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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同盟会会员到国民党的高级将领，从解放北平的“和平之使” 到新中国的甘肃省省长，他的一生充满辉煌。有人称他为一面镜子——一面反映从清末到20世纪60年代中国社会历史变迁的镜子。
今年11月27日，是邓宝珊将军逝世37周年的日子。
邓宝珊将军一生的经历十分丰富，而最不能让人忘记的，则是他在革命时期对中国共产党的同情和支持、对北平和平解放立下的功劳，以及任甘肃省人民政府主席和省长18年期间为西北经济建设所做出的贡献。
让蒋介石头疼的手下
邓宝珊生于1894年，甘肃天水人。他出身行伍，只有两年私塾的学历，但他知识广博，文学素养深厚，虽戎马倥偬却坚持自学。加之他为人谦虚稳重，待人诚恳随和，所以一直有“儒将”之称。但他又是一个让蒋介石头疼而又无可奈何的手下。究其原因，那就是他对共产党的理解和支持。
在成为国民党高级将领之前，邓宝珊一直站在蒋介石的对立面，属于典型的反蒋派。1909年他从军去新疆，次年加入同盟会，拥护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
1930年蒋阎冯大战，邓宝珊任反蒋军第八方面军总司令，失败后避居上海。在上海，邓宝珊通过共产党员葛霁云、杨晓初等，与中共中央军委的同志保持接触。邓宝珊的活动受到当时国民党特务的注意，他们勾结租界巡捕房拘捕了邓宝珊，并企图引渡南京处置，后由于友人、家属奔走，请女律师郑毓秀出面保释，方得脱险。
“九·一八事变”后，经于右任斡旋，蒋介石同意邓宝珊复出政坛。1933年4月，邵力子调任陕西省政府主席，邓宝珊暂时代理主持甘肃军政事务，继续稳定各派力量。在此阶段，他的好友邵力子、于右任曾大力保荐邓宝珊正式为甘肃省主席，但蒋介石对邓宝珊疑惧犹深，一直不同意。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军大举进攻西北，国民党接连吃了几次败仗，急于用人之际，蒋介石不得不起用治理西北军务有方的邓宝珊，任命其为第二十一军团军团长，驻防榆林。
坐镇榆林8年抗战
邓宝珊这个名字曾经和陕西榆林这座历史名城的命运紧紧相连。抗日战争期间，就是在这里，邓宝珊把当时来自各个方面的军队、错综复杂的各种势力集聚在抗日旗帜之下，为保卫北线积极出力。
抗日战争爆发前，榆林是国民党晋陕绥边区总部所在地，邓宝珊被蒋介石任命为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防区东起府谷、神木，沿古长城经榆林西至横山、宁条梁、安边一线，绵亘350公里，把西边的马鸿逵、北面的傅作义、东边的阎锡山连成一线，又与南边的胡宗南遥相呼应，形成对陕甘宁的全面包围。榆林是这个包围圈上的重要据点。
邓宝珊到榆林的时候，察、绥两省政府及其他机构和办事人员，还有数万逃难的群众，潮水一般涌入到榆林地区。原来冷冷清清的榆林城，因为大批流亡群众的到来而立刻热闹起来。摆在邓宝珊面前的任务，不仅要派兵堵击日军的西进，还要妥善安置各地涌来的难兄难弟。从这时起，榆林作为在军事上堵击日军西进的桥头堡，同时作为在政治上安抚各方难民的避风港，它的地位立刻凸显出来。
邓宝珊处变不惊，把供奉在百灵庙的成吉思汗灵位运到兰州安放起来，初步稳定了蒙古人的动荡心理。接着立即组织了5个游击支队，进驻包头的黄河沿岸，日夜骚扰日军，阻其西进，又与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第二战区北路军总司令傅作义联系，加强了晋陕绥三省联防力量。日军一度占领陕西府谷，邓宝珊的部队历经大小战斗100余次，使日寇进攻大西北的企图不能得逞，保障了伊盟及陕北等地的安全。邓宝珊所下的一番苦功，初步稳定住了榆林的局面。从此，他在榆林的地位也与日俱增，无人能及。毛泽东1942年曾致信称赞他：“八年抗战，先生支撑北线抗日，保卫边区，为德之大，更不敢忘。”
帮杨虎城向老蒋“求情”
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后，邓宝珊积极支持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提出的八项主张，有力配合了事变的和平解决。然而，在张学良将军被扣南京后，蒋介石派三路大军准备进占西安。远在兰州的邓宝珊知道，蒋介石轻易不会放过杨虎城将军。
