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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艺术奋斗了一生的艺术家、教育家、中央美术学院教授王文彬于2001年逝世，走完了他的艺术人生。今年是他的逝世12周年。
王文彬l 928年生于青岛，可能受身为民间艺人的外公（老人还能刻木版年画）的影响，从小就爱画画，小学五年级时，也即在他十岁时就喜欢写生，爱画襁褓中的小孩，而且能画出他的形神。
1941年，那时他才13岁，当时在青岛市中读书，是学生文艺社团“星火社”的发起人之一。他的好友纪福和也是当时“星火”的骨干。他把鲁迅有关文艺的使命当作自己写作的动力，对他的思想产生很大的影响，那时他们虽然幼稚，却以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写批判杂文，以手抄本的形式定期出版《星火》，秘密在同学中传阅，这在日本占领下的学校中产生了影响，一年后被校方发现痛加训斥，下令“解散”。
王文彬从小爱好文学、音乐和美术，但后来就全身心投入美术，那是从他初中时期到“琴岛画会”学画开始的。画会成立于1938年11月，当时的青岛已经沦入日军之手，美丽的海滨城市成了一片死寂的“文化沙漠”，画会的成立为青岛未来美术事业的繁荣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画会集中了青岛最优秀的画家，初期基本上以抗战前在北平京华美院和北平艺专学习的赵仲玉、吕品、万里等人，而后郭梦家、陈大羽、于希宁、赫保真、杜宗甫、王关石、孙沾群等陆续参加。
1940年琴岛画会开办了美术班。国画班、西画班两部份招生，国画班由于希宁、陈大羽、王关石、赫保真授课；西画班由赵仲玉、吕品、郭梦家授课，学习活动在晚上进行。王文彬是1940年到画会学画的。他参加的是西画班，学习素描和色彩，课余时间进行大量的外光写生。这些都打开了他审美的心灵，特别是教他色彩写生的老师吕品，在教学过程中不仅以许多世界名作使他开扩眼界，更在思想上给他深刻的启迪，随着他与他私下接触日益密切，读一些进步的文艺书籍《苏联版画集》、《柯勒惠支》、《一个人的受难》、《木刻计程》，还有苏联的艺术理论《艺术社会学》和邹韬奋的《萍踪寄语》等，这些都是吕品认真读过的，阅读中有些问题王文彬还向他提出讨论，久而久之进步的观念和对社会主义的向往在他心中渐渐扎下了根，并反映到他以后的创作中。
1943年王文彬因经济原因，只好退学进入社会谋生。而“琴岛画会”也在敌人压迫下停止了活动，由于受到鲁迅提倡木刻的启发，开始想以木刻表达自己内心的追求和不平，第一个支持他的是吕品先生，并悄悄告诉他郭梦家先生当年就是木刻运动的参加者，他在郭先生家中得到他认真地指导。他真正的创作实践就是从这时开始。《路》就是他木刻的处女作，他是从鲁迅的文学中找到了主题，以象征性的表现手法，表达自己在荒原中开阔前进道路的决心。这幅木刻由于曾发表在《民、民、民》文学刊物封面上面得以留存。
从参加《琴岛画会》之后，经过吕品、郭梦家、赵仲玉（郭、赵是当时的党的地工）的政治和绘画艺术的指导，使王文彬逐渐由单纯画一些景物，开始转向一些有思想性的体裁，挖掘社会更深层的东西，《被黑狗追赶的红衣女郎》（水粉，作于1944年9月）就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产生的。一天傍晚，当王文彬打完工沿着通向天主教堂的石子路回家时，在夕阳的余晖中看到了一个令人厌恶的场面，一个女孩子恐慌的奔跑，后面有一个牵着黑狗的恶少，哗然地大笑并引起他人邪恶的喊叫，此事一闪而过，但他眼前却幻化出《被黑狗追赶的红衣女郎》的意像。少女的面部充满了绝望和仇恨，而红色长袍像火一样地飘动着、飞舞着。他很快回到家，二话没说就拿出水彩色和一张深色的包装纸，大笔画出心目中的一切。
