筵官，即经筵讲读官。所谓经筵，是皇帝与侍读、侍讲讨论经史之称。任陕西提学后，他把考试选拔的优秀生，集中到正学书院（故址在今西安市书院门）“亲自督教”。[6]（出处同上）。他的学生耀州（今陕西铜川市耀县）乔世宁回忆当时听讲的情景说：
“是时，世宁侍先生正学书院。先生说五经义，与释传家训诂多殊。私以为诸训诂不及也。古天文、地理、阴阳律历家，皆能究其旨意。常言彼有是，有不是。欲取经训与诸家书，删繁折中，成一家言[7]”（《何先生传》）。
《陕西通志》又载他在书院讲学：取生员于书院，日与论说六经旨意，不拘拘于传释。尝曰：缘泥枝叶，而忘寻本根，此未学之弊，失益远矣。[8]
从这两段记述中可以得知，他的讲学颇有独立见解，在融会诸家之说的基础上，分辨是与非，引导学生探本溯源，增强分析思辨能力。这是学者型官员与不学无术的政客的显著区别。
（三）、重视道德和治学方法教育，选编教课书
在教学思想内容方面，何景明恪守明代中央政府的规定，即传授孔孟经书和程朱理学，特别强调道德素质教育。明代初年，规定八股文的科学考试制度，到正德年间推行了一百六十余年。学校传授的主要是如何做应试文章。何景明虽不能从根本上原定这种制度，但他清醒地认识到了如此授业，不能培养出道德素质较高的有用人才。他在《师问》一文中，尖锐地批评说：“执经授业，分章裁句，属题比类，篡摘略简，剽窃程式，传之口耳”，违背了“性理”、“人伦”之教，是“叛圣”。他批评这样做的老师是“速化苟就之术，干荣要利之媒”。[9]其意是说，老师教 的为速应试成功的方法，充当的是培养慕荣图利人才的介绍人。
编选教课书等图书，是提学的职责。他为陕西教育界编纂和推荐印行的两种教课书，体现了他重道德实用的办学理念和博约相兼的治学方法。一种是他编选 的《学约古文》。这本书，选录了秦汉古文大家的名篇，作为必修课程，“令学官量资作成，以相授习”。他说：此书虽非全编，但可以帮助学生览大义，了解古人所作的用意，文体的源流变化，目的是让诸生自兹口诵其言，心会其理，身体其事，择善而用中，知至以求正。并从中体孔子“博文约礼之教”和孟子“详说反约”的治学方法[10]。《学约古文序》另一本教课书，是他推荐的《正蒙会稿》。《正蒙》是宋代理学大师陕西张载的名著，明代刘近山先生作了注疏性的《会稿》。何景明认为，张载这本讲性理道德修养的书，既有博学详说，其《西铭》篇又有简明提要的“反约之旨”。《会稿》又有“明正通达”的特色。他要求“关中诸生，人置一本”学习，为此，他联系西安府同知张寿谊，馆陶同知武雷，临清推官张鹗 “共同刻本行焉”。（《正蒙会稿》序） （四）、重视学术，想方设法出版手抄善本图书
陕西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文化源远流长，历史积淀深厚，对于这块热土的自然和人文，历代学者多有研究记述。汉魏时，有无氏名的《三辅黄图》、唐代有韦述的《西京记》，宋代有宋敏求《长安志》、程大昌《雍录》、吕大防《长安图记》，元代有李好文《长安图志》。明代的何景明热心学术，为了宣传他的复古主张，他曾编选《古乐府》及《汉魏诗选》。到了陕西，他对编写陕西地方志进行了深入的钻研，投入了很大的精力。他利用任提学副使的便利条件，开司立例，组织师生，编写了三十六卷的《雍大记》。《四库全书总目》卷七三《史部·地理类存目二》的评述是：
《雍大记》，浙江汪启淑家藏本。明何景明撰。……是编 为所作陕西总志，乃其督学时，开局立例，召学官、生徒分辑成编者。订改甫就，景明以病去官， 事周宗化摄学政，为续成之。……景明广事嵬採，意欲突过前人而嗜博务多。如历代史赞之类概为收入，未免泛滥。又文字多模古而失真。如改沿革志曰考易，改艺文志日志贲，名目皆出自臆测。……七子末派，为世所洉厉，亦有由矣。[12]
在《四庫全书总目》的作者看来，这部巨著存在一定瘕疵。但是有几点是值得肯定的：一是他组织师生参与编撰，体现了学用结合的办学思想；三是他在主观上要超过前人的有关著述，搜罗和保存了丰富的资料；三是他以抱病之躯，终于完成了这部巨著，为陕西文化和中华图书做出了可贵的奉献。
