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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4日，第十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最佳导演和摄影奖颁给了参赛影片《吴清源》的导演田壮壮。
但到现在为止，无论是在香港还是上海，从上座率和已有的评论看来，获得“最佳导演和摄影奖”似乎并不能给这部电影的票房带来太高的期待。
“在前年的华山围棋大会开幕式上，我曾经对田壮壮的这部电影表示过两方面的担心：第一，他能不能把围棋这种艺术表现得好看；第二，担心他的票房——这样的电影太可能叫好不叫座了。”著名围棋国手、中国棋院前院长陈祖德告诉本刊。现在看来，他当年的担心已经变成了现实。
“棋迷也看不懂”
田壮壮显然把镜头直接对准了吴清源的内心，希望描述一个求道的吴清源。但这样做的一个结果是，普通观众首先感到的是影片“不好看”。
“整部戏都在展示一个误入歧途的青年人在痛苦挣扎。张震整部戏没笑过，神情忧郁恍惚，眉头紧锁，双肩下垂，二手低挂，踉踉跄跄地到处晃。”香港一位观众在影评中如此写道。
对吴清源的一生比较了解的观众们认为，影片刻意采取了“去戏剧化”的低调风格来处理其中较激烈的情节——吴清源身上发生的真实故事，远比影片中所展示的要精彩得多。这部戏有意避开作为围棋强者的吴清源，主要对局都是蜻蜓点水一掠而过，而用浓墨重彩描述了吴清源追随“日照大神”玺光尊的那段经历。
影片的另一个“特点”是“出奇地沉闷”。一个赴香港观看这部片子的观众说“这是有生以来看到的最沉闷的影片”。中途退场的很多观众也表示是由于受不了影片的沉闷。
为了更真实？
“既不讲围棋盘上才华横溢、战无不胜的吴清源，又不讲思虑精纯，不断开拓围棋哲学的吴清源……离开围棋的吴清源，还是不是吴清源呢?”这是普通棋迷们对这部电影的考问。
影片给人的感觉就是：一个孱弱的求道者挣扎在与本民族相冲突的异国他乡。
诚然，吴清源的外表的确孱弱，川端康成曾经如此描述：“身穿藏青底白碎花纹的筒袖和服，手指修长，脖颈白皙，使人感到他具有高贵少女的睿智和哀愁。”但孱弱，静默的外表并不反映吴清源的精神。
“他的棋风更能反映他真实的内心世界——华丽奔放，而又迅捷顽强。”陈祖德和另一位著名棋手、不久前刚从中国棋院院长位置上退休的王汝南均如此评价。“任何一部电影，反映的都只能是一个人物的一个方面。田壮壮是一个围棋爱好者，他对吴清源很崇敬。他即使想客观，恐怕也很难完全做到。就我自己的看法，如果要谈哲学和人生，我不一定选择吴清源。”
王汝南告诉本刊，作为一个“活着的棋圣”，一些人说他心胸如何开阔、人格如何“中和”等等，但跟他直接接触过的人都知道，直到今天，他的个性依然非常鲜明、执着和顽强。由于半个世纪以前跟日本棋院的不愉快，他直到现在，提起日本棋院依然会生气。“要说，如果是一个平和的老人，经过这么多年，当年那些事情应该早就淡化了。”王汝南说，“事实上，作为一个出类拔萃的棋才，他必须具有强烈的个性，否则他难以成为一代棋王。”
从这个意义上，影片显然没有反映吴清源的真正内心。
“他终究只是一个‘棋人’”
波澜壮阔的围棋生涯之外，吴清源有两件事情让大众不理解：加入玺宇教(被认为是一个邪教)和二战中到中国对日军“劳军”的行为。前者正是这次影片重点表现的内容之一；后者则长时间让人思考一个问题：一个真正的棋手是否可以完全脱离民族与国家冲突的羁绊——有报道说，这也是田壮壮这部片子本来希望寻求解答的问题。