1945年王文彬终于乘风破浪渡过胶州湾，到达他久已向往的解放区，翌年6月进入沂蒙山后中的山东新华书店任美编。那段时间他艰苦自学、学写美术字，深入农村找素材，学习群众语言，参与两本刊物的设计并为其绘制封面、插图，连环画和年画。1948年，山东解放区实行土地改革后，他全力投入到年画《生产支前》的创作中，并首创套色石版印刷，大获好评。这幅年画，于1949年7月2日发表于《人民日报》，之后还送到苏联展出，并于1950年第16期《星火》画报刊登，它的画题被译为《一切为了前线》。
由于王文彬不断深入生活，从生活中摄取素材，1954年6月他又创作出《通往工地大道上》（水粉）的力作。那时他才26岁，但已崭露头角，又一次显示出他过人的艺术才华。
《通往工地大道上》反映的是20世纪50年代人民群众支援水利工程，改造大自然，建设幸福家园的浩大场面。此画曾在《群众文艺》等报刊发表。
新中国成立后，他在山东人民出版社任美术科科长。为了深造，1955年，27岁的他考入了中央美院油画系。不幸的是，入学一年之后，他赖以作画的右臂因患骨结核病而残废。短暂的苦闷之后，他毅然改用左手、竟能画出新面目。从入学到毕业，他的素描、色彩、油画、解剖、透视和史论等课程，都是五分（满分），创下学校的一个纪录。由于成绩优异，毕业后他被破格留校任教。
1956年，为了深入体验生活，王文彬右臂吊着绷带与同学去了沂蒙山区。有一天，他看到一群妇女一边热情洋溢地高唱民族，一边打夯。霎时间，解放战争后期他在山东解放区所看到农民打夯盖房子、修水库、筑河坝的热烈景象又浮现在他的眼前。他激动无比，画了许多草图，当他带着大量的写生素材和草图回到美院时，董希文看到极为高兴，嘱咐他一定要将其画成一幅大画。但是，因为“反右”和大跃进及接踵而至的三年国家经济困难，他一直无法动笔。
1960年，王文彬进入罗工柳画室。罗工柳主张多欣赏中国画，创作油画必须有具有中国气派。在他的启迪下，王文彬开始勤跑故宫，深入研究敦煌与永乐宫的壁画，还去国画系旁听李苦禅、李可染的讲课，并向蒋兆和学习水墨人物写生，逐渐体会到中国艺术上“线”对抽象情绪的表现与欧州文艺复兴时期米开朗基罗的线与面结合的素描，正是东方与西方，古代与现代共同的绘画语言。为了摆脱前苏联绘画“灰色调”的重压感，他临摹了法国印象派和野兽派的作品，惊奇地发现印象派的色彩竞与我国民间及古典艺术中装饰的色彩体系相通。所有这些坚定了他走创作中国式油画之路的决心。 在董希文、罗工柳两位老师的鼓励下，王文彬毅然跳出苏式灰色调的束缚，对画面造型采用块面结合的方法，使用带有夸张意味的线条，使线的运动节奏融入民族式的高昂旋律中，以亮丽如阳光的色彩和豪迈而又抒情的民族气韵，创作出了油画《夯歌》。1962年《夯歌》在“新芽美展”展出，顿时引起美术界的瞩目，但是文革期间这幅画却被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上结出的一个毒瓜”，遭到彻底否定。1977年，中国美术馆举办了一次回顾性的全国美展，《夯歌》受邀带着满身的破洞和伤痕参展，受到重视，被誉为现实主义的经典之作，从那以后它又陆续参加了1992年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50周年全国美展、1996年“世纪回眸”新中国现实主义油画展，2000年“20世纪中国”油画展。2001年《人民日报》以“八秩历程展画卷，千秋伟业铸丰碑”为题，刊登了九幅优秀的革命历史题材美术作品，《夯歌》即是其中一幅。
