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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将企业收益划分为显性收益和隐性收益，分析了绿色创新与企业收益之间的关系；将组织能力界定为企业获取、整合、重构资源的能力，表现为对内组织能力和对外组织能力，分析了其对绿色创新和企业收益的中介作用。在资源型企业问卷数据的基础上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绿色创新对企业的显性收益和隐性收益均存在正向关系；在显性收益的获取中，企业的对内组织能力和对外组织能力均表现出部分中介效应；在隐性收益的获取中，对外组织能力表现出了部分中介效应。研究揭示了绿色创新收益的获取路径，对完善商业环境和指导企业实践具有有益价值。关键词：绿色创新；显性收益；隐性收益；组织能力；中介效应中图分类号：F 279.23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7312（2018）01-0117-07
Abstract：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reen innovation and enterprise’s profit is analyzed based on explicit profit and tacit profit.The organizing capability’s mediating effect is also analyzed according to its definition，the ability to obtain，integrating and reconfiguring resources.An empirical study is made based on questionnaires of resourceoriented enterprises.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explicit profit and tacit profit are both positively influenced by green innovation.The inside and outside organizing capability both partly mediate between green innovation and explicit profit.Only outside organizing capability partly mediates between green innovation and tacit profit.The results reveal the possession path of green innovation profit.It is useful to guide enterprises’ practice and improve business environment.
Key words：green innovation；explicit profit；tacit profit；organizing capability；mediating effect
0引言绿色创新是为了实现经济、环境的协调发展，创新主体开展的产品设计、生产工艺、加工过程、管理实践等方面的探索、改进和与之有关的应用活动。绿色创新能否给企业带来满意的收益？企业在绿色创新过程中如何占有这种创新收益？对企业而言，这些问题直接影响到后续创新的积极性。对政府而言，如何保护绿色创新的企业得到应有的收益，避免市场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尴尬，这也直接关系到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早期学者认为积极的绿色创新会引起非生产性的投资，增加生产成本，导致企业竞争力下降[1]。Porter和Linde则认为绿色创新会给企业提供改进机会，帮助企业构建竞争优势[2]。Christmann（2000）[3]分析了绿色创新中的最佳实践（best practices）对成本优势和差异化优势带来的影响。Ziegler等（2007）[4]使用欧洲的公司数据和案例研究的方法实证了绿色创新与环境绩效、经济绩效之间的关系。Paul等（2011）[5]分析了好的环境绩效给企业带来的收益。Nishitani（2011）[6]使用日本制造业的面板数据研究了绿色管理与企业经济绩效之间的正向关系。Lanoie和LaurentLucchetti（2011）[7]认为关注绿色生产和绿色产品的企业更有可能在创新中获得补偿。但也有相反的结论，Hibiki（2010）[8]、HerasSaizarbitoria等（2011）[9]的研究显示环境改善并没有增加企业收益。国内方面，王建明（2010）[10]、卞雅莉（2013）[11]在问卷调查的基础上检验了绿色创新与企业经济绩效之间的正向关系。杨静（2015）[12]则通过上市公司数据研究发现绿色创新与公司价值呈显著的负相关。面对绿色创新与企业绩效之间的不同效果，Christmann（2000）[3]较早地对这一现象进行了解释，他在文献中引入了互补性资产的概念，将绩效的不同归因于组织能力这一异质性资源。杨东宁、周长辉（2004）[13]以组织能力为纽带，解释了环境绩效与经济绩效之间进行转化的内在关系。