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我们都长大了，爸爸却老了。他老人家为工作鞠躬尽瘁，为子女操劳一生，现在却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一
我23岁时结了婚，两年后生了女儿，繁重的家务几乎把我拖垮，好不容易熬到女儿上小学一年级才松了一口气。然而就在这时候丈夫突然有了外遇，而且把女人带回家中，一夜之间我陷入痛苦的深渊，对生活完全丧失了信念，徘徊在绝望的边缘……
当时父亲正在南方出差，得知此事急忙奔回北京，当天就来到我的住处，像知心朋友那样对我说：“做人要有骨气，要自信，自强，他要和你分手，那就让他走好了，强扭的瓜不甜。你还不满30岁，前头的日子还长着呢，受点委屈没什么了不起，千万要想得开……”那时候我死的心都有，真不想活了，在他的开导下，我毅然走上法庭，结束了这桩不幸的婚姻。
离婚以后，1991年我又下岗了，这真可谓雪上加霜。生性好强的我为了寻求生路，匆匆忙忙把仅有的几千块钱从银行里取出来，加入了首饰传销的行列。想不到，我落入了虎口，那家台湾公司不久就被取缔了，老板带着资金逃之夭夭，所有上当受骗的老百姓上告无门，就这样，我所有的积蓄打了水漂。在处境艰难的情况下，父亲为我筹了—笔钱，让我学开出租车，就这样，我和女儿的生活基本上有了保障。但是好景不长，由于劳累过度我患了肾炎，红白血球都在4个加号以上。迫不得已，我把车还给了公司，生活来源被切断了，温饱没有保障，还要讨医药费，无可奈何，我把一室一厅的房子租了出去，这是唯一的财源。
那个冬天特别冷，我带着女儿搬到楼下的抗震棚里，西北风像刀子一样从四面墙缝钻进来，我的肾病怕受凉，住进去以后病情更加严重了。父亲看我住在那间棚子里实在可怜，即刻决定让我搬回家住。从此深深的愧疚缠绕我的心头，父亲一辈子企盼儿女能成大器，但是，我和大弟初中还没毕业就插队去了，回城以后当了工人。二妹、三妹、小弟统统高考落榜，这对父亲是一个很大的打击。那时候他在某机关任办公室主任，与国外联络频繁，经他手为许多人的子女出国上学找过担保，惟独自己的孩子未能走进大学校门，更谈不上出国深造。每当提起这些事，就像鞭子抽在他身上，使他感到无地自容。父亲是—个很要面子的人，愿子女们个个都像个样子，而我的落魄，无疑使他心灵的创伤更加沉重。我犹犹豫豫不想回家给父亲增添负担，可是我无能为力，望着他那一脸的憔悴，很不情愿地回到父母家中。
二
父母家虽然住着三室一厅的单元房，但是大弟、弟媳、侄子，还有小弟都住在一起。我回去以后，父亲在客厅里安了一张小床，让我和女儿住进他和母亲的房间，母亲有风湿病，父亲希望我和母亲互相照顾，但是大弟和弟媳的脸色很不好看，从内心里容不下我，在他们的眼里我是外人，俗话说，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我不该回娘家占地方。小弟已经到了谈恋爱的年龄，他的房间常有女友光临，不便打搅他。这样一来家里就没有一间空房子了，过去全家吃过晚饭都拥到客厅看电视，自从父亲安了小床便受到约束，每晚9点30分母亲便要我催促家人回屋睡觉，让劳累一天的父亲早点休息。
父亲虽然已经退休，但仍在工作，而且很有作为，社交也很广泛，晚上回到家还要接许多电话。自从我和女儿回来后，家里的矛盾一天天升级，有一回侄子赖在客厅里不走，非要看美国电影，母亲常年被病魔缠身，一般情况下不愿多说话，于是总让我出面维持家里的秩序。我把侄子叫出来说：“好孩子，回屋去吧，爷爷要休息。”话还没说完弟媳就指桑骂槐地对侄子说道：“你找揍哇，走!回屋去。”大弟接着话茬儿又说：“有本事自己买房子，甭在这儿添乱……”两口子一唱一和，使我感到很尴尬。
