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法国人，过圣诞都会循着一条固定路线：先去阿尔卑斯山下的阿纳西，赏玩过阿纳西湖，便坐窄轨列车翻阿尔卑斯山，去到勃朗峰下的霞慕尼。那是个高山小镇，物价非常有瑞士特色——比南欧贵出一倍。这小镇常见的木结构小饭馆里，大都只卖传统的瑞士干酪火锅——就是一个干酪锅，加点儿面包。我不间断吃了两三顿，便觉得腻——亚洲胃对乳糖，毕竟没那么顺遂。
　　某天午后，我为了改善伙食，咯吱咯吱踩着雪，满镇找亚洲馆子。最终我找到了一家印度餐馆。进门，见几张餐桌临着面墙，桌上放着一排酱料供顾客自取；墙上开个洞，见得到里面是厨房。一个人正在里面忙，我问了一声，那人便回头，弯腰从厨房洞里望我：“稍等啊！”
　　敢情这位既是老板，又是厨子。
　　老板后来说，他其实也有助手，只是那助手懒，只在晚饭时来帮厨；白天客人也少，店里一人足矣。我当日去时，老板正忙着做咖喱黄姜米饭，就问我要不要。我说要，老板又盯着看了我一会儿：“你是亚洲人吧？日本人？韩国人？中国人？”我说：“中国人。”老板又追问了一句：“那你能吃辣吗？我的米饭有点辣。”我答：“能吃。”我说能吃辣时，老板脸上浮现出“终于被我等到了”的神情。
　　店里没别人，于是我们坐一桌，面对面，吃咖喱黄姜米饭。老板边吃边观察我的反应，我点着头：咖喱辣甜又香，香茅和黄姜粉很入味。我不知道这些词用英语或法语怎么说，只好一股脑儿说，“好”“不算辣”。老板挺高兴。
　　晚饭时我再去，店主说有“阿鲁颇哈”。我不知道是什么玩意，只好盯着他做：似乎是香料腌过的米饭配土豆、酸奶和咖喱炒。端上来吃，觉得米饭很像意大利和西班牙人做的烩饭，没熟；味道也很怪异，说不出是香、臭、辣还是酸，但咬着牙吃顺了之后，意外地发现还挺好吃。猛然间一股酸辣冲了鼻子，免不了要打一个喷嚏。老板递过杯水，满脸的得意之情。
　　过了两天，我又去吃早饭，老板还是备了“阿鲁颇哈”，外加一种米饼，配两种辣酱——一红一绿。我吃时很天真，以为从颜色推之，红酱应该很辣，绿酱大概还清新。不料入了口才知道：绿酱辣得更冲。火烧火燎半晌，背上发热，太阳穴发紧，不时咕嘟嘟喝水。老板给自己烤了个蔬菜煎饼，问我要不要。我看那煎饼，香料和蔬菜混在一起，烘得半熟不生，不太敢尝试。
　　吃多了之后，彼此熟了，也能开玩笑了。我跟老板说，你们印度人，每次吃饭，除了咖喱肉类，就是各类主食——脆米饼、蔬菜烙饼、米饭、蔬菜炒饭——配各类酱，中国有些店还带印度飞饼呢，也没见你们会这手黄姜米饭。老板神色凝重，说这黄姜米饭，是用自家熬榨的姜汁腌过的米，再用自己调配的香料炒的；这两份蔬菜烙饼，这份烙时加了A酱和B菜，那份是C酱和D菜（这里用ABCD代称，是因为他说的那些材料，我一样都不懂得），很难得的！
　　我要出发去瑞士马蒂尼前一晚，过来吃饭，顺便跟老板辞行，还是要黄姜米饭。老板正在整理桌子，给每张桌子上换酱料的玻璃瓶；听我说要走了，就睁大一双印度人特有的水汪汪的眼睛，看去有些忧郁。他让助手整备咖喱饭，自己把酱料都推过来。
　　“你平时都不吃这些，今天你吃吃看！”
　　我挨个试了一小口。第一碟咖喱酱，半固态，嚼一口，像奶酪；咂一下味，辣劲直冲脑门。第二碟酱，刚吃时不辣，但时候略长，就觉得是冷辣：舌头口腔，包括吸气的鼻子，都被小针微刺，耳朵慢慢就热了起来。第三碟酱，咸辣，咸过之后，有鱼的香味。第四碟酱，一点都不辣，但很古怪：满嘴里一会儿甜，一会儿香；一会儿泛起八角味，一会儿涌起陈皮味。最后一碟，老板让我先别急，舀一勺刚端上来的咖喱饭——帮厨的那位忙完了，正摸着大肚子前的围裙微笑——就着最后一碟酱，一起下肚。刚进嘴，我就觉得耳朵嗡的一声，眼泪立刻流下来，紧闭着嘴，怕吐出来，只嫌鼻孔不够大，脑袋上没洞，不能喷气；又过了一会儿，满嘴劈里啪啦地爆炸开香味。我长舒一口气，把嘴张开了，呼哧呼哧喘。老板喜笑颜开，给我递水，问我够不够劲，我说好，好极了。
　　我吃完饭要走了，老板就从厨房里拿出五个小瓶，盛着那些咖喱酱，让我带走吃。我推辞，老板摇摇手，用大舌头般的印度英语跟我解释了半天，大意是：来这里滑雪的亚洲人已经很少，肯来连着吃他馆子的亚洲人更是少，东亚人里能吃辣的人更是少得可怜——他们只能吃一些淡而甜的日式咖喱。
　　结束这一串夸张的排比后，他接着道：“这些酱也很普通，给你吃，这是命运啊！”
　　那几瓶酱，我一直带回了巴黎，慢慢吃，一直到初春时节才吃完。每次吃时，我都想起这个老板。我从来没问起，他这么一个印度人，为什么会去到阿尔卑斯山的欧洲之巅，在这个连火腿和奶酪都不丰足的地方，执着地卖他的印度咖喱，研究他自己的咖喱酱配方呢？印度人会抒情而夸张地说，他们的香料有灵魂，我没去过印度，无从体验。但我却在欧洲，感受到一个远离故国的印度人对香料的爱，想起来，这或许真的是命运的安排。
　　责任编辑/刘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