但是很遗憾，在他们的研究中组织能力仍然还是一种宽泛的企业能力，并没有解释企业到底需要具备哪个（哪些）特殊能力。后续研究中，Berchicci等（2012）[14]分析了环境能力对公司价值的提升作用；杨东宁、杨静等（2015）[12]验证了创新能力、组织冗余资源在绿色创新对公司价值中的调节作用。综观已有成果，可以看到多数研究试图通过实证研究绿色创新与经济绩效和环境绩效之间的关系。绿色创新对于环境绩效的改善似乎是不言而喻的，改善的环境绩效能否转換为企业的实际收益，这是企业更加关心的问题。因此，研究使用了“收益”这一概念来阐述绿色创新的结果，以突出绿色创新与企业之间的关系。此外，为了得到企业收益的获取路径，将组织能力解释为“企业获取、配置有形及无形要素等组织资源的能力”，具体表现为对内组织能力和对外组织能力，以期提高研究结论的可操作性，为企业成功开展绿色创新提供借鉴。 1理论与假设
1.1绿色创新与收益的关系
1.1.1收益的界定已有研究广泛使用了绩效这一变量描述企业绿色创新的结果。研究认为绩效和收益的区别在于，绩效仅强调结果，而忽略了该结果的归属；收益强调某个过程给某个特定对象带来的利益。就绿色创新而言，由于这是一种兼顾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的创新方式，创新结果包含2个方面，分别表现为环境绩效和经济绩效。但是由于环境问题的外部属性，改善的生态环境不能为创新企业独享，环境绩效并不必然转换为企业的经济绩效。作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济单位，
企业可能更加关注自身收益的变化。因此，研究认为使用“收益”描述绿色创新的结果，更加符合企业经营的根本目标。研究中，收益被界定为企业通过开展某项活动所获得的能够支持企业发展的各种利益，具体可以表现为企业收入的增加、成本的减少或者竞争力的增强等。考虑到收益的不同形态，结合尹华、侯贵生（2011）[15]的方法，将收益划分为显性收益和隐性收益。显性收益指的是企业在实施某项战略或活动中获得的经济利益，主要表现为成本的减少、市场占有率的提高、销售额的增加等，这些收益可以直接体现在企业的财务报表中；隐性收益表现为企业在战略实施过程中积累的社会资源和动态能力，这些收益虽然不能直接体现在财务报表中，但是从长远来看有助于企业集聚竞争优势从而获得长远发展。
1.1.2绿色创新与显性收益的关系实施绿色创新的企业，可以通过开发环境友好的产品和技术占领市场，增加收益[16]；通过节约能源和材料的循环使用等方式，降低运作过程成本、原材料成本；由于积极开展绿色创新，好的环境绩效使得企业避免了违背环境政策的潜在损失，降低了因影响环境引发的负债成本和诉讼费用[17]。因而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1：企业的绿色创新与显性收益存在正向关系。
1.1.3绿色创新与隐性收益的关系绿色创新可以在以下方面帮助企业获取竞争优势，为企业长期发展奠定基础：提升公众形象，积极开展绿色创新的企业能够赢得客户更高的评价，获得公众、当地社会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认可[18]；增加对供应商的影响力[19]，在我国环境规制逐渐趋严的大背景下，供应商需要与企业充分合作以降低创新中存在的不确定性，拥有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绿色技术，能够增加企业在供应商中的影响力，从而可以及时满足企业发展的需求；获取行业内的先占优势，相较于被动创新的企业，积极创新不但能够减少或者避免规制成本，而且能够避免“时间压缩不经济”（timecompression diseconomies）[20]，还可以动用较多的资源去游说规制方实现规制俘获，从而获得有利于自身的利益[21]；招聘到更有竞争力的员工，案例分析表明那些背负环境污染恶名的企业往往无法吸引或者保留更称职的员工，而注重环境绩效的企业对人才更有吸引力[22]。这无疑是企业的一笔财富。通过以上分析，研究提出如下假设H2：绿色创新与隐性收益之间存在正向关系。
1.2组织能力的中介作用创新是发明+商业化的过程。因此绿色创新的成功取决于2个重要方面，技术不确定性的减少和商业化中不确定性的减少。虽然在这个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的企业能力有很多，如学习能力、创新能力等[12]，但是考虑到相较于传统创新，绿色创新具有双重外部性特征，为了能够占有创新带来的收益，企业需要投入更多的努力以减少商业化中的不确定。因此研究更加关注企业的组织能力。在企业能力理论中，关于组织能力的界定较为宽泛。有的学者将组织能力等同于企业能力，如Christmann（2000）[3]、吴俊杰、戴勇（2013）[23]将组织能力理解为企业能力，即企业的一种综合能力。但也有学者给出了较为具体的定义。组织能力是指企业配置其所拥有或控制的有形及无形要素等组织资源的能力[24]；是企业有效利用各种有形资产、无形资产过程中的协调机制；是为应对外部商业环境的变化而在企业内部形成的组织技巧、资源和功能，是企业整体战略进程中长期培育的结果[25]。结合Teece的研究，李忆、司有和（2009）[26]从协调与整合能力、重构与转型能力2个维度测量了组织能力，相较于之前的研究更加具体。研究将“组织能力”中的“组织”视为一个动词。企业的某种战略转换为最终的收益，在实施过程中必然涉及到资源的获取、分配、利益主体间的沟通协作等运作行为。