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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月下旬，我到河北徐水大午城去拜访著名企业家
大午集团的孙大午先生。2016年9月，因出差赶夜路，我曾偶然路过大午城，在大午集团的温泉度假酒店住宿了一晚，在酒店内，见到了写孙大午先生事迹的一本书《风雨孙大午》，这才知道了孙大午先生的其人其事。这次又到大午城，让我感到惊异的是，从2016年到2018年两年左右的时间内，大午集团的酒店己扩充至三个，除了我曾住宿过的大午温泉度假酒店，还增加了大午国际酒店和大午假日酒店。
近两年，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下行压力增大，民营企业增长乏力，市场不景气。但大午集团，却完全是另外一幅景象，呈强劲逆势上扬状态，酒店数量迅速增加，关键还客满。大午国际酒店是我这两年内住过的最热闹的酒店，人声鼎沸，熙熙攘攘，一片欣欣向荣。大午集团所在的徐水地区比较偏僻，交通并不发达，离最近的交通枢纽高铁保定东站，也要半个小时的路程，而且，此地并没有特别有影响的旅游资源，著名的白洋淀景区离这里也比较远。这个在没有什么旅游资源的地方所建的酒店，在经济普遍下行的环境下，却能逆势上扬，发展迅速，让我很是吃惊和不解。
據资料介绍，大午集团这几年的经济增长率每年普遍在20%以上，每一年都是盈利的，企业扩张速度较快，并且没有银行贷款，也没有更多的融资渠道。企业在这么高速发展的情况下，还能够保证每年都盈利，可以视作是一个经济奇迹了。同样让人感到惊奇的是，这个企业是靠养小鸡起家的，现在的主业仍然是饲养并出售产蛋鸡的种鸡鸡仔。
大午酒业集团的副总经理卢慧杰女士带领我们参观了公司的一些主要生产部门及小鸡的孵化车间。据她介绍，我们参观的这个种禽场每天平均出产约20万只蛋鸡小鸡，再加上小公鸡，每天就要出产共约40万只小鸡，产出的小鸡，要在24小时之内送达到全国各地。大午集团养鸡的规模非常大，生产量惊人，整个种禽场一天产30万只小母鸡，一年就能产1亿多只，一只鸡能产蛋的时间大概是400多天，如果算一只鸡总共可产300个蛋的话，那大午集团的种鸡一年就可产300亿个鸡蛋。据说，中国人吃的鸡蛋中1/7与大午集团有关。
看着那些毛茸茸的小鸡，再看到大午集团盖起的高楼大厦，包括集团的公司、酒店、医院、学校、养老住宅，等等，俨然已经形成了一个小城市的规模，他们将其称为大午城，大午集团将这块荒凉的地方变成了一个小城市，这些高楼大厦，实际上就是靠着这么一只只小鸡挣出来的，它的发展让我心中充满感动。古代有成语叫聚沙成塔、集腋成裘，一粒粒沙变成一座雄伟的高塔，狐狸腋下微量的皮毛聚集起来制成一件皮袍，那是一种巨量的劳动。当看到拔地而起的高楼丛林时，人们看到的是宏伟的建筑，可难以看到的是背后搬运着一粒粒沙的人们所付出的巨大劳动，大午集团的各种建筑就是靠这种一点一滴的劳动所建立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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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普遍低迷的情况下，大午集团能够逆势上扬的原因，我分析总结，主要是因为其所经营的养鸡产业是一个非常贴地气的经济。首先它的主产品种鸡和鸡蛋是生活必需品，与经济的波动没有很大的相关性，这种产品在经济学上叫吉芬商品，即商品数量与商品价格同方向变化的商品，如土豆。跟房地产和股票等经济不一样，那些东西容易大起大落，产生较大的波动，而生活必需品不容易起落，所以它是较为稳定的。尽管大环境下经济总体发展的速度下降，很多民营企业经营困难，但是，城市化的速度这几年还是急剧地加快，进入到城市的新增人口，会造成新的基本生活资料的需求增长，鸡蛋就是一个基本的生活资料。形象点来说，城里打工的人多了，卖煎饼果子的就多了，买鸡蛋的也就增多了。所以，大午集团的市场是处于增长的过程中，这是由其行业特点决定的。
大午集团的酒店也同样如此，我请教孙大午先生：“周围其他地方的酒店和旅游业都不那么景气，你这里怎么就此处风景独好呢？”他回答说：“我告诉你，你也不信，其实道理很简单。”他具体举了个真实的例子说明：假如他的大午温泉度假酒店的房价是280元一晚，按照酒店业的行规，到了下午7点以后，如果房间没有卖出去，空房比较多，就会开始打折销售入住，减到180元一晚。大午集团酒店培洲服务员以顾客为本，比如一个顾客是下午6点半左右到店准备入住的，服务员就会特意提醒他，您等一会儿再办理入住手续，过了七点房间就可以180元入住。在这短暂的半个小时内，顾客就可以在大午城的街区里转一转再回来办理入住手续，这样站在顾客角度为其着想的好处会带来很多的回头客。
仔细思考这个例子背后的深层含义，大午集团酒店应该对周围有旅游点的酒店和北京市的酒店价格都做了深入研究。大午国际酒店在北京南120公里处，离北京的距离不是太远，它利用周末经济，让自己成为北京、石家庄等周边地区来保定度假的人的首选，北京的酒店是众所周知的贵，给大午集团就带来了优势的定价空间。比如我们这次入住的大午国际酒店，我们住的时候房价是380多元一晚，还含两份非常丰盛的早餐和两张游客门票（温泉、水世界、滑雪场、儿童乐园任选一个），如果要赶到7点以后以打折价入住，才200多元一晚，一家人出来度假选择住在这里，不但舒适，而且成本非常低，这种档次的酒店如果在北京的话，大概要700元左右一晚，相比起来，大午集团的酒店有明显优势。虽然大午集团所在地的旅游资源先天并不丰富，但后天创造了许多新的看点，比如建了一个冬天的小型滑雪场，可以人工造雪，我去时实际上并没有下雪，但滑雪场上还是游人如织，带着孩子来玩的家庭很多，在一个没有雪的冬天里寻找到冰雪的感觉，还是很不错的。他们还建有一个马戏表演的大剧场，定时进行马戏表演，孙大午先生很喜欢马戏，这也是大众所喜爱的。所以，不仅是大午集团的主业养鸡业，其他产业如旅游业中旅游项目的设计也很贴地气，这也是其能够逆势上扬的一个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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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一个贴地而行、紧接地气的人，却十分务虚，这是孙大午先生的另一面。