不久，爸爸的機关照顾困难户，分了一套一居室给他，爸爸想让弟弟一家搬出去，还没摊牌，大弟和弟媳就表态说：“我们愿意跟着爸妈一起过，搬出去不习惯……”我知道这是借口，实际上是怕另起炉灶开销大。后来爸爸自己搬出去了，他死活不让我走，让我留在妈妈身边。爸爸一个人住在外边，我心里难过极了，这一切都是为了我。
爸爸走了以后客厅又恢复了自由，大弟一家人常常守着电视看到很晚，我和女儿总是躲在母亲的房间里，生怕两家的孩子凑在一起打架。然而，我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女儿学校组织春游，头天晚上我给她买好了面包、香肠、可乐和水果放在冰箱里，不料吃晚饭时被侄子发现了，我说：“那是给妹妹准备的，她明天春游。”侄子把眼一瞪伸手就抓，女儿看看我的脸色没敢出声，弟媳在一旁冷笑着说：“怎么一家人两样待遇……”我心里翻江倒海似地难受，泪水止不住往下流，恨不能马上带女儿离开这个家。
碰巧爸爸回来了，他发现我和女儿眼泪汪汪的，他沉默了—阵，掏出20块钱塞给女儿，算是把这件事压了下去。家里的事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父亲住进一居室不久，二妹一家就接到了搬迁的通知，临时房屋位于北京的郊区，离二妹上班的地方很远，二妹不能像往常那样赶回家中为孩子和丈夫做午饭了。善于精打细算的二妹要父亲把房子让给她，这样既能解决眼下的困难，还能把临时房屋租出去增加收入。父亲起初没答应，她便要回娘家住，用她的话说爸妈应该一碗水端平，能容别人也能容她。父亲作难了，想想二妹确有难处，万一二妹耍混带着一家人回去了，大弟和弟媳非闹翻天不可。
无奈，父亲悄悄地把房子让给了二妹，重新在客厅里支起那张小床，于是矛盾又来了，妈妈每晚9点30分仍然要我把家人从客厅里撵走，或者干脆把灯一关让父亲躺下睡觉。第一个闹腾的还是侄子，那时候正在播放电视连续剧《还珠格格》，一家人看得入迷，侄子看完了接着还要看其它节目，我让大弟哄侄子走，弟媳扭着侄子的胳臂喝道：“你这孩子怎么这样不自觉，走哇!”她板着脸，狠狠地把门一摔。那刺耳的摔门声，深深地刺痛着我的神经，使我心里阵阵发颤。
爸爸向来不发火，家里的事情总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任凭谁说什么都不放在心上。但是，他所作出的每—个决定谁也不敢不服从，他的权威地位是不可动摇的，尽管大弟和弟媳时不时找岔子闹事，爸爸却稳坐钓鱼台，一声不响。刚刚安静了几天，三妹又出事了，三妹是我们姐妹中最漂亮的一个，相貌身材都属一流。她是职高毕业生，先做了一年礼仪小姐，后来转到一家五星级酒店做客房部主管。 三妹是家里最体面的一个女孩子，深得父亲的宠爱，在朋友面前父亲总夸三妹如何如何，谁也想不到她会出事。然而，刚刚结婚不久的她被台湾商人勾去了。她在电话里对我说：“大姐，那个台湾人很有钱，他答应送我—辆车……”我当时就告诫她千万小心，这种事要慎重。然而三妹鬼迷心窍，早就和那个人混在一起了。一天晚上，她告诉丈夫酒店有事不回去了，早有预感的三妹夫半夜来到酒店，根据线索找到那个台湾人的房间，因有明文规定服务台不准打搅客人，于是躲在门外窥探房间里的动静。果不其然，天没亮三妹就从那间房子里溜了出来。