对于自己的事业和著述，何景明积劳成疾，对于他保存的难得的图收，又想方设法，多方联系出版。东汉末年，荀悦撰写的编年体《汉纪》是一部备受学术界推崇的史书。《隋书》卷三十八《经籍志》说：“汉献帝雅好典籍，以班固《汉书》文繁难省，命颖川荀悦作《春秋左传》之体，为《汉纪》十三篇。言约而事详，辩论多美，大行于世”[13]。宋代司马光编《资治通鉴》，曾参阅此书。何景明作京官时，从侍读徐子容处得到了手抄本《汉纪》。徐氏告诉他：“吴下世家录此书珍藏之，而吝于传，以故世无刻本。”可见，这是极为珍贵手抄本。何景明作京官，与时任吏部侍郞的陕西高疝陵人吕，字仲木，号泾野，著名理学家。何景明任陕西提学副使时，吕氏退休家居，二人有往来，诗文唱和。并且完成了这本书的刊刻，他为之作序说：“余至关中，泾野子吕氏仲木氏移书求之，遂请吕子校正。而付高陵令瞿清氏刻布焉。”[14]（<汉纪>序）在他和吕、瞿清共同合作下，抢救了罕传的手抄本，为《汉纪》增添一种善本图书版本。（此书现存国家图收馆善本书室）。
最后，本文要说明的是：何景明任陕西提学副使时，与他一起但是导复古的陕西武功人康海、户县人王九思均退居家乡，他与康王二人均有往来和诗文唱和，他还为康海撰写的《武功县志》作序，他也写过登览陕西山水名胜的诗歌，固不在本文论说范围，不予言及。另外，他编选的《古乐府》、《汉魏诗选》，因非在陕西督学时所为，亦不申论。
参考文献：
[1]张廷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2007.
[2]、[3]、[4]、[5]、[6]、[7]、[8]何景明，大复集卷三十七[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0.
[9]何景明.大复集卷三十三[M] 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0.
[10][11]、[12]、[14]何景明.大复集卷三十四[M]. 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0.
[12]纪昀.四库全书总目[M] .北京：中华书局，1983.
[13]魏征.隋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5.
[15]杨缆信.中国版刻综录[M].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
【关键词】何景明；督学；图书
何景明（1483-1527），字仲默，号大复，河南信阳人。他天资聪颖，又勤奋好学，十五岁，便考中河南省乡试会考第三名，被称为“神童”。弘治十五年（1479年），年十九，中进士，授中书舍人，从此走上仕途。明代永乐至弘治时期（1403-1506年），文坛盛行“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的“台阁体”，湧现了大批奉和应制，歌功颂德，逢迎应酬，陈陈相因的平庸诗文。何景明与李梦阳、徐祯卿、边贡、王廷相、康海、王九思等七人，大力反对“台阁 体”，主张复古，倡导“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四海响应，文风为之一变。史书称他们为明代复古派的前七子。在政治上，何景明与李梦阳等正言直谏，指陈时弊，刚正不阿，不畏权奸。为人则安贫乐道，清纯正直，鄙弃荣利。武宗正德初年，他因上书吏部尚书许进，指控专横跋扈的大宦官刘瑾被免职。武德四年，奸党被诛除后，经李东阳推荐，又官复原职。十二年，进吏部验封司员名郞。十三年（1518年），迁陕西提学副使。[1]
明代的提学是管理全省所属州、县教育行征和学校的官员。除两京（北京、南京）外，十三省的提学由按察司副使担任。因此，有的文献拟何景明为“按察司副使、陕西提学”。他在陕西主管教育的四个年头，也是他只有三九岁人生的最后四年。何景明以诗文著名，博学多才，属于学者型的官员。复集》及《明史他主持陕西别具特色，主要表现有以下几点：
