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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慈善成为现代社会中不可或缺的“第三部门”力量，它不仅彰显人类超越自我为中心而关注他人和社会共同体事务的公共精神，而且平衡着社会贫富与社会地位悬殊所产生的冲突与失序，制约着公权力的膨胀与滥用，预警着人类面临和即将面临的公共危机，极尽所能地谐调和联合各种力量推动着改变现状的民间公共行动去化解并启发这种种失序与危机。因此，公益慈善常常成为衡量一个社会现代性的重要标志。
一个公益慈善不发达的国家，意味着人们醉心于金钱与权力崇拜，意味着人们对世间的弱势与苦难视若无睹，对公权力的滥用置若罔闻，对人类共同体面临的危机麻木不仁，对平等公平公正与公义没有内在的强烈渴望。那么即使再有钱如石油国家，就算经济再发达，也是严重缺乏人的现代性的国家，是不能称之为现代化的国家。因为国家的现代化最终以作为国民之“人的现代性”为前提。可是为什么公益慈善能够拥有让慈善家不断涌现，从而不断引领公益行业崛起并推动人的现代性提升的动力源泉呢？怎样才能在经济走向发达的进程中推动公益慈善这种人的现代性的启蒙与崛起呢？这便是本文试图去回答的问题。
信仰是公益慈善不绝的原动力
人类一经成为不同于动物的“人”，便落入“人的能够”与“人的应当”这个两难处境之中。人的能够是为了解决人的生存与发展问题，人的应当是为了解决人与他人相处的公共关系问题。
人的生存与发展最初围绕着人对自然的征服而设问与解答，人的公共关系最初围绕着血缘性协作以增强人的能够而设问与解答。可是，随着人类群居性共同体规模的无度扩大，血缘性的人际公共关系纽带最终被崩断了，于是人的组织化创造被引入人际公共关系之中，“暴力”和“奴役”随即成为人际公共关系的衍生物，对人类构成了前所未有的死亡与自由威胁，人类历史中令人心悸的帝国征战之血雨腥风时代来临，即人对人造成的胁迫超过了自然对人的胁迫。
因此，“人的应当”作为一个十分紧迫的问题被提升为人类思考的首要问题，由此诱发了人类的哲学与神学反思，即人应当怎样处理自己的生命才是正当的？人应当怎样处理自己与他人的关系才是正当的？于是理性、善与和谐有序地處置自己与他人的关系成为人类的“应当”，在东西方哲学的第一次大反思中被呼唤出来作答。
可是为什么人会需要在生命的处置中引入与他者关系之善与和谐的“人的应当”呢？这种饱含善与有序的“人的应当”源于何处呢？哲学的理性思辨因其逻辑的有限性而走到了尽头无法作答，于是神学登台，通过激情的信仰回答了这个哲学理性无法作答的“人的应当”问题，即这种饱含“善”与“和谐有序”的人的应当，源自基于人类信心的超自然超人类之神灵力量的创造。因此，人的应当不仅包含着人类的公共精神理想，而且包含着神灵对任何个人来源与去向的时间性定义与期盼。
总之，基于“善”与社会“和谐有序”为特征的“人的应当”，取得了神圣的属性与品格，从而使我们人类的生命获得了非凡的意义与尊严。并且因之使社会即人与人生命之间的独立、自由、平等、公平、公正与公义，获得了与自然同源性的神圣性基础，从而值得我们去捍卫并为之牺牲。
