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尔丁的《蝇王》讲述的是，有一群孩子因为飞机失事，被困在一座孤岛上。一开始，这群孩子还能够团结在一起，并努力建立起纪律和秩序。但是很快，孩子们就分成了两派：一派孩子代表理性和文明，另外一派则代表野性与原始。拉尔夫是一名海军军官的儿子，成了理性派的代表。杰克是唱诗班的大孩子，代表着野兽本性。杰克把打猎时得到的野猪头插在尖木桩上，逼着其他孩子像野蛮人一样，把脸涂得花花绿绿，跳舞狂欢。野蛮派的孩子逐渐占了上风。两派孩子最终陷入互相杀戮，整座小岛陷入恐怖和火海。
　　戈尔丁因为这部小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响尾蛇”和“飞鹰”

　　1954年，也是《蝇王》发表的同一年，俄克拉何马州立大学的几位社会学家做过一项社会实验。他们精心挑选了22个孩子，这些孩子要尽可能地一样：他们都是11岁的男孩，学习成绩在班上都是中等;没有戴眼镜的孩子，没有胖得引人注目的孩子，孩子们都没有不良嗜好;这些孩子来自不同的学校，之前互不熟悉。研究者将孩子分成两组，每组11个孩子。一组叫响尾蛇，另一组叫飞鹰。
　　孩子们并不知道自己是实验对象，他们以为要参加一个为期3周的夏令营，然后分别坐着不同的公车来到一个国家公园的童子军宿营地。头一周，他们各自活动。到第二周，研究者才告诉他们，还有另一组男孩。这才是实验的真正目的。研究者想看看，当两组男孩互相接触之后会发生什么变化。果然不出所料，两队男孩看到对方，都本能地产生了敌意。他们刚开始也一起打棒球、拔河、玩寻宝游戏，但很快就出现了冲突。当响尾蛇队看到飞鹰队踢球的时候，就想赶他们走。棒球比赛获胜之后，响尾蛇队把自己的旗帜插在球场上，愤怒的飞鹰队队员把旗帜撕碎、烧掉。飞鹰队赢了拔河比赛，响尾蛇队认为这是一种耻辱，他们夜袭飞鹰队的营地，把床掀翻，将蚊帐撕碎，抢了一条蓝色的牛仔裤来当他们的新旗帜。飞鹰队的报复是，第二天白天袭击响尾蛇队的营地。要不是研究者干预，局势就会失控，因为孩子们已经带着棍子和球棒倾巢出动了。在研究者的劝说之下，他们才各自归队，但回去之后，两队都在自己的营地外边挖了壕沟。
　　怎么让孩子们和解？研究者告诉男孩，可能出现了新的敌人，因为营地的水管被人破坏了。他们需要把供水系统修好，得齐心协力，把卡车推上山坡。让这群男孩彼此仇视的原因，是在“我们”之外，出现了“他们”。让这群男孩再度合作的原因，是出现了更厉害的“他们”，所以，所有的男孩都成了“我们”。
　　著名作家吉卜林写道：
　　所有的好人都同意
　　所有的好人都这样说
　　所有的好人都在我们这里
　　剩下的他们，其心必异
　　“我们”和“他们”的界限是极其随意而模糊的，但我们根深蒂固地要把人分成“我们”和“他们”。你可以让一群人穿上蓝衣，另一群人穿上红衣，穿蓝衣的人就会自动团结在一起。一起扛过枪、一起同过窗，或是来自一个家乡，都能形成自己的部落。我们是我们，他们是他们。对待我们和对待他们，人们会有不同的道德标准和行为模式。如果是自己人，那一切好说，因为所有的好人都在我们这里。如果是他们，那肯定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人是群居动物。所有的群居动物都有一个共性：在团体内部会有很多利他主义行为，但在小团体之间存在着激烈甚至残酷的竞争。我们会为亲人牺牲自己，我们会热心帮助自己的朋友，我们会为保卫祖国献出生命。但是，要是遇到“非我族类”的“他们”，我们会立刻进入警戒状态。
　　人总是宽于律己，严以待人。如果你上班迟到了半个小时，你会跟老板说，这是因为街上有交通管制，或是昨晚忘记设置闹钟了。总之，你会从具体的情境解释自己的行为。不是我这个人不好，而是有某些特殊的原因。要是你的下属迟到了半个小时，你肯定觉得这个人不靠谱，对工作不负责，没有敬业精神。同理，对待小团体内部的成员，我们会在具体的情境中解释他们的行为，不会轻易地评判这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但一旦要评价团体外部的成员，我们就容易按照某种刻板的印象，武断地下结论。
　　有人觉得，随着全球化的发展，最后会出现世界大同，大家用同一种语言，成为好朋友。这是不可能的。就算大家都学会了同一种语言，也一定会出现不同的方言。方言之所以存在，就是为了刻意地和其他“部落”分开。我们会高估群体内部的一致性，同时也会高估群体之间的差异性。群体内部的成员会互相模仿，但他们会刻意寻找和其他群体之间的差异。
　　找同伴是人类的本能，区分“我们”和“他们”本无可厚非。为了保护自己，为了“部落”内部的团结，我们会有意无意地寻找来自外边的假想敌。这是一种强大的黑暗力量。这种黑暗力量强大到如果我們不了解、不时时刻刻地提醒自己，就会把我们自己吞噬掉。
　　（清荷夕梦摘自民主与建设出版社《大局观：真实世界中的经济学思维》一书，黎 青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