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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政策过程中的公共参与可以分三个维度来考量，即参与的广度、参与的深度和参与的效度。参与广度主要依赖参与人数的累加来实现；参与深度指参与者对公共政策实质和内容的把握深入准确、辩论深入、意志独立；参与效度指的是参与的可控状态。只有将这三者综合起来加以分析才能深入认识公共政策过程中的公共参与问题。
公共政策的参与广度
公共政策过程，按照卷入人数的多寡，可以构成一个连续谱，在连续谱的一端是最低限度的参与，即一个人决策；在连续谱的另一端是最高程度的参与，即所有人决策。但在现实中，这两种决策的方式都很难实行。因为即使是极端的个人独裁，也要依靠少数人构成的智囊；即使是极端的全体决策，最后的选择权仍然属于一部分人——不管这部分人是多数，还是少数，而不可能是全体。由于人的社会性的存在——社会性的根本是“差别”，任何全体意志的达成都不可能。历史上的思想家，都讨论过所谓“全体意志”问题，但他们讨论的“全体意志”至多不过是一种逻辑的抽象，而不可能是现实的存在。如果在现实社会中，“全体意志”容易达成，那就意味着公共政策过程是同样容易的事，但实际给出的却始终是相反的回答。
因此，在现实社会中，一般情形下公共政策过程总会有不等数量的人参与，包括公共政策过程的所有环节——公共政策制定、执行、评估和监督等，都是如此。即是说，公共政策过程的参与程度总会落入上述所谓“连续谱”两端中间段的任何一个点上。一般地说，人们认为，越多的人参与公共政策过程，则公共政策过程价值度就越高、就越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诉求，所获得的政治合法性也就越强。这就是所谓“民主决策”的通常含义。这样的讨论一般意义上说，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显然，越多人参与公共政策过程，就意味着越多人的愿望得到满足、越多的价值要求被包含进来，越多的利益诉求被予以重视，越多的智慧被加入，越多的意见被采纳；因此，也就意味着越少犯错误、越少矛盾、越少紧张、越少冲突。这也是为什么人们越来越重视“政策民主”或“民主决策”，并予以倡导和实行的根本原因了。
事实说明，没有一定广度的公共参与，公共政策过程就仍然只是个别人或少数人的事。最根本的，缺乏一定广度的公共参与，公共政策过程的权力就会落入少数人或个别人手中，所形成的公共政策，必然反映和代表少数人、少数阶层、少数集团的价值和利益，因此，必然排斥多数人的价值要求和利益诉求。这种以“公共”名义制定出来的政策，就可能最终丧失公共性，“公共”则自然成了“私益”的代名词。危险还在于，即使少数人是诚心诚意代表人民，满腔热情为人民服务，但这并不能保证他们在处理复杂公共问题时智力上的优越。因为，一般地说，在智力相当的情形下，显然少数人犯错误的几率相应地会更大。在公共政策过程中，利用参与人数的累加，扩大智慧容量，使得公共政策“聪明”程度得到相应提升，仍然是首选的办法。
但是，问题在于，用这种扩大公共政策参与广度的办法，也即利用累加参与人数的办法，并不必然保证公共政策的切实和有效。原因是，即使是1000个人在一起做出的决定，也不必然比10个人在一起做出的决定要出色。这是因为，即使讨论和决定公共政策的会场坐满了1000人，而这1000人却三缄其口，毫无主意，那么这样的公共政策命运就可想而知了：或者根本达不成所谓公共政策，或者公共政策的决定权仍然会落到一些“冒险者”或“勇敢者”手中，即现实的“领导”或“领袖”手中。在此情形下，表面看来，公共决策是1000个人参与者制定的，但实际上这1000个人中则可能99％都只不过是“木偶”或“傀儡”。当然，即使是会场上的这1000人每人都踊跃发言，却仍然不能保证做出的公共政策的切实和有效。原因在于，这1000人或者对问题的性质和内容一无所知，其发言和表达实在是一种“装佯”，或者按照事先的安排，表达相似的看法。