3000多年前由希伯来先知撒母耳发起的靠耶和华唯一人格神信仰所呼召并联接的士师组织，以及之后希伯来犹太千年历史中由以利亚、以利沙、阿摩司、何西阿、西番雅、耶利米、以赛亚、弥迦、以西结、哈该、撒迦利亚、但以理等应上帝呼召所发起的士师组织，可以说是人类有文字记载以来最早的以信仰为原动力所推动的公益组织和公益行动。中国2500多年前孔丘所创办的推广恢复周礼的学校，2400多年前墨翟所创办的维护基于人的平等的“博爱与非攻”之“天志”的墨家组织，古希腊2300多年前由哲学家柏拉图创办的研究哲学的“柏拉图学园”以及之后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创办的“哲学漫步学园”，都可以视作人类第一轴心时代较早的公益组织。
说它们是公益组织，首先是因为这些组织不是靠政府利用公共税收来组织和维系的，而是通过民间组织形式并基于个人在财富或时间上的志愿捐赠来维系的；其次是因为这些组织都不是以私人的财富创造或私人利益追求为宗旨，而是以公共精神的倡导或公共秩序的维护为宗旨；最后，其内在的深层驱动力都是哲学的思考和信仰。凭借着信仰的驱动力量，他们才创造了那个时代人类公共精神之公益辉煌。
从公元1世纪开始直至英国光荣革命和启蒙运动即工业化文明之前，西方基督教信仰催生下的公益慈善运动书写了人类公益精神具象化的不朽篇章。基督教从一开始就怀着完全的悲悯，坚决与罗马人那种超级实用主义的“抛弃病人、残障者和传染病人于街头路旁”，对生命特别是下层劳动者生命的轻蔑态度彻底决裂，效法基督去陪伴和医护贫穷病人、残障病人乃至传染病人，从而形成了针对这些病人的“救济院”组织。这种“救济院”式的公益行动，如“粥棚”，在佛教传统中亦有发生。
但真正意义上的公益慈善医院是369年、375年、390年和398年分别由基督教主教圣巴西尔和捐款者在罗马相继建造的。到6世纪，建立不同水平的医院以帮助病患，实行临终关怀，已经成为修道院的一个重要工作。到16世纪，仅本尼迪克会就有3.7万家修道院在做医治和照料病人的公益活动。至于盈利性医院的诞生和流行，已经是工业革命和市场经济的产物了。
教育这种公益活动与组织几乎是与医院救护相辅相成地成长起来的。大约在公元150年，基督教殉道者查士丁在以弗所和罗马分别建立了两所教理问答学校，男女两性平等接受教育，此后类似的学校逐渐发展起来。到公元4世纪至10世纪，这种学校发展为教会中更加普遍的儿童公益教育组织，除了讲授基督教教义之外，普遍讲授语言、修辞、逻辑等三学，算术、音乐、几何及天文学等四学，称之为“七艺”。这种公益教育是如此普遍，以至在佛罗伦萨这样一个小城市中，接受这种教育的在校学生超过1万人。
16世纪初新教改革开始之后，路德提出普世教育之主张，促进了政府通过税收来设立公立学校的转变。但大量的教育，包括聋人盲人的教育，都是通过公益性的教会学校来实现的。而现代大学也是从修道院中发育出来的。公元480～530年，本尼迪克创立了修道院中的图书馆，发育于图书馆，10世纪开始到1158年成熟的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被视为历史上第一所大学；1200年正式成立的巴黎大学，被视为第二所大学；之后的牛津、剑桥、哈佛等无数如今的知名大学，都是从基督教信仰中发育出来的，也是以公益的方式建立的。 基于宇宙唯一人格神上帝对我们人的爱而让我们以基督之爱为范式爱世间所有人的信仰，犹如一切公益思考与行动的源头活水，成为历久弥坚、历广弥深之源源不绝的公益驱动之力，推动着西方世界公益的扩展与深化。而中国传统乡村至宋以来流行的乡学的许多学校，亦是基于对儒家孔学思想的社会秩序信仰而由乡绅们捐建的。
