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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春天，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闭幕后，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照例答中外记者问，在谈到政治体制改革和王立军事件时，多次强调须反思“文革”，两次提到在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实事求是地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
回顾30年前决议出台幕后的曲折艰辛，反思新中国成立以来曾经走过的弯路，或许我们今天能够更好地理解温家宝的语重心长“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
《决议》的先声：叶剑英建国30周年讲话
1979年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在年初部署全年宣传工作时，胡耀邦就提出，要为国庆30周年准备一篇重要的文章。当年6月，中央正式决定，建国30周年国庆由德高望重的叶剑英作一个重要讲话。这个讲话不是一般的庆祝性鼓动性的讲话，而是要对过去30年作一个总结，对30年中的问题，特別是“文化大革命”作出一定的说明，但又不是全面的总结。讲话稿由中央副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乔木主持起草。
最终讲话从头到尾涉及毛泽东的错误全部没有主语。这篇讲话花了大量的篇幅批判“四人帮”，对于“文化大革命”十年的历史，叶剑英说：“应当在适当的时候，经过专门的会议，作出正式的总结。”讲话后，人们议论纷纷，很多人愿意把这个问题往后摆，十年“文革”给这个国家压上了巨大历史包袱，这些问题不解决，心思就不定。
因此，在讲话基础上进一步作出一个历史问题决议成为全党迫切的要求。人们需要达成一个共识：我们究竟应该怎么看待“文革”？而这必然会涉及一个绕不开的问题——我们究竟应该怎么看待发动和领导文革的毛泽东？
1979年10月30日，在北京西城区前毛家湾1号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办公室，胡乔木、邓力群召集历史决议起草小组开会，胡乔木对起草工作作了布置。这次会后不久，历史决议起草小组就集中到北京复兴门外万寿路的六所开始工作了。
邓小平推翻初稿
1980年2月20日，起草小组搞出了一份供领导参阅的《决议提纲（草稿）》，邓小平看后，不太满意。3月19日，邓小平找胡耀邦、胡乔木和邓力群谈话，提出起草历史决议的三条要求：一是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二是对建国三十年来历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要做出公正的评价。三是通过这个决议对过去的事情做个基本的总结。这个总结宜粗不宜细。总结过去是为了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在谈话最后，邓小平特意强调：其中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还是第一条。
这是一次至关重要的谈话，等于是为起草小组确立了起草《决议》三项基本原则。后来，邓小平又找这三人谈了一次，加上了一个重要原则：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负责同志都有错误。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
此后，邓小平对《决议》发表的意见有十五六次，大多围绕在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分析毛泽东的错误。
1980年6月，起草小组拿出了初稿，送中央书记处讨论。6月27日，邓小平看了初稿后说：“不行，要重新来。我们一开始就说，要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现在这个稿子没有很好体现原先的设想。”之后《决议》稿的几次大改，其实还是起草小组在这个问题上做得不够充分。
当时，刘少奇同志的冤案已经公开平反，林彪、江青两案审判也在准备中，文化大革命显然要被根本否定。
胡乔木亲自动手，提出“内乱”的定义
与此同时，起草小组还在紧张工作着。对于起草小组撰写的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几稿，胡乔木都不满意，后来索性从头至尾亲自撰写。
到了9月10日，一个完整的决议稿写出来了，当日发给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座谈会讨论。这一稿中关于“文革”的论述占全稿将近三分之一,对毛泽东的错误，尤其是发动和领导“文革”的错误进行了否定评价，可以说是整个《决议》中最受人关注的部分。
在座谈会上，胡乔木讲了历史决议中一个份量很重的新论断，那就是“文革”的性质——不是革命，而是内乱。参与起草工作的龚育之回忆了“革命”变为“内乱”的思路扭转：“它叫‘文化大革命 ，后来又说是政治大革命，可是，它不但在文化上、在政治上不是什么‘革命 ，在任何意义上也不能叫‘革命 ’……只好叫内乱，是一个特殊的局面。”
说明了毛泽东的错误，这就为完整、准确地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解决了一个带有关键性的难题。本来，关于“文革”的危害和毛泽东的错误，在小组征求意见时，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说法。《决议》后来采用了把毛泽东的晚年错误和毛泽东思想区别开来的方法。毛泽东思想是正确的，而他晚年犯了错误，这个错误不但违反了马列主义，而且也违反了他自己的一贯思想——毛泽东思想。
