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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了较长时间的沉寂，越窑青瓷在中唐之后开始了新一轮的发展。王哲，一个以船运为生的商人，以超级玩票的方式介入了青瓷的制造和生产，不仅创制出了匣钵，还配制出为后世瞩目的秘色瓷釉色，成为青瓷历史上的超级票友。
青瓷的复苏
“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这是唐朝诗人陆龟蒙盛赞越窑青瓷的诗句。一句“千峰翠色”，将越窑青瓷震慑人心的魅力描述得气韵悠然，令人神往。
“千峰翠色”到底是何种境界?在越窑青瓷千余年的历史中，又走过怎样的过程才达到那样的高度呢?
其实，在西晋之后、唐代之前，越窑青瓷的发展一直不太顺利。从唐开始，越窑青瓷逐步复苏，特别是进入中唐之后，突然快速发展起来。当然，这个突然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
中唐以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对外贸易的开放，特别是禁铜和饮茶风气的盛行，青瓷作为饮茶用具，成为雅俗共赏的生活必需品，瓷器的社会需求大幅增加，东晋以来一直停滞不前、低迷徘徊的越窑青瓷生产，获得了空前的发展机会。
在青瓷发展史上，每一个关键时刻总有重要的人物推动着行业走向更高境界。
玩票的商人
曹娥江是浙江东北部最为重要的运输通道，所有的物资和商品主要经由这条水路运输，船是这条江上移动的货舱。
仪表不俗的王哲，拥有几条移动货舱，往外运输的主要商品则是产自曹娥江中游两岸的越窑青瓷。
毫无疑问，王哲本质上是一个经营运输业的商人，多拉快跑地赚钱应该是他的主要追求。然而，他的兴趣却与青瓷有着直接的关系。
出生在上虞的王哲自小就有一种特殊的偏好，那就是对青瓷制造的研究。当然，生活在越窑青瓷的核心地带，被这里的氛围所熏陶是极为正常的事情。
但是，让人意外的是，他喜欢亲自到窑场和窑匠们一起动手制作，而且对青瓷制造的工艺怀有极其浓厚的兴趣。
站在商人的角度，王哲是一个典型的青瓷玩票者。可能不会有人把他和即将到来的越窑青瓷的盛大发展直接挂钩，但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
王哲的青瓷情缘
王哲是个复杂的人，很难准确地把握他内心真正的想法。但是，一个明显的现象是，他的心似乎完全被青瓷吸引了。
更多的时间，他把运输船队交给家族去经营，而自己却一门心思地投入到青瓷的世界当中。
上浦是上虞越窑的核心区，王哲在这里开办了一家青瓷窑场，目的就是有一个独立的自由空间，让自己的想法随时随地实现。
正是这样一个玩票的场所。即将开肩越窑青瓷全新的纪元。
这个时期，越窑青瓷的生产得到快速迅猛的发展，窑场分布地区大为扩大。除当时属于越州的上虞、绍兴、嵊县外，属于明州的余姚、慈溪、宁波、宁海、奉化等地也都纷纷建立窑场。特别是慈溪的上林湖、古银锭湖一带，渐渐成为越窑青瓷发展的又一个中心产区。
上虞越窑除了在传统产瓷区上浦的窑山、凌湖山、象鼻山等地继续烧制外，还在周围的仙人山、叶家山、大鱼山等地新开辟了大量的窑场，一时间窑场数量快速增加，规模成倍扩大，器物种类日益增多，而青瓷质量也越来越精美。
王哲的窑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办的。他虽然是基于对青瓷制作的狂热爱好，但是，青瓷制造业在那个时期的发展态势说明，它的投资回报是较为明显的。
在六朝青瓷造型的基础上，这个时期青瓷又有了新的发展。产品种类极大地丰富，使用范同日益广阔，在生活中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要。仅从日用器皿的角度来看，就有几十种门类、上百种形态，包括盘、碗、罐、盆、灯盏、唾壶、熏炉等等(图1)。
此外，用作建筑材料的筒瓦和记录死者生平的墓志罐也出现了，还有作乐器的，例如鸟形哨和鱼形哨，这是越窑工匠充分利用瓷器特性的例证(图2)。
可以说，此时的越窑青瓷正在走向另一个成熟期。但是，越窑青瓷需要突破，需要超越，而这一切都迫切需要一个关键性人物的出现。
风气之先
作为肯瓷的玩票者，王哲是特别的，因为他对青瓷制造具备专业的水准；作为商人，王哲又绝对是精明的，这从他开办自己的窑场就能看得出来，而他对市场的敏感无疑出于天性。
鉴于市场对青瓷产品要求的不断提升，传统的器形和釉色显然已经不能完全满足社会的需求了，这对于商人出身的王哲意味着巨大的利润空间。如果能及时抓住这个机会，就可以确立自己的优势。
然而，从何处入手呢?求新求变的结果会被中场接受吗?
