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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周作人在1930年代突破现代白话散文的体式限制，创作出大量新颖独特却又颇受争议的“文抄”体式散文作品。随着思想的开放和西方研究理论的引进，关于周作人“文抄”体式散文的研究论述，在诸学者共同努力下，逐步走出荒芜，从零散、琐碎进入较全面、深入的系统状态，取得了蔚然有形的成绩。
关键词：文抄；周作人；散文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05-0-02
在上世纪中国风雨如晦的三十年代，周作人如勘破红尘的入定老僧，愀然遁入书斋文海，在方寸之地间，与墨海书丛中广袤的历史、文化同呼同吸。也恰在同一时期，这位具备高度文体创造意识的散文大家，创作出一批独树一帜、颇具争议的读书随感，于现代白话散文文本中耗费大段甚至是整篇的篇幅来摘引中国古旧典籍的原文、西方经典著述译文乃至自己的诗词、信件、旧作和日记。对此，舒芜先生给出极高的评价，称这些墨香漫溢的散文作品，是周作人在1930年代创造出的一种前无古人，也未必会有来者的散文文体，并将它们明确命名为“文抄体散文”。这一称谓目前已为学界熟知，也多为后来者命名这些标新立异的散文作品的一种基础，黄开发以为是“抄书体散文”，刘绪源称之为“知堂书话”，钟叔河、赵普光、徐鹏绪等众多学者则倾向于将这类散文归纳于“书话”这一文学体裁中。
多年以来，随着思想的不断开放和西方研究理论的引进，关于周作人“文抄”体散文的研究论述，在各位学者的共同努力下，逐步走出单调与荒芜，从零散、琐碎进入到比较全面、深入的系统状态，取得了蔚然有形的成绩，散发出熠熠光彩。在此态势中，对于周作人散文“文抄”体式的研究、评价也获得了相应的进展。
这可以远溯至以左翼作家为代表的学者群体。一方面，左翼作家群体明显受到周作人政治境遇的左右，大多局限于周作人的政治身份，刻意忽略其30年代“文抄”散文独特的体式特征和文体价值，从文学的政治功能角度炮轰周作人该时期的“文抄”体式散文的审美价值和文学史意义。这部分论者的研究视野并未真正打开，对“文抄”体式的各种论述和评价显得粗疏草率、角度单一，缺乏坚实可信的科学理论基础，且不够中肯、客观，沾染着略带偏见的主观情感色彩。他们指责周作人自《闭户读书论》之后创作的一系列文章已然思想消沉，缺乏艺术魅力，进入了散文创作的颓败状态，且一味沉溺于封建糟粕，嘲讽其文中大量的摘抄现象只为骗取稿费。许志英的《论周作人早期散文的思想倾向》、李景彬的《鲁迅与周作人的散文创作比较观（续完）》、庄萱的《过渡时代的炬火——周作人散文文体理论》以及王瑶和司马长风在各自的文学史著作中都对周氏的“文抄”体式持负面评价，忽视了周作人在1930年代的散文创作中所投注的心力和作品本身所蕴含的重要文体价值。
另一方面，曹聚仁的《夜读抄》和《苦茶——阿猫文话之二》、堵述初的《周作人与陶渊明》、章伯雨的《谈知堂先生的读书杂记》、胡兰成的《谈谈周作人》、黄陇西的《读<药堂语录>》等研究著述才真正从周作人30年代散文“文抄”体式的文学的生成机制和艺术特色角度出发，对周作人30年代“文抄”体式散文创作的成因和艺术价值，给出较为中肯、客观的印象式评介。然而，对于周作人1930年代的“文抄”散文研究而言，需要研究者更深入、系统的对其“文抄”体式散文中的文体艺术特色和学术价值进行挖掘，并将之放在整个文学史的广阔视野中，再进行细致的比较研究。总体而言，这一时期各方面的评价，无论是褒扬还是贬低，切入角度较为单一而不够全面，论述总结零散而不够系统化，多夹杂浅显的印象式、主观情绪化的评语，所蕴含的学术份量、理论深度和所具备的研究角度、研究视野都给后来学者留下了突破空间。因此，在周作人散文的“文抄”体式这片研究领域仍有很多未触及的盲区可供后来人探索。