三妹夫一把抓住她拖进那间屋里，要那个台湾人将夜晚发生的事情作出交待。那个男人吓破了胆，哆哆嗦嗦把全过程都写了出来，并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三妹夫是个遇事冷静的人，尽管气得脸色煞白，却没碰那台湾人一下，也没动妻子一指头，而是当天把三妹带回家中，当着父亲的面要她自己陈述昨晚发生的一切，三妹执迷不悟，硬要和新婚丈夫离婚，梦想和那个台湾人远走高飞。父亲苦口婆心，一连和她谈了三个晚上，劝她认清现实，回到丈夫身边。三妹不撞南墙不死心，依然对那个台湾人抱有幻想，就在这时台湾人的妻子飞到北京，通过有关部门反咬三妹一口。事情越闹越大，为了顾全大局，酒店不得已把三妹除名了，这时她才清醒。但是已经无法挽回了，三妹夫坚决要求离婚，而且已经上诉。
三
父亲为这件事很伤心，三妹原本是他的骄傲，现在却给他抹了一脸黑，这一下子家里全乱套了，三妹回到了娘家。她住在谁的屋里都不合适，我和母亲的房间已经够挤了，父亲发话让三妹住进客厅，他把小床搬到厨房边上的过道里，那张床像一只漂泊的船搬来搬去，我心里酸酸的，全家人都有安身之处，惟独把父亲挤在外边，而这套房子的主人是父亲自己，他却把享受的权利给了子女。即便如此，大弟和小弟依然嘟嘟嚷嚷，容不下出嫁的姐妹在家里长住。爸爸此时正在筹备一个会议，天天忙得团团转，而家里这个烂摊子又不能不分心，他消瘦了许多。妈妈是个病人，有心而力不足，家庭的重担都压在爸爸一个人身上了。
这天小弟屋里又来了女友，午夜12点钟还在打闹，爸爸忍不住去敲房门，小弟横眉怒目地问道：“干什么？”爸爸压住心头的火，请屋里那个染了—头黄毛的女孩儿快走。那女孩哼了—声，“咯咯”地笑着走了出来，小弟跟在她的后面一起下了楼。爸爸摇摇头，叹息—声，黯然神伤地坐在了沙发上。
小弟走后两天没回家，爸爸牵肠挂肚，喃喃自语：“唉!我当了那么多年的书记，却连自己的孩子都管不住，我好没用……”他心乱如麻，六神无主，有一天，他骑车到外贸部办事，就在低头锁车的时候，车筐里的皮包不翼而飞，那里面有他刚刚买的4张机票和8000元差旅费，还有会议上的各种文件和身份证。爸爸顿时呆傻了，像木桩一样立在那里，全身的血液都凝固了，不知什么时候才醒过神来。然而，丢失的东西无论如何也找不回来了，他疯了似的在街头乱转，像孩子一样急哭了。那天他很晚才回家，进屋没说一句话就睡了，愤恨与无奈压迫着他的心脏，当晚，他住进了医院。
第二天，父亲就从病床上爬起来，照例坚持按时出席会议，他马上派人补了飞机票，办了临时身份证。几天以后，爸爸带病出差了，家里的事情全由我代理，三妹尚未找到工作，小弟的女友做了人流，天天就睡在小弟的屋里。我不但要侍奉母亲，还要给全家人做饭。身体的劳累可以忍受，但是大弟一家人还是那样盛气凌人，使我永远处在寄人篱下的地位。三妹天天泡舞场，小弟和他的女友公开同居，我说话谁也不听，在这个家里，我没有大姐的尊嚴。考虑再三，我感到父母家不是久留之地。那时我的病已经好多了，就在爸爸返回北京的前夕我不辞而别，带着女儿又回到了抗震棚里。当时我认为，这就是我对父亲表示谢意，并以此减轻他老人家的负担。但是，我想错了。