王哲决定要做一些尝试和探索。善于观察、注重细节是下哲的特点。同时他还拥有极高的艺术天分。王哲信奉真正的青瓷精品应该源于生活、源于自然，他的思维具有原生态创作的质朴的理念。
曾娥江两岸的山中植物非常茂密，这样的环境带给王哲很多灵感。他想，能不能把看到的植物花草移植到青瓷身上呢?
王哲决定尝试一下，尽管他的心里也没有底。
他把自然界中常见的花朵、瓜果和藤蔓都用线条画在纸上，然后加以提炼；同时，他还设计出了式样新颖的瓜棱状器型，包括有瓜棱执壶、水孟和粉盒等多个品种(图3)。
这是一次趣味性的创新，也是一次成功的冒险。瓜棱状器型的创制实现了越窑青瓷历史上的重要变化，影响到此后的数百年。
这种贴近生活的创新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王哲的创意不久就被各个窑场相继模仿并加以完善，成为那个时期青瓷的典型特征之一，而他的收益也迅猛增长。
王哲这个玩票的商人不小心成为越窑青瓷发展中一个划时代的关键人物。
在纹饰图案方面，王哲则尝试采用深厚的刀法，使纹饰呈现出浮雕一般的效果。利用简洁的线条，写意的手法，把荷花、海棠花和舒展的枝叶刻划到碗、盘的内心、壶身或者盒子盖上，偶尔还采用印花和镂雕的手法，诗人孟郊曾用“蒙茗玉花尽，越瓯荷叶空”将这种艺术美感刻画得淋漓尽致。
革新鼎故
青瓷产品质量的提高和工匠们对窑具的不断改进相关，在这个方面，王哲也同样煞费苦心。
周少华(浙江大学教授)：越窑在中唐以前，多采用明火叠烧的装烧工艺。所以，在器壁内外均留下支烧的痕迹，并在釉面上不可避免地留有泥痕和粘附着砂粒。
为了避免这个缺陷，工匠们发明了齿口圆筒形支烧窑具，结合垫圈、支钉垫烧，防止窑具与器物料连，大大提高了青瓷的成品率和产品的质量。
然而，市场需求永远在提出更高的要求。如何烧制出轻薄精巧的青瓷?如何在烧制过程中保证青瓷表面的光滑平整呢?。
费尽周折之后，王哲和其他工匠们终于创制一种前所未有的全新窑具，这就是匣钵。
匣钵一般分为两种，一为凹底匣钵，一为深腹平底匣钵。一只匣钵一般放一件器物，器物的底部与匣钵之间用泥点、垫环或者垫饼相隔。 由于把青瓷粗坯放在匣钵内烧，坯体受到匣钵的保护，器壁可以减薄，烟熏和落砂现象得以避免，同时使器物在烧制过程中免于因粘连、重叠而带来的损伤，也弱化了窑内气氛对器物的直接影响，使烧出的肯瓷更加光滑，产品质量进一步提高，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次技术革新，丁哲的制瓷天分再一次得到充分的发挥。
但是，他对青瓷历史的创造似乎并没有走到尽头。
“官搭民烧”的窑场
公元897年，唐昭宗时任镇海节度使的钱镠建立起了吴越国。历史进入到唐朝和五代十国重叠的阶段。
终吴越一朝，钱氏集因为了巩固其统治，以“保境安民”为国策，对中原朝廷忠心耿耿，年年供奉，其中就包括把本地制造的造型优雅、釉色晶莹的越窑瓷器作为重要的纳员特产。因其数最巨大，质量要求是上乘，直接促进了越窑的繁荣。