真正在周作人散文体式研究领域里迎来和睦春天，取得系统性突破的阶段是90年代初期。乘着西方文体学理论发展、引进的东风，人们的散文审美观念、思维方式得以更新，国内的文艺理论建设亦在其时趋于完备。全新的理论知识和阅读实践，给学者们提供了更为科学系统的文体学理论研究基础，最新的理解和文本阅读模式令各位学者颇受启发，在更为广阔的理论研究视野中，研究学者们的文体观念和文体意识逐渐觉醒、强化。相对于周作人散文“文抄”体式早期研究领域的古板僵化、混乱浅显状态，新时期周作人“文抄”体式研究的关注点已逐步回归文学本身，很大程度上纠正了早期论述的零散与不足，众学者的研究视角呈现多元化、多样化、系统化状态，也形成了一定系统的专论，构成了周作人散文研究的重要领域。
舒芜、刘绪源、黄开发等学者都是在这一时期辛勤耕耘并取得累累硕果的典型代表。他们普遍在运用西方文体学理论知识的基础上，从各种研究角度进行挖掘，对周作人的“文抄”体式散文的体式风格、体式特征及其叙述内容中所引用的文化资源、文学史价值和意义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探索。
首先，这些学者对周作人30年代的“文抄”体式散文的文学史地位和意义给出了总体评价，舒芜是这样总结的：“三十年代四十年代也曾有人学写周作人这种‘文抄公’的文章，所引多是周作人已经引过的书，没有自己探索到的，更没有像周作人那样对于作者的生平，对于书的版本，对于书的上下左右有关的种种事情的渊博而精要的考订；引出来的文字顶多只是内容上有材料的意义，风格意境却融不到一起，特别是引用者的评论申释之文，平庸干枯，窘态可掬”，比起周作人的“文抄”体式散文，都相距甚远，从而突出了周作人博学而能“通”，读书而能“化”的高超境界。刘绪源将知堂书话细分为发生、发展、成熟三个阶段，认为第二阶段的标志就是《夜读抄》和《苦竹杂记》。在刘绪源看来，周作人抄书便是想“借别人的书说自己的话”，不少抄书之作的审美价值其实远远高于早期创作。“周作人更多的是在别人的书中寻找自己，借别人的书说自己的话，所以抄书也成了他‘表现自我’的极好途径。他的文章大多是夹叙夹议的，有时候，所抄之书成了他文中‘叙’的内容，与他的‘议’天然融成了一体”。在黄开发的《人在旅途》一书将周作人1945年之前的散文按文体的不同分成以下三类：情志体、抄书体、笔记体。在黄开发看来，《夜读抄》是周作人文体变化的显著标志，虽然也有些作品中将“有的话一再抄引”，“甚至还一再抄引自己的话”，“读来不免有些沉闷乏味”。但始于《夜读抄》的“文抄”体式的散文“把自己的意见和情感浸入学问之中，散射在所引用的材料之中，更讲究暗示和含蓄”，“代表着知堂小品散文文体创造的最高成就”。可见创作类似的散文作品对创作主体的文学素养、审美水准及文学领悟力等方面要求颇高。 其次，是关于周作人的“文抄”体式散文的体式风格、体式特征、叙述内容中所引用的文化资源以及叙述形式所选择的摘引方式等方面的继续研究。舒芜在《周作人的是非功过》一书中对“文抄”体式的散文做了较为详细的论述和研究。舒芜称周作人前期的文章中本就存在抄引的现象，但所抄多为外国学术著作，“对于中国的封闭的文化结构，起着强烈的震撼和启蒙的作用”。而30年代的“文抄”体式散文，所引则多是中国古书，抄引材料都是周作人在平日阅读中无意发现，或精心整理积累而来的。