爸爸回来后发现我不在了，心如刀绞一般，他说他需要我，他要我帮他料理这一摊子家事。就在这时，家里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混乱：大弟的单位给了房子，但是他把房子卖了，钱存在银行里；小弟媳鬼机灵，家务事一概不伸手，油瓶子倒了都不扶一下；大弟媳傻厉害，唠唠叨叨，没完没了。那是一个双休日，我买了一些水果给父母送回家，一上楼就听见屋里大吵大闹，打开单元门只见大弟媳和小弟媳扭成一团，两个女人互相揪着对方的头发不松手。小弟突然插进来把大弟媳推到一边，大弟打了小弟一拳，爸妈急得直跺脚。小弟媳冷嘲热讽地说道：“想把我们赶走没门儿!咱们走着瞧。”“你算什么东西，凭什么住我们家?”大弟媳毫不示弱地还击。
“都给我住嘴!我活一天这个家我说了算。”爸爸气喘嘘嘘地制止道。
接着，他让三妹去一个单位面试；让小弟和女友正式登记结婚；让大弟把房子收回来。他对家中的事作了重新调整。鉴于大弟一家仍留在家中，我没有再回到父母身边。
这一年妈妈的风湿病越来越重，爸爸的心脏也越来越承受不住了，1998年春节，全家人聚到一起，埋头吃饭，各想心事。爸爸靠在床头，嘴里哼哼着，他想让我们姐妹兄弟都像小时侯那样又说又笑，一个个欢蹦乱跳聚在他身边。可是他已经力不从心，想用语言表达心里的意思都很困难了。大年初二，爸爸要去厕所，我扶他进去以后关上门，等了好一阵没动静，推门一看他倒在了地上。到了医院时，他的瞳孔都已放大了，人工呼吸根本不起作用，爸爸没有留下一句话，就这样和我们永别了。
围着父亲的遗体，兄弟姐妹哭成了泪人，这时候我想起在文化大革命时的情景：当时爸爸在一个工厂当支部书记，人们把他押上台，让他弯腰下跪；妈妈在家里哭，我带着大弟、二妹到外边探听风声。那时我7岁、大弟5岁、二妹3岁，三妹和小弟还没出生。看着爸爸被人们搡一把，踢一脚，我只知道害怕却不会哭。我走到哪儿，弟弟妹妹跟我到哪儿，我们手牵着手，生怕把谁丢下……
现在我们都长大了，爸爸却老了。他老人家为工作鞠躬尽瘁，为子女操劳一生，永远地离开了我们。这个家还有母亲在，我多么渴望少一些争斗，多一些关爱，至少大家是爱父亲的，让父亲在九泉之下安息……
（编辑 墨非）
一
我23岁时结了婚，两年后生了女儿，繁重的家务几乎把我拖垮，好不容易熬到女儿上小学一年级才松了一口气。然而就在这时候丈夫突然有了外遇，而且把女人带回家中，一夜之间我陷入痛苦的深渊，对生活完全丧失了信念，徘徊在绝望的边缘……
当时父亲正在南方出差，得知此事急忙奔回北京，当天就来到我的住处，像知心朋友那样对我说：“做人要有骨气，要自信，自强，他要和你分手，那就让他走好了，强扭的瓜不甜。你还不满30岁，前头的日子还长着呢，受点委屈没什么了不起，千万要想得开……”那时候我死的心都有，真不想活了，在他的开导下，我毅然走上法庭，结束了这桩不幸的婚姻。
离婚以后，1991年我又下岗了，这真可谓雪上加霜。生性好强的我为了寻求生路，匆匆忙忙把仅有的几千块钱从银行里取出来，加入了首饰传销的行列。想不到，我落入了虎口，那家台湾公司不久就被取缔了，老板带着资金逃之夭夭，所有上当受骗的老百姓上告无门，就这样，我所有的积蓄打了水漂。在处境艰难的情况下，父亲为我筹了—笔钱，让我学开出租车，就这样，我和女儿的生活基本上有了保障。但是好景不长，由于劳累过度我患了肾炎，红白血球都在4个加号以上。迫不得已，我把车还给了公司，生活来源被切断了，温饱没有保障，还要讨医药费，无可奈何，我把一室一厅的房子租了出去，这是唯一的财源。