我们看大午集团关于孙大午先生的资料及网络上的介绍，发现他和国内重要的公共知识分子（即所谓的“公知”）都有密切的交往。这些年间，他所召开的一些重要会议和相关座谈会，保育钧、茅于轼、张曙光、资中筠、江平、赵旭东等重要的公共知识分子们都有参加，中青年知识分子秦晖、胡星斗、杨支柱，以及一些像李锐那样比较有自由思想的老干部等，也和孙大午先生多有接触，著名的主持人崔永元也曾来大午集团参观并参加过他主持的会议。 此外，孙大午先生还高调地创立了一套企业内部制度——“私企君主立宪制”，在大午集团试行传播，引起国内及国际上的高度关注。国内外的一些大学都将其作为一个案例，派人到他这里来总结经验。2006年，“私企立宪制”被收入北大光华管理学院案例库;2010年， 《孙氏家族企业案例研究》入选《北大案例通讯》，孙大午应邀参加“IFERA@CHINA家族企业发展国际会议”;2011年《河北大午集团的家族企业立宪制》入选全国MBA教育指导委员会优秀案例100篇，私企立宪制入选加拿大毅伟商学院案例库（仅次于哈佛商学院案例库）;2016年，孙大午应邀参加“2016年中欧第五届中国家族传承会议”;中国政法大学的江平教授、南开大学的党委组织部副部长刘振、北京理工大学的裴蓉教授等，都曾对“私企立宪制”做过研究。孙大午先生自己也在各个论坛发表演讲，做企业文化的交流，这些行为看起来很务虚，进入理论界了，这种状态和他做的那些贴地气的事反差较大，这也是让我感到好奇的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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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孙大午先生的这一切，也都是被环境逼出来的。首先，在2003年时，他因言获罪。他参加过在中南海召开的国务院关于三农问题的座谈会，其后，又在北京大学就三农问题发表演讲，呼吁政府对农村要少进行干预，认为农民会自己发展起来，也提出了关于不要再把农业费转成农业税等问题的一些看法和建议。后来，地方上的政法部门便以非法集资的理由将他逮捕入狱，再后来，党和政府在政策上有所控制，加上知识界、媒体等社会各界努力，孙大午先生最终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执行。现在，他的刑期已经服完了。在事发当时，他曾非常悲愤地说： “我不认罪，但是我伏法！”这是大午集团的一场变故，当时不仅抓了他一个人，而是把他们三兄弟全抓了，大午先生的夫人也因被通缉而被迫逃亡。
那时，经过这场变故回来后，孙大午先生在服刑期间就不能当董事长了，企业这时又不能缺了人管理，在这种情况下，他首创了自己的“企业君主立宪制度”，通俗来说，就是自己不做董事长、不做法人的时候，还能够控制管理企业。大午集团这个企业是家族企业，兄弟和儿子之间的关系得摆平理顺，同时，又是个劳动密集型企业，劳动力主要来自本村或周边村镇县城的人，当地农民为主要就业者，怎么样才能让大家有企业主人翁的意识来主动进行工作呢？这就要有一套能够凝聚这些员工的制度。在这样的环境下，孙大午先生进行了制度创新。他的“企业君主立宪制度”的核心是孙大午先生是大午集团目前唯一的资产所有人，股东只有他一个，股权全是他的，同时，也对他的权力进行约束，其家族的人和企业的各级管理人员及其员工等其他人均有合理的利益分配制度，企业有董事会、監事会、执行层等，董事长的换届选举也是每三年一次，等等。孙大午先生的这一套制度较为完整，同时也较为复杂，我们习惯于较为简单化地处理问题，而这样的民主制度则需要有更多复杂的细节要了解清楚。关于研究孙大午先生“企业君主立宪制度”的资料及文献非常多，有兴趣的读者可查阅参考，深入了解，本文对此不展开细说。
除了企业内部的情势逼出了“企业的君主立宪制度”，从更大的环境来看，是整个营商环境的恶劣逼出了他与公知们的结盟。实际上，孙大午先生那次在北大的讲话，是他在经营实践中遭遇到困难及痛苦时所产生的真实想法，他希望，克服掉这些困难，中国经济就能更快地发展起来，他是出于自己的生活、生产感受而提出了一些看法。但就是因为这些思想，他居然被不合理地关押，而当时能够营救他的最主要的力量，是公共知识分子和媒体，如果没有这些力量，很可能就造成了一起冤案。正因为如此，孙大午先生也就被迫地和这些人走在了一起。总的来讲，我认为，他的制度创新和与公知们的结盟，首先是寻求安全的需要，安全因素是他第一个需要考虑的因素，因为他要保证其人身、资产、企业的安全，在安全的环境下，才能稳定的发展，于是，他不得己创造了这些制度，也不得己地寻找到了这些外界的联合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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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外界的环境只是一个逼迫人的因素，每一个民营企业家几乎面对的都是这种外界环境，为什么只有孙大午做到了这些？这和他本身的素养有关。孙大午先生虽然出身农村，但见识阅历很丰富，他当过兵、当过银行职员、当过老板……而且他心底里有根深蒂固的理想主义色彩，年轻时也曾是一个文艺青年，热爱写作，大午集团的歌词就是他填的。他非常聪明，与其交往让人感觉很坦率，不藏着掖着，很多一般人碍于面子而难以启齿的话，他都能讲得很透彻，很多难听的批评意见，他也都允许在自己出版的书中照单收录。我觉得不只是他胸襟宽阔，而是他聪明睿智，对于一些事，聪明人会觉得谁心里都有自己的小九九，如果把它憋在心里，在后面暗搞，这个事就永远解决不了，如果将它全部暴露在光天化日下，不回避大家的真实想法，公开处理反而好办。