因此，利用参与人数累加实现公共政策的“民主化”，或片面强调公共政策过程的参与广度，是解决不了公共政策民主化的目标问题的。当然，最理想的状态是，参与讨论和制定公共政策的这1000人，都对所讨论议题有相当理解，都能充分表达自己意见，并独立行使决定权。但问题是，大多数情形下，所有利益相关者都参与问题的讨论和决定，其时间成本和交易成本之高，足以让人们放弃这种选择。这是最广的公共参与和“全体意志”难以达成的另外一个原因。
相反，由10个人参与制定的公共政策倒有可能真正做到切实有效，原因在于他们对公共政策过程的参与可能满足了如下条件：一是这些人确实对该项政策的性质和内容有透彻的了解，对政策要达到的目标，所涉及的问题有深入的认识，并且他们获得的有关该项政策的信息是完备和准确的；二是这些人的道德品质足以让人信赖，即他们抱着真诚为大众服务的愿望，并能保证自己行为的公正不倚；三是这些人具有足够的判断、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即他们的智力水准和相关知识足以保证有效介入议题；四是这些人的判断和选择是独立做出的，即他们有不受他方控制的意志表达自由。假使参与讨论和制定公共政策的少数人都能满足以上条件，那么，他们做出的公共政策决定，即使不是最优，也必然是次优了。这就是现代民主的真正含义。意思是，既然在一个广大的共同体中，所有人参与决策要么什么决定也得不到——因为时间成本和交易费用的问题，要么得到只是反映少数人价值要求和利益诉求的决定——1％的人做决定，99％的人是傀儡。这就是民主制为什么从古典的参与——最广的全体参与，演变到现代的“适度”或“有限”参与的原因，也即现代民主之所以采取“代表制”或“代议制”的现实原因。
公共政策的参与深度
最广大的“潜在参与者”选择部分“现实参与者”，即选择一部分代表参与公共政策的决定，之所以被认为是明智的并且是可行的，主要在于，采取这种方式，就能以“参与的深度”有效克服参与广度的不足。既然全体利益相关者参与公共政策过程是不可能的，并且即使全体参与也有可能得到只是最差的结果，那么还不如选择利益相关者中的部分人，通过充分的调查研究、集思广益、深入辩论、反复比较，从而做出即使各方未必充分满意，但也能部分满意的决定。可见，公共参与的深度，是考量公共政策过程民主化的另一个重要维度。这一维度实际上内含了公共政策的科学化，因为人们选择的有权做决定的人，是被期望在道德、智力和知识上都值得信赖的人，因此，他们做出的决定一般也被期望是明智的、适当的和可行的。
当然，在参与的广度和深度问题上，关键在于能否以两者各自所长，弥补两者各自所短。假使公共政策问题涉及到1000人，这1000个意志独立的人，在道德上和智力上相当，都愿意承担进行讨论和做出决定的成本，并都愿意承担时间成本和交易成本增加所带来的牺牲，那么他们经过辩论和评议所做出的决定就是最佳的——即使据 外人的判断看来也许并不如此。因为这是最广的参与，也是最深的参与，即对这1000人来说，这就是最优公共政策。
但是，如上所述，这种全体参与在一个大共同体中一般难以实现，就必然要求限制参与的广度，但要以增加参与的深度为条件，即参与的深度足以克服参与广度削减所带来的不足。当部分人所做出的决定，既能最大限度满足参与广度的要求，又能最大限度满足参与深度的要求时，所获得的公共政策结果就仍然是最佳的——在代表性和有效性上，这样的公共决策与充分条件下全体参与所做出的公共决策是等量等质的。但是由于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一般很难准确判定在参与广度和深度上的最佳平衡值在哪，因此，一般认为，作为现实参与者被选择出来的代表们所做出的决定是次优的。