在接到杨虎城电邀后，邓宝珊立即赶赴西安，协助杨虎城并商量善后之策。邓宝珊根据中共中央一致抗日政策的精神，努力做各派之间的团结工作。经过与杨虎城多方磋商，邓宝珊决定自己出面见蒋介石，为杨斡旋。
到达南京见到蒋介石时，邓宝珊从容地对蒋说：“此次西安事变实在是一个非常事件，杨虎城诚然对不起委员长，但委员长素以圣贤之心为心，当按非常办法对待。这样会使中外人士更加敬佩！”接着，他主动提出由蒋介石给杨虎城以“出国考察”的名义，并转达了杨虎城的要求。第二天，蒋介石邀邓宝珊吃便饭时，在饭桌上终于答应让杨虎城出国。之后，邓宝珊在上海将杨虎城等人送上了轮船之后，才放心地转回西安。
延安的常客
抗战期间，蒋介石多次发动反共高潮。邓宝珊虽屡屡接到蒋介石反共的指示，但对其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居心和行为深为不满。蒋介石曾多次命令邓宝珊部队封锁进入边区根据地的人员和物资，均被邓宝珊严辞拒绝，他说：“我们的部队是来打日本军的，怎么能自相残杀？”
1938年5月，邓宝珊去参加蒋介石主持召开的军事会议，会议结束返回榆林时，他故意选择了途经延安的路线，想亲眼看一看共产党领导下的延安。邓宝珊一行到达延安后，受到了中共中央的热情欢迎和招待。在这里，毛泽东与邓宝珊初次相识，两人一见面就十分投缘。邓宝珊在毛泽东的挽留下，在延安整整住了一个星期。从此以后，与延安建立了密切关系，并多次访问延安。
这些情况很快传到了蒋介石的耳里，对邓宝珊与延安的联系，他不好公开反对，但暗中却施加压力。1943年夏初，国民党中央电请邓宝珊到重庆开会，并特意指示他要绕道宁夏到重庆。接到电报，邓宝珊非常生气地说：“不指定路线倒罢了，指定了，我偏要走延安这条路。”随后，邓宝珊以路途遥远为由，故意经过延安，并且在延安一住就是20多天，与毛泽东、朱德彻夜交谈。
到了重庆之后，蒋介石有一次问邓宝珊对国内时局的看法时，邓宝珊毫不隐讳地说：“我不愿意把领袖拥护成华盛顿，也不愿意把领袖拥护成拿破仑”。此话一出，蒋介石当即一愣，根本没想到邓宝珊会这样回答他，他立即意识到邓宝珊已经在思想上与自己有了很大的距离。会议结束后，邓宝珊告病回老家养病，蒋介石喜上眉梢，但并没立刻答应，而是一边劝邓宝珊去榆林，一边又密令胡宗南马上派人去榆林主持大局。对此，邓宝珊心里极不舒服，也就是从那时起，他开始暗暗打算一旦有机会就离开榆林，甚至有了起义的打算。
1949年，邓宝珊率部起义。
解放北平的“和平之使”
1948年12月，傅作义开始接受人民解放军的和平谈判倡议，因考虑邓宝珊和共产党历史关系较深，又有威望，如出任谈判代表，将有利谈判的进行，因此派“追云号”飞机把他接往北京。
邓宝珊和傅作义经过反复商讨，明确了面临的形势，分析了傅部和北平其他国民党部队的情况，设想了和平起义过程中可能发生的各种事态及应付之方。与此同时，邓宝珊还与中共北平地下党组织崔月犁等人秘密接头。一见面，他就说：“我是了解共产党的政策的，我有个孩子在延安学习过，我见过毛主席，陕北电台的广播我经常听。”他表示蒋介石败局已定，自己将全力劝傅作义走和平起义的道路。
1949年1月13日，邓宝珊前往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部队驻地谈判。经过三天谈判，终于达成了和平解放北平的协议。电达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等领导后，毛主席表示，经邓先生达成的协议是可行的，我们对邓先生完全信赖。17日，邓宝珊回北平向傅作义复命。
正当和平协议即将实施之际，蒋介石派其前军令部长徐永昌飞赴北平，企图以徐和傅、邓的私人关系，煽动傅部与人民解放军一战。但傅、邓决心已定，不为所动，由邓出面，促徐离北平，排除了和平起义的干扰。21日，傅作义在中南海召集高级军官会议，说明了起义决定，当场宣读了和平解放实施办法。22日，正式宣布北平和平起义。31日，人民解放军举行了隆重的入城仪式，举世闻名的文化古都终于回到了人民的怀抱。之后在当年9月，受毛泽东、周恩来委托，邓宝珊和傅作义一起促成了绥远起义。