（一）、关爱学生，替他們排优解难
何景明虽身为一省教育长官，对上级则不惟命是从，对学生则关爱有加，多次为他们排忧解难。《大复集》卷三十七收录的《陕西通志》载，大考前夕，礼部（即中央教育部）发文，要求减少录取名额，“以节费”。若按此条命令执行，必然有许多苦学多年的学生落选，何景明从维护学生利益，为国家培养人才出发，回报说：“国家求贤本意似不如是”。竟不从命，该书又载，周至县一名生员的父亲获刑，生员到县衙辨解，知县判这名生员“擅入公门罪”。何景明告诫知县，“子救父，不应罪之”，使这位生员获免。陕西省有些边远县交通不便，以往因提学难赴其地，调边远县学生来西安考察。何景明任提学，认为这样作，等于放弃他们。于是，便亲往其地，“试之如他县”。[3]有的学生家境贫寒，他便 “间出俸钱，赡所不给”，拿出自己的工资，资助贫困学生[4]《中顺大陕西提学副使何大复先生行状》上述行事，充分体现了这位儒者长官仁爱善良的心性和正直纯厚的美德。在官场昏黑、世风污浊的明代中期，他的高标独树，实属难得。
（二）、以深厚的学养，来到书院讲学
何景明博闻强记，又勤奋好学“读书必至夜分”。多年来积累了丰富的知识，探究了诸多知识领域。他“通五经，尤好《易》、《诗》，其阴阳、医卜，天文、地理、律吕、历数诸家，各造其妙”。[5]《中顺陕西提学副使何大复先生行状》。由于有深厚学养积淀，在复职后，他曾任内阁经筵官，即经筵讲读官。所谓经筵，是皇帝与侍读、侍讲讨论经史之称。任陕西提学后，他把考试选拔的优秀生，集中到正学书院（故址在今西安市书院门）“亲自督教”。[6]（出处同上）。他的学生耀州（今陕西铜川市耀县）乔世宁回忆当时听讲的情景说：
“是时，世宁侍先生正学书院。先生说五经义，与释传家训诂多殊。私以为诸训诂不及也。古天文、地理、阴阳律历家，皆能究其旨意。常言彼有是，有不是。欲取经训与诸家书，删繁折中，成一家言[7]”（《何先生传》）。
《陕西通志》又载他在书院讲学：取生员于书院，日与论说六经旨意，不拘拘于传释。尝曰：缘泥枝叶，而忘寻本根，此未学之弊，失益远矣。[8]
从这两段记述中可以得知，他的讲学颇有独立见解，在融会诸家之说的基础上，分辨是与非，引导学生探本溯源，增强分析思辨能力。这是学者型官员与不学无术的政客的显著区别。
（三）、重视道德和治学方法教育，选编教课书
在教学思想内容方面，何景明恪守明代中央政府的规定，即传授孔孟经书和程朱理学，特别强调道德素质教育。明代初年，规定八股文的科学考试制度，到正德年间推行了一百六十余年。学校传授的主要是如何做应试文章。何景明虽不能从根本上原定这种制度，但他清醒地认识到了如此授业，不能培养出道德素质较高的有用人才。他在《师问》一文中，尖锐地批评说：“执经授业，分章裁句，属题比类，篡摘略简，剽窃程式，传之口耳”，违背了“性理”、“人伦”之教，是“叛圣”。他批评这样做的老师是“速化苟就之术，干荣要利之媒”。[9]其意是说，老师教 的为速应试成功的方法，充当的是培养慕荣图利人才的介绍人。
编选教课书等图书，是提学的职责。他为陕西教育界编纂和推荐印行的两种教课书，体现了他重道德实用的办学理念和博约相兼的治学方法。一种是他编选 的《学约古文》。这本书，选录了秦汉古文大家的名篇，作为必修课程，“令学官量资作成，以相授习”。他说：此书虽非全编，但可以帮助学生览大义，了解古人所作的用意，文体的源流变化，目的是让诸生自兹口诵其言，心会其理，身体其事，择善而用中，知至以求正。并从中体孔子“博文约礼之教”和孟子“详说反约”的治学方法[10]。《学约古文序》另一本教课书，是他推荐的《正蒙会稿》。《正蒙》是宋代理学大师陕西张载的名著，明代刘近山先生作了注疏性的《会稿》。何景明认为，张载这本讲性理道德修养的书，既有博学详说，其《西铭》篇又有简明提要的“反约之旨”。《会稿》又有“明正通达”的特色。他要求“关中诸生，人置一本”学习，为此，他联系西安府同知张寿谊，馆陶同知武雷，临清推官张鹗 “共同刻本行焉”。（《正蒙会稿》序） （四）、重视学术，想方设法出版手抄善本图书