选择部分人，也即选择代表为全体利益相关者做决定，这是受现实条件限制被迫做出的选择，因此，民主制下的公共参与是有着重大缺陷的选择或制度安排。原因在于，一是人们无法完全保证所选择的现实参与者，即代表们的道德水准、智力水平和知识状况是优秀的，即使选出的代表中部分人确实是优秀的，但却保证不了这些代表们整体上是优秀的；二是人们无法确定代表们一直都如他们所声称那样，保证以最广大群体利益为重，真诚为大众服务并信守公正；即使确如他们所声称的那样，他们做到了，但一时做到，并不保证能永远如此；三是现实条件无时无刻不在发生变化，外界环境变化的诱导，内在期望改变的影响，足以让代表们中的一些人改变初衷，因此价值选择和利益要求上的不稳定，对现实参与者，即代表们来说始终是一种严峻的挑战，因而最终会危及代表们对公共决定的选择；四是人们无法保证代表们独立的意志自由，现实的参与者或代表们稍有不慎，就会被现实存在的各种势力所控制和捕获。首先，他们容易被强势力量所捕获，因为强势力量所释放的能量极其巨大，所形成的压力和威胁在一些情形下，是难以抵挡的，参与者是否屈从于这种压力和威胁是难以预料的；其次，代表们还容易被自身所关联的利益方所俘获，因为参与者要面对众多的利益差别团体，从与自己最近的利益团体——家庭亲属团体，到全体利益所在的最高共同体——国家和社会，其利益的分立和差别及其内含的冲突实在太大太广了，选择站在哪个群体的立场上，对于包括代表们在内的任何社会人来说，都是艰难的，并极易偏离初始立场。
公共政策的参与效度
作为有限参与的代表制，也最终不能保证公共政策过程的民主和公正，并且不能保证公共决策的切实可行。这是因为，如果代表们的立场可以改变，即他们的价值要求和利益诉求并不能保证与选择他们的“潜在参与者”，即全体或至少是大部分选民们保持一致，即使他们在智力和知识上仍然是可靠的，但已不能指望他们在公共政策过程中带来公正了。相反，可能现实参与者们越是聪明，则他们做出的公共决策越不可信赖，因为基于偏离了大众初衷的政策选择，越是容纳了高度个人算计或小团体利益考量的“智慧”，这样的政策选择可能就越是不公、越是不切实、越是不可行。如果说，这样的政策是切实可行的话，那也只是对他们偏离了大众初衷所代表的那一部分人群和势力来说的，而对于最初选择他们的潜在参与者来说，作为现实参与者的代表们所制定的公共政策已经变成了“公共恶果”。因此，公共政策过程中的公共参与必须引入第三个维度，即“参与的效度”。
这里所说的公共参与效度并不仅仅指公共参与的有效。因为，少数人或部分人基于偏离公众初衷所制定的公共政策可能是有效的，但却不能满足我们所说的公共参与的效度要求。公共参与的效度，是指公共政策过程的公共参与一直处于可控的状态，即全体潜在参与者对现实参与者，即代表们的道德水准、价值立场、知识状态有着充分的把握。如果潜在的参与者对现实的参与者在上述诸方面，是充满疑虑和没有把握的，那就表明，这种状态下的公共参与是无效的，即是这样的公共参与是满足不了潜在公共参与者的价值要求和利益诉求的，因而就失去了最初他们所设定的参与价值和目标。因此，引入公共参与的效度概念，对于公共政策过程中的公共参与来说，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因为，这一概念的引入，立即使我们超越了，参与的广度和深度的静态框架，从而以新的动态视角观察和考虑问题。在最终意义上，公共参与的广度和深度都不能代替公共参与的效度。原因在于，参与的广度扩张与深度拓展，都不能保证公共参与处在一种可控制状态——不管参与公共决策的人数多寡，都不能保证他们不会偏离大众愿望和初衷。
因此，公共参与的效度问题，要解决的正是人们所常常谈论的监督和制约问题。如果潜在的参与者不能发现或发明对现实参与者的监督和制约机制，则现实参与者就会超越大众最初设定的参与目标和要求，转而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和自我利益的满足。因此，这些参与者们所制定出的公共政策，就不再是充分意义上的公共政策了不可否认，公共政策就是在不同价值和利益之间的选择和调适，但这种公共选择如果是随意的、飘忽的和不可控制的，那么，对于大众来说，这样的公共选择则极大可能会演变成失败的公共政策。
结论
