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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前突出的问题,是政治体制的改革、税收体制改革和府管理体制改革。
过去20年中间,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下降了14个百分点,2009年居民消费只占GDP的35%。关于劳动报酬占GDP比重是不是在下降的问题,学术界也有讨论。有学者认为下降的趋势实际上是统计口径的改变造成的,我认为统计口径的改变并没有导致这样一个趋势的改变,也就是说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下降是一个真实的趋势,用国家统计局资金流量表的数据来看,在2004年发生了一个口径上的调整,除掉口径的调整以后,1990年到2008年中间,劳动报酬的比重下降了10个百分点。用国家统计局的居民住户调查数据来计算,对一些统计口径做了调整之后,我得到结果的是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下降了9个百分点,资金流量表数据和入户调查数据口径不一致,但是两组数据共同反映了一个共同的趋势,就是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有大幅度的下降。
过去一段时间我们做的一个对城镇居民的收入的分析,根据统计局居民住户调查数据,城镇居民最高收入10%的家庭和最低收入10%的家庭,互相之间的人均收入的比在过去的20年中间大致是从6倍上升到9倍,2008年的统计数据是9倍,按照我的计算是26倍,也就是说城镇高收入居民实际收入要远远大于现在统计上的数据。里面确实有很多值得研究的地方,尤其是灰色收入的问题,大家实际上都看得到灰色收入是在日常生活当中都能看到的现象。灰色收入到底有多大?我们在研究中间的一个估计是2008年5万4千亿,这个巨大的灰色收入主要部分都集中在高收入居民,当然是一部分高收入居民。这说明我们的收入分配发生了很大的扭曲,收入分配体系有很大的漏洞,导致了不公平现象的存在。
对于社会保障,这几年政府做了不断完善,但以2009年为例,城镇的基本养老保险覆盖面只有57%,城镇的医疗保险只有53%,城镇的失业保险覆盖面是43%,工伤保险是48%,这说明城镇的劳动者中间大致有一半人没有被劳动保障所覆盖,没有被覆盖的这些人是什么人?大部分是农民工、流动人口和低收入居民,在非正规部门就业的居民。这些人的收入更低,工作更不稳定,更需要社会保障。但是恰恰没有得到社会保障。
我们在过去改革20、30年当中,蛋糕在不断做大,但是是怎么切的?切得非常不理想。特别是劳动者、中低收入阶层在蛋糕中占的份额太小,而且这个比重有下降的趋势,这是现在面临的问题,迫切需要改变。
我认为政府转型是一个关键。没有政府转型,没有政府从追求GDP和投资的政府和自我服务的政府转向服务型的政府(也就是为社会公共服务的政府),没有这样一个转型的话,现在收入分配的问题基本上是无法解决的,因为政府激励机制不在这上面,不在于为公众提供服务。政府的政绩考核指标也没有体现出来为公众服务。政府的运作,整个制度框架远远不透明、不规范,存在大量的灰色地带,存在大量的公共资金不合理使用,政府的资金运用有大量的用于自我服务的部分,还有大量用于无效或者低效的投资,比如政绩工程、形象工程。
我认为,接下来迫切需要解决的是政府转型的问题,怎么转变政府的激励机制,包括它的政绩考核指标,包括利益导向,怎么解决政府运作的规范性、制度化,怎么解决在政府运作中间的透明化的问题,让政府运作透明、公开。怎么解决政府财权和事权的统一问题,统一到为公共服务,为民生问题服务,把工作的重点转移到这个方向上,没有这样一个转移,没有政府变成服务型政府的转向,不光未来的社会稳定不能维持,未来的经济发展也是不可持续的。
眼前突出的问题,是政治体制的改革、税收体制改革,政府管理体制改革,这些方面都需要大力度的改革、根本性的改革,才能解决收入分配的问题。
作者系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过去20年中间,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下降了14个百分点,2009年居民消费只占GDP的35%。关于劳动报酬占GDP比重是不是在下降的问题,学术界也有讨论。有学者认为下降的趋势实际上是统计口径的改变造成的,我认为统计口径的改变并没有导致这样一个趋势的改变,也就是说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下降是一个真实的趋势,用国家统计局资金流量表的数据来看,在2004年发生了一个口径上的调整,除掉口径的调整以后,1990年到2008年中间,劳动报酬的比重下降了10个百分点。用国家统计局的居民住户调查数据来计算,对一些统计口径做了调整之后,我得到结果的是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下降了9个百分点,资金流量表数据和入户调查数据口径不一致,但是两组数据共同反映了一个共同的趋势,就是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有大幅度的下降。
过去一段时间我们做的一个对城镇居民的收入的分析,根据统计局居民住户调查数据,城镇居民最高收入10%的家庭和最低收入10%的家庭,互相之间的人均收入的比在过去的20年中间大致是从6倍上升到9倍,2008年的统计数据是9倍,按照我的计算是26倍,也就是说城镇高收入居民实际收入要远远大于现在统计上的数据。里面确实有很多值得研究的地方,尤其是灰色收入的问题,大家实际上都看得到灰色收入是在日常生活当中都能看到的现象。灰色收入到底有多大?我们在研究中间的一个估计是2008年5万4千亿,这个巨大的灰色收入主要部分都集中在高收入居民,当然是一部分高收入居民。这说明我们的收入分配发生了很大的扭曲,收入分配体系有很大的漏洞,导致了不公平现象的存在。
对于社会保障,这几年政府做了不断完善,但以2009年为例,城镇的基本养老保险覆盖面只有57%,城镇的医疗保险只有53%,城镇的失业保险覆盖面是43%,工伤保险是48%,这说明城镇的劳动者中间大致有一半人没有被劳动保障所覆盖,没有被覆盖的这些人是什么人?大部分是农民工、流动人口和低收入居民,在非正规部门就业的居民。这些人的收入更低,工作更不稳定,更需要社会保障。但是恰恰没有得到社会保障。
我们在过去改革20、30年当中,蛋糕在不断做大,但是是怎么切的?切得非常不理想。特别是劳动者、中低收入阶层在蛋糕中占的份额太小,而且这个比重有下降的趋势,这是现在面临的问题,迫切需要改变。
我认为政府转型是一个关键。没有政府转型,没有政府从追求GDP和投资的政府和自我服务的政府转向服务型的政府(也就是为社会公共服务的政府),没有这样一个转型的话,现在收入分配的问题基本上是无法解决的,因为政府激励机制不在这上面,不在于为公众提供服务。政府的政绩考核指标也没有体现出来为公众服务。政府的运作,整个制度框架远远不透明、不规范,存在大量的灰色地带,存在大量的公共资金不合理使用,政府的资金运用有大量的用于自我服务的部分,还有大量用于无效或者低效的投资,比如政绩工程、形象工程。
我认为,接下来迫切需要解决的是政府转型的问题,怎么转变政府的激励机制,包括它的政绩考核指标,包括利益导向,怎么解决政府运作的规范性、制度化,怎么解决在政府运作中间的透明化的问题,让政府运作透明、公开。怎么解决政府财权和事权的统一问题,统一到为公共服务,为民生问题服务,把工作的重点转移到这个方向上,没有这样一个转移,没有政府变成服务型政府的转向,不光未来的社会稳定不能维持,未来的经济发展也是不可持续的。
眼前突出的问题,是政治体制的改革、税收体制改革,政府管理体制改革,这些方面都需要大力度的改革、根本性的改革,才能解决收入分配的问题。
作者系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