《夯歌》开始了王文彬的油画创作时期。在随之到来的十年“动乱”中，王文彬认为只有《难忘的岁月》才真正是他心灵深处产生的。1967年王文彬被派往北京军区去完成一套纪念白求恩的即将展出的水粉组画，在研究了国内所能得到的有关白求恩的资料，包括他在西班牙内战中的彩片及他长期与爱人的通信后，他深深地被感动了，从走访他战斗过的太行山区，结合了他在沂蒙山战斗的体验，创作了本作的“前身”《负伤上前线》的构思，它试图集中表现白求恩那高度的革命人道主义和伟大的自我牺牲精神而受到路易·艾黎的肯定。白求恩纪念馆就委托王文彬将它再画成油画，以作永久的珍藏陈列。不料它在“批黑画”的狂飙中被当成“攻击革命战争”的反动作品，他不认罪，也拒不改画成“满山红遍”的场面。从他下工厂改造到“文革结束”，这幅画得以保存至今，在美术馆曾多次公开展出过，王文彬给它起了一语双关的题目：《难忘的岁月》。
20世纪70-80年代王文彬创作的《向自然进军》、《我们的朋友遍天下》、《聂耳》、《暝》、《惑》、《飞天》、《激流》、《丁香之祭》、《海韵》、《渴望》等力作。他一生也画了近20幅人体油画，最具影响力的，要算屡次参展的《海风》和《镜前》。
“文革”结束后，随着对艺术探索的深入，对民族艺术遗产认识的深化，王文彬由油画创作转入壁画创作。他越来越清晰的感悟到，壁画那种与建筑统一的多维交响式的“大艺术”正是他要追求的艺术梦境。为了探索民族艺术精髓，他多次沿丝绸之路西行，长期在敦煌莫高窟临摹。1980年，他肩负起北京华都大酒店《山河颂》大型壁画的创作任务。他与学生王印泉不顾艰险，踏上了宁夏的黄土高原，越过贺兰山而至青铜峡，南入六盘山，沿秦岭，顺清水之滨，攀上华山，又北渡风陵渡，奔黄河之禹门，到了急流挟沙，深浅无定的壶口，继之穿越吕梁、太行两大山系，走豫、皖、苏而入鲁，最后登上泰山之巅。这次的万里征程，他跋山涉水，几次病陷重危，他都置之度外，坚持始终。他前后画满了四巨册的速写及百余幅大张的钢笔线描和国画，为《山河颂》的创作做了充分准备。
自1980年画第一张草图开始，经过放大原稿、定线、描稿、沥粉、雕刻、抛光、上色、描金、描银等十道工序，至1982年，王文彬终于完成了这件横24米、纵5.5米的大壁画《山河颂》。壁画展出后，大家都说有耳目一新之感，誉之为民族壁画的典范。
王文彬虽然离我们而去，但他的艺术和为艺术而献身的精神却永远激励和启迪后人，他为鞭策自己留下的格言：“人生短暂、艺术久长”。
王文彬l 928年生于青岛，可能受身为民间艺人的外公（老人还能刻木版年画）的影响，从小就爱画画，小学五年级时，也即在他十岁时就喜欢写生，爱画襁褓中的小孩，而且能画出他的形神。
1941年，那时他才13岁，当时在青岛市中读书，是学生文艺社团“星火社”的发起人之一。他的好友纪福和也是当时“星火”的骨干。他把鲁迅有关文艺的使命当作自己写作的动力，对他的思想产生很大的影响，那时他们虽然幼稚，却以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写批判杂文，以手抄本的形式定期出版《星火》，秘密在同学中传阅，这在日本占领下的学校中产生了影响，一年后被校方发现痛加训斥，下令“解散”。
王文彬从小爱好文学、音乐和美术，但后来就全身心投入美术，那是从他初中时期到“琴岛画会”学画开始的。画会成立于1938年11月，当时的青岛已经沦入日军之手，美丽的海滨城市成了一片死寂的“文化沙漠”，画会的成立为青岛未来美术事业的繁荣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画会集中了青岛最优秀的画家，初期基本上以抗战前在北平京华美院和北平艺专学习的赵仲玉、吕品、万里等人，而后郭梦家、陈大羽、于希宁、赫保真、杜宗甫、王关石、孙沾群等陆续参加。
1940年琴岛画会开办了美术班。国画班、西画班两部份招生，国画班由于希宁、陈大羽、王关石、赫保真授课；西画班由赵仲玉、吕品、郭梦家授课，学习活动在晚上进行。王文彬是1940年到画会学画的。他参加的是西画班，学习素描和色彩，课余时间进行大量的外光写生。这些都打开了他审美的心灵，特别是教他色彩写生的老师吕品，在教学过程中不仅以许多世界名作使他开扩眼界，更在思想上给他深刻的启迪，随着他与他私下接触日益密切，读一些进步的文艺书籍《苏联版画集》、《柯勒惠支》、《一个人的受难》、《木刻计程》，还有苏联的艺术理论《艺术社会学》和邹韬奋的《萍踪寄语》等，这些都是吕品认真读过的，阅读中有些问题王文彬还向他提出讨论，久而久之进步的观念和对社会主义的向往在他心中渐渐扎下了根，并反映到他以后的创作中。