邓宝珊对北平和平解放的努力，受到了人民的称赞。由此，他也被后人称为“和平之使”。当时，北平《新民晚报》曾发表文章，标题是“北平和谈的一把钥匙——邓宝珊将军”。北平和平解放后，毛泽东、周恩来等在西柏坡和北平多次会见邓宝珊，共商建国大计。于此同时，国民党立即宣布开除邓宝珊的国民党党籍。
八宝山上埋忠魂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就在开国大典之后，邓宝珊被任命为甘肃省政府主席。
1950年以后，邓宝珊长期担任甘肃省人民政府主席、省长、全国政协委员会委员、常委，在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上均当选为国防委员会委员；1956年后，同时担任民革中央副主席。从1950年担任甘肃省主席，到1968年病逝，邓宝珊在省主席、省长位置上干了整整18年，深受甘肃各族人民的爱戴。
1966年，“文革”爆发，有病在身的邓宝珊受到了冲击。一天，一群北京来的红卫兵与当地造反派闯进了兰州邓宝珊的家。邓宝珊想起了毛泽东曾对他说过：“有什么事可以直接找我反映，也可以找周总理。”于是命家人拨通了北京周恩来办公室的电话。周总理接电话，当即安排专机把邓宝珊接到北京，并把他送到医院治病，加以保护。
1968年11月27日，邓宝珊在北京病逝，终年74岁，邓宝珊去世后，关于他的骨灰存放何处，也有过不同意见。后来，周恩来出来说话：“邓宝珊先生在延安时就是我们的老朋友，他为北平和平解放作过贡献，他是对中国革命和建设有功的人。”在周恩来的干预下，邓宝珊的骨灰最后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第一室，但当时林彪、“四人帮”一伙控制的《人民日报》只在最后一版左下角登了一则关于他逝世的简短消息。许多有正义感的人们都为此而不平。
在打倒“四人帮”后拨乱反正的日子里，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于1979年4月24日，在北京为邓宝珊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
有人这样评价邓宝珊，他是一面镜子，他的经历从一个角度反映了清末到20世纪60年代中国社会的变迁史。
今年11月27日，是邓宝珊将军逝世37周年的日子。
邓宝珊将军一生的经历十分丰富，而最不能让人忘记的，则是他在革命时期对中国共产党的同情和支持、对北平和平解放立下的功劳，以及任甘肃省人民政府主席和省长18年期间为西北经济建设所做出的贡献。
让蒋介石头疼的手下
邓宝珊生于1894年，甘肃天水人。他出身行伍，只有两年私塾的学历，但他知识广博，文学素养深厚，虽戎马倥偬却坚持自学。加之他为人谦虚稳重，待人诚恳随和，所以一直有“儒将”之称。但他又是一个让蒋介石头疼而又无可奈何的手下。究其原因，那就是他对共产党的理解和支持。
在成为国民党高级将领之前，邓宝珊一直站在蒋介石的对立面，属于典型的反蒋派。1909年他从军去新疆，次年加入同盟会，拥护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
1930年蒋阎冯大战，邓宝珊任反蒋军第八方面军总司令，失败后避居上海。在上海，邓宝珊通过共产党员葛霁云、杨晓初等，与中共中央军委的同志保持接触。邓宝珊的活动受到当时国民党特务的注意，他们勾结租界巡捕房拘捕了邓宝珊，并企图引渡南京处置，后由于友人、家属奔走，请女律师郑毓秀出面保释，方得脱险。
“九·一八事变”后，经于右任斡旋，蒋介石同意邓宝珊复出政坛。1933年4月，邵力子调任陕西省政府主席，邓宝珊暂时代理主持甘肃军政事务，继续稳定各派力量。在此阶段，他的好友邵力子、于右任曾大力保荐邓宝珊正式为甘肃省主席，但蒋介石对邓宝珊疑惧犹深，一直不同意。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军大举进攻西北，国民党接连吃了几次败仗，急于用人之际，蒋介石不得不起用治理西北军务有方的邓宝珊，任命其为第二十一军团军团长，驻防榆林。
坐镇榆林8年抗战
邓宝珊这个名字曾经和陕西榆林这座历史名城的命运紧紧相连。抗日战争期间，就是在这里，邓宝珊把当时来自各个方面的军队、错综复杂的各种势力集聚在抗日旗帜之下，为保卫北线积极出力。