舒芜还详细地分析了周作人的引书方法，“他在引书的方法上很讲究，每于一篇之中，详引略引，参差相间，或述大意，或录原文，虚实相形”，称这是“文学家的而不是学术家的引书方法”，“所引的外国书中文句，绝大多数是他写文章时自己现译的，优美的译笔与优美的文笔正相协调”，更是一般文学家做不到的。刘绪源继舒芜之后，在他的著述《解读周作人》中称周作人为文体探险家，而知堂书话则是周作人独创的一种文体。他归纳了以《夜读抄》为代表的知堂书话的两种抄书方法，一是所抄内容“纵向的单线的移动转接”，“顺着作者情趣的线索而转移”；二是所抄内容“横向的并列的比较”，“大多带有考订的性质”。黄开发把知堂抄书之作的文体称为“抄书体”，认为其代表着他文体创造的最高成就。他曾写文章列专节讨论了抄书与抄书体的关系，指出周的抄书方式的源头是中国传统的笔记。在《知堂小品散文的文体研究》一文中， 描述了周作人小品散文的文体发展史， 并从语体、总体风格、趣味、语言、抄书诸方面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关峰的《周作人文学思想研究》第三章第三节专论周作人的“文抄”体式散文，认为此类文章的特点是“由他人的视角所营建的事实”，而“事实之于载道本身就是一种反动。周作人采用文抄体就意在与自己思想契合的别人的思想殿堂中树立‘同谋’的关系”。此外，该文还详细分析了周作人抄书的标准，并将所抄内容划分为四类：乡曲、动植物、妇女儿童、日本希腊。葛飞《周作人与清儒笔记》从周作人所抄旧书多为清儒笔记切入，认为周作人阅读和抄引清儒笔记是“‘六经注我’式地择取”，在趣味和行文方式上也和所抄的清儒笔记很相似，对清儒笔记的抄引“暗含着以其厚重之风纠时下小品文浮滑之弊的考虑”。在该文中，葛飞还提到了鲁迅“文抄”式的杂文，认为鲁迅三组题为《书苑折枝》的短文及后期的杂文如《且介亭集》也可算文抄，不过鲁迅所抄多为报章新闻。关于周作人“文抄”体式散文抄书标准和方法的著述，已经相对完善并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深化。上述学者对周作人30年代散文的“文抄”体式研究多集中在散文的叙述方式和叙述内容两大块，对“文抄”体式散文的抄书方法、抄书标准、摘引资源及其文化渊源给出全新的论述，拓展了周作人散文研究的审美和理论空间，是新时期周作人“文抄”体式研究的重中之重。这些高水准的研究论述给本课题的研究打下了深厚扎实的基础，也带来很大的挑战。
总而言之，周作人的散文“文抄”体式研究业已成为周作人研究的重要领域，然而检视多年来的研究，又并非尽如人意。现渐趋完善的周作人“文抄”体式散文研究领域仍旧期待更多有分量的研究论述出现，除了舒芜、刘绪源、黄开发等学者的现有研究成果，关于周作人这一方面的散文研究专论太少，也不够系统化、理论化。诸多学者都是在研究论述中捎带一提，对周作人的个案研究视野停滞在其他方面，没有将周作人的“文抄”体式散文当作重要的一环放在其散文研究领域中进行深入、具体的整体观照。而从比较研究角度出发，将周作人“文抄”体式散文放在整个文学史视野中进行考察以挖掘其文学史意义的研究成果更是寥寥，亟待补充。刘绪源曾将其与梁实秋、林语堂、丰子恺等同时代散文家比较，凸显周作人散文的独特之处，使周作人散文研究更为立体化。赵普光认为“周作人丰富的书话创作主要在趣味癖、隐逸气等方面体现了文人特质和文人传统”，从内容、体式、史料意义等多方面进行归纳、研究，大致梳理了周作人“文抄”体式散文对黄裳等现当代书话散文家的影响。唐弢、黄裳、叶灵凤等散文大家在各自的散文作品同样具备摘抄特色，但在现阶段研究领域，这些作家不仅缺少深入、系统的个体专论，而且各位作家与周作人之间的比较研究并不为人关注。因此，现阶段的研究状态并不利于周作人散文研究的多样化纵深展开。