在经历了19世纪市场经济制度造成贫富分化大危机以及20世纪初一些国家的应对试验浪潮之后，特别是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在历经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洗礼从而形成宗教宽容与信仰个人化的世俗主义浪潮之后，公益事业因政府的捐赠税前抵扣制度设计逐渐地从其与教会组织接受神圣募捐的紧密连接中剥离开来，形成了一个包括但不限于教会组织背景的世俗化公益产业，被学者们称为第三部门。
可是，是否这种公益“第三部门”就不再需要原来的信仰支持了呢？其实不然。尽管我们为了提升包容性而有意淡化公益与宗教的连接，但如果我们要把公益做好并长期坚守下去，我们就需要追寻和坚守潜藏在公益行动背后的那些关于生命独立、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的公共价值观。而为了追寻与坚守这些公共价值观，我们就必须回溯信仰的发源地，以找到在这个疯狂的世界长期坚持公益和坚守公益之道的信心、勇气。因此信仰依然是公益慈善不绝的原动力。
公益自由结社精神是做对公益的关键要素
公益资源的获得是基于人的财富捐赠或时间捐赠，而这些人的财富或时间捐赠是他们在履行完国家强制要求的税收义务之后的“剩余”，因此他们拥有对这种财富或时间“剩余”的自由意志支配权，任何人都无权干涉与剥夺这一权利。所谓做好公益，就是运用宪法赋予人的公益自由结社权，去寻找“臭味相投”的自由意志，并通过“结社 ”的方法将这些自由意志按公益细分市场需求建构成“公募基金会”“非公募基金会”“协会”“公益慈善行动组织”“社会企业”等等，从而去实现我们的公益宗旨与目标，去坚守我们的公益价值观和公益信仰，最终在正确有效地帮助他人构建“善与秩序”的公共空间的同时使自己的灵魂得到充盈。
公益自由结社精神的运用在乎基于信仰的深思、判断与选择，最忌讳的是追逐无心的热闹，或被权力的滥用所俘虏，或被流行的世俗所裹挟，最终丢掉对自己拥有的“自由意志剩余”之自由与公共责任的思考，让它变成“被慈善”和“被公益”，不知是帮助了这个社会还是参与毁坏了这个社会。因此无论你拥有自由意志的是“财富剩余”还是“时间剩余”，其投向和效果都关乎这个世界公共空间的未来变得更加“善且有序”还是变得更加“恶且混乱”，通向你所期盼构建的美好公共空间的未来锁钥，尽在你今日决策的掌控之中。
从这个意义上讲，任何行政化的思维模式和组织模式，任何流行化的思维模式和和组织模式，都可能带来对我们这个社会在这个阶段宝贵的“自由意志之财富与时间剩余”的滥用，都可能产生“播下龙种，收获跳蚤”的循环，值得引起我们足够的惕励。
运用公益结社精神，贵在深入调查研究与思考，弃绝浮华与跟风。我们其实很难改变他人，更不可能改变世界，但是我们能够发现自己的内心，沉静我们的思考，找到我们内在的信仰，借此进行理性的结社思考与设计，去寻找与我们“臭味相投”的人，去达成我们在一个细分市场上构建“善与秩序”的公共空间的目的，从而提升我们对人类理性公共精神的体验，使自我的灵魂逐渐充盈而美好，是可谓生命之幸福焉。因此，公益自由结社精神是做对公益的关键。
企业家精神是做好公益的关键因素
做了正确的公益选择，并不见得就一定能把公益做好。原因是西方国家的公益，本质上是从教会组织中发育出来的，因此从一开始就带着“侍奉贫弱即是侍奉上帝”的服务基因，加之近现代企业家财富传承选择非公募家族基金会模式的普遍转型，又将企业家精神普遍化地带入公益行业，因此大多数公益组织的管理，都为这种服务精神和企业家精神所主导，其管理机制和方法是成熟的，人才的培养也是与之相协调的。