四千人讨论：有人提议不提毛泽东的错误
10月中旬，《决议》发到全党四千名高级干部中谈论,接受更多人的评判，持续了一个多月，史称“四千人讨论”。
讨论中有许多不同意见，有时还展开激烈争论，有些问题也提得相当尖锐。比方说：如何评价“文革”前17年？
胡乔木的原稿提出：在17年中，多数情况我们党的路线是正确的，取得了伟大的成绩。大家对这个结论不完全同意。有人疑问：“文革”前17年有没有路线错误？有，那么主要是“毛泽东的错误”，还是草稿所笼统说的是“党的错误”？
对于毛泽东的个人评价，也是这次争论的焦点，大家对他在民主革命中的功绩分歧不大，但对他在建国以后的历史实践则颇多非议，而这些问题又和毛泽东的为人、行事作风相关。有人就指出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不是为了反修防修，而是以整人开始，整人告终。
针对这种情况，党内有一些人也非常担忧，开国大将黄克诚就不同意错由毛泽东一人负责，他说：“同志们可以想一想，反右派、大跃进、五九年庐山会议、提出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理论、决定搞‘文化大革命’、以至错误地开除刘少奇同志的党籍等等，哪一次不是开中央全会举手通过决议的？如果中央委员多数都不赞成，各级领导干部都不赞成，毛主席一个人怎么能犯那样大的错误呢？”
四千人讨论的一些意见也随时送到邓小平那里，对于毛泽东思想的评价，他认为不仅是理论问题，还是政治问题，写过头，会给我们党和国家抹黑：“毛泽东思想这面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面旗帜，实际上就是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邓小平还提出，对毛泽东的错误“一定要毫不含糊地进行批评，但是一定要实事求是” 。
“相信这个决议能够经得住历史考验”
1981年2月上旬，准备提交给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讨论的《决议》稿子出炉。5月19日，邓小平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这个文件差不多起草了一年多了，经过不晓得多少稿”，他指出：《决议》这个文件要尽快拿出来， 不能再晚了，晚了不利。为了要早一点拿出去，现在的方法就是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七十几人花点时间，花点精力，把稿子推敲得更细致，改的更好一些，把它定下来。
胡乔木、邓力群对《决议》的最后修改一直持续到十一届六中全会开幕前一天。1981年6月27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整个《决议》3万余言，分为8个部分，对建国32年来党的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作出了科学总结，《决议》是党的历史上一个拨乱反正、继往开来的纲领性文献。
邓小平在29日的闭幕会上作了比较高的评价：“相信这个决议能够经得住历史考验。”
回顾30年前决议出台幕后的曲折艰辛，反思新中国成立以来曾经走过的弯路，或许我们今天能够更好地理解温家宝的语重心长“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
《决议》的先声：叶剑英建国30周年讲话
1979年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在年初部署全年宣传工作时，胡耀邦就提出，要为国庆30周年准备一篇重要的文章。当年6月，中央正式决定，建国30周年国庆由德高望重的叶剑英作一个重要讲话。这个讲话不是一般的庆祝性鼓动性的讲话，而是要对过去30年作一个总结，对30年中的问题，特別是“文化大革命”作出一定的说明，但又不是全面的总结。讲话稿由中央副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乔木主持起草。
最终讲话从头到尾涉及毛泽东的错误全部没有主语。这篇讲话花了大量的篇幅批判“四人帮”，对于“文化大革命”十年的历史，叶剑英说：“应当在适当的时候，经过专门的会议，作出正式的总结。”讲话后，人们议论纷纷，很多人愿意把这个问题往后摆，十年“文革”给这个国家压上了巨大历史包袱，这些问题不解决，心思就不定。
因此，在讲话基础上进一步作出一个历史问题决议成为全党迫切的要求。人们需要达成一个共识：我们究竟应该怎么看待“文革”？而这必然会涉及一个绕不开的问题——我们究竟应该怎么看待发动和领导文革的毛泽东？
1979年10月30日，在北京西城区前毛家湾1号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办公室，胡乔木、邓力群召集历史决议起草小组开会，胡乔木对起草工作作了布置。这次会后不久，历史决议起草小组就集中到北京复兴门外万寿路的六所开始工作了。
邓小平推翻初稿
1980年2月20日，起草小组搞出了一份供领导参阅的《决议提纲（草稿）》，邓小平看后，不太满意。3月19日，邓小平找胡耀邦、胡乔木和邓力群谈话，提出起草历史决议的三条要求：一是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二是对建国三十年来历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要做出公正的评价。三是通过这个决议对过去的事情做个基本的总结。这个总结宜粗不宜细。总结过去是为了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在谈话最后，邓小平特意强调：其中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还是第一条。
