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一代的手写史
　　本雅明在他的名著《单行道》中曾经这样描述“中国货”——誊本（即手抄书籍）：“乡间道路的力量是很特别的，不管你是在上行走还是坐飞机从上飞过；一个文本的力量也是如此特殊，不管你是阅读它还是抄写它。”他认为，抄写的文本指挥着抄写者的灵魂。
　　或许因为书法几乎是中国汉文字所衍生的特有艺术，本雅明继而得出结论：“因此，中国誊抄书籍的实践就这样无与伦比地成了文字文化的保证，而那些誊本则是解开中国之谜的一把钥匙。”（《单行道》/译林出版社/王涌译/2012年10月第1版）
　　在中国，70后作家的确有很多区别于之前的60后作家和之后的80后作家的独特之处。这其中，除了写作内部的某些区别，70后作家还是第一代从手写过渡到电脑打字的写作群体，因而可谓一代人特殊的写作史。这是70后一代无法被“抄袭”的经历与记忆。
　　在没有电脑之前，我们用钢笔写作。而在没有手机之前，我们写信。我与70后诗人余丛，最早就是通过信函结识的。那时候（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余丛已经是一位具有先锋写作姿态和一定知名度的70后诗人。他与世中人、安石榴、黄礼孩、符马活等70后诗人，是率先推出最早的几个70后诗歌专辑或选本的贡献者。
　　2000年7月，以香港银河出版社书号推出的一次70后诗人作品展，以《诗文本》诗刊特辑的形式面世，题为《诗歌的革命——70年代出生诗人作品选》，主编者正是符马活、余丛等。因为我的习作也忝列其中（而当时我还在工厂，信息较为闭塞），余丛成了我在外省第一位建立联系的70后诗人，继后是黄礼孩编选《70后诗人诗选》。
　　现在，十二年过去了，但一切仿佛就在昨天。又仿佛是注定的，一本老朋友般久违了的特别选本，又摆在了一代人的面前，它就是由余丛编选、暨南大学出版社于2013年1月出版的《见字如面：70后诗人手稿》。见到这些或熟悉的笔迹，我们的确仿佛又见到了久违的朋友。尽管书中很多诗人至今依然没有在现实生活中见过面，包括我与老朋友余丛君。
　　2013年2月8日，收到《见字如面：70后诗人手稿》一书当天，正值临近蛇年春节的腊月二十八，我携妻带子赶回父母家过年。传统的节日与怀旧的手写相遇，不由得让我感慨于人类文明或者说时代记忆在我们身上留下的深刻痕迹。
　　就个人的写作经历而言，我曾经在绘图纸、旧信封、烟盒锡箔和日记簿等很多物件上写作过诗歌。在电脑已经大量普及的今天，我的确是一位依旧钟情于钢笔写作的人。比如近年，我个人篇幅最长的作品《日记簿》（共计106首短章），其初稿就是全部用钢笔在日记簿上写成的。而那支钢笔，是我在超市仅用了五元钱买来的袖珍钢笔，自然是不在于品质而是为了便于随身携带和随时使用。
　　或许，我们在用笔去写作之前，并没有想得那么复杂，比如为了不让人类完全被技术化或网络化之类的，而只是因为起初的一种书写行为习惯。甚至道理更为直接，因为手稿书写区别于电脑打字，体现了我们个体的性格气质。而且，那上面可能还附带着当时的更多气息，比如汗臭或香水味，酒气或泪痕，欢愉或忧虑，豪放或纠结……这些气息也是具有文学性的，而且可能也是每一位写作者无法被别人“抄袭”的部分。
　　作为曾经手写或仍在手写的一代，70后可以留给这个时代的社会生活或文学艺术更多特殊的记忆与价值。所以这本《见字如面：70后诗人手稿》的出版，是必要的。它是打开70后一代人精神史的一把钥匙。
　　孤独：一首小诗的命运
　　2013年10月某天，诗友本少爷在微博中谈赵丽华的《悼张立勤》一文时，曾提到我的小诗《孤独》。但很快事情就过去了，我没太在意。一首诗有它自己的命运，作者无能为力。
　　2014年2月28日上午，闲来无聊，在网上又意外发现这首小诗被漫画家慕容引刀抄写后配了手绘小图，发布在他的微博上。百度后知道，这位漫画家是一位帅哥，出版了很多本漫画著作，曾入围过2010动漫风云榜，代表作有绘本《我就是刀刀》等。他抄写《孤独》之前，并不知道作者是谁，但发布时已不知从何处打听到。这是一件很有趣的事。