民主制度实际上是聪明人的制度，大家都聪明，而且不把别人当傻瓜，认为自己能想到的，别人也一定能想到，反而大家都会把心里的想法全部释放出来，在公开的场合进行讨论博弈，达成解决问题的优化方案，这是民主制度的特点，所以，人人聪明或把每一个人当聪明人看待，是民主制度的一个前提。而专制制度，总是以为别人是傻瓜，总以为自己可以搞些小心眼小伎俩，通过暗箱操作来解决问题，获得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这就是为什么西方有启蒙运动，所谓启蒙就是让每个人的智慧、每个人的理性，都得到充分发挥，使每个人的思想充分获得承认，在理性的基础上，排除一切蒙昧和愚弄人的技巧或者制度安排，这样，才能出现民主制度。民主制度是尊重每个人聪明才智的制度，而所谓专制制度就是一小部分人去愚弄另一部分人，或者认为人们之间可以互相愚弄，达成某种利益分配方式的一种制度。大午先生是个聪明人，所以他就天然地接受了运用民主制度来解决问题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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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拜访，我与大午先生正式的交谈只进行了大约三个小时，主要是做一个关于酒的访谈，访谈的具体内容详见本期相关内容，此处不再赘言。中午时分，大午先生请我们吃饭，在饭桌上继续深入交流。大午先生其人，给我的感觉是：恢廓大略，略如汉高祖刘邦，然而在“无可无不可”方面略逊于高祖，用他自己的话说：“我这个人就是‘卑卑亢亢’，有的时候突然自我意识比较强烈，有的时候突然又感觉自己很自卑。”他自己也引述孔子说的话，要求自己“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就是不要以自我为中心，不要固执己见，不要按照自己的主观意图去推断别人，但实际上，大午先生还是“有意、有必、有固、有我”的。从他的书里看，他意识到了自己的这些不足，也想改变，但一个人能够改变世界，却不能够改变自己，因为有些东西是天性，是与生俱来的，能够通过后天的修养有所克制，彻底改变却难以做到。从另一个角度看，世界也能改变人，就算一个人的天性再强，如若世界上的某种外在力量足够强大，那么还是会把他的某些天性压抑住。这要看现实环境给他的机缘，如果一直有一些强大的力量来克制他，那么他的“意、必、固、我”可能也就会得到克制了。刘邦“无可无不可”的那种从善如流的状态，有时可能也是受外界环境的影响而形成的。 在交流过程中，我非常明显地感知到大午先生的聪明，他悟性极高，和其他同类型的企业经营者相比，他读的书多而杂，历史、哲学、政治、文学等各方面都有所涉及，他的长处在于能将读到的东西化为己用，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需要来运用发挥书中的内容。他的很多思想是来自于生命体验，来自于自己实际的企业实践，比如对中国农民创造性的认识，他曾说过这样一段话：“中国农村实际上不缺资金、不缺人才、也不缺市场，农村八个大檐帽管一个破草帽，如果把大檐帽全拿走了，给农民充分的自由，中国的农业经济每年都可以得到充分发展，那么就不存在农村、农业、农民的三农问题了。”他非常尊重普通人民的创造力，对下属的自主权放开后，发现集团里各个企业、各个实体等，都遏制不住地在发展，只要给大家创造机会，每位员工都能创造出意想不到的奇迹，这样的结果让他自己都觉得惊奇。
由于大午先生习惯于读别人的书化为自己用，所以有时与其交流沟通起来会略有困难，特别是像我们这样爱咬文嚼字的知识分子，因为他实际上将一些别人的术语赋予了不同于其原意的、他自己所特有的意思，在语言上，他还没有形成和自己做的这些事更匹配的创造，包括知识界对他的问题及现象的一些讨论和分析，也和其本人的实际状况和其企业的实践有一定的距离，并没有做到完全良好的对应。以我的理解，这可能主要是由于他在语言体系上略有障碍，因为他的想法是从自己的生命体验中来的，但现有的话语体系中能给他提供的术语资源还不足以表达他来自于生命体验的创造，所以造成了一种知识上的误读。如果我们放弃那些咬文嚼字的习惯，来看他的那些理解，包括他对经典著作的理解、对制度的理解等，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
在和孙大午先生的直接交流过程中，还能强烈地感受到他是个很有血性的人，有不让前贤的好胜心。我们交谈中提到了前辈企业家张謇先生的一些成就，能看出孙大午先生对其不服，觉得自己不比张謇差。吃饭喝酒时，我曾问他： “您60多岁了，还经常生气吗？”他说： “当然会生气，经常控制不住自己发脾气。”孔子言“六十耳顺”，看样子他还没有做到“耳顺”，仍然还是在进取。孙大午先生的生命力饱满，富有激情与创造力，李锐说他“60岁了还年轻”，确实，他的精神还是很年轻，蓬勃而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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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写这篇印象记的时候，我脑子里不由自主地跳出“大地之子”这个名称。产生这种想法的第一个原因来自于孙大午先生的产业在经济下行之时还拥有的那种蓬勃向上的生命力，他的企业是贴地而行的，拥有那种大地带来的力量。第二个原因来自于一个文学形象的感受，美国著名作家赛珍珠写过一本小说《大地》，这是我目前读到的关于中国农民最深刻、最具有史诗性描述的著作，尽管篇幅不长，但非常好，她描述的中国农民形象，现在仍能代表中国农民的主体形象，中国本土的作家都没有那样真实的写作力量（详见本刊2010年第二期《刻画中国农民灵魂的美国女作家——赛珍珠》 一文）。 《大地》的主人公叫做王龙，王龙靠勤奋、精明从一个贫苦农民崛起而成为一个地主，当了地主之后，又开始堕落，抽大烟、赌钱、养小老婆，最后儿子不成器，家业也又败了。全书讲述了这样一个农民辛苦奋斗、又堕落的过程，这实际是农业文明中干百万农民的宿命，赛珍珠的《大地》刻画出了中国农民的灵魂，她笔下的中国农民人格饱满、丰富。