只有从参与的广度、深度和效度三个维度出发，考量公共政策过程中的公共参与问题，才能全面把握和理解问题的实质，并在实践中切实加以改进。
对于现实中国公共政策过程的公共参与而言，无论是参与的广度、深度或效度，都有加强的必要。无可否认，中国公共政策过程中的公共参与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国家创设了各种公共参与的渠道，广泛利用在政策过程中举行的各种类型的听政会、专家咨询会、征求意见座谈会、民意调查问卷、政策说明会、反映意见和建议的电话和网络热线等形式拓展参与渠道，倾听群众呼声。但是，由于受到传统行政习惯和僵化行政体制的影响和约束，中国公共政策过程中的公共参与远未达到理想水平。原因在于，即使公共参与渠道是畅通的、健全的、形式多样的，但并不必然保证公共政策过程就容纳了充分的公共参与。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公共政策议程的设定者是如何看待公共参与的。假使公共政策议程设定者的初衷只是将公共参与看作是上级要求必须经过的程序和过场，只是想让公共政策显得更加具有“合法性”，那么，即使参与议案讨论和决定的人再多，也不能保证公共参与的有效。其次，即使公共政策过程在形式上吸纳了众多的参与者，在信息封闭，对问题的了解和认识受到极大局限，有关问题的论辩无法深入的情况下，公共参与则仍然难以达到预期效果。最后，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社会利益分化加速进行，政策过程中的参与者出现了明显的分化，一些强势利益群体比一般民众获得了更多的公共信息资源和话语资源，因此获得了更多的影响公共政策制定过程的权利，这些群体就必然在更大程度上影响公共政策制定过程。
因此，对于中国公共政策过程而言，从参与的广度来说，需要容纳更多数量的参与人群，以便将不同价值要求和利益诉求纳入公共政策过程。从参与的深度而言，需要在制度和机制创新上下更大功夫，以使参与者更加充分了解信息、介入问题、进行辩论、表达意愿。在参与的效度问题上，政府应起主导作用，或引入第三方机制，以对公共参与进行评估和监督。(作者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教授、博导)
公共政策的参与广度
公共政策过程，按照卷入人数的多寡，可以构成一个连续谱，在连续谱的一端是最低限度的参与，即一个人决策；在连续谱的另一端是最高程度的参与，即所有人决策。但在现实中，这两种决策的方式都很难实行。因为即使是极端的个人独裁，也要依靠少数人构成的智囊；即使是极端的全体决策，最后的选择权仍然属于一部分人——不管这部分人是多数，还是少数，而不可能是全体。由于人的社会性的存在——社会性的根本是“差别”，任何全体意志的达成都不可能。历史上的思想家，都讨论过所谓“全体意志”问题，但他们讨论的“全体意志”至多不过是一种逻辑的抽象，而不可能是现实的存在。如果在现实社会中，“全体意志”容易达成，那就意味着公共政策过程是同样容易的事，但实际给出的却始终是相反的回答。
因此，在现实社会中，一般情形下公共政策过程总会有不等数量的人参与，包括公共政策过程的所有环节——公共政策制定、执行、评估和监督等，都是如此。即是说，公共政策过程的参与程度总会落入上述所谓“连续谱”两端中间段的任何一个点上。一般地说，人们认为，越多的人参与公共政策过程，则公共政策过程价值度就越高、就越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诉求，所获得的政治合法性也就越强。这就是所谓“民主决策”的通常含义。这样的讨论一般意义上说，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显然，越多人参与公共政策过程，就意味着越多人的愿望得到满足、越多的价值要求被包含进来，越多的利益诉求被予以重视，越多的智慧被加入，越多的意见被采纳；因此，也就意味着越少犯错误、越少矛盾、越少紧张、越少冲突。这也是为什么人们越来越重视“政策民主”或“民主决策”，并予以倡导和实行的根本原因了。
