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编前语:我刊老作者邓向东(笔名北京爷们儿),高位截瘫8年以来,以命相搏,为我刊奉献了众多兼具艺术价值与民俗价值的京味儿美文,深受读者喜爱。2009年7月15日晚,邓向东溘然长逝。谨以此文寄托我刊全体同仁的哀思。
双手端不住相机,双脚挪不了一寸。曾经成绩不凡的摄影家邓向东,用新的方式,延续着镜头里未尽的情怀。打开《雕刻在城砖上的记忆——老北京的那些事儿》,就如同打开了一幅老北京民俗风情的千年长卷,就如同在取景器里凝望着留存的记忆。一年的时间创作出60余篇故事,对于这位高位截瘫8年、重残一级的北京爷们儿来说,无疑是对自己生命极限的一次挑战。然而,2009年7月15日晚,他突发疾病,经抢救无效,刹那间走完了46年的人生路。
邓向东,1963年生于北京。
他的小名叫大东,在图片社工作时,坐在彩扩机旁不久就成了优秀的打片员,并从这些照片中学到了摄影的用光、构图等基础知识,从此疯狂地迷上了摄影。他用手上仅有的一台相机,游走于北京的大街小巷。由于对胡同文化的了解和自己的文学功底,他拍片的技术飞速提高,很快就在摄影界崭露头角,拍片一个多月,作品就堂而皇之地在中国美术馆展出了。此后的大东,便一发而不可收,打片成了副业,摄影反客为主了。
一次外出创作活动,大东单独选定自己的拍摄目标进行创作。回来后,摄影家孙占全评论大家的作品,特意指出,大东这幅题名《京味儿》的片子是所有作品里最好的一幅。果然,《京味儿》参加日本尼康摄影大赛取得了二等奖的好成绩。1990年,大东加入了北京市摄影家协会。
被重重灾难击倒
大东体格瘦小,胞弟二东,一米八零大个儿,体健貌端,是家里的壮劳力。天有不测风云,一天二东头痛难忍,立即去了医院。短短的8小时内,二东因脑溢血走完了人生的最后旅途。这天正值农历的八月十五,本是合家团圆之日。这个年仅31岁的大小伙子,带给全家的是无尽的悲痛。简短的遗体告别,大东听不见亲朋挚友的好心劝慰,他的神经几乎麻木。大东突然抽出手臂,狠狠地抽了二东两个耳光。二东你怎么能走呢?大东被送回家昏睡三天三夜,醒来后,大东病了。小半年后,正是大年三十,作为新中国第一代旅游专家备受人敬重的父亲也病故了。在这第二个举家团圆的日子里,又一个亲人的离去让这个家庭雪上加霜。追悼会后,坐车回来,到家门口,大东瘫软在车上,迈不动步了。两个铁瓷的哥们儿生生架起大东,进了家门。哀大莫过心死,大东心力交瘁,一病倒就起不来了。
现在父亲、二东都离去了,走得这么急、这么快,像一个晴天霹雳将大东重重地击倒在床上。日昏昏、月昏昏,过一天算一天。也许是以前作为摄影家四处奔波,积劳成疾,大东的肌肉开始萎缩,骨骼塌陷,四肢无力。正常人的小腿是向后屈伸,而大东的小腿却是向前屈伸近20度,疼得在床上大声呼叫。一位挚友看到大东痛苦至极,双手用力压住大东的小腿,有时一压就是一宿。两人全身大汗淋漓。第二天天亮,疲乏到极点的大东昏昏睡去。如此反复,最后只有安眠药解决问题了。久而久之,大东成了安眠药依赖者。身体继续恶化,大小便失禁,几乎失去了知觉。床上的大东产生了轻生的念头,既然医生已经把自己拉入了倒计时的人群之中,既然无法给社会创造价值,何必给妻子带来拖累呢?几十片安眠药就可以让大家都解脱出来,这该是自己最好的选择。
最难割舍是摄影
天堂之路并不遥远,对自己来说,几乎是触手可及了,他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胶片,这是一个摄影家的职业使然。
大东坐在窗前,眼前的桌子上,摆放着一个铜制的香炉,里面洒了些酒精。大东的脑海中再度浮现出那彩扩机前的情景。他双手熟练地敲击着键盘,把打完的胶卷,送到旁边摄影家孙占全手中。老孙戴着一副洁白的手套,右手握着一把剪刀,对着胶片六张一组地精心裁剪,唯恐碰伤了齿孔。大东似有触动,半玩笑地说:“大师,我在这儿打了这么多胶卷,像您这么认真的不多见。”老孙深情地说;“大东你知道,这底片就像我们摄影人的孩子。”大东的心被扎了一下。