王龙是一个文学中的农民形象，实际上在生活中，也有这样真实的形象，比如天津大邱庄的农民企业家禹作敏、江苏华西村的农民企业家吴仁宝、河南南街村的带头人王宏斌等，这些人也都曾经进行过制度创新，也都取得过较为惊人的经济发展成就，但时过境迁，他们在十年、二十年期间辉煌一时，如今也都如过眼烟云。这些人身上带着像《大地》主人公王龙身上那种非常强的农民习气，这也是我对孙大午先生的“企业君主立宪制度”保持一种冷眼旁观态度的原因之一。近百年来中国一直在进行各种制度的试验，国家在做大的制度实验，有过内战、建过集权、搞过选举、实行过计划经济、市场经济也放开了……一国两制的制度表明，这个国家的制度还没有完全定型，还在做各种各样制度的选择与尝试;在小的范围内，企业也在做小制度试验，这是由大的历史背景所决定的。而这一切制度实验在主体人口为农民的条件约束下，就是我们现今所看到的状况，所以，我本人对一切所谓制度创新都抱着冷眼旁观态度。
但是，我也充分注意到了孙大午先生的思想精神和实践努力中表现出的全新的因素：首先是时代的因素。在市场化的趋势下，民营经济已经发展到现在的规模，没有人可以将它扭转倒退回去。它创造了50%的税收贡献率、80%的就业率、90%的新增就业率，与国企相比，效率高得多了;第二，城市化的进程不可逆转。现在的城市人口己超过60%，近两年的城市化更為加剧，各个城市已经出现了抢人的现象，城市户口的限制也在取消;第三，科学技术的发展势不可挡。科技发展从工业革命以来就存在，直到现在仍在一直加速发展。这三个因素导致了我们传统概念上的农业（包括种植业和养殖业等）、农民已经越来越少。以孙大午先生的养殖业为例，大午集团现在的种鸡养殖完全是工业化的方式，温度、时间精准控制，育种的选择完全在基于现代科学技术的基础上进行，和传统的农业家庭养鸡是完全不同的概念。种植业同样也在朝这个方向发展。从事养殖、种植的农民，已经不是传统的家庭作业方式，而是组织聚集到一个巨型企业集团中工作和生活，由于这些农民已经放弃了过去那种农业上被束缚于土地上、一家一户的小生产方式，才必须要有新的制度框架把他们包容起来，这才有其所谓的“企业君主立宪制度”，这是一种在种植业、养殖业等均工业化的历史潮流下，所做出的制度选择和创新。
基于农业文明的是帝国，商鞅讲过：不要务工、不要务商，只要发展农业，农业可以使民愚钝，这样就有利于高度集权的君主进行专制独裁的统治。传统帝国的政治体制就是这样形成的。如今，随着农业文明的衰落，农民越来越少，城市居民越来越多，基于农业文明的各种观念也在逐渐衰落，现代生产力的进步，会逐渐把旧人改变成新人。形象地说，就是原来的大地变了，即便是如大午先生这样贴地而行的人，也在寻找飞向天空的方向。他的制度实验是这个时代洪流中的一朵浪花，他和公共知识分子的结盟也是时代潮流推动的产物，所以，他们在灵魂上越来越接近现代化。我从心底里对大午先生整套实践的前景寄予希望，他们总会走出一条新路。 孙大午先生词作两首
《沁园春-长沙》
岳麓山上，天地混浊，橘子洲头，看湘江流过，横开两道，北去十里，总要汇合。山川不移，桔绿桃红，借得艰辛造天国。怅寥阔：凭英雄指点，哪是春色？
自古出身无错。强国梦湖南人先做，忆当年北风，燎原星火，将帅成就，血色山河！均贫富难，等贵贱可。百代循环终要破。能否说：若共和重构，商人首责！
《合符天下》
问天下，城邦几许，还有多少没有坍塌。问天下，疆界多长，有多少关卡，商人走遍了天涯。看帝王尊贵，哪如商人自由潇洒，看商人潇洒，哪如慈善企业家，工商文明发扬光大，世界大同，商贸一家，画龙合符，合符天下，大午合符，合符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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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孙大午》，司马英华著，中国发展出版社，2007年9月第一版
此书相当于河北大午集团监事长孙大午先生的传记，于2007年出版，之后又四次印刷。书中将2003年孙大午先生被拘捕的事件和2007年之前他的创业历程记录得较为清晰和详细。
2007年至今，已十年有余，在这期间，孙大午先生的大午集团发生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拘捕事件所造成的挫折并没有让他们前进的脚步停顿，而是成为促进其快速发展的动力。对于2007年之后大午集团的发展，也有不少相关的报道，但目前还没有看到专门介绍此方面内容的书籍出版。
有很多大学将孙大午先生创立的“私企君主立宪制”和其集团的发展当作案例来研究。从孙大午先生的经历中，我们看到了中国民营企业家那种坚韧不拔的奋斗精神和强烈的时代责任感。
大午种禽有限公司的小鸡孵化车间
河北大午集团种禽有限公司位于河北省保定市徐水区，是大午集团创始初期的骨干产业，始建于1984年，现已成为机构设施完善的大型种禽企业，是农业部首批认定的国家蛋鸡核心育种场、国家级蛋鸡良种扩繁推广基地、国家蛋鸡产业技术体系徐水综合试验站、河北省院士工作站单位、河北省首家动物疫病净化创建场、中国畜牧业协会常务理事单位、河北省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省级重点种鸡场、河北省家禽业协会副会长单位、保定市蛋鸡养殖协会会长单位。公司下设国家级蛋鸡核心育种场、曾祖代鸡场、祖代鸡场、父母代种鸡场、育雏育成场、孵化厅3座及高標准的三层楼式孵化厅1座、畜禽综合服务站、化验室、销售事业部、禽蛋事业部等。
大午集团航拍实景
河北大午集团位于河北省保定市徐水区大午独立工业园区，始建于1984年，从养1000只鸡、50头猪创业，逐步形成集种植、养殖、农产品加工、观光旅游、温泉度假、民办教育等行业为一体的民营企业集团。目前集团下辖饲料公司、种禽公司、农业育种公司、建筑公司、酒业公司、肥业公司、食品公司、大午中学、大午温泉度假村、大午科幻水世界、电子商务、海南农牧公司等多个子公司。集团现总占地面积近5000亩，员I5000余人，固定资产20亿元，年产值超过30亿元，形成了一个基础设施齐全、社区功能完备的小社会，具备了一个乡村都市的雏形，已是名副其实的“大午城”。