事实说明，没有一定广度的公共参与，公共政策过程就仍然只是个别人或少数人的事。最根本的，缺乏一定广度的公共参与，公共政策过程的权力就会落入少数人或个别人手中，所形成的公共政策，必然反映和代表少数人、少数阶层、少数集团的价值和利益，因此，必然排斥多数人的价值要求和利益诉求。这种以“公共”名义制定出来的政策，就可能最终丧失公共性，“公共”则自然成了“私益”的代名词。危险还在于，即使少数人是诚心诚意代表人民，满腔热情为人民服务，但这并不能保证他们在处理复杂公共问题时智力上的优越。因为，一般地说，在智力相当的情形下，显然少数人犯错误的几率相应地会更大。在公共政策过程中，利用参与人数的累加，扩大智慧容量，使得公共政策“聪明”程度得到相应提升，仍然是首选的办法。
但是，问题在于，用这种扩大公共政策参与广度的办法，也即利用累加参与人数的办法，并不必然保证公共政策的切实和有效。原因是，即使是1000个人在一起做出的决定，也不必然比10个人在一起做出的决定要出色。这是因为，即使讨论和决定公共政策的会场坐满了1000人，而这1000人却三缄其口，毫无主意，那么这样的公共政策命运就可想而知了：或者根本达不成所谓公共政策，或者公共政策的决定权仍然会落到一些“冒险者”或“勇敢者”手中，即现实的“领导”或“领袖”手中。在此情形下，表面看来，公共决策是1000个人参与者制定的，但实际上这1000个人中则可能99％都只不过是“木偶”或“傀儡”。当然，即使是会场上的这1000人每人都踊跃发言，却仍然不能保证做出的公共政策的切实和有效。原因在于，这1000人或者对问题的性质和内容一无所知，其发言和表达实在是一种“装佯”，或者按照事先的安排，表达相似的看法。
因此，利用参与人数累加实现公共政策的“民主化”，或片面强调公共政策过程的参与广度，是解决不了公共政策民主化的目标问题的。当然，最理想的状态是，参与讨论和制定公共政策的这1000人，都对所讨论议题有相当理解，都能充分表达自己意见，并独立行使决定权。但问题是，大多数情形下，所有利益相关者都参与问题的讨论和决定，其时间成本和交易成本之高，足以让人们放弃这种选择。这是最广的公共参与和“全体意志”难以达成的另外一个原因。
相反，由10个人参与制定的公共政策倒有可能真正做到切实有效，原因在于他们对公共政策过程的参与可能满足了如下条件：一是这些人确实对该项政策的性质和内容有透彻的了解，对政策要达到的目标，所涉及的问题有深入的认识，并且他们获得的有关该项政策的信息是完备和准确的；二是这些人的道德品质足以让人信赖，即他们抱着真诚为大众服务的愿望，并能保证自己行为的公正不倚；三是这些人具有足够的判断、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即他们的智力水准和相关知识足以保证有效介入议题；四是这些人的判断和选择是独立做出的，即他们有不受他方控制的意志表达自由。假使参与讨论和制定公共政策的少数人都能满足以上条件，那么，他们做出的公共政策决定，即使不是最优，也必然是次优了。这就是现代民主的真正含义。意思是，既然在一个广大的共同体中，所有人参与决策要么什么决定也得不到——因为时间成本和交易费用的问题，要么得到只是反映少数人价值要求和利益诉求的决定——1％的人做决定，99％的人是傀儡。这就是民主制为什么从古典的参与——最广的全体参与，演变到现代的“适度”或“有限”参与的原因，也即现代民主之所以采取“代表制”或“代议制”的现实原因。
公共政策的参与深度
最广大的“潜在参与者”选择部分“现实参与者”，即选择一部分代表参与公共政策的决定，之所以被认为是明智的并且是可行的，主要在于，采取这种方式，就能以“参与的深度”有效克服参与广度的不足。既然全体利益相关者参与公共政策过程是不可能的，并且即使全体参与也有可能得到只是最差的结果，那么还不如选择利益相关者中的部分人，通过充分的调查研究、集思广益、深入辩论、反复比较，从而做出即使各方未必充分满意，但也能部分满意的决定。可见，公共参与的深度，是考量公共政策过程民主化的另一个重要维度。这一维度实际上内含了公共政策的科学化，因为人们选择的有权做决定的人，是被期望在道德、智力和知识上都值得信赖的人，因此，他们做出的决定一般也被期望是明智的、适当的和可行的。