大东现在手上正拿着一把剪刀,膝头放着一摞摞的胶片,这是自己20余年的积累,数以万计的底片,是摄影生涯的全部财富。绝望和无奈之中,他手上带着一双洁白的手套,小心翼翼地将底片一张张剪开,唯恐碰伤了齿孔,然后又一张张放进了小香炉。点燃了酒精,伴随着缕缕青烟,张张胶片化为灰烬。妻子蓦然回首,大东的眼眶中已噙满了泪水。
找到新的生命支点
高位截瘫8年,病在大东身上,疼在爱人心上。爱人在北京一家五星级宾馆客房部工作,为了照顾大东,每天四点多起床,为丈夫擦洗全身,抱上轮椅。随后准备早饭、中饭,赶早到班上。她还买来了护理学的书籍,用科学的方法为丈夫全身按摩,防止长期卧床发生褥疮。她打破了医生说大东活不过四十岁的论断。大东经常说,你太辛苦了,休息一下吧,我真的太幸福了,要是没有你,我早就不行了。2007年大东一家被评为全国五好家庭。
大东几乎与世隔绝了,爱人推着轮椅,送大东去医院。沿途所见,令大东目瞪口呆。心灵的震撼,犹如遭遇了一场大地震。金融商业中心大楼林立,灰色的胡同、规整的四合院已不见踪影。到人民医院的路上,老街老巷面目全非了。卧床之上,大东心潮涌动,自己住的三道栅栏胡同以前是仙灵宫的第三道栅栏门,仙灵宫早已不在,只留下三道栅栏的美名。躺在床上,翻来覆去,久久不能入睡。思来想去,想到了一个人——常仁春老爷子。
出于对老北京文化的酷爱,他曾和朋友相约请常老爷子吃饭。饭桌上,北京的老故事、老绝活,老爷子如数家珍,让两位晚辈听得唏嘘不已。酒足饭饱,老爷子硬是自己买单请了两位晚辈。回来后,大东觉得不是滋味,自己去讨教,却让老爷子买单,一定要找个机会请老爷子吃上一顿心里才算踏实。另外老爷子那些故事,扒心扒肝的,心里痒痒,一定要再听上一回。再次吃饭时,老爷子依旧侃侃而谈。老北京那些事出神入化,两人都听呆了……
如今,老爷子讲的那些故事,大东像过电影一样翻来覆去。
自己对北京的胡同文化虽不是满满一瓶,也得咣当几下,不然就烂在肚子里了,肠子都悔青了。刘绍棠老师的乡土文学写的是通州农村大运河边上的那些事情,自己写写老北京、写写胡同,不比光在床上躺着强吗?怎么写?照搬不行,仅仅是留恋把玩回味不行,让常老爷子那些德高望重的前辈一看,没新意,还用你这只秃笔絮絮叨叨吗?要站在人类精神的高处,犹如站在前门楼子顶上俯视京城的大街小巷,用超然的目光,打量老北京人的民生。
历经生死折磨,
成就雕刻在城砖上的记忆
大东全身心投入到了工作中。他时常咳嗽,咳喘厉害的时候,爱人扶他起来,肺部挤压会好一些。睡觉时,腰下大腿都垫上枕头,半平躺着。衣服脱不下来,一年一年地穿着。长期卧床,骨骼肌肉萎缩,体重已不足七十斤了。大东坐在轮椅上拖动鼠标也不能持久,原因是自己的颈椎也出了问题,撑不住整个头的重量。为此在轮椅的靠背上绑一木条,靠木条的上端托住自己的头部,以减轻颈椎的压力。时间长了后脑部的头发都磨光了。即使这样也不能久坐,否则头晕目眩。因而工作一段时间,就要回到床上,让身体躺倒,颈部休息一段时间才能再回到轮椅上。由于手指僵化,十指不能灵活敲击键盘,只得借助屏幕软键盘打字。断断续续、时好时坏,10个月来,经历了种种磨难,60余篇老北京的故事完成了。
不久,《北京纪事》杂志开始陆续刊登他以“北京爷们儿”为笔名的文章。出版社先后联系要为他的老北京故事结集出书。《当代中国》总编几次催稿,多家媒体也纷纷找上门来,要求采访和报道。一位知名作家对大东的故事印象深刻,要与大东合作写书,且报酬优厚。这对于目前吃低保,家庭经济状况拮据的大东该是一个大好消息。但是一旦接受邀请,他的老北京和那些故事、他的阶段性的写作计划,这的一切一切都耽搁了。
他又坐在了轮椅上,继续着他的老北京故事。8年了,他几乎舍弃了与外界的联系,很多朋友也不知道他瘫痪在床。乃至他的死讯传开,朋友们才震惊不已,哀痛不已。
天堂之上,大东依然关注:电脑屏幕就是“取景器”,鼠标化成了“快门”,美丽的文字组成了一张张“底片”;他用鼠标敲出了邓向东,一个摄影家回归社会的宣言,“拍摄”着轮椅上的千年长卷。