2019年1月下旬，我到河北徐水大午城去拜访著名企业家
大午集团的孙大午先生。2016年9月，因出差赶夜路，我曾偶然路过大午城，在大午集团的温泉度假酒店住宿了一晚，在酒店内，见到了写孙大午先生事迹的一本书《风雨孙大午》，这才知道了孙大午先生的其人其事。这次又到大午城，让我感到惊异的是，从2016年到2018年两年左右的时间内，大午集团的酒店己扩充至三个，除了我曾住宿过的大午温泉度假酒店，还增加了大午国际酒店和大午假日酒店。
近两年，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下行压力增大，民营企业增长乏力，市场不景气。但大午集团，却完全是另外一幅景象，呈强劲逆势上扬状态，酒店数量迅速增加，关键还客满。大午国际酒店是我这两年内住过的最热闹的酒店，人声鼎沸，熙熙攘攘，一片欣欣向荣。大午集团所在的徐水地区比较偏僻，交通并不发达，离最近的交通枢纽高铁保定东站，也要半个小时的路程，而且，此地并没有特别有影响的旅游资源，著名的白洋淀景区离这里也比较远。这个在没有什么旅游资源的地方所建的酒店，在经济普遍下行的环境下，却能逆势上扬，发展迅速，让我很是吃惊和不解。
據资料介绍，大午集团这几年的经济增长率每年普遍在20%以上，每一年都是盈利的，企业扩张速度较快，并且没有银行贷款，也没有更多的融资渠道。企业在这么高速发展的情况下，还能够保证每年都盈利，可以视作是一个经济奇迹了。同样让人感到惊奇的是，这个企业是靠养小鸡起家的，现在的主业仍然是饲养并出售产蛋鸡的种鸡鸡仔。
大午酒业集团的副总经理卢慧杰女士带领我们参观了公司的一些主要生产部门及小鸡的孵化车间。据她介绍，我们参观的这个种禽场每天平均出产约20万只蛋鸡小鸡，再加上小公鸡，每天就要出产共约40万只小鸡，产出的小鸡，要在24小时之内送达到全国各地。大午集团养鸡的规模非常大，生产量惊人，整个种禽场一天产30万只小母鸡，一年就能产1亿多只，一只鸡能产蛋的时间大概是400多天，如果算一只鸡总共可产300个蛋的话，那大午集团的种鸡一年就可产300亿个鸡蛋。据说，中国人吃的鸡蛋中1/7与大午集团有关。
看着那些毛茸茸的小鸡，再看到大午集团盖起的高楼大厦，包括集团的公司、酒店、医院、学校、养老住宅，等等，俨然已经形成了一个小城市的规模，他们将其称为大午城，大午集团将这块荒凉的地方变成了一个小城市，这些高楼大厦，实际上就是靠着这么一只只小鸡挣出来的，它的发展让我心中充满感动。古代有成语叫聚沙成塔、集腋成裘，一粒粒沙变成一座雄伟的高塔，狐狸腋下微量的皮毛聚集起来制成一件皮袍，那是一种巨量的劳动。当看到拔地而起的高楼丛林时，人们看到的是宏伟的建筑，可难以看到的是背后搬运着一粒粒沙的人们所付出的巨大劳动，大午集团的各种建筑就是靠这种一点一滴的劳动所建立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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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普遍低迷的情况下，大午集团能够逆势上扬的原因，我分析总结，主要是因为其所经营的养鸡产业是一个非常贴地气的经济。首先它的主产品种鸡和鸡蛋是生活必需品，与经济的波动没有很大的相关性，这种产品在经济学上叫吉芬商品，即商品数量与商品价格同方向变化的商品，如土豆。跟房地产和股票等经济不一样，那些东西容易大起大落，产生较大的波动，而生活必需品不容易起落，所以它是较为稳定的。尽管大环境下经济总体发展的速度下降，很多民营企业经营困难，但是，城市化的速度这几年还是急剧地加快，进入到城市的新增人口，会造成新的基本生活资料的需求增长，鸡蛋就是一个基本的生活资料。形象点来说，城里打工的人多了，卖煎饼果子的就多了，买鸡蛋的也就增多了。所以，大午集团的市场是处于增长的过程中，这是由其行业特点决定的。
大午集团的酒店也同样如此，我请教孙大午先生：“周围其他地方的酒店和旅游业都不那么景气，你这里怎么就此处风景独好呢？”他回答说：“我告诉你，你也不信，其实道理很简单。”他具体举了个真实的例子说明：假如他的大午温泉度假酒店的房价是280元一晚，按照酒店业的行规，到了下午7点以后，如果房间没有卖出去，空房比较多，就会开始打折销售入住，减到180元一晚。大午集团酒店培洲服务员以顾客为本，比如一个顾客是下午6点半左右到店准备入住的，服务员就会特意提醒他，您等一会儿再办理入住手续，过了七点房间就可以180元入住。在这短暂的半个小时内，顾客就可以在大午城的街区里转一转再回来办理入住手续，这样站在顾客角度为其着想的好处会带来很多的回头客。
仔细思考这个例子背后的深层含义，大午集团酒店应该对周围有旅游点的酒店和北京市的酒店价格都做了深入研究。大午国际酒店在北京南120公里处，离北京的距离不是太远，它利用周末经济，让自己成为北京、石家庄等周边地区来保定度假的人的首选，北京的酒店是众所周知的贵，给大午集团就带来了优势的定价空间。比如我们这次入住的大午国际酒店，我们住的时候房价是380多元一晚，还含两份非常丰盛的早餐和两张游客门票（温泉、水世界、滑雪场、儿童乐园任选一个），如果要赶到7点以后以打折价入住，才200多元一晚，一家人出来度假选择住在这里，不但舒适，而且成本非常低，这种档次的酒店如果在北京的话，大概要700元左右一晚，相比起来，大午集团的酒店有明显优势。虽然大午集团所在地的旅游资源先天并不丰富，但后天创造了许多新的看点，比如建了一个冬天的小型滑雪场，可以人工造雪，我去时实际上并没有下雪，但滑雪场上还是游人如织，带着孩子来玩的家庭很多，在一个没有雪的冬天里寻找到冰雪的感觉，还是很不错的。他们还建有一个马戏表演的大剧场，定时进行马戏表演，孙大午先生很喜欢马戏，这也是大众所喜爱的。所以，不仅是大午集团的主业养鸡业，其他产业如旅游业中旅游项目的设计也很贴地气，这也是其能够逆势上扬的一个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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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一个贴地而行、紧接地气的人，却十分务虚，这是孙大午先生的另一面。