那个冬天特别冷，我带着女儿搬到楼下的抗震棚里，西北风像刀子一样从四面墙缝钻进来，我的肾病怕受凉，住进去以后病情更加严重了。父亲看我住在那间棚子里实在可怜，即刻决定让我搬回家住。从此深深的愧疚缠绕我的心头，父亲一辈子企盼儿女能成大器，但是，我和大弟初中还没毕业就插队去了，回城以后当了工人。二妹、三妹、小弟统统高考落榜，这对父亲是一个很大的打击。那时候他在某机关任办公室主任，与国外联络频繁，经他手为许多人的子女出国上学找过担保，惟独自己的孩子未能走进大学校门，更谈不上出国深造。每当提起这些事，就像鞭子抽在他身上，使他感到无地自容。父亲是—个很要面子的人，愿子女们个个都像个样子，而我的落魄，无疑使他心灵的创伤更加沉重。我犹犹豫豫不想回家给父亲增添负担，可是我无能为力，望着他那一脸的憔悴，很不情愿地回到父母家中。
二
父母家虽然住着三室一厅的单元房，但是大弟、弟媳、侄子，还有小弟都住在一起。我回去以后，父亲在客厅里安了一张小床，让我和女儿住进他和母亲的房间，母亲有风湿病，父亲希望我和母亲互相照顾，但是大弟和弟媳的脸色很不好看，从内心里容不下我，在他们的眼里我是外人，俗话说，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我不该回娘家占地方。小弟已经到了谈恋爱的年龄，他的房间常有女友光临，不便打搅他。这样一来家里就没有一间空房子了，过去全家吃过晚饭都拥到客厅看电视，自从父亲安了小床便受到约束，每晚9点30分母亲便要我催促家人回屋睡觉，让劳累一天的父亲早点休息。
父亲虽然已经退休，但仍在工作，而且很有作为，社交也很广泛，晚上回到家还要接许多电话。自从我和女儿回来后，家里的矛盾一天天升级，有一回侄子赖在客厅里不走，非要看美国电影，母亲常年被病魔缠身，一般情况下不愿多说话，于是总让我出面维持家里的秩序。我把侄子叫出来说：“好孩子，回屋去吧，爷爷要休息。”话还没说完弟媳就指桑骂槐地对侄子说道：“你找揍哇，走!回屋去。”大弟接着话茬儿又说：“有本事自己买房子，甭在这儿添乱……”两口子一唱一和，使我感到很尴尬。
不久，爸爸的機关照顾困难户，分了一套一居室给他，爸爸想让弟弟一家搬出去，还没摊牌，大弟和弟媳就表态说：“我们愿意跟着爸妈一起过，搬出去不习惯……”我知道这是借口，实际上是怕另起炉灶开销大。后来爸爸自己搬出去了，他死活不让我走，让我留在妈妈身边。爸爸一个人住在外边，我心里难过极了，这一切都是为了我。
爸爸走了以后客厅又恢复了自由，大弟一家人常常守着电视看到很晚，我和女儿总是躲在母亲的房间里，生怕两家的孩子凑在一起打架。然而，我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女儿学校组织春游，头天晚上我给她买好了面包、香肠、可乐和水果放在冰箱里，不料吃晚饭时被侄子发现了，我说：“那是给妹妹准备的，她明天春游。”侄子把眼一瞪伸手就抓，女儿看看我的脸色没敢出声，弟媳在一旁冷笑着说：“怎么一家人两样待遇……”我心里翻江倒海似地难受，泪水止不住往下流，恨不能马上带女儿离开这个家。
碰巧爸爸回来了，他发现我和女儿眼泪汪汪的，他沉默了—阵，掏出20块钱塞给女儿，算是把这件事压了下去。家里的事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父亲住进一居室不久，二妹一家就接到了搬迁的通知，临时房屋位于北京的郊区，离二妹上班的地方很远，二妹不能像往常那样赶回家中为孩子和丈夫做午饭了。善于精打细算的二妹要父亲把房子让给她，这样既能解决眼下的困难，还能把临时房屋租出去增加收入。父亲起初没答应，她便要回娘家住，用她的话说爸妈应该一碗水端平，能容别人也能容她。父亲作难了，想想二妹确有难处，万一二妹耍混带着一家人回去了，大弟和弟媳非闹翻天不可。