企业为了应对多变的外部环境，一方面需要重新配置已有资源，另一方面需要在产业组织内进行合作协调，获取增量资源。在战略实施过程中，需要有效整合存在于企业内外资源的组织能力，包括对内组织能力和对外组织能力。对内，这种组织能力表现为如何更好地利用企业目前的人员、资金、工厂、设备与专利等；对外则表现为与各利益相关者的沟通、协调，为企业构筑最佳的外部环境并充分获取利用外部已有资源，增强企业获利的可能性。“组织能力”则是对行动主体在实施复杂行为时表现出来的协调、整合和重构等能力的一种度量。绿色创新要取得成功离不开企业对资源的协调、整合和重构。Christmann（2000）[3]认为创新过程是内置于企业生产运作过程中的，任何一些细小的改变都会对现有系统造成影响，如果不具备良好的协调、整合、重构能力，这些改变不仅不会提高效率，反而会造成现有系统的紊乱。为了减少或应对创新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系统紊乱，企业需要加强员工相关技能和理念的培训，同时强调各部门之间的协调和配合[22]。绿色创新需要对企业资源进行重新配置[27]。企业对内的这种组织能力将有助于减少绿色创新中的各种障碍，从而可以更顺畅地将新技术转化为价值。绿色创新同样也需要企业具备相应的对外组织能力，表现为与利益相关者的协调、整合和重构，以获取创新资源及外界的认可。Hart（1995）[28]、Sharma（1998）[22]认为在绿色创新过程中，企业需要与社区、媒体、政府以及非政府组织等关键外部利益相关者的整合，在基于信任的基础上与他们建立广泛的合作关系。对于转型期的中国，环境政策还很不完善，企业经营面临很多不确定。在非完全化的市场里开展竞争，那些积极开展绿色创新的企业通常会将这种不确定看作是企業的机会，为了获取潜在收益就需要加强与政府的联系[29]。案例研究也表明积极推行绿色创新的企业，在创新过程中会表现出积极地与利益相关者的沟通[22]。在与政府、非政府等利益相关者的互动中，绿色创新的企业能够发现创造价值的机会，增强企业的影响力和合宜性[29]。因此在转型期的中国，这种对外组织能力是企业获取收益的保证[30]。基于以上分析，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3a：对内组织能力在绿色创新与显性收益中发挥中介作用H3b：对内组织能力在绿色创新与隐性收益中发挥中介作用H4a：对外组织能力在绿色创新与显性收益中发挥中介作用H4b：对外组织能力在绿色创新与隐性收益中发挥中介作用根据以上理论分析，研究模型如图1所示。
2研究设计
2.1总体的选取在绿色创新领域的研究中，林业、能源行业等资源型企业一直是学者重点关注的对象[22]。结合我国国情，为了满足“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建设需求，资源型企业在绿色创新方面表现得更加迫切。因此，研究选取资源型企业为研究总体。
2.2变量的测量
2.2.1绿色创新的测量结合GonzalezBenito（2005）[31]、Sarkis（2005）[32]、Sharma和Henriques（2005）[16]、谢洪明等（2014）[33]的研究，从产品创新、过程创新、管理创新3个维度对绿色创新的表现进行测量，分别设置了5个、6个和4个题项。
2.2.2企业收益的测量借鉴Christmann（2000）[3]和GonzalezBenito（2005）[31]的研究，使用绿色创新所带来的成本优势、高附加值、及时满足客户需求、避免环境处罚作为显性收益的测度指标，共涉及4个题项。借鉴Sharma（1998）[22]、GonzalezBenito（2005）[31]、阳银娟、陈劲（2015）[34]的研究，使用公司形象、对供应商的影响力和员工忠诚、参与制定的行业标准数作为隐性收益的测度指标，涉及4个题项。
2.2.3组织能力的测量结合前述分析将“组织”界定为企业在绿色创新时对各种内外资源的协调、整合与重构，组织能力则表现为企业系统开展这些复杂活动的连贯程度、熟練程度、协调程度。它们表现为与外部利益相关者的沟通、合作及对内部员工的培训、内部各部门的相互协作等。借鉴Buysse（2003）[27]和李忆、司有和（2009）[26]研究中使用的量表，分别设计了对内组织能力和对外组织能力的测度指标，包含6个题项。
2.3控制变量的设定与测量结合已有研究成果，设置企业规模、企业性质和企业存续时间3个控制变量。企业按规模划分为大、中、小3种类型。按照控制人的性质，将企业划分为国有、非国有2种类型；存续时间划分为5年以下、5～10年、10年以上3类。
2.4数据处理方法选择使用阶层回归对数据进行分析，在变量的中介效应检验时参考温忠麟等（2005）[35]的方法。
3研究结果
3.1样本的描述性统计在山东、河南、陕西、内蒙、新疆和贵州等地展开调查。使用简单随机抽样的方法确定调查企业，受访对象是在该企业中有一定工作经验的技术主管、环保主管或者高层管理者以确保获取数据的真实性。共发放问卷200份，最终有效问卷137份。由于小型企业样本数量较少，在后续分析中将其与中型企业合并为中小型企业。经计算所有题项的取值都服从正态分布。样本企业和问卷填写人员资料见表1.
3.2信度与效度检验根据Cronbach α系数和“修正的项目总相关”CITC指标对量表进行信度检验并修正。采用KMO样本充分性检验和Bartlett球体检验，进一步结合探索性因子分析（EFA）进行建构效度检验。检验结果均符合有关标准。
3.3相关性分析对研究中涉及的自变量绿色创新、被解释变量显性收益、隐性收益及中介变量对内组织能力、对外组织能力计算相关系数，结果见表2.