北宋的苏东坡曾在他的文章中这样叙述：在吴越数千里的范围内，经济发达，物产丰富，奇珍异宝数不胜数。
为了纳贡，吴越国钱氏采取唐朝贡窑的做法，让境内的窑场烧造宫廷用瓷和进贡庸、凿、辽、宋等国的贡瓷，而王哲的窑场也被纳入其中。
周少华：事实上，从晚唐到北宋初，“贡窑”这种形式就一直存在。所谓“贡窑”，也称“贡瓷”，就是地方政府向中央朝廷贡奉的瓷器之总称。“贡窑”有“土贡”和“官贡”之分。所谓“土贡”，就是地方政府以土特产的形式向中央朝廷贡奉。所谓“官贡”，就是“官搭民烧”，“有命则贡，无命则止”。
朝廷委派官员监窑，北宋时期就有“殿前承旨，赵仁济监越州瓷窑务”的记载。把任务摊派给民间生产技术较高的窑场，征集精品贡奉朝廷。监窑宫的任务一方面是为朝廷提供精美的青瓷产品。另一方面是为朝廷征收瓷窑商税。
周少华：这时的越窑主要还是以生产民用瓷为主，专门为朝廷生产瓷器的官窑尚未产生，“官搭民烧”是这个时期生产“贡窑”的主要形式。“贡窑”，从窑场的性质来看还是属于民窑。
秘色内幕
贡窑的大量设置，对越窑青瓷产品质量的提高带来了积极的影响。在和匠人们的交流中，王哲对于釉料处理和施釉技术进行了多番尝试。在多次试验之后，王哲终于创制出一种釉的配方。这种釉的特点是高温下粘稠度比较大，不容易流釉，因此釉层可以涂得厚一些，器物外观就会显得饱满一些。
这一工艺的确立，给青瓷的发展带来了革命性的影响，其后被其它瓷窑完全继承并继续发展，到汝窑的时候，工艺则彻底成熟起来，乃至影响到整个宋代的青瓷业。
王哲在瓷坯上涂施一层土黄或青黄色的釉色，出窑后，滋润、均匀、不透明的釉色中隐露着润泽的青光，与历史上传说的“秘色瓷”的特征极其相似。
那么，究竟什么是秘色瓷?王哲发明的釉水配方与秘色瓷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1987年，陕西考古工作者在扶风县法门寺唐代地宫中发掘出16件越窑青瓷器。根据记录，这正是唐朝皇室供奉的秘色瓷。这也是第一次被证实的传闻中的秘色瓷。
一些研究者认为，“秘色瓷”是皇家用瓷，罕见于民间。推测唐代曾经设立过官窑，专门烧造宫廷用瓷和贡瓷。官员和庶民都不能使用，把这样的青瓷称为“秘色瓷”，这样的窑场称为“秘色窑”(图4)。
事实上，从近年来的考古发掘材料来看，并没有确凿证据显示唐代乃至北宋期间设立过官窑。尽管窑和窑的产品存在差异，但每个窑的产品中既有高档产品，也有粗劣的器物。并非全部符合朝廷用瓷的要求，朝廷用瓷可能基本上仍属于“制样须索”，“官搭民烧”，是民窑中的精品。
周少华：所谓“秘色瓷”，事实上它是越窑青瓷精品的一种特殊称谓，它是历代“贡瓷”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越窑青瓷的发展过程中，唐代以后，历朝历代都有“秘色瓷”，但是，它们并没有统一的标准，人们习惯将这类作为“贡瓷”的越窑青瓷精品称为“秘色瓷”。
难能可贵的是，王哲和他的工匠们一起发明了为后世倾慕的秘色瓷独特的釉色。秘色瓷作为瓷中精品，因主要供应宫廷和官府，因而罕见于民间。难怪诗人陆龟蒙以“千峰翠色”来形容那种清澈碧绿、晶莹润泽的釉色。