无奈，父亲悄悄地把房子让给了二妹，重新在客厅里支起那张小床，于是矛盾又来了，妈妈每晚9点30分仍然要我把家人从客厅里撵走，或者干脆把灯一关让父亲躺下睡觉。第一个闹腾的还是侄子，那时候正在播放电视连续剧《还珠格格》，一家人看得入迷，侄子看完了接着还要看其它节目，我让大弟哄侄子走，弟媳扭着侄子的胳臂喝道：“你这孩子怎么这样不自觉，走哇!”她板着脸，狠狠地把门一摔。那刺耳的摔门声，深深地刺痛着我的神经，使我心里阵阵发颤。
爸爸向来不发火，家里的事情总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任凭谁说什么都不放在心上。但是，他所作出的每—个决定谁也不敢不服从，他的权威地位是不可动摇的，尽管大弟和弟媳时不时找岔子闹事，爸爸却稳坐钓鱼台，一声不响。刚刚安静了几天，三妹又出事了，三妹是我们姐妹中最漂亮的一个，相貌身材都属一流。她是职高毕业生，先做了一年礼仪小姐，后来转到一家五星级酒店做客房部主管。 三妹是家里最体面的一个女孩子，深得父亲的宠爱，在朋友面前父亲总夸三妹如何如何，谁也想不到她会出事。然而，刚刚结婚不久的她被台湾商人勾去了。她在电话里对我说：“大姐，那个台湾人很有钱，他答应送我—辆车……”我当时就告诫她千万小心，这种事要慎重。然而三妹鬼迷心窍，早就和那个人混在一起了。一天晚上，她告诉丈夫酒店有事不回去了，早有预感的三妹夫半夜来到酒店，根据线索找到那个台湾人的房间，因有明文规定服务台不准打搅客人，于是躲在门外窥探房间里的动静。果不其然，天没亮三妹就从那间房子里溜了出来。三妹夫一把抓住她拖进那间屋里，要那个台湾人将夜晚发生的事情作出交待。那个男人吓破了胆，哆哆嗦嗦把全过程都写了出来，并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三妹夫是个遇事冷静的人，尽管气得脸色煞白，却没碰那台湾人一下，也没动妻子一指头，而是当天把三妹带回家中，当着父亲的面要她自己陈述昨晚发生的一切，三妹执迷不悟，硬要和新婚丈夫离婚，梦想和那个台湾人远走高飞。父亲苦口婆心，一连和她谈了三个晚上，劝她认清现实，回到丈夫身边。三妹不撞南墙不死心，依然对那个台湾人抱有幻想，就在这时台湾人的妻子飞到北京，通过有关部门反咬三妹一口。事情越闹越大，为了顾全大局，酒店不得已把三妹除名了，这时她才清醒。但是已经无法挽回了，三妹夫坚决要求离婚，而且已经上诉。
三
父亲为这件事很伤心，三妹原本是他的骄傲，现在却给他抹了一脸黑，这一下子家里全乱套了，三妹回到了娘家。她住在谁的屋里都不合适，我和母亲的房间已经够挤了，父亲发话让三妹住进客厅，他把小床搬到厨房边上的过道里，那张床像一只漂泊的船搬来搬去，我心里酸酸的，全家人都有安身之处，惟独把父亲挤在外边，而这套房子的主人是父亲自己，他却把享受的权利给了子女。即便如此，大弟和小弟依然嘟嘟嚷嚷，容不下出嫁的姐妹在家里长住。爸爸此时正在筹备一个会议，天天忙得团团转，而家里这个烂摊子又不能不分心，他消瘦了许多。妈妈是个病人，有心而力不足，家庭的重担都压在爸爸一个人身上了。
这天小弟屋里又来了女友，午夜12点钟还在打闹，爸爸忍不住去敲房门，小弟横眉怒目地问道：“干什么？”爸爸压住心头的火，请屋里那个染了—头黄毛的女孩儿快走。那女孩哼了—声，“咯咯”地笑着走了出来，小弟跟在她的后面一起下了楼。爸爸摇摇头，叹息—声，黯然神伤地坐在了沙发上。