3.4回归分析
3.4.1绿色创新对企业收益的作用回归分析结果见表3.模型一、模型二是以绿色创新的显性收益为因变量进行分析。在模型一中针对3个控制变量做回归。在模型二中，添加了解释变量绿色创新，结果显示该变量的标准化系数为0.338，且通过0.01的显著性检验，表明绿色创新的实施有助于企业显性收益的提高；整个方程的F值为12.589，可决系数R2为0.325，ΔR2为0.102，表明增加的解释变量绿色创新可以解释显性收益变动的10.2%.实证结果支持假设H1.
模型三、模型四则是以绿色创新的隐性收益为因变量进行分析。模型三针对3个控制变量做回归分析。在模型四中添加了解释变量绿色创新，结果显示该变量的标准化系数为0.401，且通过0.01的显著性检验，表明绿色创新的实施有助于企业隐性收益的提高；整个方程的F值为39.589，可决系数R2为0.602，ΔR2为0.142，表明增加的解释变量绿色创新可以解释隐性收益变动的14.2%.假设H2通过检验。
3.4.2组织能力的中介效应计算结果见表4.模型五、六、七分别检验了绿色创新与对内组织能力、对外组织能力及二者交互作用的影响，结果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模型八、模型九进一步检验了这2个变量的中介效应。显性收益方面，对内组织能力、对外组织能力的回归系数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表明它们在企业显性收益获取过程中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假设H3a，H4a通过检验；隐性收益方面，对外组织能力的回归系数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表明它在隐性收益获取中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假设H4b通过检验。对内组织能力对隐性收益的获取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Sobel检验的结果亦不显著，假设H3b没有通过验证。进一步计算可知，在绿色创新对显性收益的作用中，对内组织能力的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12%，对外组织能力的中介效应占78.3%；对隐性收益的作用中，对外组织能力的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37.5%.
上述各模型的方差膨胀系数均在1～2之间，由于篇幅限制，回归结果摘要中没有呈现此项。
4结论与启示
4.1结论
1）绿色创新对企业的显性收益有正向作用。研究中的显性收益更侧重于企业的经济效益，研究结果表明在我国现行的商业环境下，市场具有一定的价值发现功能，通过市场的产品定价，绿色创新能够为企业带来相应收益。此结论与Christmann（2000）[3]的观点、卞雅莉（2013）[11]的实证结果一致。但是国内研究方面，杨静等（2015）[12]的研究结果则相反。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是由于变量测度方法的不同。 2）绿色创新对企业的隐性收益具有正向作用。在研究中，隐性收益的测度使用了诸如公众形象、行业先占优势等题项，这些隐性收益有利于企业未来的长期发展，构筑了企业的竞争优势。因此结论与Paul等（2011）[5]的观点一致。
3）显性收益的获取路径。研究将组织能力划分为对内组织能力和对外组织能力，结果显示二者在绿色创新对收益的作用中均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相比之下，对外组织能力的中介效应更强。
4）隐性收益的获取路径。值得一提的是，研究假设H3b没有通过检验，只有对外组织能力在隐性收益的获取中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此结论说明积极践行绿色创新的企业需要与外界的积极沟通才能获取诸如良好的公司形象、行业内的先占优势等隐性收益；而仅仅埋头创新，缺乏与社会的交流和宣传可能会导致收益的流失。对此可行的解释是我国现有的市场体系在面对环境问题时没有真正发挥识别作用，不能根据企业的内在表现甄别优劣，更进一步地也就无法发挥优胜劣汰的选择作用。所以企业必须通过自身的努力争取相应的隐性收益。
4.2启示无论是创新企业的显性收益还是隐性收益，对外组织能力都发挥了明显的中介作用。这表明在创新过程中，企业虽然需要对内部资源进行整合、重构以减少创新对现有系统的紊乱，但相较之下，创新企业更需要在市场中寻找创新机会、信息，寻找创新合作伙伴，与供应商、客户等利益相关者进行积极沟通、协调，才能顺利实现创新的成功并转换为企业价值，这对于绿色创新企业而言具有很大的启发。积极践行绿色创新的企业不仅需要在创新方面投入相应的资源和设计，更需要通过对供应商、客户等利益相关者的交易结构进行创新，重构、配置相应的业务系统和交易系统，才能顺利完成创新结果的商业化，实现价值获取。对于社会而言，绿色创新不僅有利于改善经济绩效，还可以提高环境绩效。我国正处于社会、制度转型的攻坚阶段，环境规制的实施、国内市场的开放使得政治、市场方面存在诸多不确定性[36]。案例研究表明，企业仅注重创新能力、市场能力等传统能力，是无法获得持续竞争优势的[30]。企业不仅需要在产品市场上超越竞争对手，还需要在社会影响力方面构筑优势。积极绿色创新的企业需要不断提高自己的对外组织能力，与政府、市场构建良好的关系，才能将创新成果固化为企业收益。对于企业而言，一方面要加强与政府、行业的联系，增加在行业内的影响力；另一方面可以通过主动发布社会责任报告、环境评价报告等方式向利益相关者提供信息，增加企业运作的透明度，满足公众在这方面的信息需求，以此帮助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此外，面对市场的相对失灵，政府也需要发挥主导作用，努力营造有利于绿色创新企业的外部条件。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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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强）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7312（2018）01-0117-07
Abstract：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reen innovation and enterprise’s profit is analyzed based on explicit profit and tacit profit.The organizing capability’s mediating effect is also analyzed according to its definition，the ability to obtain，integrating and reconfiguring resources.An empirical study is made based on questionnaires of resourceoriented enterprises.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explicit profit and tacit profit are both positively influenced by green innovation.The inside and outside organizing capability both partly mediate between green innovation and explicit profit.Only outside organizing capability partly mediates between green innovation and tacit profit.The results reveal the possession path of green innovation profit.It is useful to guide enterprises’ practice and improve business environment.
