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休金问题是全球性挑战之一。无论是200年前还是200年后，我们总是得设法通过某种金融手段来筹集资金，以便让那些无法或决定不再继续工作的人维持生计。这个问题始终存在，但解决方法却因时间和地点的不同而大相径庭。
　　全球的退休机制多种多样，但资金基本上都是三个来源：政府、用人单位和个人积蓄。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这三类资金的比重会有所差异。
　　在全球范围内，受影响最大的一直是第二类资金（以及第一类资金中的一部分），因为一直以来许多退休津贴都由用人单位、行业或者通过国家机关以“固定福利”的形式提供。
　　“固定福利”，顾名思义，就是如果你的工龄达到一定长度，你就能得到一笔数额固定的钱。等你退休后，每年都能按这样的数目拿到津贴。但在本世纪初，全球范围内的资产价格普遍下跌，包括股票资产，与此同时，全球范围内的利率也普遍下降。为固定福利提供资金的资产价值在下跌，用人单位再也无力或者不愿承担这样的风险。提供固定福利的各国政府也受到了同样的打击。
　　就美国公共养老金体系而言（针对各州政府公务员的养老金系统），现在的资金缺口，即资产和负债的差额，为3万亿美元，占美国GDP的20%。这是一个天文数字，在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都是如此。这已经成为一个颇具冲击力的挑战。
　　另一个问题来自于长期形成的人口结构。在美国，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人开始退休，他们的人数为7700万（美国总人口大概有3亿多），他们对宏观经济有很大影响。美国处于老龄化阶段，这就是说领取退休津贴的人越来越多，而从事经济活动并提供这些津贴的人越来越少。这是一个全球性问题。资金缺口和老龄化共同给我们带来了挑战。

廓清退休收入流

　　我们怎么应对这个挑战？在进行优化组合，找到所需的计算方法、解决手段之前，你首先要做的是明确目标。人们在制定解决方案时很少会先停下来确立目标，特别是在退休问题上。
　　我们设定的目标是退休后有充足的资金，可以保持工作期间后半段的生活水平。多数人都希望自己的生活水平处于均衡状态。你不会希望退休后的生活水平比工作时大幅度下降，也不会期望工作时过得非常艰苦，退休后锦衣玉食。人人都想让它保持均衡。从概念上理解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它影响着我们的解决方案。而在真实世界中，你的生活会不断变化，会有起有伏，世事无常。因此，你不能设立一个恒定的退休目标，你必须根据自己的生活状态实时调整这个目标。如果你的情况越来越好，那是好消息。如果你对退休生活要求较高，你就得进行较多的积累。如果情况没有你期望的那么好，那很不幸，但降低预期可以部分抵消这种不利局面。这就是我们解决问题的理论基础。
　　找到这个理论基础后，你必须将你所设定的目标，也就是生活标准转化为具体的财务目标，然后用这个财务目标来确立进行优化的目标函数。怎么描述生活标准呢？我认为它不应是一笔数目固定的资金，而应该是收入流，收入流是保持生活标准的基础。所以，我们的目标应该是一个收入目标，而非财富目标。目标函数将是这样的：尽量提高实现目标收入水平（用替代率表达）的可能性，限制条件是最低收入。所以，你的努力方向不是每年获得多少收入，而应该是让退休收入足以替代工作时的收入，以便保持生活质量不变。从数字上讲，替代率可能是70%，这意味着如果你工作时的收入是5万美元，退休后要保持生活水平不变，你需要3.5万美元——后者较低是由于你不再储蓄等原因。