茶圣陆羽则在其所著的《茶经》中，将秘色瓷誉为“类玉”、“类冰”的瓷中极品。连著名的邢窑瓷也无法相比。
巅峰时代
这一时期，越窑青瓷凭籍“干峰翠色”般的莹润，开始在更广大的范围传播。施展它的影响力。隋朝时开凿的大运河不仅沟通和促进了南北的经济往来和文化交流，同样也让青瓷沿河北上，到达中原和北方地区。而另外一部分数量可观的青瓷则抵达明州港，也就是今天的宁波。运销海外。
根据目前的研究。越窑青瓷应该是从明州出海后沿着东亚和东非两条航路向海外传播。东亚航路由明州直通朝鲜和日本；东非航路由明州经泉州、广州，绕马来半岛，经印度洋。到达波斯以至地中海国家和东非，形成了青瓷的海上“丝绸之路”。
越窑青瓷的海外运销，直接影响了国外的制瓷手工业，许多国家都争相模仿中国的青瓷制造工艺，特别是日本、朝鲜和埃及。
青瓷的世界性传播，不仅改变了一些国家和民族的陈旧风俗，还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一些民族的发展。影响到宗教、葬仪和建筑等意识形态的许多方面，它的影响力在王哲的时代达到了巅峰状态。
曹娥江畔，王哲目送他的船队又一次驶向杭州湾，那些精美的青瓷即将展开另一段未知的旅程。也许历史根本记不住这样一个玩票的商人。但他无疑是一个历史的创造者。
青瓷的复苏
“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这是唐朝诗人陆龟蒙盛赞越窑青瓷的诗句。一句“千峰翠色”，将越窑青瓷震慑人心的魅力描述得气韵悠然，令人神往。
“千峰翠色”到底是何种境界?在越窑青瓷千余年的历史中，又走过怎样的过程才达到那样的高度呢?
其实，在西晋之后、唐代之前，越窑青瓷的发展一直不太顺利。从唐开始，越窑青瓷逐步复苏，特别是进入中唐之后，突然快速发展起来。当然，这个突然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
中唐以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对外贸易的开放，特别是禁铜和饮茶风气的盛行，青瓷作为饮茶用具，成为雅俗共赏的生活必需品，瓷器的社会需求大幅增加，东晋以来一直停滞不前、低迷徘徊的越窑青瓷生产，获得了空前的发展机会。
在青瓷发展史上，每一个关键时刻总有重要的人物推动着行业走向更高境界。
玩票的商人
曹娥江是浙江东北部最为重要的运输通道，所有的物资和商品主要经由这条水路运输，船是这条江上移动的货舱。
仪表不俗的王哲，拥有几条移动货舱，往外运输的主要商品则是产自曹娥江中游两岸的越窑青瓷。
毫无疑问，王哲本质上是一个经营运输业的商人，多拉快跑地赚钱应该是他的主要追求。然而，他的兴趣却与青瓷有着直接的关系。
出生在上虞的王哲自小就有一种特殊的偏好，那就是对青瓷制造的研究。当然，生活在越窑青瓷的核心地带，被这里的氛围所熏陶是极为正常的事情。