Key words：green innovation；explicit profit；tacit profit；organizing capability；mediating effect
0引言绿色创新是为了实现经济、环境的协调发展，创新主体开展的产品设计、生产工艺、加工过程、管理实践等方面的探索、改进和与之有关的应用活动。绿色创新能否给企业带来满意的收益？企业在绿色创新过程中如何占有这种创新收益？对企业而言，这些问题直接影响到后续创新的积极性。对政府而言，如何保护绿色创新的企业得到应有的收益，避免市场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尴尬，这也直接关系到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早期学者认为积极的绿色创新会引起非生产性的投资，增加生产成本，导致企业竞争力下降[1]。Porter和Linde则认为绿色创新会给企业提供改进机会，帮助企业构建竞争优势[2]。Christmann（2000）[3]分析了绿色创新中的最佳实践（best practices）对成本优势和差异化优势带来的影响。Ziegler等（2007）[4]使用欧洲的公司数据和案例研究的方法实证了绿色创新与环境绩效、经济绩效之间的关系。Paul等（2011）[5]分析了好的环境绩效给企业带来的收益。Nishitani（2011）[6]使用日本制造业的面板数据研究了绿色管理与企业经济绩效之间的正向关系。Lanoie和LaurentLucchetti（2011）[7]认为关注绿色生产和绿色产品的企业更有可能在创新中获得补偿。但也有相反的结论，Hibiki（2010）[8]、HerasSaizarbitoria等（2011）[9]的研究显示环境改善并没有增加企业收益。国内方面，王建明（2010）[10]、卞雅莉（2013）[11]在问卷调查的基础上检验了绿色创新与企业经济绩效之间的正向关系。杨静（2015）[12]则通过上市公司数据研究发现绿色创新与公司价值呈显著的负相关。面对绿色创新与企业绩效之间的不同效果，Christmann（2000）[3]较早地对这一现象进行了解释，他在文献中引入了互补性资产的概念，将绩效的不同归因于组织能力这一异质性资源。杨东宁、周长辉（2004）[13]以组织能力为纽带，解释了环境绩效与经济绩效之间进行转化的内在关系。但是很遗憾，在他们的研究中组织能力仍然还是一种宽泛的企业能力，并没有解释企业到底需要具备哪个（哪些）特殊能力。后续研究中，Berchicci等（2012）[14]分析了环境能力对公司价值的提升作用；杨东宁、杨静等（2015）[12]验证了创新能力、组织冗余资源在绿色创新对公司价值中的调节作用。综观已有成果，可以看到多数研究试图通过实证研究绿色创新与经济绩效和环境绩效之间的关系。绿色创新对于环境绩效的改善似乎是不言而喻的，改善的环境绩效能否转換为企业的实际收益，这是企业更加关心的问题。因此，研究使用了“收益”这一概念来阐述绿色创新的结果，以突出绿色创新与企业之间的关系。此外，为了得到企业收益的获取路径，将组织能力解释为“企业获取、配置有形及无形要素等组织资源的能力”，具体表现为对内组织能力和对外组织能力，以期提高研究结论的可操作性，为企业成功开展绿色创新提供借鉴。 1理论与假设
1.1绿色创新与收益的关系
1.1.1收益的界定已有研究广泛使用了绩效这一变量描述企业绿色创新的结果。研究认为绩效和收益的区别在于，绩效仅强调结果，而忽略了该结果的归属；收益强调某个过程给某个特定对象带来的利益。就绿色创新而言，由于这是一种兼顾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的创新方式，创新结果包含2个方面，分别表现为环境绩效和经济绩效。但是由于环境问题的外部属性，改善的生态环境不能为创新企业独享，环境绩效并不必然转换为企业的经济绩效。作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济单位，
企业可能更加关注自身收益的变化。因此，研究认为使用“收益”描述绿色创新的结果，更加符合企业经营的根本目标。研究中，收益被界定为企业通过开展某项活动所获得的能够支持企业发展的各种利益，具体可以表现为企业收入的增加、成本的减少或者竞争力的增强等。考虑到收益的不同形态，结合尹华、侯贵生（2011）[15]的方法，将收益划分为显性收益和隐性收益。显性收益指的是企业在实施某项战略或活动中获得的经济利益，主要表现为成本的减少、市场占有率的提高、销售额的增加等，这些收益可以直接体现在企业的财务报表中；隐性收益表现为企业在战略实施过程中积累的社会资源和动态能力，这些收益虽然不能直接体现在财务报表中，但是从长远来看有助于企业集聚竞争优势从而获得长远发展。