1943年王文彬因经济原因，只好退学进入社会谋生。而“琴岛画会”也在敌人压迫下停止了活动，由于受到鲁迅提倡木刻的启发，开始想以木刻表达自己内心的追求和不平，第一个支持他的是吕品先生，并悄悄告诉他郭梦家先生当年就是木刻运动的参加者，他在郭先生家中得到他认真地指导。他真正的创作实践就是从这时开始。《路》就是他木刻的处女作，他是从鲁迅的文学中找到了主题，以象征性的表现手法，表达自己在荒原中开阔前进道路的决心。这幅木刻由于曾发表在《民、民、民》文学刊物封面上面得以留存。
从参加《琴岛画会》之后，经过吕品、郭梦家、赵仲玉（郭、赵是当时的党的地工）的政治和绘画艺术的指导，使王文彬逐渐由单纯画一些景物，开始转向一些有思想性的体裁，挖掘社会更深层的东西，《被黑狗追赶的红衣女郎》（水粉，作于1944年9月）就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产生的。一天傍晚，当王文彬打完工沿着通向天主教堂的石子路回家时，在夕阳的余晖中看到了一个令人厌恶的场面，一个女孩子恐慌的奔跑，后面有一个牵着黑狗的恶少，哗然地大笑并引起他人邪恶的喊叫，此事一闪而过，但他眼前却幻化出《被黑狗追赶的红衣女郎》的意像。少女的面部充满了绝望和仇恨，而红色长袍像火一样地飘动着、飞舞着。他很快回到家，二话没说就拿出水彩色和一张深色的包装纸，大笔画出心目中的一切。
1945年王文彬终于乘风破浪渡过胶州湾，到达他久已向往的解放区，翌年6月进入沂蒙山后中的山东新华书店任美编。那段时间他艰苦自学、学写美术字，深入农村找素材，学习群众语言，参与两本刊物的设计并为其绘制封面、插图，连环画和年画。1948年，山东解放区实行土地改革后，他全力投入到年画《生产支前》的创作中，并首创套色石版印刷，大获好评。这幅年画，于1949年7月2日发表于《人民日报》，之后还送到苏联展出，并于1950年第16期《星火》画报刊登，它的画题被译为《一切为了前线》。
由于王文彬不断深入生活，从生活中摄取素材，1954年6月他又创作出《通往工地大道上》（水粉）的力作。那时他才26岁，但已崭露头角，又一次显示出他过人的艺术才华。
《通往工地大道上》反映的是20世纪50年代人民群众支援水利工程，改造大自然，建设幸福家园的浩大场面。此画曾在《群众文艺》等报刊发表。
新中国成立后，他在山东人民出版社任美术科科长。为了深造，1955年，27岁的他考入了中央美院油画系。不幸的是，入学一年之后，他赖以作画的右臂因患骨结核病而残废。短暂的苦闷之后，他毅然改用左手、竟能画出新面目。从入学到毕业，他的素描、色彩、油画、解剖、透视和史论等课程，都是五分（满分），创下学校的一个纪录。由于成绩优异，毕业后他被破格留校任教。
1956年，为了深入体验生活，王文彬右臂吊着绷带与同学去了沂蒙山区。有一天，他看到一群妇女一边热情洋溢地高唱民族，一边打夯。霎时间，解放战争后期他在山东解放区所看到农民打夯盖房子、修水库、筑河坝的热烈景象又浮现在他的眼前。他激动无比，画了许多草图，当他带着大量的写生素材和草图回到美院时，董希文看到极为高兴，嘱咐他一定要将其画成一幅大画。但是，因为“反右”和大跃进及接踵而至的三年国家经济困难，他一直无法动笔。