我们看大午集团关于孙大午先生的资料及网络上的介绍，发现他和国内重要的公共知识分子（即所谓的“公知”）都有密切的交往。这些年间，他所召开的一些重要会议和相关座谈会，保育钧、茅于轼、张曙光、资中筠、江平、赵旭东等重要的公共知识分子们都有参加，中青年知识分子秦晖、胡星斗、杨支柱，以及一些像李锐那样比较有自由思想的老干部等，也和孙大午先生多有接触，著名的主持人崔永元也曾来大午集团参观并参加过他主持的会议。 此外，孙大午先生还高调地创立了一套企业内部制度——“私企君主立宪制”，在大午集团试行传播，引起国内及国际上的高度关注。国内外的一些大学都将其作为一个案例，派人到他这里来总结经验。2006年，“私企立宪制”被收入北大光华管理学院案例库;2010年， 《孙氏家族企业案例研究》入选《北大案例通讯》，孙大午应邀参加“IFERA@CHINA家族企业发展国际会议”;2011年《河北大午集团的家族企业立宪制》入选全国MBA教育指导委员会优秀案例100篇，私企立宪制入选加拿大毅伟商学院案例库（仅次于哈佛商学院案例库）;2016年，孙大午应邀参加“2016年中欧第五届中国家族传承会议”;中国政法大学的江平教授、南开大学的党委组织部副部长刘振、北京理工大学的裴蓉教授等，都曾对“私企立宪制”做过研究。孙大午先生自己也在各个论坛发表演讲，做企业文化的交流，这些行为看起来很务虚，进入理论界了，这种状态和他做的那些贴地气的事反差较大，这也是让我感到好奇的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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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孙大午先生的这一切，也都是被环境逼出来的。首先，在2003年时，他因言获罪。他参加过在中南海召开的国务院关于三农问题的座谈会，其后，又在北京大学就三农问题发表演讲，呼吁政府对农村要少进行干预，认为农民会自己发展起来，也提出了关于不要再把农业费转成农业税等问题的一些看法和建议。后来，地方上的政法部门便以非法集资的理由将他逮捕入狱，再后来，党和政府在政策上有所控制，加上知识界、媒体等社会各界努力，孙大午先生最终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执行。现在，他的刑期已经服完了。在事发当时，他曾非常悲愤地说： “我不认罪，但是我伏法！”这是大午集团的一场变故，当时不仅抓了他一个人，而是把他们三兄弟全抓了，大午先生的夫人也因被通缉而被迫逃亡。
那时，经过这场变故回来后，孙大午先生在服刑期间就不能当董事长了，企业这时又不能缺了人管理，在这种情况下，他首创了自己的“企业君主立宪制度”，通俗来说，就是自己不做董事长、不做法人的时候，还能够控制管理企业。大午集团这个企业是家族企业，兄弟和儿子之间的关系得摆平理顺，同时，又是个劳动密集型企业，劳动力主要来自本村或周边村镇县城的人，当地农民为主要就业者，怎么样才能让大家有企业主人翁的意识来主动进行工作呢？这就要有一套能够凝聚这些员工的制度。在这样的环境下，孙大午先生进行了制度创新。他的“企业君主立宪制度”的核心是孙大午先生是大午集团目前唯一的资产所有人，股东只有他一个，股权全是他的，同时，也对他的权力进行约束，其家族的人和企业的各级管理人员及其员工等其他人均有合理的利益分配制度，企业有董事会、監事会、执行层等，董事长的换届选举也是每三年一次，等等。孙大午先生的这一套制度较为完整，同时也较为复杂，我们习惯于较为简单化地处理问题，而这样的民主制度则需要有更多复杂的细节要了解清楚。关于研究孙大午先生“企业君主立宪制度”的资料及文献非常多，有兴趣的读者可查阅参考，深入了解，本文对此不展开细说。
除了企业内部的情势逼出了“企业的君主立宪制度”，从更大的环境来看，是整个营商环境的恶劣逼出了他与公知们的结盟。实际上，孙大午先生那次在北大的讲话，是他在经营实践中遭遇到困难及痛苦时所产生的真实想法，他希望，克服掉这些困难，中国经济就能更快地发展起来，他是出于自己的生活、生产感受而提出了一些看法。但就是因为这些思想，他居然被不合理地关押，而当时能够营救他的最主要的力量，是公共知识分子和媒体，如果没有这些力量，很可能就造成了一起冤案。正因为如此，孙大午先生也就被迫地和这些人走在了一起。总的来讲，我认为，他的制度创新和与公知们的结盟，首先是寻求安全的需要，安全因素是他第一个需要考虑的因素，因为他要保证其人身、资产、企业的安全，在安全的环境下，才能稳定的发展，于是，他不得己创造了这些制度，也不得己地寻找到了这些外界的联合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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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外界的环境只是一个逼迫人的因素，每一个民营企业家几乎面对的都是这种外界环境，为什么只有孙大午做到了这些？这和他本身的素养有关。孙大午先生虽然出身农村，但见识阅历很丰富，他当过兵、当过银行职员、当过老板……而且他心底里有根深蒂固的理想主义色彩，年轻时也曾是一个文艺青年，热爱写作，大午集团的歌词就是他填的。他非常聪明，与其交往让人感觉很坦率，不藏着掖着，很多一般人碍于面子而难以启齿的话，他都能讲得很透彻，很多难听的批评意见，他也都允许在自己出版的书中照单收录。我觉得不只是他胸襟宽阔，而是他聪明睿智，对于一些事，聪明人会觉得谁心里都有自己的小九九，如果把它憋在心里，在后面暗搞，这个事就永远解决不了，如果将它全部暴露在光天化日下，不回避大家的真实想法，公开处理反而好办。民主制度实际上是聪明人的制度，大家都聪明，而且不把别人当傻瓜，认为自己能想到的，别人也一定能想到，反而大家都会把心里的想法全部释放出来，在公开的场合进行讨论博弈，达成解决问题的优化方案，这是民主制度的特点，所以，人人聪明或把每一个人当聪明人看待，是民主制度的一个前提。