1.1.2绿色创新与显性收益的关系实施绿色创新的企业，可以通过开发环境友好的产品和技术占领市场，增加收益[16]；通过节约能源和材料的循环使用等方式，降低运作过程成本、原材料成本；由于积极开展绿色创新，好的环境绩效使得企业避免了违背环境政策的潜在损失，降低了因影响环境引发的负债成本和诉讼费用[17]。因而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1：企业的绿色创新与显性收益存在正向关系。
1.1.3绿色创新与隐性收益的关系绿色创新可以在以下方面帮助企业获取竞争优势，为企业长期发展奠定基础：提升公众形象，积极开展绿色创新的企业能够赢得客户更高的评价，获得公众、当地社会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认可[18]；增加对供应商的影响力[19]，在我国环境规制逐渐趋严的大背景下，供应商需要与企业充分合作以降低创新中存在的不确定性，拥有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绿色技术，能够增加企业在供应商中的影响力，从而可以及时满足企业发展的需求；获取行业内的先占优势，相较于被动创新的企业，积极创新不但能够减少或者避免规制成本，而且能够避免“时间压缩不经济”（timecompression diseconomies）[20]，还可以动用较多的资源去游说规制方实现规制俘获，从而获得有利于自身的利益[21]；招聘到更有竞争力的员工，案例分析表明那些背负环境污染恶名的企业往往无法吸引或者保留更称职的员工，而注重环境绩效的企业对人才更有吸引力[22]。这无疑是企业的一笔财富。通过以上分析，研究提出如下假设H2：绿色创新与隐性收益之间存在正向关系。
1.2组织能力的中介作用创新是发明+商业化的过程。因此绿色创新的成功取决于2个重要方面，技术不确定性的减少和商业化中不确定性的减少。虽然在这个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的企业能力有很多，如学习能力、创新能力等[12]，但是考虑到相较于传统创新，绿色创新具有双重外部性特征，为了能够占有创新带来的收益，企业需要投入更多的努力以减少商业化中的不确定。因此研究更加关注企业的组织能力。在企业能力理论中，关于组织能力的界定较为宽泛。有的学者将组织能力等同于企业能力，如Christmann（2000）[3]、吴俊杰、戴勇（2013）[23]将组织能力理解为企业能力，即企业的一种综合能力。但也有学者给出了较为具体的定义。组织能力是指企业配置其所拥有或控制的有形及无形要素等组织资源的能力[24]；是企业有效利用各种有形资产、无形资产过程中的协调机制；是为应对外部商业环境的变化而在企业内部形成的组织技巧、资源和功能，是企业整体战略进程中长期培育的结果[25]。结合Teece的研究，李忆、司有和（2009）[26]从协调与整合能力、重构与转型能力2个维度测量了组织能力，相较于之前的研究更加具体。研究将“组织能力”中的“组织”视为一个动词。企业的某种战略转换为最终的收益，在实施过程中必然涉及到资源的获取、分配、利益主体间的沟通协作等运作行为。企业为了应对多变的外部环境，一方面需要重新配置已有资源，另一方面需要在产业组织内进行合作协调，获取增量资源。在战略实施过程中，需要有效整合存在于企业内外资源的组织能力，包括对内组织能力和对外组织能力。对内，这种组织能力表现为如何更好地利用企业目前的人员、资金、工厂、设备与专利等；对外则表现为与各利益相关者的沟通、协调，为企业构筑最佳的外部环境并充分获取利用外部已有资源，增强企业获利的可能性。“组织能力”则是对行动主体在实施复杂行为时表现出来的协调、整合和重构等能力的一种度量。绿色创新要取得成功离不开企业对资源的协调、整合和重构。Christmann（2000）[3]认为创新过程是内置于企业生产运作过程中的，任何一些细小的改变都会对现有系统造成影响，如果不具备良好的协调、整合、重构能力，这些改变不仅不会提高效率，反而会造成现有系统的紊乱。为了减少或应对创新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系统紊乱，企业需要加强员工相关技能和理念的培训，同时强调各部门之间的协调和配合[22]。绿色创新需要对企业资源进行重新配置[27]。企业对内的这种组织能力将有助于减少绿色创新中的各种障碍，从而可以更顺畅地将新技术转化为价值。绿色创新同样也需要企业具备相应的对外组织能力，表现为与利益相关者的协调、整合和重构，以获取创新资源及外界的认可。