中国公益组织的发育幼芽，被1957年“反右”斗爭和其后“文革”的一元化社会彻底摧毁。1989年后开始的公益组织，都由各级政府机关自上而下发起，因此具有强烈的行业垄断与行政化导向，官僚气息严重和服务精神缺失是其最基本的特征。随着近几年非公募基金会和其他草根社会公益组织的兴起，企业家才开始步入公益的历史舞台，无论行业的管理机制、行业生态还是人才培养，都处在一个十分艰难的转型期。因此具有公益志愿导向的企业家精神的引入，就成为做好公益的关键性变量和因素，值得我们共同去关注并推动。
首先，企业家精神体现为一种充满激情的创新意识。这种创新意识植根于“相信一切皆有可能”的思维方式和进取态度中，因此能够洞察公益细分市场中的先机和需求，从而为满足这种公益需求而提出新的破解方案，以及相配套的资源组合方案。
其次，企业家精神体现为一种理性思考的能力和行动能力。仅有激情只具备做艺术家的潜质，做企业家还需理性地调查和拣选公益需求，理性地思考通向目标的路径，理性地预设行进过程中可能碰到的风险并提前预设可能的解决方案，这样才可能将未来的不确定性降解到预设的确定性中，从而提升胜出的几率。
再次，企业家精神体现为一种管理时间和对时间中发生的突变的应变能力。所有过去、现在和未来都是通过时间来定义的，管理就是对自我设定的公益目标的时间管理并提升效率。可是时间并不能统筹空间，再好的管理者也不可能通过时间去完全统筹空间，因此空间中超出预设的突变就成为必然。企业家精神就是要具备对这种突变的应变能力，从而将突变的空间事件拉回到时空的有序中，以提升在预设时空中事件成功的几率。
最后，企业家精神体现为一种坚韧不拔、越挫越勇的锐气与担当。再好的创新、预设、管理和应变都可能失效，因为你所处的世界是一个多元意识介入的世界，人们行使自由意志介入这个世界的权利是平等的，你的意识所发起的事件会失败常是题中应有之意。因此，如果你真的想成功，坚韧不拔、越挫越勇的锐气与担当就是你最后一张王牌。因为承认失败的人都已经各回各家，各找各妈了，只要你仍然站立在硝烟弥漫、尸横遍野的疆场，你就有最大的可能成为成功的王者。这种精神不需要简单的理性，需要的是由信仰支撑的将物理生死置之度外的永不枯竭的激情。
一个公益慈善不发达的国家，意味着人们醉心于金钱与权力崇拜，意味着人们对世间的弱势与苦难视若无睹，对公权力的滥用置若罔闻，对人类共同体面临的危机麻木不仁，对平等公平公正与公义没有内在的强烈渴望。那么即使再有钱如石油国家，就算经济再发达，也是严重缺乏人的现代性的国家，是不能称之为现代化的国家。因为国家的现代化最终以作为国民之“人的现代性”为前提。可是为什么公益慈善能够拥有让慈善家不断涌现，从而不断引领公益行业崛起并推动人的现代性提升的动力源泉呢？怎样才能在经济走向发达的进程中推动公益慈善这种人的现代性的启蒙与崛起呢？这便是本文试图去回答的问题。
信仰是公益慈善不绝的原动力
人类一经成为不同于动物的“人”，便落入“人的能够”与“人的应当”这个两难处境之中。人的能够是为了解决人的生存与发展问题，人的应当是为了解决人与他人相处的公共关系问题。
人的生存与发展最初围绕着人对自然的征服而设问与解答，人的公共关系最初围绕着血缘性协作以增强人的能够而设问与解答。可是，随着人类群居性共同体规模的无度扩大，血缘性的人际公共关系纽带最终被崩断了，于是人的组织化创造被引入人际公共关系之中，“暴力”和“奴役”随即成为人际公共关系的衍生物，对人类构成了前所未有的死亡与自由威胁，人类历史中令人心悸的帝国征战之血雨腥风时代来临，即人对人造成的胁迫超过了自然对人的胁迫。