但是，让人意外的是，他喜欢亲自到窑场和窑匠们一起动手制作，而且对青瓷制造的工艺怀有极其浓厚的兴趣。
站在商人的角度，王哲是一个典型的青瓷玩票者。可能不会有人把他和即将到来的越窑青瓷的盛大发展直接挂钩，但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
王哲的青瓷情缘
王哲是个复杂的人，很难准确地把握他内心真正的想法。但是，一个明显的现象是，他的心似乎完全被青瓷吸引了。
更多的时间，他把运输船队交给家族去经营，而自己却一门心思地投入到青瓷的世界当中。
上浦是上虞越窑的核心区，王哲在这里开办了一家青瓷窑场，目的就是有一个独立的自由空间，让自己的想法随时随地实现。
正是这样一个玩票的场所。即将开肩越窑青瓷全新的纪元。
这个时期，越窑青瓷的生产得到快速迅猛的发展，窑场分布地区大为扩大。除当时属于越州的上虞、绍兴、嵊县外，属于明州的余姚、慈溪、宁波、宁海、奉化等地也都纷纷建立窑场。特别是慈溪的上林湖、古银锭湖一带，渐渐成为越窑青瓷发展的又一个中心产区。
上虞越窑除了在传统产瓷区上浦的窑山、凌湖山、象鼻山等地继续烧制外，还在周围的仙人山、叶家山、大鱼山等地新开辟了大量的窑场，一时间窑场数量快速增加，规模成倍扩大，器物种类日益增多，而青瓷质量也越来越精美。
王哲的窑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办的。他虽然是基于对青瓷制作的狂热爱好，但是，青瓷制造业在那个时期的发展态势说明，它的投资回报是较为明显的。
在六朝青瓷造型的基础上，这个时期青瓷又有了新的发展。产品种类极大地丰富，使用范同日益广阔，在生活中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要。仅从日用器皿的角度来看，就有几十种门类、上百种形态，包括盘、碗、罐、盆、灯盏、唾壶、熏炉等等(图1)。
此外，用作建筑材料的筒瓦和记录死者生平的墓志罐也出现了，还有作乐器的，例如鸟形哨和鱼形哨，这是越窑工匠充分利用瓷器特性的例证(图2)。
可以说，此时的越窑青瓷正在走向另一个成熟期。但是，越窑青瓷需要突破，需要超越，而这一切都迫切需要一个关键性人物的出现。
风气之先
作为肯瓷的玩票者，王哲是特别的，因为他对青瓷制造具备专业的水准；作为商人，王哲又绝对是精明的，这从他开办自己的窑场就能看得出来，而他对市场的敏感无疑出于天性。
鉴于市场对青瓷产品要求的不断提升，传统的器形和釉色显然已经不能完全满足社会的需求了，这对于商人出身的王哲意味着巨大的利润空间。如果能及时抓住这个机会，就可以确立自己的优势。
然而，从何处入手呢?求新求变的结果会被中场接受吗?
王哲决定要做一些尝试和探索。善于观察、注重细节是下哲的特点。同时他还拥有极高的艺术天分。王哲信奉真正的青瓷精品应该源于生活、源于自然，他的思维具有原生态创作的质朴的理念。
曾娥江两岸的山中植物非常茂密，这样的环境带给王哲很多灵感。他想，能不能把看到的植物花草移植到青瓷身上呢?