优化退休资产组合

　　确立目标后，制定解决方案的下一步就是确定其中的关键标准。
　　如果想要解决方案真正奏效，首先需要一个稳健而灵活的低成本投资策略。它利用所有专门用于退休的资产（不是一个人的全部资产）并尽可能提高实现目标的可能性。
　　其次，一个目标有可能无法实现的风险。你得确定并管理这种风险。
　　第三，要把所有退休资产整合起来，使投资组合合理化，而不是只考虑其中一部分。解决方案应是根据每个人的目标、收入水平、退休时间以及所拥有的资产量身定做的。你的目标是保持你的生活水平，而不是所有人的平均生活水平。这种想法在技术层面上非常有挑战性。但现代技术（包括IT、通信、计算机技术，以及现代金融技术和学习曲线）可以实现这一点。如果能按照每个人的支出情况量身定制解决方案，福利水平就会提高很多。解决方案必须是动态变化的，因为这个世界——每个人的世界和所有人的世界（市场）都在变化。在出现新的信息时，所有合理化方案都要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为了适应每个人的情况，它还得基于每个人的具体信息。除了年龄、性别等之外，最重要的个人信息是你的收入，因为我们的目的是保持你的生活水平不变。
　　第四，这个系统不仅要能够运转，而且必须有效。对所有参与者，对根本不了解情况的人来说，都必须表现良好。就行为研究所揭示的实际情况而言，即使受过高等教育，或取得博士学位，甚至是经济学家，也不会为退休做什么准备，而且是经年如此。大多数情况下，只有马上就要退休的人才会考虑自己的退休生活。所以在建立这个系统的时候，要假设人们在多数情况下提供的信息都是不准确的。这是制定解决方案的一个要点。
　　第五点，要为参与者提供有实际意义的信息和有实际意义的选择。要让事情变得不那么神秘，就不能问别人他们希望自己的退休资产中有多少泰国房地产投资，也不能问他们资产中债券和权益的配置比率应该是多少。对作决定的那个人来说，这些问题没有任何意义。行为金融学和行为经济学告诉我们，如果你给别人过多没有实际意义的信息，对方的反应就会是敬而远之，避而不谈。
　　最后，再次审视“固定福利”给退休制度带来的冲击，冲击使出资方（政府、企业或行业）蒙受了巨大损失并面临很大风险，现在它们不愿再面对这样的损失和风险了。已经没有人提供新的固定福利，多数固定福利也设置了上限。并且，做好固定福利的成本高得难以置信且令人无力负担。
　　如果由政府出资，情况会变得非常复杂，原因是这涉及到两代人之间的资金转移。在两代人之间转移资金并没有错，但这样的转移方式需要直观而明确，比如通过补贴、税收或其他一些途径，而不能把它隐藏在含糊不清的资产分配和预算编制之中。 　　目前的方案满足不了解决方案的这些标准，无论是固定福利还是固定缴费。固定缴费，从名字上就可以看出，意思是每年存缴一定数目的资金，比如说年收入的10%。但退休后能拿到多少钱取决于投资情况。采用固定福利时你可以知道退休时会得到什么，采用固定缴费则不会知道。你所知道的是缴费的数目。对多数人来说，这不像固定福利那么有吸引力，因为它让个人承担了很大的风险。但实际情况是我们无法让固定福利制度很好地运转起来，前面所说的3万亿美元资金缺口只是美国退休体系的一部分。一些国家在大约20年前就已经调整了它们的退休体系：澳大利亚和智利当时就已经采用固定缴费体制，甚至在政府部门也是如此。虽然现在它们还需要做很多工作，但它们的情况已经和目前的美国、英国和欧洲大陆不同。

设计良性运转的体系

　　哪些要素让我们的解决方案和现实体系真正存在差别？换言之，我们的解决方案真正让人受益的是哪些要素呢？
　　第一，要意识到你必须用所有资产来作出决定。只有考虑到所有资产才能对投资组合进行合理化调整。
　　第二，当我们以收入流为目标时，就不能用财富来衡量这个投资组合。收入风险和财富风险存在实质性差别，因此二者的优化也各有不同。如果你用错误的单位进行优化，得到正确结论的可能性就非常小。在美国，保值方面最安全的资产是美国国债。90天期国债的月滚转收益率从未降至零以下，也就是从不亏损，它总是带来回报。但如果以这笔资产带来的收入为目标，它就会变得风险极大，你的收入水平可能因为利率起伏从4万-5万美元变成了5000美元。如果用收入作为目标来衡量，在国债、长期债券和股票（全球股票）三种资产中，长期债券是必然选择。
　　第三，投资是一个过程。我们要设法采用动态策略，甚至需要放弃超过目标的收益，并利用这些资源提高实现目标的几率。在一名退休者拥有相同资源和投资引擎的情况下，通过采取精明的策略，集中注意力并详细进行优化，可以极大地提升成功的可能性，这是真正的效率。
　　总之，建立退休制度和积累养老资金是一项长期而庞大的工程，无法在一夜之间完成。考虑这个问题时，应当目光长远，同时要考虑眼前的现实。美国现在有3万亿美元的资金缺口。对这样的缺口，政府没有什么好办法，政府不会变魔术，政府可以对所有人征税，也可以出售资产，但并没有一项政策或一个计划可以轻松地填补这3万亿美元资金缺口。在填补资金缺口方面，不论缺口大小，都必须通过转移的方式进行。而成本必须由各方共同分担，每个人可能都要做出牺牲。我们的解决方案解决不了这个缺口。我们的解决方案是建立一个设计良好的体系，从而不会在今后20年内形成20万亿美元的新缺口。实际上，美国有3万亿美元的缺口并不是什么恶性事件，不过数十年的系统性估值偏低和缴存不足却是美国必须直面的未来问题，必须使这一代人和他们的后代能有一个运转正常的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