因此，“人的应当”作为一个十分紧迫的问题被提升为人类思考的首要问题，由此诱发了人类的哲学与神学反思，即人应当怎样处理自己的生命才是正当的？人应当怎样处理自己与他人的关系才是正当的？于是理性、善与和谐有序地處置自己与他人的关系成为人类的“应当”，在东西方哲学的第一次大反思中被呼唤出来作答。
可是为什么人会需要在生命的处置中引入与他者关系之善与和谐的“人的应当”呢？这种饱含善与有序的“人的应当”源于何处呢？哲学的理性思辨因其逻辑的有限性而走到了尽头无法作答，于是神学登台，通过激情的信仰回答了这个哲学理性无法作答的“人的应当”问题，即这种饱含“善”与“和谐有序”的人的应当，源自基于人类信心的超自然超人类之神灵力量的创造。因此，人的应当不仅包含着人类的公共精神理想，而且包含着神灵对任何个人来源与去向的时间性定义与期盼。
总之，基于“善”与社会“和谐有序”为特征的“人的应当”，取得了神圣的属性与品格，从而使我们人类的生命获得了非凡的意义与尊严。并且因之使社会即人与人生命之间的独立、自由、平等、公平、公正与公义，获得了与自然同源性的神圣性基础，从而值得我们去捍卫并为之牺牲。
3000多年前由希伯来先知撒母耳发起的靠耶和华唯一人格神信仰所呼召并联接的士师组织，以及之后希伯来犹太千年历史中由以利亚、以利沙、阿摩司、何西阿、西番雅、耶利米、以赛亚、弥迦、以西结、哈该、撒迦利亚、但以理等应上帝呼召所发起的士师组织，可以说是人类有文字记载以来最早的以信仰为原动力所推动的公益组织和公益行动。中国2500多年前孔丘所创办的推广恢复周礼的学校，2400多年前墨翟所创办的维护基于人的平等的“博爱与非攻”之“天志”的墨家组织，古希腊2300多年前由哲学家柏拉图创办的研究哲学的“柏拉图学园”以及之后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创办的“哲学漫步学园”，都可以视作人类第一轴心时代较早的公益组织。
说它们是公益组织，首先是因为这些组织不是靠政府利用公共税收来组织和维系的，而是通过民间组织形式并基于个人在财富或时间上的志愿捐赠来维系的；其次是因为这些组织都不是以私人的财富创造或私人利益追求为宗旨，而是以公共精神的倡导或公共秩序的维护为宗旨；最后，其内在的深层驱动力都是哲学的思考和信仰。凭借着信仰的驱动力量，他们才创造了那个时代人类公共精神之公益辉煌。
从公元1世纪开始直至英国光荣革命和启蒙运动即工业化文明之前，西方基督教信仰催生下的公益慈善运动书写了人类公益精神具象化的不朽篇章。基督教从一开始就怀着完全的悲悯，坚决与罗马人那种超级实用主义的“抛弃病人、残障者和传染病人于街头路旁”，对生命特别是下层劳动者生命的轻蔑态度彻底决裂，效法基督去陪伴和医护贫穷病人、残障病人乃至传染病人，从而形成了针对这些病人的“救济院”组织。这种“救济院”式的公益行动，如“粥棚”，在佛教传统中亦有发生。
但真正意义上的公益慈善医院是369年、375年、390年和398年分别由基督教主教圣巴西尔和捐款者在罗马相继建造的。到6世纪，建立不同水平的医院以帮助病患，实行临终关怀，已经成为修道院的一个重要工作。到16世纪，仅本尼迪克会就有3.7万家修道院在做医治和照料病人的公益活动。至于盈利性医院的诞生和流行，已经是工业革命和市场经济的产物了。
教育这种公益活动与组织几乎是与医院救护相辅相成地成长起来的。大约在公元150年，基督教殉道者查士丁在以弗所和罗马分别建立了两所教理问答学校，男女两性平等接受教育，此后类似的学校逐渐发展起来。到公元4世纪至10世纪，这种学校发展为教会中更加普遍的儿童公益教育组织，除了讲授基督教教义之外，普遍讲授语言、修辞、逻辑等三学，算术、音乐、几何及天文学等四学，称之为“七艺”。这种公益教育是如此普遍，以至在佛罗伦萨这样一个小城市中，接受这种教育的在校学生超过1万人。