“我个人坚持，大家应该把吴清源看作一个‘棋人’，在这个范围里，怎么讲他都不为过。而有一部分人却把他推崇为‘神人’，这就可能带来问题。对于吴清源来说，他的生存、生涯、成长、成就，都是作为一个棋人而存在的。”王汝南如此表示自己对这些问题的看法，“他的哲学思想，也是作为一个棋人、作为一个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人，在他这个年岁所产生的人生感悟。他既不是一个哲学家，也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人——他终究就是一个棋人。”
王汝南说，在这一前提下，关于二战中的“劳军”，以及他加入玺宇教的问题，就都很好理解了。在中国那样一个衰败的环境下，他去日本，是为有人能够保证他拥有一个相对良好的环境来下棋。他于是加入日本国籍，并且做了一些当时一个日本人看来很普通、而在中国人看来不舒服的事情，是可以理解的。“如果你非得把他看作一个伟大的哲学家或者一个神人，那当然没办法理解他。”
而二战结束后，日本整个社会的伦理道德都受到了巨大冲击，在社会断代、下棋环境完全被破坏的情况下，他作为一个棋人，产生精神迷茫，从而加入玺宇教，同样也可以理解。
“李昌镐与吴清源都是上帝派下来下棋的。他们对围棋心无旁骛，其他人都很难做到这样。但在政治等其他方面，吴清源是很幼稚的。我们不能对他做过高的要求。”陈祖德也认为，围棋本来就是一种文化、一种艺术，晚年的吴清源提出“中和”的思想，更多是因为他研究《易经》，受到中国古文化的影响，而不是他性格的反映。
“把他作为一个棋人，你才可能发现他的内心世界、发现他的人性、他的迷茫，也能够发现他在那样一个动荡环境中仍然能够保持一个完整的自我的难得。”王汝南说，“要他完全脱离开中日民族矛盾的羁绊是不现实的；但一定要生把他紧密套牢在这种政治的、民族的羁绊上也不现实。把他看作汉奸，或者把他看作民族英雄，都走了极端。”
但到现在为止，无论是在香港还是上海，从上座率和已有的评论看来，获得“最佳导演和摄影奖”似乎并不能给这部电影的票房带来太高的期待。
“在前年的华山围棋大会开幕式上，我曾经对田壮壮的这部电影表示过两方面的担心：第一，他能不能把围棋这种艺术表现得好看；第二，担心他的票房——这样的电影太可能叫好不叫座了。”著名围棋国手、中国棋院前院长陈祖德告诉本刊。现在看来，他当年的担心已经变成了现实。
“棋迷也看不懂”
田壮壮显然把镜头直接对准了吴清源的内心，希望描述一个求道的吴清源。但这样做的一个结果是，普通观众首先感到的是影片“不好看”。
“整部戏都在展示一个误入歧途的青年人在痛苦挣扎。张震整部戏没笑过，神情忧郁恍惚，眉头紧锁，双肩下垂，二手低挂，踉踉跄跄地到处晃。”香港一位观众在影评中如此写道。
对吴清源的一生比较了解的观众们认为，影片刻意采取了“去戏剧化”的低调风格来处理其中较激烈的情节——吴清源身上发生的真实故事，远比影片中所展示的要精彩得多。这部戏有意避开作为围棋强者的吴清源，主要对局都是蜻蜓点水一掠而过，而用浓墨重彩描述了吴清源追随“日照大神”玺光尊的那段经历。
影片的另一个“特点”是“出奇地沉闷”。一个赴香港观看这部片子的观众说“这是有生以来看到的最沉闷的影片”。中途退场的很多观众也表示是由于受不了影片的沉闷。
为了更真实？
“既不讲围棋盘上才华横溢、战无不胜的吴清源，又不讲思虑精纯，不断开拓围棋哲学的吴清源……离开围棋的吴清源，还是不是吴清源呢?”这是普通棋迷们对这部电影的考问。
影片给人的感觉就是：一个孱弱的求道者挣扎在与本民族相冲突的异国他乡。