当然，在参与的广度和深度问题上，关键在于能否以两者各自所长，弥补两者各自所短。假使公共政策问题涉及到1000人，这1000个意志独立的人，在道德上和智力上相当，都愿意承担进行讨论和做出决定的成本，并都愿意承担时间成本和交易成本增加所带来的牺牲，那么他们经过辩论和评议所做出的决定就是最佳的——即使据 外人的判断看来也许并不如此。因为这是最广的参与，也是最深的参与，即对这1000人来说，这就是最优公共政策。
但是，如上所述，这种全体参与在一个大共同体中一般难以实现，就必然要求限制参与的广度，但要以增加参与的深度为条件，即参与的深度足以克服参与广度削减所带来的不足。当部分人所做出的决定，既能最大限度满足参与广度的要求，又能最大限度满足参与深度的要求时，所获得的公共政策结果就仍然是最佳的——在代表性和有效性上，这样的公共决策与充分条件下全体参与所做出的公共决策是等量等质的。但是由于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一般很难准确判定在参与广度和深度上的最佳平衡值在哪，因此，一般认为，作为现实参与者被选择出来的代表们所做出的决定是次优的。
选择部分人，也即选择代表为全体利益相关者做决定，这是受现实条件限制被迫做出的选择，因此，民主制下的公共参与是有着重大缺陷的选择或制度安排。原因在于，一是人们无法完全保证所选择的现实参与者，即代表们的道德水准、智力水平和知识状况是优秀的，即使选出的代表中部分人确实是优秀的，但却保证不了这些代表们整体上是优秀的；二是人们无法确定代表们一直都如他们所声称那样，保证以最广大群体利益为重，真诚为大众服务并信守公正；即使确如他们所声称的那样，他们做到了，但一时做到，并不保证能永远如此；三是现实条件无时无刻不在发生变化，外界环境变化的诱导，内在期望改变的影响，足以让代表们中的一些人改变初衷，因此价值选择和利益要求上的不稳定，对现实参与者，即代表们来说始终是一种严峻的挑战，因而最终会危及代表们对公共决定的选择；四是人们无法保证代表们独立的意志自由，现实的参与者或代表们稍有不慎，就会被现实存在的各种势力所控制和捕获。首先，他们容易被强势力量所捕获，因为强势力量所释放的能量极其巨大，所形成的压力和威胁在一些情形下，是难以抵挡的，参与者是否屈从于这种压力和威胁是难以预料的；其次，代表们还容易被自身所关联的利益方所俘获，因为参与者要面对众多的利益差别团体，从与自己最近的利益团体——家庭亲属团体，到全体利益所在的最高共同体——国家和社会，其利益的分立和差别及其内含的冲突实在太大太广了，选择站在哪个群体的立场上，对于包括代表们在内的任何社会人来说，都是艰难的，并极易偏离初始立场。
公共政策的参与效度
作为有限参与的代表制，也最终不能保证公共政策过程的民主和公正，并且不能保证公共决策的切实可行。这是因为，如果代表们的立场可以改变，即他们的价值要求和利益诉求并不能保证与选择他们的“潜在参与者”，即全体或至少是大部分选民们保持一致，即使他们在智力和知识上仍然是可靠的，但已不能指望他们在公共政策过程中带来公正了。相反，可能现实参与者们越是聪明，则他们做出的公共决策越不可信赖，因为基于偏离了大众初衷的政策选择，越是容纳了高度个人算计或小团体利益考量的“智慧”，这样的政策选择可能就越是不公、越是不切实、越是不可行。如果说，这样的政策是切实可行的话，那也只是对他们偏离了大众初衷所代表的那一部分人群和势力来说的，而对于最初选择他们的潜在参与者来说，作为现实参与者的代表们所制定的公共政策已经变成了“公共恶果”。因此，公共政策过程中的公共参与必须引入第三个维度，即“参与的效度”。