16世纪初新教改革开始之后，路德提出普世教育之主张，促进了政府通过税收来设立公立学校的转变。但大量的教育，包括聋人盲人的教育，都是通过公益性的教会学校来实现的。而现代大学也是从修道院中发育出来的。公元480～530年，本尼迪克创立了修道院中的图书馆，发育于图书馆，10世纪开始到1158年成熟的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被视为历史上第一所大学；1200年正式成立的巴黎大学，被视为第二所大学；之后的牛津、剑桥、哈佛等无数如今的知名大学，都是从基督教信仰中发育出来的，也是以公益的方式建立的。 基于宇宙唯一人格神上帝对我们人的爱而让我们以基督之爱为范式爱世间所有人的信仰，犹如一切公益思考与行动的源头活水，成为历久弥坚、历广弥深之源源不绝的公益驱动之力，推动着西方世界公益的扩展与深化。而中国传统乡村至宋以来流行的乡学的许多学校，亦是基于对儒家孔学思想的社会秩序信仰而由乡绅们捐建的。
在经历了19世纪市场经济制度造成贫富分化大危机以及20世纪初一些国家的应对试验浪潮之后，特别是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在历经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洗礼从而形成宗教宽容与信仰个人化的世俗主义浪潮之后，公益事业因政府的捐赠税前抵扣制度设计逐渐地从其与教会组织接受神圣募捐的紧密连接中剥离开来，形成了一个包括但不限于教会组织背景的世俗化公益产业，被学者们称为第三部门。
可是，是否这种公益“第三部门”就不再需要原来的信仰支持了呢？其实不然。尽管我们为了提升包容性而有意淡化公益与宗教的连接，但如果我们要把公益做好并长期坚守下去，我们就需要追寻和坚守潜藏在公益行动背后的那些关于生命独立、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的公共价值观。而为了追寻与坚守这些公共价值观，我们就必须回溯信仰的发源地，以找到在这个疯狂的世界长期坚持公益和坚守公益之道的信心、勇气。因此信仰依然是公益慈善不绝的原动力。
公益自由结社精神是做对公益的关键要素
公益资源的获得是基于人的财富捐赠或时间捐赠，而这些人的财富或时间捐赠是他们在履行完国家强制要求的税收义务之后的“剩余”，因此他们拥有对这种财富或时间“剩余”的自由意志支配权，任何人都无权干涉与剥夺这一权利。所谓做好公益，就是运用宪法赋予人的公益自由结社权，去寻找“臭味相投”的自由意志，并通过“结社 ”的方法将这些自由意志按公益细分市场需求建构成“公募基金会”“非公募基金会”“协会”“公益慈善行动组织”“社会企业”等等，从而去实现我们的公益宗旨与目标，去坚守我们的公益价值观和公益信仰，最终在正确有效地帮助他人构建“善与秩序”的公共空间的同时使自己的灵魂得到充盈。
公益自由结社精神的运用在乎基于信仰的深思、判断与选择，最忌讳的是追逐无心的热闹，或被权力的滥用所俘虏，或被流行的世俗所裹挟，最终丢掉对自己拥有的“自由意志剩余”之自由与公共责任的思考，让它变成“被慈善”和“被公益”，不知是帮助了这个社会还是参与毁坏了这个社会。因此无论你拥有自由意志的是“财富剩余”还是“时间剩余”，其投向和效果都关乎这个世界公共空间的未来变得更加“善且有序”还是变得更加“恶且混乱”，通向你所期盼构建的美好公共空间的未来锁钥，尽在你今日决策的掌控之中。
