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特·巴罗是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兼任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20世纪70年代以来， 罗伯特·巴罗的学术研究深刻影响着宏观经济理论的发展。 巴罗的《宏观经济》是许多国家宏观经济学的教材，他的《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麻省理工出版社，1997)，《洞察一切》(《Getting lt Right》，麻省理工出版社，1996)等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出版。
　　罗伯特·巴罗还是《商业周刊》特约评论员及《华尔街日报》长期撰稿人，他的文章使《商业周刊》和《华尔街日报》等报刊闪耀着智慧的光芒，巴罗运用历代经济学家深思熟虑过的自由市场思想分析不同领域的问题。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芝加哥大学教授加里·贝克(Gary Becker)评论，巴罗改变了经济学家思考一切问题的方式，他的工作将促使我们更加深入地思考经济问题。
　　“9·11”恐怖事件和随后而来的阿富汗战争将对美国经济产生怎样的影响，评论员和金融市场起初对此的反应是负面的，认为美国将陷入极度的经济衰退之中，全球经济也有可能衰退。但是，我认为这些观点是错误的。人们经常将恐怖分子袭击世界贸易中心和五角大楼与日本袭击珍珠港相比较，我认为这种比较也适用于经济领域。美国在1941年底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接着经济高速发展，解决了大萧条遗留下来的经济问题，这是人们对这次战争持有的主要经济观点。当然，经济繁荣并不意味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给美国带来的都是好处，这同样也适用于“9·11”事件。
　　把反恐战争与美国历史上的战争做类比分析，结果表明：2002年之前反恐战争对经济的整体影响是扩张性的，有助于经济从2000年底开始的下滑中恢复过来。
　　我们可以把第二次世界大战、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分别作为大规模战争、中等规模战争和小规模战争的例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1944年的军费开支最多，占战前GDP的60％一70％；在朝鲜战争中，1952年的军费开支最多，约占GDP的11％而在越南战争中，1968年的军费开支最多，约占GDP的2％。事实表明，每次战争中经济活动的规模都会有所扩大，但是扩大的幅度必然小于战争的开支。根据我的估算，1美元的军事开支引起GDP增长60—70美分。换句话说，虽然军费开支提高产出，但是要付出代价。必须通过减少其他形式的支出或者增加工作投入的方式支付军费开支。实证研究表明，其他支出的减少主要表现在私人投资方面。
　　由于海湾战争中增加的军费开支仅占GDP的0．3％，很难分析海湾战争对经济的影响。1991年1月海湾战争爆发，而1990年，美国经济就开始衰退。1991年第2季度经济开始恢复增长，但是直到1992年经济增长率仍然很低。其他3次战争的研究结果表明，战争本身并不能促使经济恢复增长。
　　


　　就目前的反恐战争而言，把近期可能增加的军费开支、国内安全开支和纽约市的重建费用相加，仅占GDP的1％。该计算结果可能低估了战争增加的开支，因为冷战结束产生的“和平红利”有可能出现长期下降的趋势。克林顿执政期间，国防开支占GDP的比重从6．2％下降到3．8％(裁军100万，军事人员的数量降至150万)。
　　假设“9·11”事件之后世界是不安全的，预计国防开支将会出现永久性的增加。如果美国的应对措施与20世纪80年代早期里根建立防御系统时采取的措施相同，那么在一两年的时间里，增加的国防开支将占GDP的1％一1．5％。因此，反恐战争引起的总支出占GDP的比重可能超过2％。
　　反恐战争还产生一个特殊的有利影响，它打破了美国国会采纳的关于不侵占社会保障账户盈余的不合理规定。根据社会保障的定义，社会保障账户盈余等于工资税(由工人和雇主缴纳)，加上社会保障信托投资基金的收益再减去对投保人的支出，经初步估算，2001年的盈余达到1600亿美元。社会保障的定义清楚地表明，社会保障账户盈余独立于政府其他部门的支出和税收决策。因而，无法确定联邦政府的盈余或赤字侵占或补充社会保障账户盈余的意义何在，而且社会保障账户的盈余投资于信托投资基金中。因此，保持联邦预算赤字的余额大于零以保证总盈余超过1600亿美元的规定是毫无意义的。然而，直到新型的恐怖主义使我们卷入战争，经济增长速度减慢，从繁荣进入衰退，我们才认识到这个问题。
　　无论是否信奉凯恩斯主义，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认为，当经济出现暂时困难时可以增加政府预算赤字，这里的困难时期主要指经济衰退和战争时期。在经济衰退时期不能大量征税，而在战争时期支出会比平时高出许多。2001年底，美国同时面临着经济衰退和战争，此时实行联邦预算赤字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9·11”恐怖事件还取消了有害的限制，它使政府获得政治上的自由，可以通过战争的方式打击国际恐怖主义。这种自由也许是纽约和华盛顿遭受恐怖袭击所产生的最重要的长期影响。
　　联邦政府用于反恐战争的额外支出将会挤占原来准备支出的项目资金，这些项目包括教育、处方药补助金和一系列社会项目。我一直认为不应该实施这些项目，因而我觉得缩减这些项目是件好事。
　　并不是战争的所有方面都对经济发展有利。例如，人们觉察到乘飞机的风险提高；于是航空旅行的需求下降；人们觉察到恐怖主义的危险加剧，于是可能减少商业投资。然而，以前的战争中也存在负面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人们担心日本进攻美国本土，冷战时期人们害怕苏联的导弹。可是，事实证明以前战争对美国GDP的总体影响是正面的。
　　以前主要由各个航空公司负责航线的安全，“9·11”事件使我们对航空安全有了新的认识。把机场和飞机的安全作为公共物品，应当受到联邦政府的监督，或许联邦政府应当承担部分投资，这种想法似乎是合理的。航空公司投资在机场和飞机安全上的私人收益明显小于投资的总收益。或者，换句话说，这种几乎接近“9·11”恐怖事件总成本的付出不应由航空公司承担。因此，如果作为私人企业的航空公司不受政府管制，那么航空公司在安全方面的投资就会很少。典型的机场安全系统的低标准就能说明这一问题。
　　我们应该依靠市场进行资源分配，而不是依靠政府，这并不只适用于和平时期。如果在新形势下，航空旅行变得不安全，或者国内恐怖主义的威胁增加，那么不受干预的市场将会提供更少的航空旅行和更高的保险费率。这也许还意味着航空公司的数量将减少，某些航空公司会进行产权重组。至少在政府采取的消除各种危险因素的措施取得成效之前，应当出现这个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