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眼中，中国人好存钱，不敢消费。由于没有一张完备的社会安全网络，即便政府大肆派发消费券，也很难看到中国人放开自身购买欲望。其实，中国人是根本没钱花。
　　日前，由国家发改委就业和收入分配司撰写的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的意见，已经提交到国务院审议。随着4月宏观数据陆续亮相，有关中国经济是否企稳的争论仍然激烈。其中，趋向一致的判读是政府增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效应已经显现。政府投资拉动短期看可以解决内需不足，但长期看则会出现更加严重结构性偏差。政府投资如果过多锁定在生产领域，就会带来新的产能过剩，扩大供给矛盾。同时，可能导致对社会资本的“挤出效应”。如何促进消费，成为下一步宏调的关键点。
　　中国经济的基本面取决于国内投资和消费的相互关系。中国投资率自2001年以来不断上升达到43％，不仅远高于过去多年的平均水平(38％)，也远高于其他国家工业化进程的峰值水平(日本在1970年、韩国在1991年的产能扩张顶峰时期，投资率均低于40％)。
　　与此相反，从1997年—2007年，中国消费率从59％下降至48.8％，与之对应的是中国的储蓄率上升至51.2％，贡献几乎全部来自于是居民消费率的下降。居民消费率从45.3％下降至36.7％，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居民消费率正常水平(70％左右)，甚至一些比中国穷的发展中国家，如印度——他们的居民消费率都达到了55％。高储蓄、低消费通常被归因为中国人好存钱，不敢消费。而根本原因是，中国没有真正的社会保障体系、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如果没有一张完善的社会安全网络，即便政府像西方国家那样大肆派发消费券，你也很难看到中国人放开自己的购买欲望。
　　在现实中却是中国人根本没钱花。比二次分配更关键的是初次分配，而这取决于这个经济体既有的增长路径和模式。过去十年中，中国产业一直以资本密集化发展方向为主——目前工业化率达43％，远高于其他国家完成工业化时的水平。其中重化工业占整个工业比重上升至70％以上，这必然使得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更加偏向于政府和资本，劳动报酬和居民储蓄所占份额日渐萎缩。劳动报酬占比持续下降，从1997年—2007年，中国的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从53.4％下降至39.74％；中国的资本收入占比持续上升，企业营业盈余占GDP的比重从21.23％上升至31.29％；政府预算内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从10.95％上升至20.57％，若加上预算外收入、政府土地出让收入和中央和地方国企每年的未分配利润，政府的大预算收入几乎占到了国民收入的30％。
　　政府和企业拿了越来越多的钱，只能做投资，形成产能。国内形成的购买力消费不了，就只能卖到国外去，形成顺差。中国经常账户顺差由2001年的174亿美元上升至2008年的4400亿美元，占GDP的比重也由1.3％上升至10％。政府主导型经济是投资的经济，而投资的经济最终只能走向出口的经济。所以可以看到，高储蓄必然高投资，而高投资反转过来又进一步做高储蓄，周而复始，直至有一天外部需求真的垮了，这个循环就彻底完蛋了。
　　中国进行国民收入的二次分配调整是必要的——加强社会保障，恶补民生欠账，政府高赤字福利化的政策是当下急迫要推进的方向。但任何二次分配的调整都存在诸多的效率漏损，钱给谁?政府如何甄别、分配以及其中产生的腐败和监督的成本等问题?更关键的是事后的修修补补不可能从根本上纠正初次分配产生的严重偏差。
　　中国要扩大居民消费，重点在就业和收入。要提高劳动所得占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比重，就必须从根本上改变资源配置的方向。其中，最好方法就是资源向私人资本和中小企业倾斜(中国的中小企业在增加值创造中占50％以上，解决社会就业超过80％)，并支持它们向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转型。在现代制造业的价值链上做延伸，向上做原材料采购、研发设计，向下做物流、销售网络、品牌商誉以及零售，这样就能够创造出吸收大量就业的现代服务业。
　　从本质上讲，中小企业发展就是增加就业机会，增加居民收入。如此看来，微观上个体效率决策可以创造出宏观上公平井保持可持续发展的分配结构。解决劳动者收入问题，最终就将形成以中产阶层为主的橄榄型社会结构。中产阶层比重增加就意味着住房和汽车等耐用消费品市场的扩大。如果再加上社会保障的不断完善和中国城市化进程提速，中国制造的价值一定能迎来垄断世界经济发展的光明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