关键词：文抄；周作人；散文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05-0-02
在上世纪中国风雨如晦的三十年代，周作人如勘破红尘的入定老僧，愀然遁入书斋文海，在方寸之地间，与墨海书丛中广袤的历史、文化同呼同吸。也恰在同一时期，这位具备高度文体创造意识的散文大家，创作出一批独树一帜、颇具争议的读书随感，于现代白话散文文本中耗费大段甚至是整篇的篇幅来摘引中国古旧典籍的原文、西方经典著述译文乃至自己的诗词、信件、旧作和日记。对此，舒芜先生给出极高的评价，称这些墨香漫溢的散文作品，是周作人在1930年代创造出的一种前无古人，也未必会有来者的散文文体，并将它们明确命名为“文抄体散文”。这一称谓目前已为学界熟知，也多为后来者命名这些标新立异的散文作品的一种基础，黄开发以为是“抄书体散文”，刘绪源称之为“知堂书话”，钟叔河、赵普光、徐鹏绪等众多学者则倾向于将这类散文归纳于“书话”这一文学体裁中。
多年以来，随着思想的不断开放和西方研究理论的引进，关于周作人“文抄”体散文的研究论述，在各位学者的共同努力下，逐步走出单调与荒芜，从零散、琐碎进入到比较全面、深入的系统状态，取得了蔚然有形的成绩，散发出熠熠光彩。在此态势中，对于周作人散文“文抄”体式的研究、评价也获得了相应的进展。
这可以远溯至以左翼作家为代表的学者群体。一方面，左翼作家群体明显受到周作人政治境遇的左右，大多局限于周作人的政治身份，刻意忽略其30年代“文抄”散文独特的体式特征和文体价值，从文学的政治功能角度炮轰周作人该时期的“文抄”体式散文的审美价值和文学史意义。这部分论者的研究视野并未真正打开，对“文抄”体式的各种论述和评价显得粗疏草率、角度单一，缺乏坚实可信的科学理论基础，且不够中肯、客观，沾染着略带偏见的主观情感色彩。他们指责周作人自《闭户读书论》之后创作的一系列文章已然思想消沉，缺乏艺术魅力，进入了散文创作的颓败状态，且一味沉溺于封建糟粕，嘲讽其文中大量的摘抄现象只为骗取稿费。许志英的《论周作人早期散文的思想倾向》、李景彬的《鲁迅与周作人的散文创作比较观（续完）》、庄萱的《过渡时代的炬火——周作人散文文体理论》以及王瑶和司马长风在各自的文学史著作中都对周氏的“文抄”体式持负面评价，忽视了周作人在1930年代的散文创作中所投注的心力和作品本身所蕴含的重要文体价值。
另一方面，曹聚仁的《夜读抄》和《苦茶——阿猫文话之二》、堵述初的《周作人与陶渊明》、章伯雨的《谈知堂先生的读书杂记》、胡兰成的《谈谈周作人》、黄陇西的《读<药堂语录>》等研究著述才真正从周作人30年代散文“文抄”体式的文学的生成机制和艺术特色角度出发，对周作人30年代“文抄”体式散文创作的成因和艺术价值，给出较为中肯、客观的印象式评介。然而，对于周作人1930年代的“文抄”散文研究而言，需要研究者更深入、系统的对其“文抄”体式散文中的文体艺术特色和学术价值进行挖掘，并将之放在整个文学史的广阔视野中，再进行细致的比较研究。总体而言，这一时期各方面的评价，无论是褒扬还是贬低，切入角度较为单一而不够全面，论述总结零散而不够系统化，多夹杂浅显的印象式、主观情绪化的评语，所蕴含的学术份量、理论深度和所具备的研究角度、研究视野都给后来学者留下了突破空间。因此，在周作人散文的“文抄”体式这片研究领域仍有很多未触及的盲区可供后来人探索。