编辑/任 娟woshirenjuan@126.com
双手端不住相机,双脚挪不了一寸。曾经成绩不凡的摄影家邓向东,用新的方式,延续着镜头里未尽的情怀。打开《雕刻在城砖上的记忆——老北京的那些事儿》,就如同打开了一幅老北京民俗风情的千年长卷,就如同在取景器里凝望着留存的记忆。一年的时间创作出60余篇故事,对于这位高位截瘫8年、重残一级的北京爷们儿来说,无疑是对自己生命极限的一次挑战。然而,2009年7月15日晚,他突发疾病,经抢救无效,刹那间走完了46年的人生路。
邓向东,1963年生于北京。
他的小名叫大东,在图片社工作时,坐在彩扩机旁不久就成了优秀的打片员,并从这些照片中学到了摄影的用光、构图等基础知识,从此疯狂地迷上了摄影。他用手上仅有的一台相机,游走于北京的大街小巷。由于对胡同文化的了解和自己的文学功底,他拍片的技术飞速提高,很快就在摄影界崭露头角,拍片一个多月,作品就堂而皇之地在中国美术馆展出了。此后的大东,便一发而不可收,打片成了副业,摄影反客为主了。
一次外出创作活动,大东单独选定自己的拍摄目标进行创作。回来后,摄影家孙占全评论大家的作品,特意指出,大东这幅题名《京味儿》的片子是所有作品里最好的一幅。果然,《京味儿》参加日本尼康摄影大赛取得了二等奖的好成绩。1990年,大东加入了北京市摄影家协会。
被重重灾难击倒
大东体格瘦小,胞弟二东,一米八零大个儿,体健貌端,是家里的壮劳力。天有不测风云,一天二东头痛难忍,立即去了医院。短短的8小时内,二东因脑溢血走完了人生的最后旅途。这天正值农历的八月十五,本是合家团圆之日。这个年仅31岁的大小伙子,带给全家的是无尽的悲痛。简短的遗体告别,大东听不见亲朋挚友的好心劝慰,他的神经几乎麻木。大东突然抽出手臂,狠狠地抽了二东两个耳光。二东你怎么能走呢?大东被送回家昏睡三天三夜,醒来后,大东病了。小半年后,正是大年三十,作为新中国第一代旅游专家备受人敬重的父亲也病故了。在这第二个举家团圆的日子里,又一个亲人的离去让这个家庭雪上加霜。追悼会后,坐车回来,到家门口,大东瘫软在车上,迈不动步了。两个铁瓷的哥们儿生生架起大东,进了家门。哀大莫过心死,大东心力交瘁,一病倒就起不来了。
现在父亲、二东都离去了,走得这么急、这么快,像一个晴天霹雳将大东重重地击倒在床上。日昏昏、月昏昏,过一天算一天。也许是以前作为摄影家四处奔波,积劳成疾,大东的肌肉开始萎缩,骨骼塌陷,四肢无力。正常人的小腿是向后屈伸,而大东的小腿却是向前屈伸近20度,疼得在床上大声呼叫。一位挚友看到大东痛苦至极,双手用力压住大东的小腿,有时一压就是一宿。两人全身大汗淋漓。第二天天亮,疲乏到极点的大东昏昏睡去。如此反复,最后只有安眠药解决问题了。久而久之,大东成了安眠药依赖者。身体继续恶化,大小便失禁,几乎失去了知觉。床上的大东产生了轻生的念头,既然医生已经把自己拉入了倒计时的人群之中,既然无法给社会创造价值,何必给妻子带来拖累呢?几十片安眠药就可以让大家都解脱出来,这该是自己最好的选择。
最难割舍是摄影
天堂之路并不遥远,对自己来说,几乎是触手可及了,他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胶片,这是一个摄影家的职业使然。
大东坐在窗前,眼前的桌子上,摆放着一个铜制的香炉,里面洒了些酒精。大东的脑海中再度浮现出那彩扩机前的情景。他双手熟练地敲击着键盘,把打完的胶卷,送到旁边摄影家孙占全手中。老孙戴着一副洁白的手套,右手握着一把剪刀,对着胶片六张一组地精心裁剪,唯恐碰伤了齿孔。大东似有触动,半玩笑地说:“大师,我在这儿打了这么多胶卷,像您这么认真的不多见。”老孙深情地说;“大东你知道,这底片就像我们摄影人的孩子。”大东的心被扎了一下。
