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个乱世纷争的年代，这是个人物闪耀的年代，这是共和宪政的最初试验场，也是内外各种势力的角逐地。赵焰从大历史角度描述自袁世凯去世后，中国社会各方面的嬗变，于悠然、苍凉中呈现历史的细部褶皱。
　　1916年6月袁世凯出人意料地死去，在中国的震动是全方位的。一个最显著的标志就是，那种属于旧时代，闪烁着重金属光芒般的威慑力和权威失去了。先是皇帝消失了，道统消失了，原先附诸偶像之上的神秘东西，如雾霭一样慢慢褪去；而现在，以权威的形式替代偶像和道统的袁世凯也消失了。
　　民国成立后，身为共和国大总统的袁世凯像一只山林中的老虎突然置身市井闹市一样困惑和悚然。袁世凯与时任内阁总理秘书的顾维钧有过这样一次谈话——袁世凯问留美博士顾维钧，中国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共和国？顾维钧的回答是，“共和”意味着“公众的国家或者民有的国家”。袁世凯困惑地摇了摇头，表示不太明白。袁世凯的担忧是，作为中国老百姓，他们能理解这些道理吗？袁世凯举例说，中国女仆打扫屋子时，会把垃圾倒在大街上，她所关心的，只是自己屋子的清洁，至于大街上脏不脏，她不管呢！顾维钧说，民众的无知可以通过教育、法律、制度等来推动发展。袁世凯说，那岂不要几个世纪？
　　袁世凯的担忧和几个世纪的转变之说，如今看来并非毫无道理。事实上，辛亥革命带来了一个突如其来的共和国，那种匆忙之中仿效西方建立的宪政更像是空中楼阁，甚至连倡导者也没有系统而全盘地规划，就匆匆上阵了。很少有中国人听说过共和，甚至连总统这个名称也是第一次听到，也不知道这个称谓与国家的关系，更不要说承认他是帝国的最高统治者了。一切都是先天不足，辛亥革命来得如此突然，等到共和国建立，才发现根本没有机会对中国民众普及现代社会的公民教育。对于专制的警惕，对权力的制度性制约和平衡、程序公正的意义，这些现代民主社会最基本的常识，中国人依然陌生。
　　英国驻华使馆武官柏来乐说：“在中国遥远西部地方的居民，对于政府是帝制还是共和，可能感觉不到任何差别，因为这个问题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还不会影响到构成中国人口绝大部分的农民、苦力、车夫等的生活。扰乱给盗匪以一个大机会，他们是危险的大根源。贪污的流弊渗透到中国人的生活中是如此之深，结果我怀疑它是否能在一个世纪以内铲除。”英国驻南京领事伟晋颂在致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的信中写道：“值得说明的是，此地的下层人士中，通常谈到孙文博士是新皇帝，他们不了解总统这个专门名词，认为它只不过是更高头衔的一个委婉的说法。”在溥仪的洋师傅庄士敦看来，袁世凯称帝的失败，与其说人们反对帝制、拥护共和，倒不如说人们反对的是袁世凯做皇帝。“中国多数国民口里虽然不反对共和，但脑子里实在装满了帝制时代的旧思想，欧美国家的文明制度，连影儿都没有……袁世凯要做皇帝，也不是妄想，他实在见得多数民意相信帝制，不相信共和。”在庄士敦眼中，“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的说法根本不曾得到过证实，大部分中国人根本不知道共和意味着什么，也不知道他们的生活和前途会随着共和制的建立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因此对共和制的优劣毫不关心。
　　包括袁世凯在内的很多人，很多时候习惯以旧的手段和方式，来推动制度的运转。很难想象没有去过西方、日本，甚至没有到过江南，只是一直龟缩在中原地区的袁世凯有着现代政治的理念和追求。
　　与政治高层的派系相对应的是，民间也有各种各样的势力蔓延滋长，上千种势力在划定范围，上万种思想在扯着大旗。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的政党和势力，从成立之时起，就没有学会协调和合作，而是指手画脚分庭抗礼，拉大旗抢山头。
　　“乱世”真的来了。掌握着中国命脉的强权者，他们不是规矩地执行宪政，而是窥视时机尽可能寻求权力以及私利的更大化。他们奉承的，以及他们所做的，仍是数千年以来的阴谋政治。
　　乱世的另一种力量，是散落在民间的各种新生势力——企业家、商人、银行家、教育家、律师、工程师、记者、作家等，他们看似一盘散沙，却富有独立精神。他们的敌人，一直就是独裁体制和军事霸权。
　　中国走什么样的路？中国向何处去？这巨大的、不得解的疑问，依旧摆在每个中国人面前。而且，数千年匍匐于专制政权下的中国历史和文化，既缺乏那种宽容、合作、磨合以及共渡难关的精神和意识，也缺乏对于自由和法制的正确理解。在很多中国人看来，掠夺别人财产，把他们身无分文地扫地出门，就是实现“平等”；对别人为所欲为，就是“自由”……以这等认识左右着走向，本身就潜在着巨大的破坏性……一切都是盲人瞎马，这使得泱泱大国在抬起脚步前进时，旁观者感到步步惊心。
　　从1912年到1928年，怎么都算是一个波涛汹涌的时代。乱云飞渡之中既然上路，就得往前走吧——谁也无法计算得出，这个古老帝国蹒跚前行，到底需要付出多少鲜血与财富的代价，以及动乱与反复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