Hart（1995）[28]、Sharma（1998）[22]认为在绿色创新过程中，企业需要与社区、媒体、政府以及非政府组织等关键外部利益相关者的整合，在基于信任的基础上与他们建立广泛的合作关系。对于转型期的中国，环境政策还很不完善，企业经营面临很多不确定。在非完全化的市场里开展竞争，那些积极开展绿色创新的企业通常会将这种不确定看作是企業的机会，为了获取潜在收益就需要加强与政府的联系[29]。案例研究也表明积极推行绿色创新的企业，在创新过程中会表现出积极地与利益相关者的沟通[22]。在与政府、非政府等利益相关者的互动中，绿色创新的企业能够发现创造价值的机会，增强企业的影响力和合宜性[29]。因此在转型期的中国，这种对外组织能力是企业获取收益的保证[30]。基于以上分析，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3a：对内组织能力在绿色创新与显性收益中发挥中介作用H3b：对内组织能力在绿色创新与隐性收益中发挥中介作用H4a：对外组织能力在绿色创新与显性收益中发挥中介作用H4b：对外组织能力在绿色创新与隐性收益中发挥中介作用根据以上理论分析，研究模型如图1所示。
2研究设计
2.1总体的选取在绿色创新领域的研究中，林业、能源行业等资源型企业一直是学者重点关注的对象[22]。结合我国国情，为了满足“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建设需求，资源型企业在绿色创新方面表现得更加迫切。因此，研究选取资源型企业为研究总体。
2.2变量的测量
2.2.1绿色创新的测量结合GonzalezBenito（2005）[31]、Sarkis（2005）[32]、Sharma和Henriques（2005）[16]、谢洪明等（2014）[33]的研究，从产品创新、过程创新、管理创新3个维度对绿色创新的表现进行测量，分别设置了5个、6个和4个题项。
2.2.2企业收益的测量借鉴Christmann（2000）[3]和GonzalezBenito（2005）[31]的研究，使用绿色创新所带来的成本优势、高附加值、及时满足客户需求、避免环境处罚作为显性收益的测度指标，共涉及4个题项。借鉴Sharma（1998）[22]、GonzalezBenito（2005）[31]、阳银娟、陈劲（2015）[34]的研究，使用公司形象、对供应商的影响力和员工忠诚、参与制定的行业标准数作为隐性收益的测度指标，涉及4个题项。
2.2.3组织能力的测量结合前述分析将“组织”界定为企业在绿色创新时对各种内外资源的协调、整合与重构，组织能力则表现为企业系统开展这些复杂活动的连贯程度、熟練程度、协调程度。它们表现为与外部利益相关者的沟通、合作及对内部员工的培训、内部各部门的相互协作等。借鉴Buysse（2003）[27]和李忆、司有和（2009）[26]研究中使用的量表，分别设计了对内组织能力和对外组织能力的测度指标，包含6个题项。
2.3控制变量的设定与测量结合已有研究成果，设置企业规模、企业性质和企业存续时间3个控制变量。企业按规模划分为大、中、小3种类型。按照控制人的性质，将企业划分为国有、非国有2种类型；存续时间划分为5年以下、5～10年、10年以上3类。
2.4数据处理方法选择使用阶层回归对数据进行分析，在变量的中介效应检验时参考温忠麟等（2005）[35]的方法。
3研究结果
3.1样本的描述性统计在山东、河南、陕西、内蒙、新疆和贵州等地展开调查。使用简单随机抽样的方法确定调查企业，受访对象是在该企业中有一定工作经验的技术主管、环保主管或者高层管理者以确保获取数据的真实性。共发放问卷200份，最终有效问卷137份。由于小型企业样本数量较少，在后续分析中将其与中型企业合并为中小型企业。经计算所有题项的取值都服从正态分布。样本企业和问卷填写人员资料见表1.
3.2信度与效度检验根据Cronbach α系数和“修正的项目总相关”CITC指标对量表进行信度检验并修正。采用KMO样本充分性检验和Bartlett球体检验，进一步结合探索性因子分析（EFA）进行建构效度检验。检验结果均符合有关标准。
3.3相关性分析对研究中涉及的自变量绿色创新、被解释变量显性收益、隐性收益及中介变量对内组织能力、对外组织能力计算相关系数，结果见表2.
3.4回归分析
3.4.1绿色创新对企业收益的作用回归分析结果见表3.模型一、模型二是以绿色创新的显性收益为因变量进行分析。在模型一中针对3个控制变量做回归。在模型二中，添加了解释变量绿色创新，结果显示该变量的标准化系数为0.338，且通过0.01的显著性检验，表明绿色创新的实施有助于企业显性收益的提高；整个方程的F值为12.589，可决系数R2为0.325，ΔR2为0.102，表明增加的解释变量绿色创新可以解释显性收益变动的10.2%.实证结果支持假设H1.
