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氏璧、隋侯珠和龙泉剑均是旷世罕见的宝物，但在仁爱者的心目中，它们却无足轻重，饥不能为食，寒不能作衣，病不能当药，徒然招致各方豪强的觊觎和争夺，令拥有者惶恐不安。迥异的价值观决定着世人的好恶取舍，灵魂、生命、健康、亲情乃是宝物中的宝物，但却有人弃之若敝屣，践之如腐叶。

　　据《左传·襄公十五年》记载：“宋人或得玉，献诸子罕。子罕弗受。献玉者曰：‘以示玉人，玉人以为宝也，故敢献之。’子罕曰：‘我以不贪为宝，尔以玉为宝。若以与我，皆丧宝也。不若人有其宝。’”价值观错位便会产生此类喜剧效果。宋人给本国贤卿子罕敬献美玉，子罕婉言谢绝，他的回答出人意表：“我将清廉视为宝物，你将美玉视为宝物。你要是把宝物送给我，两人就会各有所失，倒不如保持原状更为明智。”
　　精神之宝胜过物质之宝，这是贤者和智者都能达成的共识。子罕不贪取美玉，他保全的乃是美德。无独有偶，《晋中兴书》还给出了另一个以不贪为宝的例证：东晋十六国时期，后秦开国皇帝姚苌以慧眼识人著称，“试诸子，谓曰：‘吾有一宝物，万金不易，汝等技艺胜者，吾以与之。’诸子皆索好馬，欲于父前试之。惟子略不动，苌以为贤，故立为嗣子”。姚苌以稀世奇珍悬赏，来测试各位王子的定力如何，差不多个个跃跃欲试，只有姚兴（字子略）岿然不动。不贪求者不妄为，有定力者有恒心，姚苌以此确认姚兴能够安邦治国，于是册立他为太子。
　　人之不同，各如其面，主要是认知上的不同，好恶上的不同，取舍上的不同，归根结底是价值观上的差异。
　　老子说：“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道家主张清静无为，恬退不争，视富贵如浮云，固应如此。
　　孟子说：“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宝珠玉者，殃必及身。”儒家以天下为己任，重视国计民生，视珠玉为泥丸土块，固应如此。
　　古人说，“所贵惟贤，所宝惟谷”，“世皆以珠玉为宝，宝愈多而民愈贫，失其所宝也”，“虽金玉满堂，明珠满室，饥不为宝，非国之用”。古代饥馑屡作，战乱频仍，君王若罔顾粮食的重要性，就会丧失土地人民;若忽略贤才的作用力，就会倾覆江山社稷。
　　《国语·楚语》中有一段精彩的问答：“王孙圉聘于晋，定公飨之，赵简子鸣玉以相，问于王孙圉曰：‘楚之白珩犹在乎？’对曰：‘然。’简子曰：‘其为宝也几何矣？’曰：‘未尝为宝。楚之所宝者曰观射父，能作训辞，以行事于诸侯，使无以寡君为口实。又有左史倚相，能道训典以叙百物，以朝夕献善败于寡君，便寡君无忘先王之业，又能上下说于鬼神，顺道其欲恶，使神无有怨痛于楚国。又有薮曰云连徒洲，金木竹箭之所生也。……此楚国之宝也。若夫白珩，先王之玩也，何宝焉？’”晋国的卿大夫赵简子将楚国世代相传的美玉白珩视为珍宝，孰料楚国使臣王孙圉不以为然，他认为楚国的珍宝是贤才观射父和左史倚相，因为他们的所作所为于楚国于楚王大有裨益，此外，楚国的珍宝还包括丰富的物产。至于白珩，它只是先王的掌中玩物，仅此而已。王孙圉的话绵里藏针，赵简子不免暗呼惭愧。
　　倘若君王以贤才为宝，对珠玉就会不屑一顾。《资治通鉴·周纪二》提供的范本颇有说服力：“齐威王、魏惠王会田于郊。惠王曰：‘齐亦有宝乎？’威王曰：‘无有。’惠王曰：‘寡人国虽小，尚有径寸之珠，照车前后各十二乘者十枚。岂以齐大国而无宝乎？’威王曰：‘寡人之所以为宝者与王异。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则楚人不敢为寇，泗上十二诸侯皆来朝。吾臣有盼子者，使守高唐，则赵人不敢东渔于河。吾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则燕人祭北门，赵人祭西门，徙而从者七千余家。吾臣有种首者，使备盗贼，则道不拾遗。此四臣者，将照千里，岂特十二乘哉？’惠王有惭色。”在魏惠王的治理下，国力日损，国势由盛而衰，原因就在于他既无赏识贤才的眼光，又无重用贤才的魄力。公孙鞅（商鞅）被低估，投身秦国。孙膑遭迫害，托身齐国。强邻捡到了大惊喜，魏国的净值就一破再破。魏惠王以明珠为国宝，殊不知，在齐威王的心目中，经国之至宝是四位贤臣。两相对照，强弱已知，高下立判。
　　宝物难得而易失，以不贪为宝的仁者无此忧。宝物可遇不可求，以贤才为宝的智者无此憾。尽管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在选择宝物的眼光上，他们都远胜凡夫俗子。
　　（选自《今晚报》2017年12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