王哲决定尝试一下，尽管他的心里也没有底。
他把自然界中常见的花朵、瓜果和藤蔓都用线条画在纸上，然后加以提炼；同时，他还设计出了式样新颖的瓜棱状器型，包括有瓜棱执壶、水孟和粉盒等多个品种(图3)。
这是一次趣味性的创新，也是一次成功的冒险。瓜棱状器型的创制实现了越窑青瓷历史上的重要变化，影响到此后的数百年。
这种贴近生活的创新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王哲的创意不久就被各个窑场相继模仿并加以完善，成为那个时期青瓷的典型特征之一，而他的收益也迅猛增长。
王哲这个玩票的商人不小心成为越窑青瓷发展中一个划时代的关键人物。
在纹饰图案方面，王哲则尝试采用深厚的刀法，使纹饰呈现出浮雕一般的效果。利用简洁的线条，写意的手法，把荷花、海棠花和舒展的枝叶刻划到碗、盘的内心、壶身或者盒子盖上，偶尔还采用印花和镂雕的手法，诗人孟郊曾用“蒙茗玉花尽，越瓯荷叶空”将这种艺术美感刻画得淋漓尽致。
革新鼎故
青瓷产品质量的提高和工匠们对窑具的不断改进相关，在这个方面，王哲也同样煞费苦心。
周少华(浙江大学教授)：越窑在中唐以前，多采用明火叠烧的装烧工艺。所以，在器壁内外均留下支烧的痕迹，并在釉面上不可避免地留有泥痕和粘附着砂粒。
为了避免这个缺陷，工匠们发明了齿口圆筒形支烧窑具，结合垫圈、支钉垫烧，防止窑具与器物料连，大大提高了青瓷的成品率和产品的质量。
然而，市场需求永远在提出更高的要求。如何烧制出轻薄精巧的青瓷?如何在烧制过程中保证青瓷表面的光滑平整呢?。
费尽周折之后，王哲和其他工匠们终于创制一种前所未有的全新窑具，这就是匣钵。
匣钵一般分为两种，一为凹底匣钵，一为深腹平底匣钵。一只匣钵一般放一件器物，器物的底部与匣钵之间用泥点、垫环或者垫饼相隔。 由于把青瓷粗坯放在匣钵内烧，坯体受到匣钵的保护，器壁可以减薄，烟熏和落砂现象得以避免，同时使器物在烧制过程中免于因粘连、重叠而带来的损伤，也弱化了窑内气氛对器物的直接影响，使烧出的肯瓷更加光滑，产品质量进一步提高，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次技术革新，丁哲的制瓷天分再一次得到充分的发挥。
但是，他对青瓷历史的创造似乎并没有走到尽头。
“官搭民烧”的窑场
公元897年，唐昭宗时任镇海节度使的钱镠建立起了吴越国。历史进入到唐朝和五代十国重叠的阶段。
终吴越一朝，钱氏集因为了巩固其统治，以“保境安民”为国策，对中原朝廷忠心耿耿，年年供奉，其中就包括把本地制造的造型优雅、釉色晶莹的越窑瓷器作为重要的纳员特产。因其数最巨大，质量要求是上乘，直接促进了越窑的繁荣。
北宋的苏东坡曾在他的文章中这样叙述：在吴越数千里的范围内，经济发达，物产丰富，奇珍异宝数不胜数。
为了纳贡，吴越国钱氏采取唐朝贡窑的做法，让境内的窑场烧造宫廷用瓷和进贡庸、凿、辽、宋等国的贡瓷，而王哲的窑场也被纳入其中。
周少华：事实上，从晚唐到北宋初，“贡窑”这种形式就一直存在。所谓“贡窑”，也称“贡瓷”，就是地方政府向中央朝廷贡奉的瓷器之总称。“贡窑”有“土贡”和“官贡”之分。所谓“土贡”，就是地方政府以土特产的形式向中央朝廷贡奉。所谓“官贡”，就是“官搭民烧”，“有命则贡，无命则止”。
朝廷委派官员监窑，北宋时期就有“殿前承旨，赵仁济监越州瓷窑务”的记载。把任务摊派给民间生产技术较高的窑场，征集精品贡奉朝廷。监窑宫的任务一方面是为朝廷提供精美的青瓷产品。另一方面是为朝廷征收瓷窑商税。
周少华：这时的越窑主要还是以生产民用瓷为主，专门为朝廷生产瓷器的官窑尚未产生，“官搭民烧”是这个时期生产“贡窑”的主要形式。“贡窑”，从窑场的性质来看还是属于民窑。