而专制制度，总是以为别人是傻瓜，总以为自己可以搞些小心眼小伎俩，通过暗箱操作来解决问题，获得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这就是为什么西方有启蒙运动，所谓启蒙就是让每个人的智慧、每个人的理性，都得到充分发挥，使每个人的思想充分获得承认，在理性的基础上，排除一切蒙昧和愚弄人的技巧或者制度安排，这样，才能出现民主制度。民主制度是尊重每个人聪明才智的制度，而所谓专制制度就是一小部分人去愚弄另一部分人，或者认为人们之间可以互相愚弄，达成某种利益分配方式的一种制度。大午先生是个聪明人，所以他就天然地接受了运用民主制度来解决问题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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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拜访，我与大午先生正式的交谈只进行了大约三个小时，主要是做一个关于酒的访谈，访谈的具体内容详见本期相关内容，此处不再赘言。中午时分，大午先生请我们吃饭，在饭桌上继续深入交流。大午先生其人，给我的感觉是：恢廓大略，略如汉高祖刘邦，然而在“无可无不可”方面略逊于高祖，用他自己的话说：“我这个人就是‘卑卑亢亢’，有的时候突然自我意识比较强烈，有的时候突然又感觉自己很自卑。”他自己也引述孔子说的话，要求自己“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就是不要以自我为中心，不要固执己见，不要按照自己的主观意图去推断别人，但实际上，大午先生还是“有意、有必、有固、有我”的。从他的书里看，他意识到了自己的这些不足，也想改变，但一个人能够改变世界，却不能够改变自己，因为有些东西是天性，是与生俱来的，能够通过后天的修养有所克制，彻底改变却难以做到。从另一个角度看，世界也能改变人，就算一个人的天性再强，如若世界上的某种外在力量足够强大，那么还是会把他的某些天性压抑住。这要看现实环境给他的机缘，如果一直有一些强大的力量来克制他，那么他的“意、必、固、我”可能也就会得到克制了。刘邦“无可无不可”的那种从善如流的状态，有时可能也是受外界环境的影响而形成的。 在交流过程中，我非常明显地感知到大午先生的聪明，他悟性极高，和其他同类型的企业经营者相比，他读的书多而杂，历史、哲学、政治、文学等各方面都有所涉及，他的长处在于能将读到的东西化为己用，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需要来运用发挥书中的内容。他的很多思想是来自于生命体验，来自于自己实际的企业实践，比如对中国农民创造性的认识，他曾说过这样一段话：“中国农村实际上不缺资金、不缺人才、也不缺市场，农村八个大檐帽管一个破草帽，如果把大檐帽全拿走了，给农民充分的自由，中国的农业经济每年都可以得到充分发展，那么就不存在农村、农业、农民的三农问题了。”他非常尊重普通人民的创造力，对下属的自主权放开后，发现集团里各个企业、各个实体等，都遏制不住地在发展，只要给大家创造机会，每位员工都能创造出意想不到的奇迹，这样的结果让他自己都觉得惊奇。
由于大午先生习惯于读别人的书化为自己用，所以有时与其交流沟通起来会略有困难，特别是像我们这样爱咬文嚼字的知识分子，因为他实际上将一些别人的术语赋予了不同于其原意的、他自己所特有的意思，在语言上，他还没有形成和自己做的这些事更匹配的创造，包括知识界对他的问题及现象的一些讨论和分析，也和其本人的实际状况和其企业的实践有一定的距离，并没有做到完全良好的对应。以我的理解，这可能主要是由于他在语言体系上略有障碍，因为他的想法是从自己的生命体验中来的，但现有的话语体系中能给他提供的术语资源还不足以表达他来自于生命体验的创造，所以造成了一种知识上的误读。如果我们放弃那些咬文嚼字的习惯，来看他的那些理解，包括他对经典著作的理解、对制度的理解等，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
在和孙大午先生的直接交流过程中，还能强烈地感受到他是个很有血性的人，有不让前贤的好胜心。我们交谈中提到了前辈企业家张謇先生的一些成就，能看出孙大午先生对其不服，觉得自己不比张謇差。吃饭喝酒时，我曾问他： “您60多岁了，还经常生气吗？”他说： “当然会生气，经常控制不住自己发脾气。”孔子言“六十耳顺”，看样子他还没有做到“耳顺”，仍然还是在进取。孙大午先生的生命力饱满，富有激情与创造力，李锐说他“60岁了还年轻”，确实，他的精神还是很年轻，蓬勃而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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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写这篇印象记的时候，我脑子里不由自主地跳出“大地之子”这个名称。产生这种想法的第一个原因来自于孙大午先生的产业在经济下行之时还拥有的那种蓬勃向上的生命力，他的企业是贴地而行的，拥有那种大地带来的力量。第二个原因来自于一个文学形象的感受，美国著名作家赛珍珠写过一本小说《大地》，这是我目前读到的关于中国农民最深刻、最具有史诗性描述的著作，尽管篇幅不长，但非常好，她描述的中国农民形象，现在仍能代表中国农民的主体形象，中国本土的作家都没有那样真实的写作力量（详见本刊2010年第二期《刻画中国农民灵魂的美国女作家——赛珍珠》 一文）。 《大地》的主人公叫做王龙，王龙靠勤奋、精明从一个贫苦农民崛起而成为一个地主，当了地主之后，又开始堕落，抽大烟、赌钱、养小老婆，最后儿子不成器，家业也又败了。全书讲述了这样一个农民辛苦奋斗、又堕落的过程，这实际是农业文明中干百万农民的宿命，赛珍珠的《大地》刻画出了中国农民的灵魂，她笔下的中国农民人格饱满、丰富。王龙是一个文学中的农民形象，实际上在生活中，也有这样真实的形象，比如天津大邱庄的农民企业家禹作敏、江苏华西村的农民企业家吴仁宝、河南南街村的带头人王宏斌等，这些人也都曾经进行过制度创新，也都取得过较为惊人的经济发展成就，但时过境迁，他们在十年、二十年期间辉煌一时，如今也都如过眼烟云。这些人身上带着像《大地》主人公王龙身上那种非常强的农民习气，这也是我对孙大午先生的“企业君主立宪制度”保持一种冷眼旁观态度的原因之一。近百年来中国一直在进行各种制度的试验，国家在做大的制度实验，有过内战、建过集权、搞过选举、实行过计划经济、市场经济也放开了……一国两制的制度表明，这个国家的制度还没有完全定型，还在做各种各样制度的选择与尝试;在小的范围内，企业也在做小制度试验，这是由大的历史背景所决定的。而这一切制度实验在主体人口为农民的条件约束下，就是我们现今所看到的状况，所以，我本人对一切所谓制度创新都抱着冷眼旁观态度。