小弟走后两天没回家，爸爸牵肠挂肚，喃喃自语：“唉!我当了那么多年的书记，却连自己的孩子都管不住，我好没用……”他心乱如麻，六神无主，有一天，他骑车到外贸部办事，就在低头锁车的时候，车筐里的皮包不翼而飞，那里面有他刚刚买的4张机票和8000元差旅费，还有会议上的各种文件和身份证。爸爸顿时呆傻了，像木桩一样立在那里，全身的血液都凝固了，不知什么时候才醒过神来。然而，丢失的东西无论如何也找不回来了，他疯了似的在街头乱转，像孩子一样急哭了。那天他很晚才回家，进屋没说一句话就睡了，愤恨与无奈压迫着他的心脏，当晚，他住进了医院。
第二天，父亲就从病床上爬起来，照例坚持按时出席会议，他马上派人补了飞机票，办了临时身份证。几天以后，爸爸带病出差了，家里的事情全由我代理，三妹尚未找到工作，小弟的女友做了人流，天天就睡在小弟的屋里。我不但要侍奉母亲，还要给全家人做饭。身体的劳累可以忍受，但是大弟一家人还是那样盛气凌人，使我永远处在寄人篱下的地位。三妹天天泡舞场，小弟和他的女友公开同居，我说话谁也不听，在这个家里，我没有大姐的尊嚴。考虑再三，我感到父母家不是久留之地。那时我的病已经好多了，就在爸爸返回北京的前夕我不辞而别，带着女儿又回到了抗震棚里。当时我认为，这就是我对父亲表示谢意，并以此减轻他老人家的负担。但是，我想错了。
爸爸回来后发现我不在了，心如刀绞一般，他说他需要我，他要我帮他料理这一摊子家事。就在这时，家里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混乱：大弟的单位给了房子，但是他把房子卖了，钱存在银行里；小弟媳鬼机灵，家务事一概不伸手，油瓶子倒了都不扶一下；大弟媳傻厉害，唠唠叨叨，没完没了。那是一个双休日，我买了一些水果给父母送回家，一上楼就听见屋里大吵大闹，打开单元门只见大弟媳和小弟媳扭成一团，两个女人互相揪着对方的头发不松手。小弟突然插进来把大弟媳推到一边，大弟打了小弟一拳，爸妈急得直跺脚。小弟媳冷嘲热讽地说道：“想把我们赶走没门儿!咱们走着瞧。”“你算什么东西，凭什么住我们家?”大弟媳毫不示弱地还击。
“都给我住嘴!我活一天这个家我说了算。”爸爸气喘嘘嘘地制止道。
接着，他让三妹去一个单位面试；让小弟和女友正式登记结婚；让大弟把房子收回来。他对家中的事作了重新调整。鉴于大弟一家仍留在家中，我没有再回到父母身边。
这一年妈妈的风湿病越来越重，爸爸的心脏也越来越承受不住了，1998年春节，全家人聚到一起，埋头吃饭，各想心事。爸爸靠在床头，嘴里哼哼着，他想让我们姐妹兄弟都像小时侯那样又说又笑，一个个欢蹦乱跳聚在他身边。可是他已经力不从心，想用语言表达心里的意思都很困难了。大年初二，爸爸要去厕所，我扶他进去以后关上门，等了好一阵没动静，推门一看他倒在了地上。到了医院时，他的瞳孔都已放大了，人工呼吸根本不起作用，爸爸没有留下一句话，就这样和我们永别了。
围着父亲的遗体，兄弟姐妹哭成了泪人，这时候我想起在文化大革命时的情景：当时爸爸在一个工厂当支部书记，人们把他押上台，让他弯腰下跪；妈妈在家里哭，我带着大弟、二妹到外边探听风声。那时我7岁、大弟5岁、二妹3岁，三妹和小弟还没出生。看着爸爸被人们搡一把，踢一脚，我只知道害怕却不会哭。我走到哪儿，弟弟妹妹跟我到哪儿，我们手牵着手，生怕把谁丢下……
现在我们都长大了，爸爸却老了。他老人家为工作鞠躬尽瘁，为子女操劳一生，永远地离开了我们。这个家还有母亲在，我多么渴望少一些争斗，多一些关爱，至少大家是爱父亲的，让父亲在九泉之下安息……
（编辑 墨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