抗日战争爆发前，榆林是国民党晋陕绥边区总部所在地，邓宝珊被蒋介石任命为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防区东起府谷、神木，沿古长城经榆林西至横山、宁条梁、安边一线，绵亘350公里，把西边的马鸿逵、北面的傅作义、东边的阎锡山连成一线，又与南边的胡宗南遥相呼应，形成对陕甘宁的全面包围。榆林是这个包围圈上的重要据点。
邓宝珊到榆林的时候，察、绥两省政府及其他机构和办事人员，还有数万逃难的群众，潮水一般涌入到榆林地区。原来冷冷清清的榆林城，因为大批流亡群众的到来而立刻热闹起来。摆在邓宝珊面前的任务，不仅要派兵堵击日军的西进，还要妥善安置各地涌来的难兄难弟。从这时起，榆林作为在军事上堵击日军西进的桥头堡，同时作为在政治上安抚各方难民的避风港，它的地位立刻凸显出来。
邓宝珊处变不惊，把供奉在百灵庙的成吉思汗灵位运到兰州安放起来，初步稳定了蒙古人的动荡心理。接着立即组织了5个游击支队，进驻包头的黄河沿岸，日夜骚扰日军，阻其西进，又与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第二战区北路军总司令傅作义联系，加强了晋陕绥三省联防力量。日军一度占领陕西府谷，邓宝珊的部队历经大小战斗100余次，使日寇进攻大西北的企图不能得逞，保障了伊盟及陕北等地的安全。邓宝珊所下的一番苦功，初步稳定住了榆林的局面。从此，他在榆林的地位也与日俱增，无人能及。毛泽东1942年曾致信称赞他：“八年抗战，先生支撑北线抗日，保卫边区，为德之大，更不敢忘。”
帮杨虎城向老蒋“求情”
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后，邓宝珊积极支持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提出的八项主张，有力配合了事变的和平解决。然而，在张学良将军被扣南京后，蒋介石派三路大军准备进占西安。远在兰州的邓宝珊知道，蒋介石轻易不会放过杨虎城将军。
在接到杨虎城电邀后，邓宝珊立即赶赴西安，协助杨虎城并商量善后之策。邓宝珊根据中共中央一致抗日政策的精神，努力做各派之间的团结工作。经过与杨虎城多方磋商，邓宝珊决定自己出面见蒋介石，为杨斡旋。
到达南京见到蒋介石时，邓宝珊从容地对蒋说：“此次西安事变实在是一个非常事件，杨虎城诚然对不起委员长，但委员长素以圣贤之心为心，当按非常办法对待。这样会使中外人士更加敬佩！”接着，他主动提出由蒋介石给杨虎城以“出国考察”的名义，并转达了杨虎城的要求。第二天，蒋介石邀邓宝珊吃便饭时，在饭桌上终于答应让杨虎城出国。之后，邓宝珊在上海将杨虎城等人送上了轮船之后，才放心地转回西安。
延安的常客
抗战期间，蒋介石多次发动反共高潮。邓宝珊虽屡屡接到蒋介石反共的指示，但对其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居心和行为深为不满。蒋介石曾多次命令邓宝珊部队封锁进入边区根据地的人员和物资，均被邓宝珊严辞拒绝，他说：“我们的部队是来打日本军的，怎么能自相残杀？”
1938年5月，邓宝珊去参加蒋介石主持召开的军事会议，会议结束返回榆林时，他故意选择了途经延安的路线，想亲眼看一看共产党领导下的延安。邓宝珊一行到达延安后，受到了中共中央的热情欢迎和招待。在这里，毛泽东与邓宝珊初次相识，两人一见面就十分投缘。邓宝珊在毛泽东的挽留下，在延安整整住了一个星期。从此以后，与延安建立了密切关系，并多次访问延安。
这些情况很快传到了蒋介石的耳里，对邓宝珊与延安的联系，他不好公开反对，但暗中却施加压力。1943年夏初，国民党中央电请邓宝珊到重庆开会，并特意指示他要绕道宁夏到重庆。接到电报，邓宝珊非常生气地说：“不指定路线倒罢了，指定了，我偏要走延安这条路。”随后，邓宝珊以路途遥远为由，故意经过延安，并且在延安一住就是20多天，与毛泽东、朱德彻夜交谈。
到了重庆之后，蒋介石有一次问邓宝珊对国内时局的看法时，邓宝珊毫不隐讳地说：“我不愿意把领袖拥护成华盛顿，也不愿意把领袖拥护成拿破仑”。此话一出，蒋介石当即一愣，根本没想到邓宝珊会这样回答他，他立即意识到邓宝珊已经在思想上与自己有了很大的距离。会议结束后，邓宝珊告病回老家养病，蒋介石喜上眉梢，但并没立刻答应，而是一边劝邓宝珊去榆林，一边又密令胡宗南马上派人去榆林主持大局。对此，邓宝珊心里极不舒服，也就是从那时起，他开始暗暗打算一旦有机会就离开榆林，甚至有了起义的打算。