从这个意义上讲，任何行政化的思维模式和组织模式，任何流行化的思维模式和和组织模式，都可能带来对我们这个社会在这个阶段宝贵的“自由意志之财富与时间剩余”的滥用，都可能产生“播下龙种，收获跳蚤”的循环，值得引起我们足够的惕励。
运用公益结社精神，贵在深入调查研究与思考，弃绝浮华与跟风。我们其实很难改变他人，更不可能改变世界，但是我们能够发现自己的内心，沉静我们的思考，找到我们内在的信仰，借此进行理性的结社思考与设计，去寻找与我们“臭味相投”的人，去达成我们在一个细分市场上构建“善与秩序”的公共空间的目的，从而提升我们对人类理性公共精神的体验，使自我的灵魂逐渐充盈而美好，是可谓生命之幸福焉。因此，公益自由结社精神是做对公益的关键。
企业家精神是做好公益的关键因素
做了正确的公益选择，并不见得就一定能把公益做好。原因是西方国家的公益，本质上是从教会组织中发育出来的，因此从一开始就带着“侍奉贫弱即是侍奉上帝”的服务基因，加之近现代企业家财富传承选择非公募家族基金会模式的普遍转型，又将企业家精神普遍化地带入公益行业，因此大多数公益组织的管理，都为这种服务精神和企业家精神所主导，其管理机制和方法是成熟的，人才的培养也是与之相协调的。
中国公益组织的发育幼芽，被1957年“反右”斗爭和其后“文革”的一元化社会彻底摧毁。1989年后开始的公益组织，都由各级政府机关自上而下发起，因此具有强烈的行业垄断与行政化导向，官僚气息严重和服务精神缺失是其最基本的特征。随着近几年非公募基金会和其他草根社会公益组织的兴起，企业家才开始步入公益的历史舞台，无论行业的管理机制、行业生态还是人才培养，都处在一个十分艰难的转型期。因此具有公益志愿导向的企业家精神的引入，就成为做好公益的关键性变量和因素，值得我们共同去关注并推动。
首先，企业家精神体现为一种充满激情的创新意识。这种创新意识植根于“相信一切皆有可能”的思维方式和进取态度中，因此能够洞察公益细分市场中的先机和需求，从而为满足这种公益需求而提出新的破解方案，以及相配套的资源组合方案。
其次，企业家精神体现为一种理性思考的能力和行动能力。仅有激情只具备做艺术家的潜质，做企业家还需理性地调查和拣选公益需求，理性地思考通向目标的路径，理性地预设行进过程中可能碰到的风险并提前预设可能的解决方案，这样才可能将未来的不确定性降解到预设的确定性中，从而提升胜出的几率。
再次，企业家精神体现为一种管理时间和对时间中发生的突变的应变能力。所有过去、现在和未来都是通过时间来定义的，管理就是对自我设定的公益目标的时间管理并提升效率。可是时间并不能统筹空间，再好的管理者也不可能通过时间去完全统筹空间，因此空间中超出预设的突变就成为必然。企业家精神就是要具备对这种突变的应变能力，从而将突变的空间事件拉回到时空的有序中，以提升在预设时空中事件成功的几率。
最后，企业家精神体现为一种坚韧不拔、越挫越勇的锐气与担当。再好的创新、预设、管理和应变都可能失效，因为你所处的世界是一个多元意识介入的世界，人们行使自由意志介入这个世界的权利是平等的，你的意识所发起的事件会失败常是题中应有之意。因此，如果你真的想成功，坚韧不拔、越挫越勇的锐气与担当就是你最后一张王牌。因为承认失败的人都已经各回各家，各找各妈了，只要你仍然站立在硝烟弥漫、尸横遍野的疆场，你就有最大的可能成为成功的王者。这种精神不需要简单的理性，需要的是由信仰支撑的将物理生死置之度外的永不枯竭的激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