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洛莫·本·阿米
　　（以色列前外交部长，现托莱多国际和平中心主席。著有《战争伤疤，和平伤口：以色列-阿拉伯悲剧》）

　　德国哲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将我们的时代定义为“后国家身份时代”——俄罗斯总统普京肯定不同意。
　　事实上，当前的全球化时代有一个大的悖论，那就是：对同质性的追求伴随着对种族和宗教之“根”的渴求。即使是在统一的欧洲，民族主义和排外主义也从未消失过，爱因斯坦所思考的“恶意幻想”势力仍根深蒂固。
　　在20世纪90年代的巴尔干战争中，在同一片土地上共同生活了几个世纪的社区以及从小一起长大、在同一间学校上学的个体之间激烈地打斗着。用弗洛伊德学派的话说，身份退化为对微小差异的自恋。
　　民族主义是一种本质上由现代政治而创造的产物，它存在于共同历史和共同回忆的包裹之下。国家往往是由一群现在生活在一起，但过去却彼此十分遥远的人而组成的，并且对过去常常加以改写以适应现在。
　　种族忠诚也向来和政治边界不匹配。即使在多民族的南斯拉夫经历了暴力分裂以后，新形成的各个国家也没有一个可以说得上是完全同质的。斯洛文尼亚和塞尔维亚（即使将阿尔巴尼亚裔科索沃人剔除）的少数族裔占总人口的20%～30%。
　　与民主不同，独裁无法协调种族和宗教的多样化。正如我们曾经在南斯拉夫、现在又在中东地区所看到的，多民族或多宗教社会加上集权体制几乎必然会导致国家的崩溃。苏联解体也和其多民族结构的崩溃有很大关系。
　　印度是个特例。印度的民族成分多样，文化、种族和宗教混杂，这并未让它免于种族冲突，但是印度与其说仅仅是一个民族国家，不如说是世界主要文明之一。
　　反之，民族优越感必然会扭曲一个民族与世界其他民族的关系。犹太复国主义便属此类。来源于历史尘埃的民族启蒙思想在新的社会和政治精英手中变成了黑暗力量，歪曲了原本的思想。犹太复国主义已不再是愿意与周边阿拉伯世界寻找联系的民族的范式。
　　欧盟作为基于民主共识的政治共同体，其建立的初衷并不是终结民族国家；其目的是将民族主义转化为跨国合作的积极力量。更普遍地来说，民主国家表明，它们可以在总体政治统一的框架下协调多民族和多语言的多样性。只要具体的人群愿意放弃脱离主义政治，接受哈贝马斯所谓的“宪政爱国主义”，政治决策就可以是去中心化的。
　　加拿大的魁北克分裂主义者在最新选举中的败北应该成为欧洲分裂主义者的警钟。几十年来的宪政不确定性导致商业公司纷纷离开魁北克，蒙特利尔作为商业枢纽的地位不保。最终，魁北克人抛弃了分裂主义者的谬见，后者认为脱离加拿大独立将更符合他们的利益。
　　类似地，如果民族主义者成功地说服大部分苏格兰人在今年秋天的公投中支持独立，那么，苏格兰长期以来的人才和资本流失情况就可能加剧。同样的风险也存在于加泰罗尼亚脱离西班牙独立的计划当中。
　　一国之中央政府向来都有建立国家的责任。普京之所以能够影响乌克兰，并不是因为他所谓的俄罗斯少数族裔在乌克兰面临迫害的说法可信，而是因为乌克兰腐败的民主无法建立真正可自我维持的国家。
　　与此相反，考察一下意大利吞并德语区南蒂罗尔的情形。这一决定是在一战后的巴黎和会上做出的，没有征求当地人民（其中90%说德语）的意见。直至今日，南蒂罗尔仍享有广泛的宪政自治，包括完全的文化自由和留存90%的地区税收的财政制度。该省操两种语言的居民共同生活的经验，可供其他地区顽固的中央政府和不现实的分裂运动者做参考。
　　比如，最新的非官方民调显示，89%的意大利北部“威尼斯共和国”居民支持独立，但是，尽管威尼斯人对脱离较贫穷的南部的渴望在欧洲并不鲜见——富裕地区纳税人觉得补贴烂泥扶不上墙的地区对自己不公——但脱离政治可能走向荒谬的极端。
　　苏格兰就可能走向这一极端。你可以轻易想象爱丁堡政府反对新分裂主义者的情景，正如今天英国议会反对苏格兰独立。
　　历史学家厄尼斯特·勒南梦想着一个取代民族国家的欧罗巴联邦时，他未曾预见到微型国家和准国家所带来的挑战。他相信“人不是他的种族或语言的奴隶，不是他的宗教的奴隶，也不是大江大海和山脉的奴隶。”
　　也许如此吧——但仍有待证明。