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3世纪，英国有一位醉心自然哲学的圣方济各教士，他高傲孤耿，处处碰壁，饱受压制，连发表著作的权利也被修会剥夺，幸而时来运转，旧交平步青云，当上教皇，于是得以应邀，将平生所学熔铸为数部著作呈献。他的书开宗明义说：“凭借知识的光芒，上主教会得以统治，信众国度得以节制，尚未信教者将会归宗，而超卓的知识足以制服怙恶不悛者，基督徒再不必流血牺牲，就可以将他们驱逐至教会境外。”书中所谓“知识”，主要指当时刚刚从阿拉伯人通过西班牙、西西里、拜占庭等地传入西欧的古希腊科学知识，但也提到了火药和磁石，那大概是从中国间接传入的。当时所谓“黑暗时代”已经过去200年，但欧洲比起伊斯兰世界来，在文化、科学、经济等各方面仍然落后很多，上面这番话的真正意义在于，为求强盛必须大力发展自然科学。
　　强盛邦国之根本
　　那位教士就是有名的罗哲·培根(Roger Bacon)，呈献的著作名为《主集》、《别集》和《三集》。不幸他的运气短促：书籍上呈之后，教皇还未及寓目就驾崩了，因此在当时它们没有发生重要影响。他虽然继续勤奋著述，但并不得志，甚至还可能一度被监禁，最后郁郁以终，直至17世纪方才广为人知。不过，上面那几句话还是很重要的：它显示了自然知识在西方文明中的根本重要性 — 即使在宗教精神高涨，甚至淹没一切的 “中古盛世”（high middle ages），即使在教士心目中，它仍然能够和语言、文法、道德训诲分庭抗礼；而且，从它在书中所占分量看来，比后者更为重要。
　　需要注意的是，对中古欧洲而言，这些自然科学知识虽然源于古希腊，从阿拉伯人那里学习它们却算不上“礼失求诸野”，只是追求风闻已久，“恨未识荆”的域外新事物罢了，因为古罗马人虽然听到过、接触过它，却从未了解或者翻译它，此时它是初次从阿拉伯文转译成拉丁文，并且还夹杂了许多伊斯兰文明的增益。
　　这样将来自域外而又关乎自然界的知识视为强盛邦国的根本大道，在中华文明观念中是不可思议的。作为对比，两个世纪之前的大宋皇朝，也同样是经历大乱之后积贫积弱，面临强敌，也同样亟待发愤图强。那么当时潜心思索振兴之道的有识之士，例如胡瑗、孙复、石介等，所讲求的又是何种道理呢？
　　余英时在《朱熹的历史世界》一书中说得很清楚：“他们三人都笃信圣人之道，致力于重建一个合乎儒家理想的秩序。他们研究经学的主要动机是追求一种文化理想”，那也就是他引孙复所说的“所谓夫子之道，治天下、经国家大中之道也”。在他们影响、激发之下，所出现的最有远见和魄力的大政治家是范仲淹和王安石。他们同样也是以儒家的礼乐、道德理想，即所谓“诗书史传子集，垂法后世者”，“古代圣王之道的文字记录”为求治根本。统而言之，宋儒的振兴之道是以古代经典为依据，都是与政治、社会、文化理想直接相关的。
　　中西方的“器”与“道”
　　以上的说法很粗疏，因此需要作两点补充。首先，罗哲·培根是走在时代前面，他的话并不能够代表13世纪欧洲的政治与文化理念。当时基督教观念笼罩一切，自然哲学被视为神学的婢女，它的功能在于阐释自然万物，从而彰显上主创造天地之大能与精妙。可是，也不能忘记：他重视自然知识效能的观念却仍然顽强地存在（在另一部著作中他还生动地想象汽车、轮船乃至飞机的发明和制造，宛如预见20世纪来临一样），而且为他同时代的许多其他教士分享。他们之中有不少位至主教乃至大主教，却仍然潜心研习科学，作出重要贡献。其中如牛津大学第一任校长，后来成为林肯郡主教的格罗斯泰特（Grosseteste）；研究光学的坎特伯雷大主教配卡姆（John Peckham）；德国第一所座堂学院创办人，曾经出任拉提斯邦（Ratisbon）主教的大阿尔拔图（Albertus Magnus）等等，都是杰出例子。而且，在他们之后，这风气相沿不替，兼教士与科学家于一身的人才辈出，位居主教、大臣者不可胜数。他们努力的结果是：到了17世纪之初，另外一位培根即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就鲜明地提出“知识即力量”的观念；到17世纪末，西欧终于实现罗哲·培根的梦想，击溃奥斯曼帝国（其实，它的兴起犹在罗哲·培根之后），令它自此一蹶不振；到18世纪，现代科学出现，培根的理念为启蒙思想家接受，成为西方文明的主导思想。追源溯本，这理念最早就是由罗哲·培根提出，而他思想的渊源则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文明兴起之初，也就是所谓“轴心时代”。