大东现在手上正拿着一把剪刀,膝头放着一摞摞的胶片,这是自己20余年的积累,数以万计的底片,是摄影生涯的全部财富。绝望和无奈之中,他手上带着一双洁白的手套,小心翼翼地将底片一张张剪开,唯恐碰伤了齿孔,然后又一张张放进了小香炉。点燃了酒精,伴随着缕缕青烟,张张胶片化为灰烬。妻子蓦然回首,大东的眼眶中已噙满了泪水。
找到新的生命支点
高位截瘫8年,病在大东身上,疼在爱人心上。爱人在北京一家五星级宾馆客房部工作,为了照顾大东,每天四点多起床,为丈夫擦洗全身,抱上轮椅。随后准备早饭、中饭,赶早到班上。她还买来了护理学的书籍,用科学的方法为丈夫全身按摩,防止长期卧床发生褥疮。她打破了医生说大东活不过四十岁的论断。大东经常说,你太辛苦了,休息一下吧,我真的太幸福了,要是没有你,我早就不行了。2007年大东一家被评为全国五好家庭。
大东几乎与世隔绝了,爱人推着轮椅,送大东去医院。沿途所见,令大东目瞪口呆。心灵的震撼,犹如遭遇了一场大地震。金融商业中心大楼林立,灰色的胡同、规整的四合院已不见踪影。到人民医院的路上,老街老巷面目全非了。卧床之上,大东心潮涌动,自己住的三道栅栏胡同以前是仙灵宫的第三道栅栏门,仙灵宫早已不在,只留下三道栅栏的美名。躺在床上,翻来覆去,久久不能入睡。思来想去,想到了一个人——常仁春老爷子。
出于对老北京文化的酷爱,他曾和朋友相约请常老爷子吃饭。饭桌上,北京的老故事、老绝活,老爷子如数家珍,让两位晚辈听得唏嘘不已。酒足饭饱,老爷子硬是自己买单请了两位晚辈。回来后,大东觉得不是滋味,自己去讨教,却让老爷子买单,一定要找个机会请老爷子吃上一顿心里才算踏实。另外老爷子那些故事,扒心扒肝的,心里痒痒,一定要再听上一回。再次吃饭时,老爷子依旧侃侃而谈。老北京那些事出神入化,两人都听呆了……
如今,老爷子讲的那些故事,大东像过电影一样翻来覆去。
自己对北京的胡同文化虽不是满满一瓶,也得咣当几下,不然就烂在肚子里了,肠子都悔青了。刘绍棠老师的乡土文学写的是通州农村大运河边上的那些事情,自己写写老北京、写写胡同,不比光在床上躺着强吗?怎么写?照搬不行,仅仅是留恋把玩回味不行,让常老爷子那些德高望重的前辈一看,没新意,还用你这只秃笔絮絮叨叨吗?要站在人类精神的高处,犹如站在前门楼子顶上俯视京城的大街小巷,用超然的目光,打量老北京人的民生。
历经生死折磨,
成就雕刻在城砖上的记忆
大东全身心投入到了工作中。他时常咳嗽,咳喘厉害的时候,爱人扶他起来,肺部挤压会好一些。睡觉时,腰下大腿都垫上枕头,半平躺着。衣服脱不下来,一年一年地穿着。长期卧床,骨骼肌肉萎缩,体重已不足七十斤了。大东坐在轮椅上拖动鼠标也不能持久,原因是自己的颈椎也出了问题,撑不住整个头的重量。为此在轮椅的靠背上绑一木条,靠木条的上端托住自己的头部,以减轻颈椎的压力。时间长了后脑部的头发都磨光了。即使这样也不能久坐,否则头晕目眩。因而工作一段时间,就要回到床上,让身体躺倒,颈部休息一段时间才能再回到轮椅上。由于手指僵化,十指不能灵活敲击键盘,只得借助屏幕软键盘打字。断断续续、时好时坏,10个月来,经历了种种磨难,60余篇老北京的故事完成了。
不久,《北京纪事》杂志开始陆续刊登他以“北京爷们儿”为笔名的文章。出版社先后联系要为他的老北京故事结集出书。《当代中国》总编几次催稿,多家媒体也纷纷找上门来,要求采访和报道。一位知名作家对大东的故事印象深刻,要与大东合作写书,且报酬优厚。这对于目前吃低保,家庭经济状况拮据的大东该是一个大好消息。但是一旦接受邀请,他的老北京和那些故事、他的阶段性的写作计划,这的一切一切都耽搁了。
他又坐在了轮椅上,继续着他的老北京故事。8年了,他几乎舍弃了与外界的联系,很多朋友也不知道他瘫痪在床。乃至他的死讯传开,朋友们才震惊不已,哀痛不已。
天堂之上,大东依然关注:电脑屏幕就是“取景器”,鼠标化成了“快门”,美丽的文字组成了一张张“底片”;他用鼠标敲出了邓向东,一个摄影家回归社会的宣言,“拍摄”着轮椅上的千年长卷。
编辑/任 娟woshirenjuan@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