陕西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文化源远流长，历史积淀深厚，对于这块热土的自然和人文，历代学者多有研究记述。汉魏时，有无氏名的《三辅黄图》、唐代有韦述的《西京记》，宋代有宋敏求《长安志》、程大昌《雍录》、吕大防《长安图记》，元代有李好文《长安图志》。明代的何景明热心学术，为了宣传他的复古主张，他曾编选《古乐府》及《汉魏诗选》。到了陕西，他对编写陕西地方志进行了深入的钻研，投入了很大的精力。他利用任提学副使的便利条件，开司立例，组织师生，编写了三十六卷的《雍大记》。《四库全书总目》卷七三《史部·地理类存目二》的评述是：
《雍大记》，浙江汪启淑家藏本。明何景明撰。……是编 为所作陕西总志，乃其督学时，开局立例，召学官、生徒分辑成编者。订改甫就，景明以病去官， 事周宗化摄学政，为续成之。……景明广事嵬採，意欲突过前人而嗜博务多。如历代史赞之类概为收入，未免泛滥。又文字多模古而失真。如改沿革志曰考易，改艺文志日志贲，名目皆出自臆测。……七子末派，为世所洉厉，亦有由矣。[12]
在《四庫全书总目》的作者看来，这部巨著存在一定瘕疵。但是有几点是值得肯定的：一是他组织师生参与编撰，体现了学用结合的办学思想；三是他在主观上要超过前人的有关著述，搜罗和保存了丰富的资料；三是他以抱病之躯，终于完成了这部巨著，为陕西文化和中华图书做出了可贵的奉献。
对于自己的事业和著述，何景明积劳成疾，对于他保存的难得的图收，又想方设法，多方联系出版。东汉末年，荀悦撰写的编年体《汉纪》是一部备受学术界推崇的史书。《隋书》卷三十八《经籍志》说：“汉献帝雅好典籍，以班固《汉书》文繁难省，命颖川荀悦作《春秋左传》之体，为《汉纪》十三篇。言约而事详，辩论多美，大行于世”[13]。宋代司马光编《资治通鉴》，曾参阅此书。何景明作京官时，从侍读徐子容处得到了手抄本《汉纪》。徐氏告诉他：“吴下世家录此书珍藏之，而吝于传，以故世无刻本。”可见，这是极为珍贵手抄本。何景明作京官，与时任吏部侍郞的陕西高疝陵人吕，字仲木，号泾野，著名理学家。何景明任陕西提学副使时，吕氏退休家居，二人有往来，诗文唱和。并且完成了这本书的刊刻，他为之作序说：“余至关中，泾野子吕氏仲木氏移书求之，遂请吕子校正。而付高陵令瞿清氏刻布焉。”[14]（<汉纪>序）在他和吕、瞿清共同合作下，抢救了罕传的手抄本，为《汉纪》增添一种善本图书版本。（此书现存国家图收馆善本书室）。
最后，本文要说明的是：何景明任陕西提学副使时，与他一起但是导复古的陕西武功人康海、户县人王九思均退居家乡，他与康王二人均有往来和诗文唱和，他还为康海撰写的《武功县志》作序，他也写过登览陕西山水名胜的诗歌，固不在本文论说范围，不予言及。另外，他编选的《古乐府》、《汉魏诗选》，因非在陕西督学时所为，亦不申论。
参考文献：
[1]张廷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2007.
[2]、[3]、[4]、[5]、[6]、[7]、[8]何景明，大复集卷三十七[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0.
[9]何景明.大复集卷三十三[M] 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0.
[10][11]、[12]、[14]何景明.大复集卷三十四[M]. 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0.
[12]纪昀.四库全书总目[M] .北京：中华书局，1983.
[13]魏征.隋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5.
[15]杨缆信.中国版刻综录[M].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