　　其次，北宋其实也有不少重要科学家，例如发明“增乘开方法”的数学家贾宪、撰写《梦溪笔谈》的沈括、编校《本草图经》和主持制造“大水钟”的苏颂等等。当时中国的技术和工艺非常先进，对促进经济起了很大作用，结果是北宋人口增加6倍，突破了1亿的历史性关口。所以，正如李约瑟所一再强调，中华文明不但具有丰富自然知识，而且能够充分利用它，宋朝就是最好的例子。可是，中国士大夫所搜集、发展的自然知识都是零碎分散的，不能够构成完整理论体系和长远学术传统，所以不可能有长远的，累积性的发展。在他们的观念中，这方面的知识属于形而下的“器用”范畴，和形而上的，具有经天纬地功能的“道”不可同日而语。南宋的秦九韶是大数学家，他的《数书九章》是传统数学的高峰。然而，说来奇怪，他本来热衷仕宦，潜心数学只是元人入侵，丢掉官职，颠沛流离，“心槁气落”之后的事情。同时代的李治、刘秉忠也都是在金朝丢官之后方才隐逸山林，潜心数学，刘秉忠后来更为元朝征召而放弃数学出山，官至太保。当然，这也有悠久传统。如所周知，孔子所重视的是礼乐仁义政事，至于“性与天道”、“怪力乱神”、稼穑农圃这些问题他是不喜欢讲，甚至被问到也不愿意回答的。“君子不器”可以视为他对具体自然知识的基本态度。这种态度一直延续到近代。例如翻译《几何原本》的徐光启是最早接触西方科学，对它赞叹备至的杰出士大夫，他却从未动念探究西方科学的全貌与根源。雄才大略如康熙皇帝虽然对“西学”发生极大兴趣，却也从未想到派专人到海外留学和搜求典籍。在他们心目中，这些神奇知识恐怕仍然是“珍玩”、“陪衬”而已。
　　钱穆先生在《国史新论》一书中对这种心态有很深刻的观察。他说，中国学者“始终不走西方自然科学的道路……总看不起像天文算数医学音乐这一类知识，只当是一技一艺，不肯潜心深究。这些，在中国学者间，只当是一种博闻之学……聪明心力偶有余裕，始一泛滥旁及。此在整个人生中，只当是一角落，一枝节，若专精于此，譬如钻牛角尖，群认为是不急之务。国家治平，经济繁荣，教化昌明，一切人文圈内事，在中国学者观念中，较之治天文算数医药音乐之类轻重缓急，不啻霄壤”。跟着，他论天文、数学如何被应用到历法乃至被“强挽到实际政治上应用”，音乐如何被用作“以人文精神为中心向往之工具”，结论是：“在中国知识界，自然科学不能成为一种独立学问。”这些话是很值得深思的。
　　统而言之，中华与西方文明对自然知识的观念自古以来就有非常深刻的分歧。西方把它看作宇宙奥秘，值得终身探索、追寻，因而发展出高度理论性的学术观念。所以在历史上它是直通“天道”的“自然哲学”，实用价值并不彰显，也不重要，直到罗哲·培根方才出现转变的征兆，以迄十七八世纪脱胎换骨，发生革命性的巨大变化。中国人看自然知识，则脱离不了实际和浅近的“器用”观念，所谓“医卜星相、天文历数”向来是学术旁支，不入“大道”。目前一些人口呼“科教兴国”，只反映了表面态度的改变，底子里却仍然未曾跳出原来思想框架。但在今天，科学和技术改变人类社会的结构，甚至人的思想乃至身体，已经非常全面和深刻，可以说无孔不入，无微不至了。而且，这种改变可以说是不断加速，没有止境的。那么，如何来梳理、认识、扭转中华文明对科技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自然是我们今天所亟须面对的大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