1960年，王文彬进入罗工柳画室。罗工柳主张多欣赏中国画，创作油画必须有具有中国气派。在他的启迪下，王文彬开始勤跑故宫，深入研究敦煌与永乐宫的壁画，还去国画系旁听李苦禅、李可染的讲课，并向蒋兆和学习水墨人物写生，逐渐体会到中国艺术上“线”对抽象情绪的表现与欧州文艺复兴时期米开朗基罗的线与面结合的素描，正是东方与西方，古代与现代共同的绘画语言。为了摆脱前苏联绘画“灰色调”的重压感，他临摹了法国印象派和野兽派的作品，惊奇地发现印象派的色彩竞与我国民间及古典艺术中装饰的色彩体系相通。所有这些坚定了他走创作中国式油画之路的决心。 在董希文、罗工柳两位老师的鼓励下，王文彬毅然跳出苏式灰色调的束缚，对画面造型采用块面结合的方法，使用带有夸张意味的线条，使线的运动节奏融入民族式的高昂旋律中，以亮丽如阳光的色彩和豪迈而又抒情的民族气韵，创作出了油画《夯歌》。1962年《夯歌》在“新芽美展”展出，顿时引起美术界的瞩目，但是文革期间这幅画却被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上结出的一个毒瓜”，遭到彻底否定。1977年，中国美术馆举办了一次回顾性的全国美展，《夯歌》受邀带着满身的破洞和伤痕参展，受到重视，被誉为现实主义的经典之作，从那以后它又陆续参加了1992年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50周年全国美展、1996年“世纪回眸”新中国现实主义油画展，2000年“20世纪中国”油画展。2001年《人民日报》以“八秩历程展画卷，千秋伟业铸丰碑”为题，刊登了九幅优秀的革命历史题材美术作品，《夯歌》即是其中一幅。
《夯歌》开始了王文彬的油画创作时期。在随之到来的十年“动乱”中，王文彬认为只有《难忘的岁月》才真正是他心灵深处产生的。1967年王文彬被派往北京军区去完成一套纪念白求恩的即将展出的水粉组画，在研究了国内所能得到的有关白求恩的资料，包括他在西班牙内战中的彩片及他长期与爱人的通信后，他深深地被感动了，从走访他战斗过的太行山区，结合了他在沂蒙山战斗的体验，创作了本作的“前身”《负伤上前线》的构思，它试图集中表现白求恩那高度的革命人道主义和伟大的自我牺牲精神而受到路易·艾黎的肯定。白求恩纪念馆就委托王文彬将它再画成油画，以作永久的珍藏陈列。不料它在“批黑画”的狂飙中被当成“攻击革命战争”的反动作品，他不认罪，也拒不改画成“满山红遍”的场面。从他下工厂改造到“文革结束”，这幅画得以保存至今，在美术馆曾多次公开展出过，王文彬给它起了一语双关的题目：《难忘的岁月》。
20世纪70-80年代王文彬创作的《向自然进军》、《我们的朋友遍天下》、《聂耳》、《暝》、《惑》、《飞天》、《激流》、《丁香之祭》、《海韵》、《渴望》等力作。他一生也画了近20幅人体油画，最具影响力的，要算屡次参展的《海风》和《镜前》。
“文革”结束后，随着对艺术探索的深入，对民族艺术遗产认识的深化，王文彬由油画创作转入壁画创作。他越来越清晰的感悟到，壁画那种与建筑统一的多维交响式的“大艺术”正是他要追求的艺术梦境。为了探索民族艺术精髓，他多次沿丝绸之路西行，长期在敦煌莫高窟临摹。1980年，他肩负起北京华都大酒店《山河颂》大型壁画的创作任务。他与学生王印泉不顾艰险，踏上了宁夏的黄土高原，越过贺兰山而至青铜峡，南入六盘山，沿秦岭，顺清水之滨，攀上华山，又北渡风陵渡，奔黄河之禹门，到了急流挟沙，深浅无定的壶口，继之穿越吕梁、太行两大山系，走豫、皖、苏而入鲁，最后登上泰山之巅。这次的万里征程，他跋山涉水，几次病陷重危，他都置之度外，坚持始终。他前后画满了四巨册的速写及百余幅大张的钢笔线描和国画，为《山河颂》的创作做了充分准备。
自1980年画第一张草图开始，经过放大原稿、定线、描稿、沥粉、雕刻、抛光、上色、描金、描银等十道工序，至1982年，王文彬终于完成了这件横24米、纵5.5米的大壁画《山河颂》。壁画展出后，大家都说有耳目一新之感，誉之为民族壁画的典范。
王文彬虽然离我们而去，但他的艺术和为艺术而献身的精神却永远激励和启迪后人，他为鞭策自己留下的格言：“人生短暂、艺术久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