这是一次至关重要的谈话，等于是为起草小组确立了起草《决议》三项基本原则。后来，邓小平又找这三人谈了一次，加上了一个重要原则：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负责同志都有错误。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
此后，邓小平对《决议》发表的意见有十五六次，大多围绕在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分析毛泽东的错误。
1980年6月，起草小组拿出了初稿，送中央书记处讨论。6月27日，邓小平看了初稿后说：“不行，要重新来。我们一开始就说，要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现在这个稿子没有很好体现原先的设想。”之后《决议》稿的几次大改，其实还是起草小组在这个问题上做得不够充分。
当时，刘少奇同志的冤案已经公开平反，林彪、江青两案审判也在准备中，文化大革命显然要被根本否定。
胡乔木亲自动手，提出“内乱”的定义
与此同时，起草小组还在紧张工作着。对于起草小组撰写的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几稿，胡乔木都不满意，后来索性从头至尾亲自撰写。
到了9月10日，一个完整的决议稿写出来了，当日发给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座谈会讨论。这一稿中关于“文革”的论述占全稿将近三分之一,对毛泽东的错误，尤其是发动和领导“文革”的错误进行了否定评价，可以说是整个《决议》中最受人关注的部分。
在座谈会上，胡乔木讲了历史决议中一个份量很重的新论断，那就是“文革”的性质——不是革命，而是内乱。参与起草工作的龚育之回忆了“革命”变为“内乱”的思路扭转：“它叫‘文化大革命 ，后来又说是政治大革命，可是，它不但在文化上、在政治上不是什么‘革命 ，在任何意义上也不能叫‘革命 ’……只好叫内乱，是一个特殊的局面。”
说明了毛泽东的错误，这就为完整、准确地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解决了一个带有关键性的难题。本来，关于“文革”的危害和毛泽东的错误，在小组征求意见时，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说法。《决议》后来采用了把毛泽东的晚年错误和毛泽东思想区别开来的方法。毛泽东思想是正确的，而他晚年犯了错误，这个错误不但违反了马列主义，而且也违反了他自己的一贯思想——毛泽东思想。
四千人讨论：有人提议不提毛泽东的错误
10月中旬，《决议》发到全党四千名高级干部中谈论,接受更多人的评判，持续了一个多月，史称“四千人讨论”。
讨论中有许多不同意见，有时还展开激烈争论，有些问题也提得相当尖锐。比方说：如何评价“文革”前17年？
胡乔木的原稿提出：在17年中，多数情况我们党的路线是正确的，取得了伟大的成绩。大家对这个结论不完全同意。有人疑问：“文革”前17年有没有路线错误？有，那么主要是“毛泽东的错误”，还是草稿所笼统说的是“党的错误”？
对于毛泽东的个人评价，也是这次争论的焦点，大家对他在民主革命中的功绩分歧不大，但对他在建国以后的历史实践则颇多非议，而这些问题又和毛泽东的为人、行事作风相关。有人就指出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不是为了反修防修，而是以整人开始，整人告终。
针对这种情况，党内有一些人也非常担忧，开国大将黄克诚就不同意错由毛泽东一人负责，他说：“同志们可以想一想，反右派、大跃进、五九年庐山会议、提出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理论、决定搞‘文化大革命’、以至错误地开除刘少奇同志的党籍等等，哪一次不是开中央全会举手通过决议的？如果中央委员多数都不赞成，各级领导干部都不赞成，毛主席一个人怎么能犯那样大的错误呢？”
四千人讨论的一些意见也随时送到邓小平那里，对于毛泽东思想的评价，他认为不仅是理论问题，还是政治问题，写过头，会给我们党和国家抹黑：“毛泽东思想这面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面旗帜，实际上就是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邓小平还提出，对毛泽东的错误“一定要毫不含糊地进行批评，但是一定要实事求是” 。
“相信这个决议能够经得住历史考验”
1981年2月上旬，准备提交给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讨论的《决议》稿子出炉。5月19日，邓小平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这个文件差不多起草了一年多了，经过不晓得多少稿”，他指出：《决议》这个文件要尽快拿出来， 不能再晚了，晚了不利。为了要早一点拿出去，现在的方法就是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七十几人花点时间，花点精力，把稿子推敲得更细致，改的更好一些，把它定下来。
胡乔木、邓力群对《决议》的最后修改一直持续到十一届六中全会开幕前一天。1981年6月27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整个《决议》3万余言，分为8个部分，对建国32年来党的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作出了科学总结，《决议》是党的历史上一个拨乱反正、继往开来的纲领性文献。
邓小平在29日的闭幕会上作了比较高的评价：“相信这个决议能够经得住历史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