　　更有趣且令我倍感意外的还在后面。因为联系上一位与此事有关，且曾在成都芳龄旧事酒吧的一个诗歌朗诵会上有过一面之缘的重庆诗友荷香（她同时也是漫画家），我才知道，他们不少人在一个微信群的“每日一抄”里抄写喜欢的诗歌，而我的这首《孤独》被他们中的西门不暗在微博上发现并分享出来，已经有20多位朋友抄写了一遍。然后我与荷香取得了联系，她发来了抄写诗歌的微信网址和全部内容。其中附有这样一段话：
　　“这是首很美很美的诗，一读到的瞬间就被打动，是朋友@西门不暗分享出来的，但是我们都不知道具体的作者是谁，可它美得我心碎。于是，今天，我们二十多人，一起抄写了它，瞬间就不孤独了。我们都来一起守护星星，也被星星守护，感谢亘古的星辰，感谢我们每个人的相遇。”
　　《孤独》这首小诗，本是我的组诗《小零碎》中的一首。组诗中的20首小诗，都是三五行的短章，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很多年里，我在写作中的一些即兴的感悟片段，所以整理到一起时取名为《小零碎》。按照现在的时髦说法，这些诗歌都可称为微诗歌。《小零碎》曾被分别选发在2007年第8期的《星星》和《诗歌月刊》上。其中《诗歌月刊》选了11首，而《星星》只选了4首，但得到了著名诗歌批评家罗振亚先生在同期发表的《穿越时光隧道的智性之光》一文中的肯定。
　　《孤独》一诗的写作灵感，源自于存在主义先驱、哲学家索伦·克尔凯戈尔。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某一年，我买了一本《克尔凯戈尔日记选》（说实话那时几乎读不懂，也没读完）。我被大师的一句话所深深触动，他说：“从童年起，我就已经成为精神。”
　　神奇的是，当我再次翻阅这本书，却一时没有查到这句话的原文所在，所以或许它出自克尔凯戈尔另外的著作也有可能。但总之有一点是确定的，这是克尔凯戈尔的句子。而后来，我将这句话引在了我的随笔《灵魂的碎片》里。再后来，重温我的这篇收录于我第一本诗集《四个短途旅行》里的文章时，我写了《孤独》这首诗。 　　需要说明的是，诗的第一行“从童年起，我便独自一人”虽然加了引号，但并不是“引文”，而只是一种有意的篡改写法。显然，我的这首诗之所以深受大师精神的影响，其深层次原因就在于我在当时所处的外部世界里是很孤独的，而只有在内心——在阅读和写作中，我才有陪伴，才有对话者。尽管这一切都是虚幻而不可触摸的，但足以陪伴我度过那些迷惘而安静的青年时光。
　　克尔凯戈尔是丹麦人，我认为他同时具有哲学家和寓言诗人的伟大品质。而他的存在主义哲学思想中的一个重要关注就是“孤独个体”，正是他首先告诉我们：人作为个体存在本质就是孤独的。
　　来自遗忘的最深处
　　——莫迪亚诺小说中的时间主题与诗性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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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揭晓当天（10月9日），我并未太在意，似乎觉得作家对于我是陌生的。因为一直以来，我都不太擅于记住外国作家冗长而拗口的姓名，除了自己特别喜欢并重点阅读的几位。直到第二天，我在网上查看这位“诺奖”新科的相关信息时，才发现自己竟然早已是他的读者。
　　记得大概是十多年前，我在一期《世界文学》杂志（现在核查知道是1997年第2期，译者为冯寿农教授，一位法语文学的翻译家和研究专家）读到了帕特里克·莫迪亚诺的中篇小说《来自遗忘的最深处》。尽管，这仅仅是我读过这位法国小说家唯一的一个作品，但这篇小说对于我个人的影响与记忆，是特殊而深刻的。因为对“时间”这一文学主题的关注与书写，也是我个人写作的一个偏好和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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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或许是一切文学艺术的永恒主题。雕塑家把它凝固成一瞬，音乐家把它谱汇成一条河，作家把它融入静谧而危险的文字。而即使是“先知”的诗人，也不过是一直在拾捡着时间的碎片。因为在文字的隙缝中，人类的记忆是残缺的、稍纵即逝的，这也正是不论东方还是西方的古哲学家、宗教徒和民间艺人总是怀疑书本而推崇口授的原因。