真正在周作人散文体式研究领域里迎来和睦春天，取得系统性突破的阶段是90年代初期。乘着西方文体学理论发展、引进的东风，人们的散文审美观念、思维方式得以更新，国内的文艺理论建设亦在其时趋于完备。全新的理论知识和阅读实践，给学者们提供了更为科学系统的文体学理论研究基础，最新的理解和文本阅读模式令各位学者颇受启发，在更为广阔的理论研究视野中，研究学者们的文体观念和文体意识逐渐觉醒、强化。相对于周作人散文“文抄”体式早期研究领域的古板僵化、混乱浅显状态，新时期周作人“文抄”体式研究的关注点已逐步回归文学本身，很大程度上纠正了早期论述的零散与不足，众学者的研究视角呈现多元化、多样化、系统化状态，也形成了一定系统的专论，构成了周作人散文研究的重要领域。
舒芜、刘绪源、黄开发等学者都是在这一时期辛勤耕耘并取得累累硕果的典型代表。他们普遍在运用西方文体学理论知识的基础上，从各种研究角度进行挖掘，对周作人的“文抄”体式散文的体式风格、体式特征及其叙述内容中所引用的文化资源、文学史价值和意义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探索。
首先，这些学者对周作人30年代的“文抄”体式散文的文学史地位和意义给出了总体评价，舒芜是这样总结的：“三十年代四十年代也曾有人学写周作人这种‘文抄公’的文章，所引多是周作人已经引过的书，没有自己探索到的，更没有像周作人那样对于作者的生平，对于书的版本，对于书的上下左右有关的种种事情的渊博而精要的考订；引出来的文字顶多只是内容上有材料的意义，风格意境却融不到一起，特别是引用者的评论申释之文，平庸干枯，窘态可掬”，比起周作人的“文抄”体式散文，都相距甚远，从而突出了周作人博学而能“通”，读书而能“化”的高超境界。刘绪源将知堂书话细分为发生、发展、成熟三个阶段，认为第二阶段的标志就是《夜读抄》和《苦竹杂记》。在刘绪源看来，周作人抄书便是想“借别人的书说自己的话”，不少抄书之作的审美价值其实远远高于早期创作。“周作人更多的是在别人的书中寻找自己，借别人的书说自己的话，所以抄书也成了他‘表现自我’的极好途径。他的文章大多是夹叙夹议的，有时候，所抄之书成了他文中‘叙’的内容，与他的‘议’天然融成了一体”。在黄开发的《人在旅途》一书将周作人1945年之前的散文按文体的不同分成以下三类：情志体、抄书体、笔记体。在黄开发看来，《夜读抄》是周作人文体变化的显著标志，虽然也有些作品中将“有的话一再抄引”，“甚至还一再抄引自己的话”，“读来不免有些沉闷乏味”。但始于《夜读抄》的“文抄”体式的散文“把自己的意见和情感浸入学问之中，散射在所引用的材料之中，更讲究暗示和含蓄”，“代表着知堂小品散文文体创造的最高成就”。可见创作类似的散文作品对创作主体的文学素养、审美水准及文学领悟力等方面要求颇高。 其次，是关于周作人的“文抄”体式散文的体式风格、体式特征、叙述内容中所引用的文化资源以及叙述形式所选择的摘引方式等方面的继续研究。舒芜在《周作人的是非功过》一书中对“文抄”体式的散文做了较为详细的论述和研究。舒芜称周作人前期的文章中本就存在抄引的现象，但所抄多为外国学术著作，“对于中国的封闭的文化结构，起着强烈的震撼和启蒙的作用”。而30年代的“文抄”体式散文，所引则多是中国古书，抄引材料都是周作人在平日阅读中无意发现，或精心整理积累而来的。舒芜还详细地分析了周作人的引书方法，“他在引书的方法上很讲究，每于一篇之中，详引略引，参差相间，或述大意，或录原文，虚实相形”，称这是“文学家的而不是学术家的引书方法”，“所引的外国书中文句，绝大多数是他写文章时自己现译的，优美的译笔与优美的文笔正相协调”，更是一般文学家做不到的。