但是，我也充分注意到了孙大午先生的思想精神和实践努力中表现出的全新的因素：首先是时代的因素。在市场化的趋势下，民营经济已经发展到现在的规模，没有人可以将它扭转倒退回去。它创造了50%的税收贡献率、80%的就业率、90%的新增就业率，与国企相比，效率高得多了;第二，城市化的进程不可逆转。现在的城市人口己超过60%，近两年的城市化更為加剧，各个城市已经出现了抢人的现象，城市户口的限制也在取消;第三，科学技术的发展势不可挡。科技发展从工业革命以来就存在，直到现在仍在一直加速发展。这三个因素导致了我们传统概念上的农业（包括种植业和养殖业等）、农民已经越来越少。以孙大午先生的养殖业为例，大午集团现在的种鸡养殖完全是工业化的方式，温度、时间精准控制，育种的选择完全在基于现代科学技术的基础上进行，和传统的农业家庭养鸡是完全不同的概念。种植业同样也在朝这个方向发展。从事养殖、种植的农民，已经不是传统的家庭作业方式，而是组织聚集到一个巨型企业集团中工作和生活，由于这些农民已经放弃了过去那种农业上被束缚于土地上、一家一户的小生产方式，才必须要有新的制度框架把他们包容起来，这才有其所谓的“企业君主立宪制度”，这是一种在种植业、养殖业等均工业化的历史潮流下，所做出的制度选择和创新。
基于农业文明的是帝国，商鞅讲过：不要务工、不要务商，只要发展农业，农业可以使民愚钝，这样就有利于高度集权的君主进行专制独裁的统治。传统帝国的政治体制就是这样形成的。如今，随着农业文明的衰落，农民越来越少，城市居民越来越多，基于农业文明的各种观念也在逐渐衰落，现代生产力的进步，会逐渐把旧人改变成新人。形象地说，就是原来的大地变了，即便是如大午先生这样贴地而行的人，也在寻找飞向天空的方向。他的制度实验是这个时代洪流中的一朵浪花，他和公共知识分子的结盟也是时代潮流推动的产物，所以，他们在灵魂上越来越接近现代化。我从心底里对大午先生整套实践的前景寄予希望，他们总会走出一条新路。 孙大午先生词作两首
《沁园春-长沙》
岳麓山上，天地混浊，橘子洲头，看湘江流过，横开两道，北去十里，总要汇合。山川不移，桔绿桃红，借得艰辛造天国。怅寥阔：凭英雄指点，哪是春色？
自古出身无错。强国梦湖南人先做，忆当年北风，燎原星火，将帅成就，血色山河！均贫富难，等贵贱可。百代循环终要破。能否说：若共和重构，商人首责！
《合符天下》
问天下，城邦几许，还有多少没有坍塌。问天下，疆界多长，有多少关卡，商人走遍了天涯。看帝王尊贵，哪如商人自由潇洒，看商人潇洒，哪如慈善企业家，工商文明发扬光大，世界大同，商贸一家，画龙合符，合符天下，大午合符，合符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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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孙大午》，司马英华著，中国发展出版社，2007年9月第一版
此书相当于河北大午集团监事长孙大午先生的传记，于2007年出版，之后又四次印刷。书中将2003年孙大午先生被拘捕的事件和2007年之前他的创业历程记录得较为清晰和详细。
2007年至今，已十年有余，在这期间，孙大午先生的大午集团发生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拘捕事件所造成的挫折并没有让他们前进的脚步停顿，而是成为促进其快速发展的动力。对于2007年之后大午集团的发展，也有不少相关的报道，但目前还没有看到专门介绍此方面内容的书籍出版。
有很多大学将孙大午先生创立的“私企君主立宪制”和其集团的发展当作案例来研究。从孙大午先生的经历中，我们看到了中国民营企业家那种坚韧不拔的奋斗精神和强烈的时代责任感。
大午种禽有限公司的小鸡孵化车间
河北大午集团种禽有限公司位于河北省保定市徐水区，是大午集团创始初期的骨干产业，始建于1984年，现已成为机构设施完善的大型种禽企业，是农业部首批认定的国家蛋鸡核心育种场、国家级蛋鸡良种扩繁推广基地、国家蛋鸡产业技术体系徐水综合试验站、河北省院士工作站单位、河北省首家动物疫病净化创建场、中国畜牧业协会常务理事单位、河北省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省级重点种鸡场、河北省家禽业协会副会长单位、保定市蛋鸡养殖协会会长单位。公司下设国家级蛋鸡核心育种场、曾祖代鸡场、祖代鸡场、父母代种鸡场、育雏育成场、孵化厅3座及高標准的三层楼式孵化厅1座、畜禽综合服务站、化验室、销售事业部、禽蛋事业部等。
大午集团航拍实景
河北大午集团位于河北省保定市徐水区大午独立工业园区，始建于1984年，从养1000只鸡、50头猪创业，逐步形成集种植、养殖、农产品加工、观光旅游、温泉度假、民办教育等行业为一体的民营企业集团。目前集团下辖饲料公司、种禽公司、农业育种公司、建筑公司、酒业公司、肥业公司、食品公司、大午中学、大午温泉度假村、大午科幻水世界、电子商务、海南农牧公司等多个子公司。集团现总占地面积近5000亩，员I5000余人，固定资产20亿元，年产值超过30亿元，形成了一个基础设施齐全、社区功能完备的小社会，具备了一个乡村都市的雏形，已是名副其实的“大午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