模型三、模型四则是以绿色创新的隐性收益为因变量进行分析。模型三针对3个控制变量做回归分析。在模型四中添加了解释变量绿色创新，结果显示该变量的标准化系数为0.401，且通过0.01的显著性检验，表明绿色创新的实施有助于企业隐性收益的提高；整个方程的F值为39.589，可决系数R2为0.602，ΔR2为0.142，表明增加的解释变量绿色创新可以解释隐性收益变动的14.2%.假设H2通过检验。
3.4.2组织能力的中介效应计算结果见表4.模型五、六、七分别检验了绿色创新与对内组织能力、对外组织能力及二者交互作用的影响，结果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模型八、模型九进一步检验了这2个变量的中介效应。显性收益方面，对内组织能力、对外组织能力的回归系数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表明它们在企业显性收益获取过程中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假设H3a，H4a通过检验；隐性收益方面，对外组织能力的回归系数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表明它在隐性收益获取中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假设H4b通过检验。对内组织能力对隐性收益的获取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Sobel检验的结果亦不显著，假设H3b没有通过验证。进一步计算可知，在绿色创新对显性收益的作用中，对内组织能力的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12%，对外组织能力的中介效应占78.3%；对隐性收益的作用中，对外组织能力的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37.5%.
上述各模型的方差膨胀系数均在1～2之间，由于篇幅限制，回归结果摘要中没有呈现此项。
4结论与启示
4.1结论
1）绿色创新对企业的显性收益有正向作用。研究中的显性收益更侧重于企业的经济效益，研究结果表明在我国现行的商业环境下，市场具有一定的价值发现功能，通过市场的产品定价，绿色创新能够为企业带来相应收益。此结论与Christmann（2000）[3]的观点、卞雅莉（2013）[11]的实证结果一致。但是国内研究方面，杨静等（2015）[12]的研究结果则相反。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是由于变量测度方法的不同。 2）绿色创新对企业的隐性收益具有正向作用。在研究中，隐性收益的测度使用了诸如公众形象、行业先占优势等题项，这些隐性收益有利于企业未来的长期发展，构筑了企业的竞争优势。因此结论与Paul等（2011）[5]的观点一致。
3）显性收益的获取路径。研究将组织能力划分为对内组织能力和对外组织能力，结果显示二者在绿色创新对收益的作用中均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相比之下，对外组织能力的中介效应更强。
4）隐性收益的获取路径。值得一提的是，研究假设H3b没有通过检验，只有对外组织能力在隐性收益的获取中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此结论说明积极践行绿色创新的企业需要与外界的积极沟通才能获取诸如良好的公司形象、行业内的先占优势等隐性收益；而仅仅埋头创新，缺乏与社会的交流和宣传可能会导致收益的流失。对此可行的解释是我国现有的市场体系在面对环境问题时没有真正发挥识别作用，不能根据企业的内在表现甄别优劣，更进一步地也就无法发挥优胜劣汰的选择作用。所以企业必须通过自身的努力争取相应的隐性收益。
4.2启示无论是创新企业的显性收益还是隐性收益，对外组织能力都发挥了明显的中介作用。这表明在创新过程中，企业虽然需要对内部资源进行整合、重构以减少创新对现有系统的紊乱，但相较之下，创新企业更需要在市场中寻找创新机会、信息，寻找创新合作伙伴，与供应商、客户等利益相关者进行积极沟通、协调，才能顺利实现创新的成功并转换为企业价值，这对于绿色创新企业而言具有很大的启发。积极践行绿色创新的企业不仅需要在创新方面投入相应的资源和设计，更需要通过对供应商、客户等利益相关者的交易结构进行创新，重构、配置相应的业务系统和交易系统，才能顺利完成创新结果的商业化，实现价值获取。对于社会而言，绿色创新不僅有利于改善经济绩效，还可以提高环境绩效。我国正处于社会、制度转型的攻坚阶段，环境规制的实施、国内市场的开放使得政治、市场方面存在诸多不确定性[36]。案例研究表明，企业仅注重创新能力、市场能力等传统能力，是无法获得持续竞争优势的[30]。企业不仅需要在产品市场上超越竞争对手，还需要在社会影响力方面构筑优势。积极绿色创新的企业需要不断提高自己的对外组织能力，与政府、市场构建良好的关系，才能将创新成果固化为企业收益。对于企业而言，一方面要加强与政府、行业的联系，增加在行业内的影响力；另一方面可以通过主动发布社会责任报告、环境评价报告等方式向利益相关者提供信息，增加企业运作的透明度，满足公众在这方面的信息需求，以此帮助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此外，面对市场的相对失灵，政府也需要发挥主导作用，努力营造有利于绿色创新企业的外部条件。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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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