秘色内幕
贡窑的大量设置，对越窑青瓷产品质量的提高带来了积极的影响。在和匠人们的交流中，王哲对于釉料处理和施釉技术进行了多番尝试。在多次试验之后，王哲终于创制出一种釉的配方。这种釉的特点是高温下粘稠度比较大，不容易流釉，因此釉层可以涂得厚一些，器物外观就会显得饱满一些。
这一工艺的确立，给青瓷的发展带来了革命性的影响，其后被其它瓷窑完全继承并继续发展，到汝窑的时候，工艺则彻底成熟起来，乃至影响到整个宋代的青瓷业。
王哲在瓷坯上涂施一层土黄或青黄色的釉色，出窑后，滋润、均匀、不透明的釉色中隐露着润泽的青光，与历史上传说的“秘色瓷”的特征极其相似。
那么，究竟什么是秘色瓷?王哲发明的釉水配方与秘色瓷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1987年，陕西考古工作者在扶风县法门寺唐代地宫中发掘出16件越窑青瓷器。根据记录，这正是唐朝皇室供奉的秘色瓷。这也是第一次被证实的传闻中的秘色瓷。
一些研究者认为，“秘色瓷”是皇家用瓷，罕见于民间。推测唐代曾经设立过官窑，专门烧造宫廷用瓷和贡瓷。官员和庶民都不能使用，把这样的青瓷称为“秘色瓷”，这样的窑场称为“秘色窑”(图4)。
事实上，从近年来的考古发掘材料来看，并没有确凿证据显示唐代乃至北宋期间设立过官窑。尽管窑和窑的产品存在差异，但每个窑的产品中既有高档产品，也有粗劣的器物。并非全部符合朝廷用瓷的要求，朝廷用瓷可能基本上仍属于“制样须索”，“官搭民烧”，是民窑中的精品。
周少华：所谓“秘色瓷”，事实上它是越窑青瓷精品的一种特殊称谓，它是历代“贡瓷”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越窑青瓷的发展过程中，唐代以后，历朝历代都有“秘色瓷”，但是，它们并没有统一的标准，人们习惯将这类作为“贡瓷”的越窑青瓷精品称为“秘色瓷”。
难能可贵的是，王哲和他的工匠们一起发明了为后世倾慕的秘色瓷独特的釉色。秘色瓷作为瓷中精品，因主要供应宫廷和官府，因而罕见于民间。难怪诗人陆龟蒙以“千峰翠色”来形容那种清澈碧绿、晶莹润泽的釉色。
茶圣陆羽则在其所著的《茶经》中，将秘色瓷誉为“类玉”、“类冰”的瓷中极品。连著名的邢窑瓷也无法相比。
巅峰时代
这一时期，越窑青瓷凭籍“干峰翠色”般的莹润，开始在更广大的范围传播。施展它的影响力。隋朝时开凿的大运河不仅沟通和促进了南北的经济往来和文化交流，同样也让青瓷沿河北上，到达中原和北方地区。而另外一部分数量可观的青瓷则抵达明州港，也就是今天的宁波。运销海外。
根据目前的研究。越窑青瓷应该是从明州出海后沿着东亚和东非两条航路向海外传播。东亚航路由明州直通朝鲜和日本；东非航路由明州经泉州、广州，绕马来半岛，经印度洋。到达波斯以至地中海国家和东非，形成了青瓷的海上“丝绸之路”。
越窑青瓷的海外运销，直接影响了国外的制瓷手工业，许多国家都争相模仿中国的青瓷制造工艺，特别是日本、朝鲜和埃及。
青瓷的世界性传播，不仅改变了一些国家和民族的陈旧风俗，还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一些民族的发展。影响到宗教、葬仪和建筑等意识形态的许多方面，它的影响力在王哲的时代达到了巅峰状态。
曹娥江畔，王哲目送他的船队又一次驶向杭州湾，那些精美的青瓷即将展开另一段未知的旅程。也许历史根本记不住这样一个玩票的商人。但他无疑是一个历史的创造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