　　千百年来，人类总是企图用各种方式来留存因时间流逝而注定被夺去的一切：石刻、甲骨文、竹简和羊皮书……直到纸的发明。现在，作家们已经在用电脑写作和保存他们的文字信息。我们能记住一切吗？我们记住了想记住的吗？我们不能，我们不能挽留时间这条河流带走它已经带走和正在带走的。
　　从这个意义上讲，一切文学作品都是徒劳的。因为文学创作从一定意义上讲就是在完成一个又一个的回忆。而帕特里克·莫迪诺的小说《来自遗忘的最深处》，正是一部致力于在时间深处挖掘往事的佳作。
　　小说中的“我”，是一个漫步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巴黎意大利广场的中年人，时间因为他与30年前他爱过的女人雅克丽娜的再次相遇而回到从前。在30年前，他是一个靠卖旧书度日的无业青年（这种身份显然是一种与“时间”概念的必然契合），遇到了雅克丽娜并相爱。然后，他们密谋盗取了一个密码钱箱，逃至伦敦。然而，一天雅克丽娜失踪了……15年后，他们偶然重逢……又过了15年，再次相遇时，“我”已经快认不出她了。那个雅克丽娜“她也许在去年就辞世了……”。
　　我相信，作家对于时间既有着深深的焦虑，又有着无限的眷念。小说快结尾处：“时间停止了，或许更确切地说，又倒流到但丁咖啡馆的挂钟上时针指示的时间，那些日子的晚上，在咖啡馆关店之前，我们相聚在那里。”。对于小说作品来说，“我”与另一个人的一次次相逢又失去消息，这样的情况或许还会不断发生。而每一个陷于对时间永无休止的思索与辩论中的人（不论是哲学家还是作家、诗人），都注定被时间纠缠不清。
　　回忆或遗忘，只要时间的列车还在向前奔驰，它们就会像一对孪生兄妹一样结伴而行。人们（小说中的和现实中的）就还会在广场、咖啡馆、通宵电影院、车站和旅馆，重演人生的相逢与别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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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时候我在想，为什么不论是对于国内还是国外，我读的小说很少，近乎挑剔呢？可能根本原因还是在于自己是写诗的，自然而然的对文学作品的“诗意性”有着根深蒂固的重视。也由此，让自己有意无意地对可能成其为阅读对象的小说作品，进行着甄别、遴选和批评。这其实就是为什么诗人们总是爱说这样的话：很多好的小说家最初都是写诗的，或者即使他（她）已经成为很出色的小说家，也还会一直读诗甚至写诗。
　　莫迪亚诺也不例外。我在网上看到关于他文学创作的介绍，第一句就是：“莫迪亚诺自幼喜爱文学，十岁写诗……”。莫迪亚诺不仅经常在其小说中直接援引诗句，而且有的小说的题目即直接取自诗句。比如《来自遗忘的最深处》这个中篇小说的标题，即是出自诗人斯蒂芬·乔治的诗句，并同时作为题记出现。
　　很显然，尽管作为小说家的莫迪亚诺后来可能不写诗了，但曾经的诗歌创作和后来必定伴随他文学生涯的诗歌阅读，无疑对其小说创作的影响至关重要。我这样说绝不是出于诗人的一厢情愿和自以为是，或往诗歌的脸上贴金。因为从本质上讲，所有的作家都应该首先是一位“诗人”——他（她）必须用诗性的眼光去审视人与世界，并用诗性的笔墨去完成自己的创作，否者难以成就经典。
　　而时间，它当然不只是我们的文学主题，它应当是我们不能忘却的历史！
　　□白鹤林，本名唐瑞兵，1973年生，四川蓬溪人，现居四川绵阳。中国作协会员。有诗歌收录《打破新天：中国当代诗歌选》（英文）等选本。著有诗集《四个短途旅行》《车行途中》《60首诗》，随笔评论集《富乐诗话》《天下好诗》等多部。曾获首届四川十大青年诗人、鲁藜诗歌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