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跟李登辉初次会面时,他是台北市长,后来出任台湾省政府主席,我们偶尔一块儿打高尔夫球。他办事勤奋努力,胜任有余,对上司谦逊有礼,对“总统”和原籍大陆的部长们尤其如此。蒋经国“总统”在1984年指定李登辉为副“总统”人选之前,也考虑过国民党另外几个本省籍人选,但是觉得无一比李登辉更合适。我假设蒋经国事前必定十分肯定他是位可靠的人才,相信他会延续自己的政策,绝不走台独路线。
　　最初几年,李登辉坚持国民党既定的一个中国政策,不主张台湾独立。他成功地在党内争取到一些元老和几个外省籍年轻领袖的支持,牢牢地掌握了国民党控制权。所有跟他意见相左,提出逆耳忠言而身居要职的高官,不久后一一被铲除,包括前“行政院长”郝柏村和“外交部长”钱复。
　　
　　李登辉为统一开出条件
　　
　　李登辉加速推行政制民主改革,委任更多台湾本省人担任要职,巩固了自己对国民党和台湾的控制,把政治权力重心一下子转移到占全人口85%的台湾本省人手中。他彻底地改变了国民党,最终搞到许多党员群起退党成立“新党”,也因此使国民党元气大伤,权力大为削弱。
　　“李总统”巩固了自己的政治地位之后便开始把自己的意愿发乎言辞。他的言谈使北京领导人得出这样的结论:他要把台湾跟中国大陆隔开,而且越久越好。1992年,“李总统”为统一开出条件。他把一个中国解释为中华民国,而非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一,必须在一个“自由、繁荣而民主的中国”的大前提下才能成立——换言之,共产中国(大陆)必须先发展成为跟台湾一样的民主社会。我当时不曾意识到,他这样做并非作为商谈的起点,而是蓄意地把两岸锁定在一个从此难以衔接的位置上。
　　1989年,“李总统”到新加坡进行访问,成为有史以来访问东南亚的第一位“台湾总统”。虽然当时新中尚未建交,但我还是决定省去国家元首级的外交礼遇。没有国旗,没有军事检阅,没有国事访问的仪式礼服。一切官方文告中,我们不说他是“台湾总统”,只称他为“来自台湾的李总统”。尽管如此,那次访问还是大大提升了他在本区域的政治形象和地位。
　　
　　一手促成汪辜会谈
　　
　　海峡两岸以我为通话的渠道,也因此很自然地选择了新加坡为1993年4月两岸首个历史性会谈的地点。会谈名为“汪辜会谈”,是以正式代表大陆、台湾双方的“非官方”机构领袖的姓氏为名。代表台湾的辜振甫只想解决纯技术性事宜,例如两岸公证书使用查证、挂号函件失落查询等;“李总统”不希望他和大陆讨论开放贸易,更别谈统一了。汪道涵则希望这些初步会谈日后将引向更具实质内容的两岸统一谈判。不出所料,会谈并未促使两岸关系改善。
　　李登辉访问新加坡时很自豪地告诉过我,因为个人的偏好,他每天必读日本的四大主要报章,通过卫星转播收看东京日本放送协会电视台的节目。即使书籍,也不看英文原著,反(而)爱看日文译本,因为日文译本对他来说更容易阅读。他深深沉浸于日本历史和文化之中,对大陆,无论历史、文化,或者是现有的共产党领袖,他都不放在眼里,并且以日本栽培出来的精英的角度看待中国的一切。
　　我摸不透“李总统”的立场。他的一位朋友向我解释说,他所受的日本教育和训练,向他灌输了日本的武士道的精神,同时他认为带领台湾子民前往“应许之地”是自己的使命。这位友人补充说,李登辉也是虔诚的基督教徒,这使他更立志要不惜一切代价,秉着武士道精神,执行上帝的旨意。
　　
　　陈水扁有两个选择
　　
　　2000年3月台湾大选中,陈水扁正式宣布获胜之后,发表了一些缓和局势的讲话,但是没有一句是承诺最终重归统一的。
　　新的台湾“总统”有两个选择:一是继续李登辉的路线,这意味着两岸将陷入冲突;一是为那一章画上句号,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掀开新的一页。
　　陈水扁如果继续推行李登辉的政策,制造与大陆截然不同的台湾民族特性,将进一步证实北京对他要把台湾带上独立之路的猜疑是正确的。如果台湾因闹“独立”而招来冲突,历史将不会宽容一个给台湾的中国人民带来不必要的苦难的人。
　　海峡两岸的炎黄子孙,可以借着在未来的岁月建立一种彼此都能感到自在些的关系来减少摩擦。台湾领导人有责任避免走向独立,或蓄意扩大两个社会之间的距离。(摘自香港《星岛日报》、有删节)
　　《海外星云》(2000年3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