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公开透明、表达自由受宪法和法律保护的现代社会，官员不仅有权利，而且有义务对社会不公的现象发表自己的意见。
　　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副主任潘建成9月在北京表示，“中国取消户籍制度已是历史必然”，提出取消户籍制度、打破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已是不可逆转的趋势。这边话音未落，那边的“官方声明”就出来了!当天晚上国家统计局新闻办公室即发表声明称，潘对“中国取消户籍制度已是历史必然”的言论纯属个人观点，不代表国家统计局。反应之灵敏，应对之迅捷，堪称国家统计局史上最快的声明。青年政治学院教授展江撰文说，仔细查看了潘建成的言论，发现并无任何不当之辞，只不过一个官员说了一番全国人民都知道的常识而已，为何国家统计局如此神经过敏，如临大敌?
　　文章说，官员作为公众人物，其言论自然会受到更多的关注和要求。佩林在美国大选期间对奥巴马言辞稍有不恭，结果被媒体抨击犯了种族歧视的错误；哈佛大学前校长萨默斯也曾因涉嫌性别歧视的言论而公开道歉。但这并不是说，那些官员和体制内学者就不能在公共场合积极表达自己的意见，或者保持沉默，或者干脆像过去那样照本宣科，翻来覆去就是几句干巴巴的外交辞令。如果是这样，将更加不符合公众的利益。根据《世界人权宜言》第十九条和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第十九条也均规定，人人有不受干涉的表达自由的权利。在信息公开透明、表达自由受宪法和法律保护的现代社会，官员不仅有权利，而且有义务对社会不公的现象发表自己的意见。这样才是合格地履行了公民托付给自己的使命。户籍制度之弊，天下人感同身受。作为一名纳税人供养的政府官员，难道替广大人民群众说句话都不行吗?
　　
　　《建国大业》：用想象忘记历史
　　
　　《建国大业》公映了，这个电影的关键是“数人头”，看看有多少个明星出场。新华网近日载周志强文章说，《建国大业》谋求在没有违规的前提下。放弃政治训诫与道德说教，以商业片形态走向市场、走近观众，作为一种新世纪的“红色消费”产品，有它的市场合理性。但这也显示了“红色消费”的尴尬处境：一方面要尽量抹去“政治说教”的印痕——这需要运用种种“文化调料”来激发观众兴趣；另一方面，又要暗中遵循一种规定好的“政治正确”，要能够呈现特定政治伦理的合法性——明星与历史伟人的巧妙组合，自然就成了讨巧的文化运营策略。
　　电影院里没有人期待明星能演绎出历史的“关键时刻”，只要银幕上他们还健在就行了。文章说，《建国大业》和那些红色旅游产品一样，呈现出共同的生态逻辑：用想象历史的方式来忘记历史。
　　作者认为，《建国大业》只是没有灵魂的空壳。因为它既要讲述一段红色的历史为责任，又尽量要避免触及政治评判——政治评判在市场和相关部门那里都不讨好，凸显出了今天中国文化生态的特殊症候。我们可以到历史中旅游，却已经失去了理解和感受历史的能力。《建国大业》无法成为中国版的《爱国者》，因为它只有叙述历史，没有本雅明所说的“正在进行时的过去”。
　　
　　不必给总理额外的负担
　　
　　孙金栋　媒体人
　　教师节温家宝到北京35中听课后指出，地理教科书将陕甘划在华北是不对的，陕甘应在西北。中国地图出版社随即回应说，自然地理概念中的“华北地区”，包含陕西、甘肃、宁夏的一部分，与通常认为的原行政或经济概念中的“华北地区”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地理教材出版方称是“媒体报道不实”。明眼人一看便知，是教材出版方不同意温总理的纠错。而出版方又不便说出温总理纠错“不当”，而把矛头指向“媒体报道不实”，对此本可以据理力争，正大光明地实话实说，表明自己的不同立场和观点，又为何而不要言不由衷地归咎于“媒体报道不实”?
　　
　　信力建　学者
　　温总理学地质出身，对教科书的地域分法提出意见，而出版社出于专业尊严进行“反纠错”，这是正常的学术讨论，与所谓的领导人权威是否受挑战毫无关系，本无须大惊小怪。也应看到，对领导人而言，“绝对正确”其实是一种额外的负担，从这个意义上看，温总理称“在老师面前永远是学生”未必仅仅只是自谦。
　　
　　董宏达　网友
　　关于进入中学课本的区划问题，已经不是学术争论的东西，早已有定论。区划的划分，不同的标准有不同划分法，有自然的，行政的，经济的。这是必要的，各有各的用处，学生都应该粗浅地掌握。中小学教材出版的惯例是不搞百家争鸣，不能各行其是。它不像大学教材，可采用多家之说。温总理对地理課本有关表述提出不同看法，应该在实际教学中，由老师向学生做出知识性的解释，知识的精准度到什么时候都不能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