1949年，邓宝珊率部起义。
解放北平的“和平之使”
1948年12月，傅作义开始接受人民解放军的和平谈判倡议，因考虑邓宝珊和共产党历史关系较深，又有威望，如出任谈判代表，将有利谈判的进行，因此派“追云号”飞机把他接往北京。
邓宝珊和傅作义经过反复商讨，明确了面临的形势，分析了傅部和北平其他国民党部队的情况，设想了和平起义过程中可能发生的各种事态及应付之方。与此同时，邓宝珊还与中共北平地下党组织崔月犁等人秘密接头。一见面，他就说：“我是了解共产党的政策的，我有个孩子在延安学习过，我见过毛主席，陕北电台的广播我经常听。”他表示蒋介石败局已定，自己将全力劝傅作义走和平起义的道路。
1949年1月13日，邓宝珊前往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部队驻地谈判。经过三天谈判，终于达成了和平解放北平的协议。电达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等领导后，毛主席表示，经邓先生达成的协议是可行的，我们对邓先生完全信赖。17日，邓宝珊回北平向傅作义复命。
正当和平协议即将实施之际，蒋介石派其前军令部长徐永昌飞赴北平，企图以徐和傅、邓的私人关系，煽动傅部与人民解放军一战。但傅、邓决心已定，不为所动，由邓出面，促徐离北平，排除了和平起义的干扰。21日，傅作义在中南海召集高级军官会议，说明了起义决定，当场宣读了和平解放实施办法。22日，正式宣布北平和平起义。31日，人民解放军举行了隆重的入城仪式，举世闻名的文化古都终于回到了人民的怀抱。之后在当年9月，受毛泽东、周恩来委托，邓宝珊和傅作义一起促成了绥远起义。
邓宝珊对北平和平解放的努力，受到了人民的称赞。由此，他也被后人称为“和平之使”。当时，北平《新民晚报》曾发表文章，标题是“北平和谈的一把钥匙——邓宝珊将军”。北平和平解放后，毛泽东、周恩来等在西柏坡和北平多次会见邓宝珊，共商建国大计。于此同时，国民党立即宣布开除邓宝珊的国民党党籍。
八宝山上埋忠魂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就在开国大典之后，邓宝珊被任命为甘肃省政府主席。
1950年以后，邓宝珊长期担任甘肃省人民政府主席、省长、全国政协委员会委员、常委，在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上均当选为国防委员会委员；1956年后，同时担任民革中央副主席。从1950年担任甘肃省主席，到1968年病逝，邓宝珊在省主席、省长位置上干了整整18年，深受甘肃各族人民的爱戴。
1966年，“文革”爆发，有病在身的邓宝珊受到了冲击。一天，一群北京来的红卫兵与当地造反派闯进了兰州邓宝珊的家。邓宝珊想起了毛泽东曾对他说过：“有什么事可以直接找我反映，也可以找周总理。”于是命家人拨通了北京周恩来办公室的电话。周总理接电话，当即安排专机把邓宝珊接到北京，并把他送到医院治病，加以保护。
1968年11月27日，邓宝珊在北京病逝，终年74岁，邓宝珊去世后，关于他的骨灰存放何处，也有过不同意见。后来，周恩来出来说话：“邓宝珊先生在延安时就是我们的老朋友，他为北平和平解放作过贡献，他是对中国革命和建设有功的人。”在周恩来的干预下，邓宝珊的骨灰最后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第一室，但当时林彪、“四人帮”一伙控制的《人民日报》只在最后一版左下角登了一则关于他逝世的简短消息。许多有正义感的人们都为此而不平。
在打倒“四人帮”后拨乱反正的日子里，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于1979年4月24日，在北京为邓宝珊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
有人这样评价邓宝珊，他是一面镜子，他的经历从一个角度反映了清末到20世纪60年代中国社会的变迁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