刘绪源继舒芜之后，在他的著述《解读周作人》中称周作人为文体探险家，而知堂书话则是周作人独创的一种文体。他归纳了以《夜读抄》为代表的知堂书话的两种抄书方法，一是所抄内容“纵向的单线的移动转接”，“顺着作者情趣的线索而转移”；二是所抄内容“横向的并列的比较”，“大多带有考订的性质”。黄开发把知堂抄书之作的文体称为“抄书体”，认为其代表着他文体创造的最高成就。他曾写文章列专节讨论了抄书与抄书体的关系，指出周的抄书方式的源头是中国传统的笔记。在《知堂小品散文的文体研究》一文中， 描述了周作人小品散文的文体发展史， 并从语体、总体风格、趣味、语言、抄书诸方面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关峰的《周作人文学思想研究》第三章第三节专论周作人的“文抄”体式散文，认为此类文章的特点是“由他人的视角所营建的事实”，而“事实之于载道本身就是一种反动。周作人采用文抄体就意在与自己思想契合的别人的思想殿堂中树立‘同谋’的关系”。此外，该文还详细分析了周作人抄书的标准，并将所抄内容划分为四类：乡曲、动植物、妇女儿童、日本希腊。葛飞《周作人与清儒笔记》从周作人所抄旧书多为清儒笔记切入，认为周作人阅读和抄引清儒笔记是“‘六经注我’式地择取”，在趣味和行文方式上也和所抄的清儒笔记很相似，对清儒笔记的抄引“暗含着以其厚重之风纠时下小品文浮滑之弊的考虑”。在该文中，葛飞还提到了鲁迅“文抄”式的杂文，认为鲁迅三组题为《书苑折枝》的短文及后期的杂文如《且介亭集》也可算文抄，不过鲁迅所抄多为报章新闻。关于周作人“文抄”体式散文抄书标准和方法的著述，已经相对完善并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深化。上述学者对周作人30年代散文的“文抄”体式研究多集中在散文的叙述方式和叙述内容两大块，对“文抄”体式散文的抄书方法、抄书标准、摘引资源及其文化渊源给出全新的论述，拓展了周作人散文研究的审美和理论空间，是新时期周作人“文抄”体式研究的重中之重。这些高水准的研究论述给本课题的研究打下了深厚扎实的基础，也带来很大的挑战。
总而言之，周作人的散文“文抄”体式研究业已成为周作人研究的重要领域，然而检视多年来的研究，又并非尽如人意。现渐趋完善的周作人“文抄”体式散文研究领域仍旧期待更多有分量的研究论述出现，除了舒芜、刘绪源、黄开发等学者的现有研究成果，关于周作人这一方面的散文研究专论太少，也不够系统化、理论化。诸多学者都是在研究论述中捎带一提，对周作人的个案研究视野停滞在其他方面，没有将周作人的“文抄”体式散文当作重要的一环放在其散文研究领域中进行深入、具体的整体观照。而从比较研究角度出发，将周作人“文抄”体式散文放在整个文学史视野中进行考察以挖掘其文学史意义的研究成果更是寥寥，亟待补充。刘绪源曾将其与梁实秋、林语堂、丰子恺等同时代散文家比较，凸显周作人散文的独特之处，使周作人散文研究更为立体化。赵普光认为“周作人丰富的书话创作主要在趣味癖、隐逸气等方面体现了文人特质和文人传统”，从内容、体式、史料意义等多方面进行归纳、研究，大致梳理了周作人“文抄”体式散文对黄裳等现当代书话散文家的影响。唐弢、黄裳、叶灵凤等散文大家在各自的散文作品同样具备摘抄特色，但在现阶段研究领域，这些作家不仅缺少深入、系统的个体专论，而且各位作家与周作人之间的比较研究并不为人关注。因此，现阶段的研究状态并不利于周作人散文研究的多样化纵深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