诚然，吴清源的外表的确孱弱，川端康成曾经如此描述：“身穿藏青底白碎花纹的筒袖和服，手指修长，脖颈白皙，使人感到他具有高贵少女的睿智和哀愁。”但孱弱，静默的外表并不反映吴清源的精神。
“他的棋风更能反映他真实的内心世界——华丽奔放，而又迅捷顽强。”陈祖德和另一位著名棋手、不久前刚从中国棋院院长位置上退休的王汝南均如此评价。“任何一部电影，反映的都只能是一个人物的一个方面。田壮壮是一个围棋爱好者，他对吴清源很崇敬。他即使想客观，恐怕也很难完全做到。就我自己的看法，如果要谈哲学和人生，我不一定选择吴清源。”
王汝南告诉本刊，作为一个“活着的棋圣”，一些人说他心胸如何开阔、人格如何“中和”等等，但跟他直接接触过的人都知道，直到今天，他的个性依然非常鲜明、执着和顽强。由于半个世纪以前跟日本棋院的不愉快，他直到现在，提起日本棋院依然会生气。“要说，如果是一个平和的老人，经过这么多年，当年那些事情应该早就淡化了。”王汝南说，“事实上，作为一个出类拔萃的棋才，他必须具有强烈的个性，否则他难以成为一代棋王。”
从这个意义上，影片显然没有反映吴清源的真正内心。
“他终究只是一个‘棋人’”
波澜壮阔的围棋生涯之外，吴清源有两件事情让大众不理解：加入玺宇教(被认为是一个邪教)和二战中到中国对日军“劳军”的行为。前者正是这次影片重点表现的内容之一；后者则长时间让人思考一个问题：一个真正的棋手是否可以完全脱离民族与国家冲突的羁绊——有报道说，这也是田壮壮这部片子本来希望寻求解答的问题。
“我个人坚持，大家应该把吴清源看作一个‘棋人’，在这个范围里，怎么讲他都不为过。而有一部分人却把他推崇为‘神人’，这就可能带来问题。对于吴清源来说，他的生存、生涯、成长、成就，都是作为一个棋人而存在的。”王汝南如此表示自己对这些问题的看法，“他的哲学思想，也是作为一个棋人、作为一个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人，在他这个年岁所产生的人生感悟。他既不是一个哲学家，也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人——他终究就是一个棋人。”
王汝南说，在这一前提下，关于二战中的“劳军”，以及他加入玺宇教的问题，就都很好理解了。在中国那样一个衰败的环境下，他去日本，是为有人能够保证他拥有一个相对良好的环境来下棋。他于是加入日本国籍，并且做了一些当时一个日本人看来很普通、而在中国人看来不舒服的事情，是可以理解的。“如果你非得把他看作一个伟大的哲学家或者一个神人，那当然没办法理解他。”
而二战结束后，日本整个社会的伦理道德都受到了巨大冲击，在社会断代、下棋环境完全被破坏的情况下，他作为一个棋人，产生精神迷茫，从而加入玺宇教，同样也可以理解。
“李昌镐与吴清源都是上帝派下来下棋的。他们对围棋心无旁骛，其他人都很难做到这样。但在政治等其他方面，吴清源是很幼稚的。我们不能对他做过高的要求。”陈祖德也认为，围棋本来就是一种文化、一种艺术，晚年的吴清源提出“中和”的思想，更多是因为他研究《易经》，受到中国古文化的影响，而不是他性格的反映。
“把他作为一个棋人，你才可能发现他的内心世界、发现他的人性、他的迷茫，也能够发现他在那样一个动荡环境中仍然能够保持一个完整的自我的难得。”王汝南说，“要他完全脱离开中日民族矛盾的羁绊是不现实的；但一定要生把他紧密套牢在这种政治的、民族的羁绊上也不现实。把他看作汉奸，或者把他看作民族英雄，都走了极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