这里所说的公共参与效度并不仅仅指公共参与的有效。因为，少数人或部分人基于偏离公众初衷所制定的公共政策可能是有效的，但却不能满足我们所说的公共参与的效度要求。公共参与的效度，是指公共政策过程的公共参与一直处于可控的状态，即全体潜在参与者对现实参与者，即代表们的道德水准、价值立场、知识状态有着充分的把握。如果潜在的参与者对现实的参与者在上述诸方面，是充满疑虑和没有把握的，那就表明，这种状态下的公共参与是无效的，即是这样的公共参与是满足不了潜在公共参与者的价值要求和利益诉求的，因而就失去了最初他们所设定的参与价值和目标。因此，引入公共参与的效度概念，对于公共政策过程中的公共参与来说，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因为，这一概念的引入，立即使我们超越了，参与的广度和深度的静态框架，从而以新的动态视角观察和考虑问题。在最终意义上，公共参与的广度和深度都不能代替公共参与的效度。原因在于，参与的广度扩张与深度拓展，都不能保证公共参与处在一种可控制状态——不管参与公共决策的人数多寡，都不能保证他们不会偏离大众愿望和初衷。
因此，公共参与的效度问题，要解决的正是人们所常常谈论的监督和制约问题。如果潜在的参与者不能发现或发明对现实参与者的监督和制约机制，则现实参与者就会超越大众最初设定的参与目标和要求，转而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和自我利益的满足。因此，这些参与者们所制定出的公共政策，就不再是充分意义上的公共政策了不可否认，公共政策就是在不同价值和利益之间的选择和调适，但这种公共选择如果是随意的、飘忽的和不可控制的，那么，对于大众来说，这样的公共选择则极大可能会演变成失败的公共政策。
结论
只有从参与的广度、深度和效度三个维度出发，考量公共政策过程中的公共参与问题，才能全面把握和理解问题的实质，并在实践中切实加以改进。
对于现实中国公共政策过程的公共参与而言，无论是参与的广度、深度或效度，都有加强的必要。无可否认，中国公共政策过程中的公共参与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国家创设了各种公共参与的渠道，广泛利用在政策过程中举行的各种类型的听政会、专家咨询会、征求意见座谈会、民意调查问卷、政策说明会、反映意见和建议的电话和网络热线等形式拓展参与渠道，倾听群众呼声。但是，由于受到传统行政习惯和僵化行政体制的影响和约束，中国公共政策过程中的公共参与远未达到理想水平。原因在于，即使公共参与渠道是畅通的、健全的、形式多样的，但并不必然保证公共政策过程就容纳了充分的公共参与。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公共政策议程的设定者是如何看待公共参与的。假使公共政策议程设定者的初衷只是将公共参与看作是上级要求必须经过的程序和过场，只是想让公共政策显得更加具有“合法性”，那么，即使参与议案讨论和决定的人再多，也不能保证公共参与的有效。其次，即使公共政策过程在形式上吸纳了众多的参与者，在信息封闭，对问题的了解和认识受到极大局限，有关问题的论辩无法深入的情况下，公共参与则仍然难以达到预期效果。最后，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社会利益分化加速进行，政策过程中的参与者出现了明显的分化，一些强势利益群体比一般民众获得了更多的公共信息资源和话语资源，因此获得了更多的影响公共政策制定过程的权利，这些群体就必然在更大程度上影响公共政策制定过程。
因此，对于中国公共政策过程而言，从参与的广度来说，需要容纳更多数量的参与人群，以便将不同价值要求和利益诉求纳入公共政策过程。从参与的深度而言，需要在制度和机制创新上下更大功夫，以使参与者更加充分了解信息、介入问题、进行辩论、表达意愿。在参与的效度问题上，政府应起主导作用，或引入第三方机制，以对公共参与进行评估和监督。(作者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